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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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四节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国际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苏、美、英、法等国政府。

　　一、苏联在邀义上同情与支持

　　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1日，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纵容说：

　　“发起非战条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之价值何在”。[《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

　　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5日的《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2～333页。]

　　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10月29日，《真理报》在评论中指出：“(日本首相)若槻向美国新闻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抵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路北侵的计划。

　　当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与威胁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

　　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苏〕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18页。]

　　同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外相的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初，又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其后，苏联又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及此事，甚至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可以默认伪满洲国的意向。另外，苏联还不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的抗日用的军火途经苏联。苏联这种严守中立的立场，使它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了。

　　二、美、英、法等国的两面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范围的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是，由于他们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对其抱有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发生表示“惊讶”。

　　9月21日，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1928年8月27日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曾征询美国政府，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公约。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苏〕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美国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于10月9日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史汀生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日〕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村出版股份公司。1972年版，第201页。]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竟发表谈话赞同日本侵略中国，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西方国家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道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但是，当日军攻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后，日本即照会苏联，表示对苏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美国便通过驻日大使向币原外相面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策动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本为了独吞中国东北，进而打开侵占华北的门户，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

　　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行动，又限制日本的向南扩张，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这清楚他说明，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但在外交上支持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还在武器装备方面向日本提供援助。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美国报刊舆论与政府观点不尽相同，有少数资产阶级报刊，曾发表过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如1931年9月25日的《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自俄国继承满洲，努力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11月14日的《纽约论坛报》写道：“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但是，多数舆论是同情中国、指责日本的。

　　9月21日的《纽约世界电闻》指出：“日本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开洛(即凯洛格)非战公约，连把保障中国安全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亦视同废纸”。[《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纽约晚报》在9月22日的评论中说：“日本人依然不脱中世纪之东洋人。……由中国夺取沈阳。他们的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美国的人民群众曾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被侵略的中国表示同情。

　　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比美国更为消极。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既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和威胁英国的既得利益;又企图利用日本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英国的在华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只要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中国东北，英国就不会反对。张伯伦公然宣称：“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英国《泰晤士报》在1931年11月2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南满之建设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与钦羡。日本在满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认之。华人妨碍日人合法事业之行为，……以及其他挑衅事件，如日人所陈诉者，……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于不败之地矣。”[《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9页。]

　　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

　　当日本侵占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照会发表后，英国外交部次官艾登仍明确地表示：“中日关于东三省之纠纷已达30年，英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一个内阁成员甚至宣称：“英人最好保持一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朗，1932年9月19日。]

　　1932年1月11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评述英国政府关于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公告时声称，维护“中国的完整”不是英国的事情。“这种完整在1912年时没有存在过，今天也不存在”。该报还自欺欺人他说：“日本人并无意在满洲建立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行政机构”。[〔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26页。]

　　法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与英国大体相同。法国的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报纸，赤裸裸他说，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0页。]

　　英法两国对日绥靖主要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活动进行的。法国外长白里安，当时作为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的会议主席，对国联的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尽管也表示不满，但是，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法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施耐德一克列索”、“戈特契基斯”、“洛林”和“狄特里赫”等，和日本签定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货合同。法国还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第431页。]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对日绥靖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愈加嚣张。日军在占领锦州从而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立刻把侵略矛头伸向了华北地区。

　　三、国联决议及李顿调查团

　　(一)国联决议与执行情况

　　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训令，于21日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 [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为：“(一)兹特声明：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与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内之和平;如遇联盟任何会员国之请求，秘书长应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二)又声明：凡涉及国际关系上任何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赖之良好谅解之情势，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以友谊名义提请大会或行政院注意。”《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7页。]，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发言，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竭力颠倒黑白，他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由于中国“挑衅”而引起的，日本的进攻纯属“自卫”;并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要求理事会延期讨论，等候日本政府训令。

　　于是，国联理事会按照英国代表薛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

　　(1)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

　　(2)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

　　(3)将关于本事件之会议记录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国。

　　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上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明明是偏袒日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哪里有蒋介石、汪精卫们所依赖的“公道”可言?

　　尽管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

　　日本当局认为：“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止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的能力。”[〔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7页。]他们判断，国际联盟并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

　　因此，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表明，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解的同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350页。];并表示愿意将军队撤至“满铁”范围内，就在这“撤兵”的烟幕下，日本侵略军又接连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又作出9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双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

　　这个决议，虽然是提出要日本撤兵，却未规定撤兵期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

　　据国联领导人解释说，这种“疏忽”，是因为日本代表已能使国联行政院理事国相信：仿佛“由于军人固执”，规定确实的撤退期限就会在实际上延长这一期限。国联中消息灵通人士中得悉：美国也不支持关于规定撤兵期限一点，他们借口说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强迫日本接受外来的条件”。[〔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页。]

　　国联还以对侵略者十分关切的态度，在决议中同时规定，日本撤兵的条件是，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

　　结果，日本政府随即照会国联理事会，声言：“因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故军事当局不得不取消撤军之决定。因各地日侨无日军保护，危险日增，致使恢复原状，特别困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2页。]

　　与此同时，日本又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叛变祖国，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伪行政机构;积极策动汉奸张海鹏向黑龙江进犯;并于10月8日出动飞机轰炸了锦州。

　　鉴于中国东北局势日趋恶化，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要求，于10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理事会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撤兵，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设立调解机关，解决中日间纠纷。但是，日本方面不仅公然拒绝接受，而且于11月初开始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由于英、美、法等大国领导集团不愿因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不敢制裁日本，因而使国联的3次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当时，日军已侵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并在天津制造事件，增兵沈阳，积极准备进攻锦州和辽西。

　　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受到威胁。美国急忙授意国民党政府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主张在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日军撤回“满铁”附属地界内，中国军队撤至关内。日本也同意设中立区，但要求在中立区保留“剿匪权”。

　　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8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却同意保留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指出：“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40页。]

　　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剿匪”为名，攻占了锦州和辽西。

　　以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采取的纵容态度和发挥的消极作用。

　　(二)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为了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决议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利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团员为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佛兰克洛斯·麦考益，法国前任安甫(越南)军司令官和法国殖民地防御委员会主席亨利·克劳德，德国前任东非总督恩利克·希尼，以及意大利前任南美各国公使马柯迪伯爵。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调查团的活动。

　　李顿调查团组成后，理应直接奔赴被侵略的中国东北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可足，他们却首先历访英法美各国政府要员，领受意旨。2月3日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及太平洋，2月29日首先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芳泽谦吉、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等军政要人。为了领会日本的外交意图，调查团在东京的10天中，6次与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详谈。调查团于3月14日才到达中国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

　　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到沈阳后的11天中，调查团即有6天安排了6次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访问，足见是何等的重视。其次是与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和汉奸张景惠等进行详谈。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裕仁天皇指派了日本前驻苏大使到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又派参谋部情报部欧洲科长渡久雄上校为李顿调查团的前站人员，对所到之处都事先安排。关东军将调查团任何时候要看的任何地方，都粉饰一新。“满洲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和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被送到乡下的拘留营去。被拘留的还有宪兵队从街头搜捕来的褴褛的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被认为在游行时可能敢于站出来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仅哈尔滨一地就拘捕1361人。1个月前，关东军司令部就已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有名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还教群众喊什么口号，穿什么衣服。调查团团员预定要会见的“满洲国”官员，应说些什么都经过仔细的演习。[〔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9～640页。]

　　据溥仪笔供：“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另据臧式毅笔供：“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2页。]

　　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的商人、银行家、教员、医生、警察、职工等各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指出“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为达到分割中国，实行并吞之阴谋”，“故中国绝对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272页，约14.4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73、52页。]

　　(2)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9月18日下午 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7～138、185、186、189、206、214页。]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

　　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25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75、43、76、74、228、232、138页。]

　　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

　　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6、39、69、250页。]

　　(3)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

　　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2月6日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2月12日，国联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这时，日本已侵占山海关并进犯热河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报告书。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席。1933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一方面受到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公然称赞，胡说：“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21页。] 另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0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经过公断法庭等等放在国联共管之下，而且正在企图把这种共管的制度推行到全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工人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一致的起来撕破国联调查团这一污辱中国民族的报告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0页。]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它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6页。]

　　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强调：“党必须使广大的劳苦群众清楚的了解：李顿报告书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着极大的新的瓜分中国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满洲、热河并上海及其他中国中心城市中的新的军事动作与进攻的危险。”

　　同时指出：“国民党政府积极的参加了报告书的制定，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国际调查团的报告。”这是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决议提出：“只有吸收新的几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的群众争斗，只有将一切群众争斗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才能够保护和扩大苏区，才能够阻滞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398页。]

　　中国各民众救国团体，纷纷通电全国，称调查团报告书“显系抑弱扶强”，证明“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并指出，求救不如自救，求人不如求己，速与日本经济绝交，出兵讨伐叛逆。

　　10月9日，冯玉祥、李烈钩、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应于政策上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10月1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驳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提出“今后惟有迅下坚决意志，本牺牲之精神，以为继续抵抗，而求失地恢复。”[《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日本毫不掩饰国联对它的支持。曾目睹国联大会的吉田茂说：“幸而由于英法大国的周旋和支持，在大会决议中写进不少我方主张”。[〔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直到1933年1月初，英国大使还会见了内田外务相，接着，国联秘书长德拉门(英国)与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草拟了一项试案，并将其内容透露给日本，其中对采用李顿报告书大大地加以限制，还删去了“否认满洲国”的字样。在李顿报告书中明确地提出：“基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不可忽视这一事实，任何解决办法，如不承认这一点，不从日本与满洲的历史性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就不能有满意的效果。”这表明国际联盟调查团是如何努力理解日本立场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国联的支持还很不够。

　　世界上不少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谴责李顿的报告书及其建议，认为它是要保证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要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和扩大武装侵略的基地。

　　苏联政府揭穿了李顿调查团的真实目的。《真理报》写道，调查团极力“在日苏之间制造冲突……为帝国主义者在反华和反苏方面的合作奠定基础。”[〔苏〕C·Ю·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55页。]

　　一位美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在总结国联长时间的会议时说，与会者们的努力“是在于劝告中国人从本国领土上撤退自己的军队。”[《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21页。]

　　由于国联和列强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起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退出国联，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表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已在亚洲形成。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0: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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