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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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一节 日本侵华的新步骤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新步骤

　　全面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由于日本受其国力、军力和国际等条件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当局在侵华作战的基本点中明确提出：“因对苏必须严加警戒，所以对华作战必须极力缩小规模，以最少兵力尽速达到作战目的。”“要始终把战争限制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一个方面，这是根本方针。”“只在一方面作战不能消灭中国的武力，因此应只占领必要地区。如此持续下去给中国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国不得不向我方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1页。]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热河、冀东便成为其窥伺的目标。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曾企周乘机侵占热河，只因当时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制造“一·二八”事变，拚凑伪满洲国，应付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调查，而未能付诸实施。1932年下半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日本又将侵犯热河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国内，犬养毅内阁加速经济军事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向战争经济转变，出现了一批与军事工业、殖民地经营及军部势力紧密勾结的新财阀，旧财阀的军事化倾向也大大加强。从而更加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更加激化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

　　1932年5月15日军部少数人制造“五·一五”事件，枪杀了首相犬养毅。22日，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联合内阁。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的结束和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主义苏联从道义上支持中国。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不满，另一方面又期待日本反苏、反共。

　　1933年1月30日，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标志着战争策源地开始在欧洲心脏的形成。美、英、法等国的绥靖态度和德国纳粹的上台，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在中国内部，“九·一八”的炮声，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民的呼声。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外不抵抗和对内进行反革命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遭到日本关东军的疯狂镇压。到1932年底，几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均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认为：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页。]

　　日本这次扩大侵略的主要企图是：侵占热河，逼迫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制造一个非武装地带，以扩大占领区，巩固其对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全面入侵华北以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在侵略步骤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

　　第一步，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谋略为辅，武装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同时对华北进行策反工作。1933年2月10日，关东军在侵热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第二步，在以谋略为主，争取不战而取华北不成的情况下，改取“迫和为主，内部策动为从”的方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24页。]派兵入侵关内，威胁平、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长城以南建立非武装区，为进一步南侵打开缺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

　　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5年东京版，第788页。]为诱降汤玉麟，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早在“九·一八”之后就保护汤玉麟的家属离沈阳经大连到天津。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又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

　　此后，日军除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与汤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高原在返回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玉麟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杀死。]化装到承德进行活动。这年冬天，日军又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三点要求，即：汤派代表长驻长春;将铁路由北票延伸至承德;日军在承德设置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方要求同时电告张学良和汤玉麟。张复电张舜卿，令其断然拒绝。日军见诱降不成，便决定对热河发动武装进攻。

　　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是威胁到建设“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491页。]

　　7月25日，日军参谋次长复电关东军参谋长：“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89页。]

　　日本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并未放松军事进攻的准备。

　　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提出：“占领热河迟早是要进行的”，“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页。]

　　据此，日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是大造舆论，鼓吹侵热“合法”论。日本刚上台的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都一再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年东京版。]

　　日本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指责张学良操纵义勇军，危害伪满洲国的安全，并扬言要进行“惩罚”。

　　二是调兵遣将，扩编伪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只有1个师，“九·一八”事变时增至3个师，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又先后从日本国内和上海调入第6、第14师，第10师主力，第20师司令部，以及混成第8、第38旅和第1、第4骑兵旅等部，使关东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4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个飞行队，约10万人。[〔日〕桑田悦等编著：《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55～56页。]

　　同年6月6日，还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扩大编制的命令。8月更换了关东军司令官和正副参谋长，司令官为武藤信义，正、副参谋长分别由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担任。同时积极编组伪军。伪满初期共有伪军14万人，主要是由投降的东北地方军组成。为侵犯热河，日军在辽(宁)西和吉(林)西地区组织了王道布的骑兵军，刘桂堂的护国游击军，程国瑞、李际春的暂编第1、第2军等伪军。

　　三是密谋策划，频繁挑衅。1932年7月3日，东京日军参谋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驻义县日军300人以石本权三郎被义勇军拘捕为借口，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23日，日军飞机数架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原华北各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文版，第18页。]

　　至此，日军扩大侵略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有利时机的到来。

　　二、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表内”的国策

　　在日本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侵华新步骤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2年3月14日，还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就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4页。]

　　6月9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刚一个月，蒋介石就在庐山召集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页。] 并提出了“标本兼施”的“剿共”方针和第4次“围剿”计划。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共”总部，并自任总司令，准备调集63万兵力，拨出3500万元巨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4次“围剿”。

　　8月3日，正当日军不断向热河挑衅之际，蒋介石在汉口宣称，限6个月内肃清鄂、湘、赣、豫、皖五省红军。

　　12月14日，日军进攻榆关前夕，蒋介石还在内政会议上说： “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蒋总统全集》第1册，台北版，第606页。]匪、赤匪——系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诬称。]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置榆关失守于不顾，前往江西南昌指挥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

　　4月6日，当长城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5～36页。]

　　4月7日，蒋介石再次鼓吹“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训词，1933年4月7日。]

　　5月8日，正值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关内进攻之际，蒋介石却在江西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军官大讲什么：“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他还说：当前的任务“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38页。]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国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在这个宣言的影响下，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各民众团体、爱国人士、海外华侨，都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将领蔡廷错、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分电蒋介石，请缨抗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榆关守否为华北存亡所关，中国安危所系。”“今日只问抗日方面有何进展，如旁及其他，不但无意思，亦且无意义。”[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6日。]

　　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以全国军队的80%以上开赴抗日前线、人民应全部武装、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和停止对苏维埃区进攻等四项抗日要求。政治学者王造时主张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呼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独立评论》第35期，1933年1月5日。]

　　不仅如此，世界舆论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回电称：各国代表都认为，中国无力抵抗，各国亦无能为力，唯有一面陈诉于国联，一面“尽力抵抗，以示我决心，而壮国联之气”。[罗文干致张学良电，1933年1月1日，《革命文献》，第38辑，台北版。]

　　在国联报告书被通过后，顾维钧等在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3～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66页。]

　　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

　　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5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到2月14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5页。]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第25、第83和第44师4个师。直到3月15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25万人。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60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

　　1月24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85页。]

　　然而不到3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

　　2月5日至13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月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07页。]

　　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

　　3月3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页。]

　　3月4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月6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

　　3月26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年1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73页。]

　　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4～595页。]

　　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3月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1: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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