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第一节
2017-11-15 09:36:22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抗日

　　一、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推动国内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万宝山与朝鲜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其显明的目的显然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出卖民族利益。”

　　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

　　同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40页。]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

　　(1)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政策;

　　(2)组织反帝大同盟;

　　(3)以传单标语的形式，散发党的主张;

　　(4)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和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

　　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满洲，是实现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预定步骤，是为了以满洲为据点积极进攻中国内地，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决议强调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建立中朝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等组织，进行共同抗日斗争。会后，满洲省委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决议提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决议还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8页。]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3年版，第449～453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456页。]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 “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拿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处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忽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

　　因此，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的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反对向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坚决实行武装反抗等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于部并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及时地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首先兴起的力量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义勇军的成分，不仅有共产党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有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地方官吏和绅士。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也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就发展到30余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领导和援助。

　　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从此以后，中共满洲省委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促进其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辽西、辽东、吉林、龙江各地各部义勇军中，大部分都派进去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著名的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字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

　　1932年7月底，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辽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各党员负责干部赴各地区后，指导当地党组织，并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从无到有，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这些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鼓舞下，抗日热忱高昂，转战在自山黑水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15 09: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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