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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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三节 长城抗战及其失败

　　一、热河沦陷后的中日两军态势

　　在热河、河北之交的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隘口，是热河通往河北和平津的咽喉，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1933年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在下达进攻热河的命令时，就要求所部不失时机地占领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长城主要隘口。同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向长城各口推进。参战兵力共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和飞行队等，共约8万人，另有伪满军数万人配合。其战斗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武藤信义上将 参谋长 小矶国昭中将

　　第6 师师长 板本政右卫门中将

　　步兵第11 旅 旅长松田国三少将

　　步兵第36 旅 旅长高田美名少将

　　骑兵第4 旅旅长 茂木谦之助少将

　　师直属队

　　第8 师师长 西义一中将

　　步兵第4 旅旅长 铃木美通少将

　　步兵第16 旅旅长 川原侃少将

　　骑兵第3 旅旅长 饭田固真少将

　　师直属队

　　混成第33 旅旅长 中村馨少将

　　混成第14 旅旅长 服部兵次郎少将

　　关东军飞行队队长 牧野正迫上校

　　伪满军张海鹏、刘桂堂、李寿山、程国瑞、邵本良、丁强等部

　　日军侵犯长城的部署是：以第8师主力、混成第14旅、混成第33旅、骑兵第4旅，在伪军张海鹏等部配合下，分别由承德、凌源、绥中等地向古北口、喜峰口、义院口等处进犯。日军指挥官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至1933年3月上旬，各路日军已先后抵达长城各主要关口附近，与中国由热河退至宽城以南地区的第4军团、古北口地区的第6军团等部形成对峙。

　　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以黄绍竑为参谋长，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前进。为此调整了战斗序列和部署。至1933年3月15日，编成滦东长城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蒋介石 由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代理

　　第1军团 总指挥 于学忠

　　第51军军长 于学忠(兼)

　　步兵第111 师(董英斌)

　　第113 师(李振唐)

　　第114 师(陈贵群)

　　第118 师(杜绳武)

　　骑兵第1 师(张诚德)

　　炮6 旅

　　第2军团 总指挥 商震

　　第32军军长 商震(兼)

　　兵第84 师(高桂滋)

　　139 师(黄光华)

　　第141 师(高鸿文)

　　第143 师(李杏村)

　　骑兵第4 师(郭希鹏)

　　第57军军长 何柱国

　　步兵第109 师(何柱国)

　　第115 师(姚东藩)

　　第120 师(常经武)

　　骑3 师(王奇峰)

　　第3军团 总指挥 宋哲元

　　第29军军长 宋哲元(兼)

　　步兵第37 师(冯治安)

　　第38 师(张自忠)

　　暂2 师(刘汝明)

　　第40军军长 庞炳勋

　　步兵第39 师(庞炳勋)

　　骑5 师(李福和)

　　第4军团 总指挥 万福麟

　　第53军军长万福麟(兼)

　　步兵第106 师(沈克)

　　第108 师(杨正治)

　　第110 师(何立中)

　　第116 师(缨澄流)

　　第119 师(孙德荃)

　　第129师(周福成)

　　第130 师(朱鸿勋)

　　骑2 师(黄显声)

　　炮 7 旅

　　第6军团 总指挥 张作相

　　第63军军长 冯占海

　　步兵第91 师(3 个旅)，该军为义勇军改编

　　第41军军长 孙殿英

　　步兵第117 旅(丁练庭)

　　第118 旅(刘月亭)

　　第119 旅(邢顶筹)

　　该军5 月中编为第9军团

　　第7军团 总指挥 傅作义

　　第59军军长 傅作义(兼) 步兵3 个旅

　　骑兵第1军军长 赵承绞 骑兵两个旅

　　第8军团 总指挥 杨杰

　　第17军军长 徐庭瑶

　　步兵第2 师(黄杰)

　　第25 师(关麟征)

　　第83 师(刘勘)

　　骑1 旅

　　第26军军长 萧之楚

　　步兵第44 师(萧之楚)

　　独4 旅

　　第67军军长 王以哲

　　第107 师(张政仿)

　　第112 师(张廷枢)

　　第117 师(翁照垣)

　　炮8 旅

　　5 月15 日后，第8军团撤销，第26军交第2军团，第67军交第4军团，第17军由军分会直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584～585页。]

　　以上合计7个军团，13个军(含骑兵军1)，36个师(含骑兵师6)，15个旅(含骑兵旅2，炮兵旅3)，及各军师直属部队，共约25万人。

　　其部署是：

　　以第1军团于学忠部所属第51军防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

　　以第2军团商震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和冷口附近的防务;

　　以第4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整理，并以3个师协助第57军固守冷口以东长城要隘;

　　以第3军团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方向之防御;

　　以第8军团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

　　以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第7军团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的防务。[《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584～585页。]

　　原由退入热河的义勇军改编的第6军团第63军冯占海部大部被裁减和整编;原第5军团汤玉麟部于热河溃败后，残部退至察东沽源一带。

　　二、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鏖战(参见附图9、10)

　　热河弃守后，日军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冀东和察东进犯，中国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部队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在历时80余天(1933年3月5日至5月25日)的奋战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长城东段各隘口的争夺战

　　第1阶段自3月5日开始，退至长城附近的东北部队在华北部队的支援下，于主要关口与进攻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直至3月底。

　　冷口、界岭口战斗

　　在冷口方向，担任防御任务的是第32军商震所部。商震派第139师到第一线作战，其余两个师和军部驻在远离长城线的开平。

　　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接着该师调整部署，加强了冷口北部的防御阵地。3月19日以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139师阵地。该师与敌苦战，并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终将日军逐至口外10余公里的马道沟、肖家营子一带地区，并对峙至月底。

　　界岭口为第4军团第116师缪澄流部防地。1933年3月12日，日军混成第33旅由绥中进到界岭口附近后，即准备向界岭口进攻。

　　16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守军第116师稍事抵抗后即后撤，日军迫至长城内郭家厂、石家沟一带，尔后退守界岭口。

　　17日，第116师组织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长城上的敌楼，并从正面迫近敌人。日军混成第33旅于24日拂晓复攻界岭口，守军再度后撤，日军又进到郭家厂和468高地一线，然后再退回长城沿线。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

　　喜峰口、罗文峪，系平东通往热东的交通孔道，群峰耸立，地形险要。

　　按照北平军分会的部署，第29军宋哲元部担任城岭子口，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至马兰峪之线的防御任务。该部令第37师以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至潘家口一线;令第38师以遵化为中心，防守龙井关至马兰峪一线;令暂编第2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东新庄镇集结待命。1933年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追击万福麟部至此，并占领了口门。第29军立即以一个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庄了口上的战局。

　　3月10日晨，第29军主力先后到达滦阳城(今迁西西北)。此时，防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正在日军混成第14旅主力压迫下后撤。第29军立即接防喜峰口，并阻击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争夺激烈。由于该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着成一团，使日军的飞机、人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混成第14旅首次遇到劲敌，遂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

　　11日夜间，第29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

　　于是，令赵登禹旅长(带伤)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之日军;令佟泽光旅长率另外两个团为另一路，从右翼经钦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日军;令王治邦旅长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即从正面出击。当夜，赵旅官兵身背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

　　12日拂晓，分别抵达北山土、三家子日军骑兵阵地和蔡家峪、白台子炮兵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熟睡之机，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并将日军阵地的火饱和辎重、粮秣，炸毁、烧尽。驻老婆山日军闻讯后，立即赶来救援。于是双方在夜暗中混战。这时，从右翼出击的佟泽光旅赶来增援;担任正面策应任务的王治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高地。在赵、佟二旅合击下，终于将日军击退。夜袭部队由原路胜利返回。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打死日军植田支队长，破坏野炮18门;29军亦伤亡副团长以下军官14人。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喜峰口附近的攻击。此后，除增调鲶江、嵯峨两支部队于18日黄昏攻击并占领潘家口外，主要是把守潘家口、喜峰口、铁门关、董家口等关口，与第29军对峙。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第8师步兵第4旅和骑兵第3旅各一部，在部分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动进攻，企图威胁第29军喜峰口阵地的左后方。防守该处的是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3月16日拂晓，日军企图夺取罗文峪之三岔口高地，守军以一个团跑步绕出黄崖口，截击敌人，将其击退。

　　17日8时，日军在飞机和炮兵支援下，大举进攻罗文峪、山渣峪和沙宝峪。守军诱敌迫近，肉搏冲锋，战斗竟日，日军向鹰手营子退去。18日晨，日军再次猛攻上述阵地。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反复向守军冲击，战士们待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战至傍晚，将其击退。是夜，守军以一个团由沙室峪绕攻日军侧背;另一个团由左翼绕攻其后;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战至天明，日军撤至梅花峪、古山子一带。至此，罗文峪北5公里内，已无敌踪。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化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页。] 日本报纸也评论说，日军这次失败丧尽了“皇军名誉”。[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古北口附近的战斗

　　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最近的关口，为平北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主力向占北口方向追击。

　　东北军王以哲部第107师，在古北口外的老虎山和黄土梁一带，与追击日军激战两昼夜后于3月9日撤至关内。王以哲急调第112师沿长城以北布防，并准备与中央军第17军共同防御占北口。此时尾追第107师的日军已进抵长城附近。第17军第25师关麟征部于3月10日4时抵达古北口。王以哲即令第112师防守占北口长城第1线;令第25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前延伸，是为第2道防线。第25师受领任务后，即以第73旅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并加紧构筑工事。

　　10日15时，第25师刚部署完毕，日军第8师一部即在炮火掩护下，作宽正面的试探性进攻，数小时后退回原线。第25师连夜调整部署，令第73旅加强龙儿峪之线，令第75旅(欠一个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北地域，准备迎击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l1日拂晓，日军第8师主力，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开始向守军发起进攻。

　　防守古北口正面的第112师未尽力抵抗即放弃了第1线阵地，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关口，并乘胜向守军第25师右翼龙几峪阵地包围攻击。驻守该地的第 73旅伤亡严重，联络中断。师长关鳞征指挥第75旅主力驰援该团，将敌击退，并恢复了联系。

　　12日晨5时许，日军在飞机和火炮支援下，对守军阵地再次发起攻击。主力指向龙儿峪阵地，并以大部兵力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更为激烈。战至15时，守军大部不支，被迫后撤。12日夜，撤下的第25师部队重新整理后，在南天门及其左右占领阵地。13日，第17军令第25师撤至密云整补，其防务由第2师接替。日军占领古北口后，未再进行追击。

　　长城抗战第一阶段20多天的作战，不仅给目空一切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民心。但由于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经蒋汪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二)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1933年3月底至5月初为战役第2阶段。日军进攻长城受阻后，改取侧后包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发布第491号命令，决定“军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页。]。

　　其部署：

　　令第6师主力向冷口附近守军第32军商震部进攻;

　　令独立守备队之岩田支队进攻石门寨附近之第57军何柱国部;

　　令混成第33旅向界岭口第53军杨正治部攻击;

　　令第8师一部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上述作战。

　　3月31日晨4时，日军砂田部队和岩田支队在伪靖安军的配合下，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6日，何应钦调第67军王以哲部由平北东进，支援滦东国民党军作战。4月9日，日军第6师主力在混成第14、第33旅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

　　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日军占领建昌营和迁安。

　　由于冷口失陷，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后撤。4月11日～14日，在日军分路猛烈进攻下，驻守界岭口之第53军杨正治部和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占领滦东，威胁开滦煤矿，英国曾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越过长城线引起国际纠纷，于4月19日责成参谋副总长真崎甚三郎令关东军撤出滦东。4月20日，关东军密令第6师于21日前逐次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日军入侵滦东的目的除了迂回中国守军侧背，突破长城线外，就是策应华北的“谋略”工作。

　　早在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时，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即奉东京参谋部密令，担任华北策动国民党政府内变的工作。板垣奉命到天津后，立即组织了特务机关，直接受东京参谋部指挥。在热河、长城抗战期间，板垣曾先后策动段棋瑞、吴佩孚和孙传芳等老军阀，都未得手。最后才选定了早年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以及郝鹏举、石友三等人。张特别受到板垣的赏识，并得到银元30万。

　　4月18日，板垣密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请关东军加紧向南进攻，以策应张之内变。就在日本军方大喊大叫从滦东撤军表示不再越过长城线的同时，关东军为配合板垣的策反行动，命令第8师采取一切手段“对古北口以南地区之敌进行攻击”。[〔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4月20日夜，日军第8师攻占了甫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2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 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421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2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2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83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继续向421主阵地猛攻。第83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

　　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83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完全占领。为策应古北口之战，中国方面曾以北上的中央军第26军萧之楚部(由第44师扩编而成)，于4月27日向兴隆出击，后因新开岭战斗告急而撤出。与此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1军赵承缓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随后，他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讲演，1933年4月12日。] 为拒绝增兵长城制造理论根据。

　　4月上、中旬，第17军在古北口以南与日军对峙期间，各师曾自发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何应钦得知后，竟责备了有关师长。

　　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

　　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向东京总部上报张敬尧准备于4月21日发难后，又相继上报了张作相定于4月26～27日联络滦东的东北军起事，张廷枢、孙殿英、冯占海等，也将在几天内行动。可是时过半月，板垣的计划都落了空，不久张敬尧也被人暗杀了。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看到板垣策反无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

　　(三)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战役第3阶段起于1933年5月上旬，止于当月25日。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部、陆军省制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第1982年版，第102～103页。]

　　令第8师继续在西线实行攻击，直至石匣镇附近，特别要“尽力消灭中央军”;

　　令第6师以一部占领永平(卢龙)、迁安一带，控制滦东，以主力向迁安以北地区进攻;

　　令第14师和独立守备队各抽一部兵力组成一个支队加强第6师;

　　令混成第14旅攻击当面中国守军;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以上作战。

　　5月6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方案》提出：这次用兵的目的是继续使用武力，压迫华北当局屈服或造成华北军队的分裂。至于夺取平津的事，应该继续让天津特务机关去进行“内部策动”。假如内变不能如期得手，关东军应在有利条件和时机下，从速和中国当局订立一个停战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4～515页。]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军第6、第8师于5月上旬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向关内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7日，东线日军第6师所属各部，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分数路向4月下旬日军撤出滦东后返回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

　　中国守军对日军的总攻，缺乏充分准备和有力措施。

　　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第6师及混成第14旅分别渡过滦河后，即以主力向丰润追击;以一部向遵化前进;以伪军5000人攻滦县。

　　13日，第4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令何柱国、王以哲部向唐山、丰润以西之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15日，何应钦令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抵一线;宋哲元部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

　　当日，日军得到中国守军向西撤退的情报后，即令第8师“不要迟疑，继续攻击”;令第6师占领丰润、遵化后，迫使中国守军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守军节节撤退，进攻滦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至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日军第6师全部推进到蓟运河一线。

　　当日军第6师在滦东、滦西对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在西线的日军第8师主力亦于5月10日向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守军第17军发动攻击。该军第83师和第2师轮番与日军激战。至13日，第17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城。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59军傅作义部，由昌平侧击怀柔、顺义两地区的日军未果，乃退守该两县以北地区。

　　日军为了以更苛刻的条件逼迫北平当局与之缔结城下之盟，于5月20日决定加紧追击中国守军。

　　22日，中国守军奉命退至平津城郊组织防御。至23、24日，日军第6、第8师各一部突破三河、宁河防线，陷香河、怀柔、宁河后，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也准备南逃保定。

　　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展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两军对峙于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

　　据日本参谋部统计：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人。[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机密日志，关东军作命令第473号。] 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三、长城抗战的影响与教训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国民党军史研究编纂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6年版，第565页。]

　　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长城抗战前段的一些胜利说明，中国爱国军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不可轻视。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如第29军开往前线1.5万人，所携武器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1/3，还有一些是土造枪，步枪没有刺刀，士兵背的是大刀，全军仅有野炮、山炮10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但他们敢以劣势武器同日军搏斗，以“夜战近战策略，使敌之大炮(及)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宋哲元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1933年3月20日。]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1933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天门与日军苦战，蒋介石却密电何应钦：“连日苦战不停，……殊属不宜，似应相当隔离，俾便得暂整理。”[蒋介石致黄绍坎何应钦密电，1933年5月6日。] 随后，何应钦下令南天门守军撤至九松山一带。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条不抵抗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长城抗战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她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就连国民党内也有许多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借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能够战胜强敌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却受到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扼杀。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改变，抗日救国、不丧失领土主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1: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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