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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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有识之上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同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对抗战准备进行某些筹划。但是，这些都停留在计划及口头上，绝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1935年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内部分化趋于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一些国民党将领及有识之士，“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有的毅然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有的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蒋介石1933年3月23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的纵容态度，使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初步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一些抗战准备。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其“安内”政策，仍然用主要精力“剿共”。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被迫改弦更张，基本上停止了内战，开始筹划全国抗战，加快了抗战准备的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准备很不充分，特别是由于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消耗了国力，削弱了抗日的中坚力量，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步伐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这无疑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一、整理军务加强国防

　　(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15～416页。]

　　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 “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8页。]

　　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国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二)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

　　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

　　第二线有察冀区、山东区、河南区、安徽区、江西区、湖南区;

　　第三线有晋绥区、宁夏区、甘肃区、陕西区、湖北区、四川区、云南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该年度防卫计划大纲还根据对日采取消极和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为甲、乙两案，分别拟定了未来抗日作战的战略方针。

　　《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

　　(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

　　(2)警备区：皖、赣、湘、桂;

　　(3)绥靖区：付、陕、川、宁;

　　(4)预备区：陕、川、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陕、甘、川、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北正面：

　　甲、山东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

　　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

　　丙、河南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

　　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

　　(2)晋绥侧面：

　　甲、山西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

　　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

　　(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

　　乙、浙江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

　　(4)南海岸：

　　甲、福建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

　　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

　　(5)警备区：

　　甲、陕甘宁青区。

　　乙、湘鄂赣皖区。

　　丙、广西区。

　　丁、滇黔区。

　　戊、川康区。[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29～138页。]

　　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又拟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3月修订完毕。

　　此外，1935年3月，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也拟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准备以七·五厘米高射炮营担任南京与各战略要地的防空任务，在全国各省、市、县成立防护团及防空协会，在各省会及各重要地区设置防空情报所或分所，以构成全国防空情报监视网，并将全国划分为9个防空区：苏浙皖、河南、赣闽、晋绥、冀察、湘鄂、粤桂、陕甘、川滇黔。

　　(三)整建陆海空军

　　1.整理陆军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是由若干个新军阀集团的松散联盟所组成。这些新军阀集团各自拥有一支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军队，有相对固定的地盘，割据一方，自成体系，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各不相同。全国除新疆、西康、西藏外，计有180个师、又94个旅、40余个独立团。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必须加以整理。同时，蒋介石也一直企图借整理军队之机，削弱地方异己力量，发展中央嫡系势力。

　　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第1期整编陆军10个师，称为“调整师”。到年底，共整编了20个调整师。随后，又决定在以后2年各调整20个师，连同1936年度已调整的20个师，共60个师，“以作国防军之基干”。此外，还决定同期整理60个师，称为整理师，补充装备，使各师单位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护地方之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5～376页。]

　　至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鳖理共85个师又9个独立旅，此外已适用调整编制但尚未充实的有5个师。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

　　1937年上半年，共编装甲兵1个团、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铁道兵1个团、装甲汽车兵1个团、通讯兵2个团、工兵2个团。

　　迄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170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80个师又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团。

　　2.扩建空军

　　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1934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原有空军8个中队。1935年增编了6个中队，1936年又增编了17个中队(其中包括归顺国民党政府中央的广东空军共10个中队)。至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空军增至31个中队，编成9个大队(即3个轰炸机大队，3个驱逐机大队，2个侦察机大队，1个攻击机大队，共辖26个中队)和5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4个运输机队。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全国有飞机场262个，飞机修理厂6个(分设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和重庆)。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700余名。

　　1936年与意大利合办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7年2月，又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937年5月，将全国划分为6个空军区，先后在南昌、南京成立第3、第1空军区司令部。

　　3.海军建设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建设中，以海军建材最少，“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80页。]

　　1934年海军部曾有1个为期5年造舰50艘的计划，呈送军事委员会，但未能付诸实施。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海军虽有3个舰队，大、小舰艇100余艘，但总计不过6万吨。且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担任警备。

　　(四)修筑国防工事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国防建设进行一些筹划。

　　1935年，虎门要塞改归军政部直辖，经过整理，71门火炮分别修配齐全。

　　1936年3月，对镇海要塞进行了调整。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国民党政府向德国订购了一批要塞重炮，先后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要塞。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政府按照国防区域、作战计划以及战场划分构筑国防工事是从1935年开始的。当年底开始投入较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国防工事按其坚固程度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性工事则由简易材料临时构筑。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构筑大部展开。主要是在按敌情设想的下列地区构筑阵地：

　　(1)山东区：潍河、鲁南、鲁西。

　　(2)冀察区：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

　　(3)河南区：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

　　(4)徐海区：海州、运河、徐州、蚌埠、淮阴。

　　(5)山西区：晋东、晋北。

　　(6)绥远区：绥东、绥北。

　　(7)浙江区：沪杭线、宁波、温州、台州、京杭。

　　(8)江苏区：京沪线、南通、南京。

　　(9)福建区：龙岩、延平、福州、厦门。

　　(10)广东区：潮州、汕头、雷州、琼州、广州、惠州。

　　上述战场的工事构筑，又分为若干道防线，如京沪间分为漱沪阵地、吴福阵地和锡澄阵地三道防线。至1937年上半年，江苏、浙江、山东、河甫、山西、绥远、冀察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漱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澉甬、宁镇、鲁南、豫北、豫东、沧保德石、娘子关雁门关内长城等阵地工事。

　　另外，武汉地区的国防工事，也于1935年夏开工，从北面的武胜关，南部的城陵矶，东至田家镇，构筑东向的武汉外围国防工事，断断续续构筑了两年之久，至1937年上半年，仍未竣工。

　　国民党政府修筑的国防工事和整建的要塞，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为尔后的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和《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实行“兵役法”。当年底，首批征集新兵5万名入营训练。

　　与征兵制相关的是建立师管区。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划分全国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

　　1936年，先在苏、浙、皖、赣、豫、鄂6省设立了12个师管区(各辖4个团管区)。1937年春，又在湘、鄂、赣、豫、苏、闽6省设立8个师管区，在川、黔、陕、甘、桂、滇、鲁、冀、晋、绥、宁等省设立19个师管区筹备处。师管区的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等。

　　在实行兵役法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壮丁和学生推行了国民军训。

　　壮丁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并予实施。

　　同时订立《县军训教育官遴选办法》，由中央统一训练各县军训教官，分配备省任用。计第一期至第四期共训练县军训教官968人。至1936年底，壮丁训练完毕者达50余万，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余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壮丁，绝大多数是强抽和抓捕来的，难以收到应有的训练效果。

　　学生军训：

　　1935年国民党政府对大、中学生全面推行集中军训制度，每期3个月，授以预备役军士和候补军官教育。首先实行学生军训的有苏、浙、皖、闽、赣、鄂、鲁、晋、冀、滇等省和京、沪、青3市，尔后逐渐推行到全国。到1936年底，全国高中及同等学校受训合格为预备役军士者有17490人，专科以上学校受训合格为候补军官者有888人。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受军训的高中学生约224000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0人。

　　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整建陆空军等军事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剿共”服务的。

　　1937年度，国民党政府拨出普通军费和国防建设专款共6.34亿元。其中空军建设费7000万元，陆军建设费约1.2亿元，海军建设费228万余元。

　　这是自“九·一八”以来第一笔不用于内战而用于抗战的巨款。然而此时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所能进行和完成的军事准备是极其有限的。

　　二、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筹划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内称：“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应速具勇往果断之决心，采取最进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作适当之准备，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行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

　　该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朋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01～104页。] 并在第3条中规定：“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

　　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甫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47页。]

　　据此，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

　　国民党政府确立配合国防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抗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资源调查和工业建设计划

　　为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提出相应计划，1932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了全国矿产、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化学工业及轻工业有关部分作了分业调查，拟定了统制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但实际上注重进行重工业建设。

　　当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内容如下：

　　(1)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

　　(2)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铁厂，年产30万吨。

　　(3)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

　　(4)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

　　(5)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

　　(6)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

　　(7)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

　　(8)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铔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和硝酸。

　　(9)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

　　(10)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页。]

　　1936年度，国民党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度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于是，资源委员会便开始着手工业建设。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设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铅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21家企业。同时从国防考虑，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工业三年建设计划中筹设的厂矿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这一计划的拟定以及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交通建设

　　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较为显著。

　　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流畅货运，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规定“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57、762页。] 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并对各主要铁路增设防空设施。国民党“五大”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

　　至1937年上半年，交通建设有了较大进展。

　　铁路：

　　中部南北大干线粤汉路于1936年4月28日株(洲)韶(关)段通车后，全线贯通。广九线也于1937年7月中旬接轨投入使用;东西大干线陇海路的展筑工程到1937年上半年，宝鸡以东至连云港共1075公里通车;

　　华东干线浙赣路于1936年通车至南昌，迄1937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西部南北干线同蒲铁路于1935年9月通车，平绥、陇海两路从此勾通;东南的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此外，已经建成的铁路还有杭甬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等。1936年国民党政府还提出了“铁路五年计划”，拟定在5年(1936～1941)内兴建铁路8500公里，其中湘黔、贵南等铁路已开始动工兴建。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13000公里。[资料来源：张公权：《十年来中国的铁道建设》：《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台北1980年6月印影初版，第271～27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4～95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4～105页。]

　　公路：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公里，其中各省联络公路有29000公里，互通公路达3万余公里;已铺路面者有43521公里，土路65979公里。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主要干线有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京陕、洛韶、汴粤、绥新、绥晋、西兰、西汉、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资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93～94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5～106页。]

　　三、寻求外国援助

　　(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讲道：

　　“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并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虽然天天在……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罗俄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依赖和依附世界大国。他为给充当大国的附庸寻找理论根据，竟不顾日本《田中奏折》所规定的“惟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既定的侵略计划，并以错误的大前提，得出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的荒谬结论，认为世界列强是不会让他们的中国殖民地为日本所独占的。因此，认为中国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这明显是指依赖国际的方法和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同时，向西方寻求援助，并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牵制日本，试图以此延缓或避免日本的全面侵华，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南方，加速“剿共”战争，以期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时，利用全国人民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向西方求援，以借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加强统治实力。于是，国民党政府宣布“整个国策”是“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将抗日完全抛置脑后，忙于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33年5月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于8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会谈。随后，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并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国民党政府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急欲倾销的棉麦，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克服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从中也部分解决了“剿共”的军费。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1936年4月7日，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一行抵达美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5月中旬，“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订，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市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

　　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

　　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成玉山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价值8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2月，由中国银行等与沃尔夫公司签署萍乡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1000万元法币的材料贷款;1936年11月，铁道部为湘黔铁路工程和平汉路整理工程，与德国爱森钢铁公司等达成了价值为4000万元法市的材料借款。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经济界的影响，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张除与德国达成协定外，还分别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捷克、法国的一些银行达成铁路借款协定，签订的铁路借款共达31932370英镑。[张嘉璈《中国铁道发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3～74页。]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访欧期间，还与一些国家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央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瑞士银行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1000万瑞士法郎、财政部充实法币外汇准备借款5000万瑞士法郎;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政府购置军用飞机信贷1.2亿法郎;在捷克与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机器、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后因全国抗战爆发，成约大部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决定对华贷款时指出：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虽然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有利于抗战。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出发点的。英美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种种财政经济“援助”，是以强化其在华特殊利益，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和倾销商品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重大代价为前提。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经济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民党政府寻求外援加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更为加深。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1932年2月26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信函，建议讨论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代表欣然同意。同年12月12日，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复交。

　　1934年3月，蒋介石派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是两国军界在复交后的首次接触。同月，颜惠庆在莫斯科向苏方表示，倘若发生日苏战争，中国将支援苏联。1934年9月，苏联决定加入国联，中国给予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苏，秘密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临行前，孔祥熙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请蒋教授协助”增进中苏关系。[《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版，第153页。]

　　1934年10月16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举行会晤，就中苏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蒋向苏联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在一定条件下还将和苏联一起反对进犯之敌，并希望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方式，达成某种攻守同盟的默契，两国通过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对方的态度，明确了合作的前提，并决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谈方式谋求一致，实现合作。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长期逗留在国内的颜惠庆回任驻苏大使，并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以增进友谊。2月19日，又批准艺术大师梅兰芳接受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签订中东铁路买卖协定。

　　这是苏联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政府理应向苏进行严正交涉，但为保持中苏问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对的表示。

　　苏联在推进中苏合作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迅猛膨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密切勾结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亦持积极态度。

　　1935年5月，随着所谓“满蒙边界纠纷”的加剧，蒋介石指示颜惠庆向苏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苏联将可以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苏对此极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置于新基础上感到高兴，并指示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蒋介石合作。5月9日，鲍格莫洛夫提出加强中苏事务性联系的建议，继而又要求举行两国的商约谈判，并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35年10月18日，广田三原则刚刚传到中国。19日，蒋介石就与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提出，由于中苏两国受到来自同一方面的威胁，他是赞成改善中苏关系的，尽管他本人不反对签定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它只是形式上的，关键在于中苏能否签订一个确实保障两国及远东和平的协定，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了打消苏联政府的疑虑，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意图，孔祥熙又会晤鲍格莫洛夫，说明日本人欲在华北制造一个与蒋对立的傀儡政权，故可排除蒋日合作的可能;日苏战争即将发生，中苏军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进而直接了当地对苏大使称：中国政府在迫不得已进行武装抗日的时候，在海上获取任何军需物资都很困难，是否可以经由新疆从苏联获得军需物资。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姿态。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偕张冲秘密取道欧洲，准备赴苏同苏联首脑“商谈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未能取得斯大林关于就秘密军事同盟进行交涉的允诺，遂令陈立夫“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陈立夫：《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近代中国》，1977年第2号，第20页。]

　　苏联方面鉴于蒋介石的某些诚意，于1935年12月14日指令鲍格莫洛夫，苏联同意就蒋介石所提出的协定同中国方面进行具体商讨。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通过汪精卫寻求德国的合作，但根本得不到答复。

　　在此情况下，只有加强对苏合作，于是，1936年10月，蒋介石特派蒋廷黻接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中苏合作的方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接照李维诺夫的意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应该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处于同等的程度，在这方面，苏联既不应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也不要落在他们后面太远。[《蒋廷黻回忆录》，(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为了贷款给中国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担保。孙科告之国共和谈进展，请予宽虑。[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1937年6月，苏联倡议国民党政府召集包括苏、美、英、法、日、荷等国的国际会议，起草太平洋地区性集体安全条约，如遭拒绝，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苏)维戈斯基：《外交史》第3卷，第896页。]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曾与苏大使磋商该项议案，但毫无进展。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5: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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