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第三节
2017-11-21 08:56:33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三节 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一、华侨社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祖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有力的声援。全国抗战开始后，祖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给华侨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使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向更有组织、更大规模、更讲实效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马来亚新加坡，当华侨们获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各华侨团体的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在“七·七”事变后立即进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下，该地区华侨筹赈祖国抗战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在陈嘉庚的倡议下，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陈嘉庚亲自任通讯处主任。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建议，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参与下，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李铁民等华侨知名人士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缅甸，1937年8月1日，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9月间，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同时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旅居美洲的华侨在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授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

　　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动员》、《救亡》、《呼声》、《蹶起》、《铁血》等;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等;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

　　众多的华侨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四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嫌不够，报馆的职工还加班加点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在越南出版的《国民日报》，过去只在出版地南析销售，“七·七”事变后，由于大部分版面刊登祖国抗日的消息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销售范围迅速扩大到河内、金边、万象、曼谷等地。《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有时甚至以全部版面刊登侨胞捐输的消息，极大地推动了侨胞筹赈活动的开展。

　　在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得许多侨报争相仿效，纷纷向国内聘请编辑人员。如《汇总报》聘请乔木(乔冠华)、郑森岛等，此举曾一度惊动了英国殖民当局，竟误以为“乔木”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政论家“乔木”(胡乔木)而不许入境。《星洲日报》聘请了俞颂华等。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华侨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在南洋，华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因而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成效显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南洋各地华侨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在马来亚，各地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索运动”，其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在“救国连索运动”中，每逢有日本船只到达马来亚摈榔屿等港口时，抵制日货的组织都派人查验，如有日货则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阻滞。平时组织锄好团四出巡查，检查各商店、摊贩有无出售日货者，一经发现日货，即进行规劝教育，对屡查屡有者，则进行处罚。在泰国，各华侨商家议定，宁可没有利润，也不出售日货。过去以购销日货为主的商家，一律改国货或欧美货。工作在码头、车站的侨工，也都自动组织起来，火车、轮船一到，立即上前盘查，如有日货，就组织力量暗中破坏。在缅甸，1937年10月10日，各华侨团体组织了抵制日货大游行。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也此起彼伏，使日本货成为过街老鼠。各地华侨的行动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

　　战前，日本渔船在海上捕鱼后都在新加坡上岸销售，战争爆发后，渔船往往不能靠岸，经营渔货的日本商店不是无货就是无人购货，许多渔店被迫关门。

　　战前，新加坡每月从日本输入约为400万元叻币，战争爆发后的月输入仅为100万元。据马来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马方输入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数字的锐减说明，在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本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等款形式。“特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力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台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市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市汽车运输商陈林将一天营业所得悉数捐给了募捐队。该城的光华照相馆专门发售“七·七”留影的纪念券，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募捐组织。巴达维亚华侨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将全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全市华侨还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除了特别捐、献金等形式之外，各地华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1000“单位”[每“单位”药品共50余种，可供容纳500名伤兵的后方医院1个月之用。]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

　　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奎宁)等药品回到祖国，并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以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成立于1939年初，团长王西雅，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全团23人，主要由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

　　1939年5月，该团带着华侨捐赠的大批药品、100多面锦旗和一付铜管乐器，从马尼拉出发，途经香港取道越南从广西入境，于6月中旬到达桂林。

　　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经湘、粤、赣等省于8月初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尔后分别到1、第3团和第3支队开展宣传慰问工作。在完成宣传慰问任务后，团员们纷纷要求直接参加战场的作战。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新四军教导总队为他们举办了集训班，经集训后，大部分人分配到新四军各部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其中沈尔七、唐其忠、陈洛恨等人先后光荣牺牲。

　　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12个队。

　　1939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

　　广州失陷后，旅居南洋的琼崖华侨，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下分香港团(团长范世儒)、赵南团(团长符克)、星洲团(团长陈琴)、泰国团等。全团共276人。在1939年至1940年间，该团先后在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开设医疗所，为当地军民服务。在战斗中，他们曾经救治过一名被日军刺了18刀的年轻妇女，被群众称为“神医”。

　　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琼山县甲子圩，炸伤数十人，但经琼团医护队抢救，无一人死亡。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不仅以人力和技术支援琼崖抗战，而且不断地从海外运回医疗器材，帮助冯白驹领导的抗臼游击队建立野战医院。

　　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支援中国抗战的海上国际交通大部被遮断，西甫边镜上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沿途翻越滇西的横断山脉，道路崎岖险峻，气象变化无常。保证这样一条公路运输的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当时国内人材奇缺，无法满足滇缅公路运输的需要。

　　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者达数千人。最后，南侨总会批准了3200人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上的工作非常艰苦，除了随时有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外，还要过“三关”：

　　第一是“疟疾关”，滇缅公路通过疟疾流行区，许多侨工一到就染上此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愈。每隔一面天或两三天发烧发冷一次，有时行车至半途病发，只能在路旁的草窝里躺着，等待发热发冷过后才能继续开车。

　　第二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许多路段山高坡陡，通过悬崖峭壁，特别是三台山一段，终年雨雾笼罩，路的一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由于潮湿多雨，路面特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入深谷之中，非经过多次来回适应是不敢在这样的路段上开车的。

　　第三是“雨季关”，每年雨季，终日大雨不停，能见度极差，加之山洪暴发，滑坡经常发生，随时都有被山洪和滑坡吞没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修路，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人献身。但广大侨工毫不顾及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除了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以外，其他服务于各个战场上的侨工也都一样努力地为祖国服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广大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空军，不仅大批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而且辽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华侨青年加以培训，输送回国驾机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举办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70余人。美国的其他地方和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到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

　　1937年8月14日，日军工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泮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一起驾机迎战，以3比0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3架敌机围攻，当他弹药耗尽，不能再向敌机攻击时，毅然驾机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其他归侨飞行员的战绩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广东省的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主安地区，和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就有50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主1000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200乡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1940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7: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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