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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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卖国方针。

　　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主要原因是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页。]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苛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页。]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这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时，就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年版，第614页。]

　　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317页。]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页。]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3月24日。]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日〕《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7年版，第103～104页。]

　　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辽吉被占纪实》，《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引狼入室。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

　　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10月15H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好。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月27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奸。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

　　三、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参见附图l)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9月23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第126页。]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

　　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

　　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一)夺取江桥，侵占黑龙江

　　黑龙江省处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伪军向龙江(齐齐哈尔)发动进攻，企图达到不直接出兵而取得黑龙江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主席未成，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

　　当时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

　　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并将嫩江桥破坏三孔。

　　日军利用张海鹏伪军进攻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它出兵的“天赐良机”[〔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可以“依然利用张海鹏军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关东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39页。]，以实现其“征服北满的方略”。[〔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4页。]

　　10月27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校，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令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修复嫩江大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为掩护自行修理。[〔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当时，日军已决定由第2师第16团的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准备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

　　11月2日，林义秀偕同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当即遭到马占山回驳。林义秀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通告转交马占山。通告说：

　　“(1)自即日起，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

　　(2)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之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修竣之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

　　对于违背上述要求者，即被认为对日军怀有故意而行使其合法之武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7～368页。] 马占山决定对日修桥取放任态度，但江桥阵地不能后撤，采取必要自卫措施。随后，双方开始交火。

　　日军经两日激战夺取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占山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并要求当晚12时以前答复。下午，林义秀又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方式交给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说：“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是马主席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9日，马占山书面答复本庄繁说：“为披沥诚意，本拟与张海鹏交涉，可是张尚未奉中国政府之命，而且日军又将江桥附近路线切断，为此，不可能与张协议授受政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3页。]

　　日军认为马占山没有诚意，遂于12日13时又由林义秀转交了本庄繁的通告：

　　(1)马占山下野;

　　(2)马占山军从齐齐哈尔撤退;

　　(3)为保障洮昂线安全，日军之一部派至龙江车站，并限于12日晚12时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2页。]

　　但当日晚，即遭到马占山拒绝。

　　关东军用“和平”手段威逼失败后，积极准备发动薪的进攻。11月11日，关东军发布命令，调第2师全力向大兴方面集结。12日中午，日军骑兵第2团在部分步、炮兵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13日，日军将嫩江桥修复，满载补给物资和兵员的列车开到。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师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39旅的3个步兵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进攻。13日深夜，关东军接到陆军大臣有关与马占山交涉的训令：

　　(1)马占山军必须撤退到齐齐哈尔(含)以北;

　　(2)马占山不得向中东铁路以南出兵;

　　(3)马占山军不得妨碍洮昂铁路的运行，如有妨碍，帝国将立即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上述条件，限马占山自11月15日起10日以内实行，限16日正午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随后，又接到参谋总长命令：

　　(1)马占山军如接受并实行我方建议，可令嫩江支队将主力集结于郑家屯以东;

　　(2)马占山军如不接受我方建议，或接受而不实行，贵军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关东军一方面让林义秀和清水通过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张仲仁，将此意通知马占山;另一方面命令第2师从17日起发起进攻。至18日，日军第2师主力已全部增援至嫩江方面加入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后被迫撤退。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分三路追击。

　　19日下午，占领齐齐哈尔。从此，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也沦于敌手。

　　由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在全国各界的谴责和国民党派系斗争激化的情况之下，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但他在暗中仍操纵着大权，并伺机再次上台。

　　(二)侵占锦州，攫取辽西地区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即将作战方向转向锦州，以夺取整个辽西地区。

　　锦州为辽西重镇，是北(平)宁(沈阳)、锦(州)朝(阳)两铁路的交叉点，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能巩固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也为进一步侵占热河和入侵关内作战取得重要的前进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东北军大部撤退到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以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9月底，两署在锦州开始办公后，调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驻桃南的步兵第20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步兵第12旅沿大凌河布防。另外还有步兵第19旅、炮兵第8旅与炮兵第6旅第13团以及沈阳步兵第7旅之一部，兵力约2万，火炮约70门。

　　1931年10月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轰炸锦州。

　　10月8日中午，日机11架(侦察机6架、轰炸机5架)从沈阳机场起飞，13时40分飞抵锦州上空，对辽宁省政府所在地的交通大学、第28师兵营和张作相公馆等处投下25公斤重的炸弹75颗。接着，日本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好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派奉天讲武堂教官日本预备役步兵上尉仓冈繁太郎等14人为顾问，收买利用土匪组织伪军，骚扰辽西地方治安，并策动张学成叛乱，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出兵辽西。但是，这两股汉奸土匪武装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消灭。这样，日军便又寻找别的借口，以便直接出兵攻占锦州，夺取辽西地区。

　　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 [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晚，由日本浪入及汉奸组成的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袭击华界，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驻天津日军下令戒严，土肥原等策动薄仪去东北充当傀儡。11月26日，土肥原又制造第二起天津事件，关东军以侵救天津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指向锦州，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

　　11月26日夜，关东军接到驻天津日军的急电称：“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面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本庄繁立即复电：“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救援贵军的危急。”[〔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11月2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混成第4旅沿北宁线进至大凌河一线，掩护军主力开进，并为进攻锦州附近中国军队阵地实施侦察;令混成第39旅和第2师主力到沈阳集结。同时派飞机搜索锦州方面守军的情况并支援混成第4旅行动。8时以后，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中国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国民党政府经与英、美、法等国商议，已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所以这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怕引起国际上的反对，又于当天下午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进入辽西的部队一律撤回到辽河以东。日军其他后续部队也退回沈阳。

　　12月上旬，关东军为了一举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一再以所谓“讨伐匪贼”的名义要求增派兵力。

　　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

　　12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决定从北向南直指锦州。经天皇批准，于12月17日派遣混成第8旅，27日派遣第20师司令部和混成第38旅，以及坦克、野战炮兵等部队侵入中国东北参战。日本新组成的犬养毅内阁也同意了军部进攻锦州的计划。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给关东军下达侵占锦州的内部训令，关东军随即作好了进攻锦州的一切部署。12月28日，日军第2师、第20师、混成第39旅、混成第8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1月1日从三面包围了锦州。

　　锦州守军由于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从12月29日起即开始撤退;1月3日晨，全部撤出锦州。3日下午，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锦州的失陷，为日本向华北扩张打开了大门。日军占领锦州后，迅速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被日军占领。接着，关东军下令重新调整了部署。

　　(三)侵占哈尔滨，攫取东三省特区

　　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放弃了直接出兵夺取哈尔滨的计划，利用与日本早有勾结的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了傀儡政权，取名为“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建立了2000余人的特区警察队。但是，哈市群众反日情绪高涨，再加上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东铁护路总司令兼第28旅旅长丁超、第26旅旅长邢占清等部表示抗日，所以张景惠暂时还不敢公开当汉奸。

　　吉林沦陷后，熙洽在吉林组织伪省政府。11月间，张学良和张作相即电令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在宾县建立吉林省政府，并委派其任代理主席，委派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不到一个月，各县政权组织迅速恢复，形成了与熙洽为首的吉林省伪政权的对立，打乱了日军占领整个北满的计划。于是，日军一面拉拢张景惠，一面把投降日军的原吉林省军编成5个旅，并以投敌叛国的原师长于琛澄为“吉林省剿匪司令”，企图消灭抗日力量。1932年1月，于琛澄率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及马锡麟、刘宝林两个混成旅，在日军少校东宫铁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愉树将东北军第25旅击溃。23日在拉林附近与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部发生战斗，冯部撤退。然后，于部伪军向哈尔滨节节逼近。

　　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里外夹攻，正当哈市形势发发可危、人心惶惶之时，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领1个团于25日星夜赶赴哈尔滨，与第28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于琛澄另派刘宝林率一支伪军开到双城堡东十里铺附近，2月1日被第22旅旅长赵毅所率领的部队包围，大部被歼。

　　当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于琛澄伪军进攻受挫后，便以哈尔滨形势不稳为理由，要求出兵，立即得到陆军参谋部的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少将率该旅(欠步兵第29团)、野战炮兵第8团第1营主力组成长谷部支队，紧急开赴哈尔滨;同时命令驻沈阳的步兵第29团准备出动。29日，本庄繁又命令第2师主力和第29团到长春集结待命，沈阳的独立飞行第9中队也调至长春。

　　30日，中东铁路南段落入日军之手。随后，日军第2师经双城、哈尔滨外围等激战于2月5日进占哈尔滨。吉林抗日军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但数量不过1.2万余人。至此，历时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原省区的政权和东北军逐渐瓦解，以若干爱国将领率领的部分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0: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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