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第三节
2017-11-14 15:14:04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三节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的出笼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亦即三种形式：

　　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

　　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

　　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61、第189页。]。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即9月19日至22日的几天内，关东军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日军参谋部派遣的建川美次少将以特使身份参加了讨论。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要领

　　(1)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关于其它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2)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3)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洽(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这些人原属于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

　　(4)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89页。]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

　　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约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研究和炮制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

　　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炮制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的《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4页。]，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定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42页。]等等，可以说都在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作了些具体补充。

　　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但其基本点，都不外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说的“关于建立新政权的三条根本原则”，即：

　　(1)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

　　(2)一手统一满蒙。

　　(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1932年1月13日，板垣捧着日本天皇的敕语，带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由东京返回沈阳。从此以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校发电，让他制造事端，遂酿成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二、拼凑伪省政权与成立“自治指导部”

　　日本关东军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向东北各地的进攻仍在进行，所以决定随着军事占领地区的扩大，先成立省、县等地方伪政权。

　　1931年9月22日，日军参谋副总长致电派到沈阳的建川美次，表示同意开始进行谋略活动的意见。于是，当天16时，关东军向天津日军司令官发出电报，让他把住在日租界的傅仪等置于其“保护”之下。接着又连日派人分别同哈尔滨的张景惠、吉林的熙洽、桃辽的张海鹏、东边道的于芒山等人进行联络。[〔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J985年版，第191～192页。]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他准备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他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页。] 9月26日，熙洽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自任会长，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并“聘请”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吉林“满铁”公所长滨田有一等7人为顾问团，掌管长官公署军政各方面的实权。

　　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几经周折。日军占领沈阳后，根据吞并领土方案，立即任命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当改为建立“独立国”方案后，日本陆军中央认为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太为露骨，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为物色适当的人选，直到10月20日，关东军才让土肥原下台，起用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伪沈阳市长，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督。

　　辽宁省的傀儡政权，先是在1931年9月24日，利用亲日派袁金销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6日，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充当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充当副委员长，暂代行省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四民”指商、工、农、学。]，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又组织了“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为其进一步拼凑整个东北傀儡政权大造舆论。9月28日，赵欣伯等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一起，发表了一个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

　　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11月20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 12月13日决定用事变后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就任伪省长，袁金铠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解散。16日，臧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的张学良政府。臧式毅就任后，任命原维持会顾问金井章次为省政府首席顾问兼交通委员会顾问，大雄峰会骨干分子中野琥逸为奉天市首席顾问;其它重要部门也均有日本顾问。至此，在辽宁总算拼凑成了脱离中国而在日人控制下的“新政权”。

　　张景惠在哈尔滨拼凑治安维持会。当时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附属地属于东三省特别区管辖。“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日本人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正在沈阳。9月22日，板垣秘密策动他返回哈尔滨宣布“自治”。9月27日，张景惠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又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招募2000余人的“特区警备队”，枪支弹药均由日军秘密提供。由于哈尔滨周围驻有抗日武装，哈市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所以直到1932年初，张景惠才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叛国。

　　另外，在日本人的积极策动下，吉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1931年10月1日宣布“独立”，自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同月16日，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黑龙江的伪政权是在马占山决定投敌后建立的。

　　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继续坚持抗日。25日，日军扶植劣绅、前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等，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见马占山未降，迟迟不敢就任。30日，日军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曾致函马占山诱降，马未予置理。但马占山常与赵仲仁及哈尔滨义祥火磨经理韩云阶(后为黑伪省长)等来往。这两个汉奸常到哈见张景惠和日本人，密谋将马占山出卖，实际上他们已成为马占山的入幕之宾。

　　12月6日，本庄繁派板垣一行5人到海伦诱降。马占山于7日晚会见板垣。板垣以不反抗日军为条件，诱使马占山就任黑龙江军政帮办或警备司令之职，而把黑龙江省主席职务让给张景惠，遭到马占山的拒绝。此后，板垣极力催促张景惠出面，从事诱降活动。马占山允许张景惠到黑省政府主持政务。但不许有日人干预，且马部军费仍由省府照拨。

　　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板垣的指使下，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就任黑龙江省省长。1月6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尔滨，会见张景惠和驹井德三，表示愿与张合作，张即于当日下午乘火车赴龙江。翌日，张景惠发表就任伪省长宣言。然后，委派当地绅士吉祥代理伪省长职，并组成顾问部。

　　当天下午，张景惠返哈尔滨。伪省府的实权，完全由日本顾问村田悫鹰等人掌握。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市，1931年11月10日，日军指使汉好于冲汉在沈阳成立伪“自治指导部”，其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等。

　　“自治指导部”受关东军参谋部指挥，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和中西敏宪手中。“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和自治训练所。关于“自治指导部”的情况，曾任该机构社会部长的笠木良明，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

　　“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独立运动，给独立运动以指示和援助。这个团体的头目虽然是中国人于冲汉，此外还有几个中国人，但占全体人员的90%，并居于最负责地位的，都是日本人。”

　　“这个团体的活动经费，是由关东军拨给的。我们与关东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日〕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上卷，第345页。]

　　“自治指导部”成立后，除命令各县贯彻“自治指导部”的条例和章程外，并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监督改组和指导各县的施政。各县傀儡政权的骨干，大多由“自治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培训出来的汉奸充任。

　　“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主要工具，同时还是制造伪满洲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许多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品，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出自这个机构，以图盗用“民意”，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三、策动溥仪到东北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傅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迷梦。”[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6页。]

　　他恰好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交待：“溥仪之所以被选中”，

　　首先，他“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溥仪具备作为傀儡的优越条件。于是便决定迎接溥仪出山。”[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7页。]

　　日本侵略者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可以说是与拼凑省、县傀儡政权同时进行的。“九·一八”事变的前两个月，曾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少校，通过回国度假的溥杰，给溥仪捎了个口信，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象话，满洲在最近也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这是东北将要发生事变的信息，也是要起用溥仪的一种暗示。“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这次会见是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板垣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曾先后派川岛浪速和金梁到天津，劝诱溥仪。

　　10月下旬，关东军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1页。]

　　于是土肥原奉命秘密去天津，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土肥原是日本陆军上校，在“九·一八”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9页。]

　　土肥原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给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之外，又在11月8日晚制造了“天津事件”。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都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这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吉田坐在一辆汽车上，悄悄跟在后面，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在这里他们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祖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

　　另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张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处境孤立，因而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11月16日要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267页。]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又把博仪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严密封锁起来。

　　四、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为了造成事实，对付调查团，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

　　(一)“建国会议”与“建国运动”

　　1931年12月11日，日本着槻内阁倒台。12日，政友会头子犬养毅组成新内阁后，日本政府对军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采取了完全支持和赞同的态度。12月29日，前任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时任军事参议官)被派到中国东北“视察”，回国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建立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的一些具体办法。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后，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立即催令板垣或石原去东京。1月4日，本庄繁急忙召集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松木侠等，讨论建立伪“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32～333页。]，由板垣带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

　　根据板垣的汇报，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如前所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1月13日，板垣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高级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下、和知、片仓以外，还有土肥原、花谷等，讨论了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决定了大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56、351页。]。

　　板垣在与汉奸赵欣怕多次密商后，于27日到汤岗子拟制了一个有关伪国的“建设顺序的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67页。]

　　2月初，田中新一少校从东京来到沈阳，传达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关于在2月中旬以前宣布建立“新国家”为上策的指示。从2月5日到25日，关东军接连召开了10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加紧策划并具体制定建立伪国的方案。由于这时马占山的态度尚未明朗，决定由板垣、张景惠等加紧作诱降马占山的工作。辽宁伪省长臧式毅也派人同马占山、张景惠、熙洽等联系，提出“联省自治”方案。

　　2月14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并得到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允许，同臧式毅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磋商：

　　(1)马占山来到后，16日下午4时，四省长正式“访问”关东军司令官。

　　(2)16、17日的会议，中国方面可采取任意形式。

　　(3)18日发表宣言。

　　(4)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

　　(5)建立政务委员会的地点，由会议决定。

　　(6)本会议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政体、国号、首府、主要职员、“新国家”成立的日期、委员的具体人选等。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拟定的“纲要”，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

　　关东军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特约顾问驹井德三等。

　　在这次会议上，板垣迫令“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主张，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

　　2月17日14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

　　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85页。]

　　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足见其欺世盗名的把戏了。

　　从2月18日到24日，这一小撮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连续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元首”，但对国体、政体却有意见分歧。熙洽叫他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而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坚持立宪共和制。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

　　最终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决定。2月25日，板垣拿出了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1～392页。]

　　2月29日，关东军还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等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5～396页。]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

　　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省城各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

　　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

　　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

　　2月27日早晨，在沈阳南市场召开了所谓“市民大会”。

　　2月28日上午，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同泽女中校址)召开伪“全省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和决议。

　　29日中午，召开了“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11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下午又组织了由数十辆汽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溥仪粉墨登场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准接见其他人。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一个伪国“建设顺序的纲要”以后，于1932年1月29日，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后来，溥仪听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时，立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

　　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

　　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分。于是，板垣冷冷他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便告辞了。

　　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

　　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的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

　　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傅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

　　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3月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当他看到“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不禁热泪盈眶，觉得他的复辟“是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

　　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

　　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

　　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所见所闻，认识到他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三)“日满议定书”及密约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傅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仪，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暑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04～205页。]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

　　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功。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15页。]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499～505页。]。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集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象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是，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而已!正如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

　　“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满洲国”的“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科科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火曜”即星期二。]会议”。“在‘火曜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首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法庭上的皇帝》，吉林文支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这就是傀儡皇帝的处境，其他傀儡走狗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了。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0: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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