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第四节
2017-11-21 09:00:19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四节 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一、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在国际上首先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

　　在欧洲，1937年8月，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援助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呼吁书，号召英国工人阶级大力开展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的活动。英国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表示铁路工人将尽一切努力抑制政府将工业原料输往日本。英共主席波立特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抗战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应当为帮助中国取得胜利作出贡献。英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

　　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将1800码[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0.9l44米。]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运交宋美龄。此外，一些社会团体还开展各种募捐义卖活动筹集资金。

　　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援中国。法国的“法中之友社”1937年11月13日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

　　12月22日，又召开反日大会，邀请吴玉章等人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通过了援助中国反侵略的决议，并致电蒋了石，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西班牙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也向国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加强反帝斗争和援助中国的宣传，并以抵制日货、拒绝装运输往日本的武器等手段，制裁日本法西斯。拥有1900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和发动会已国援助中国。

　　1939年9月，该会又在苏黎世开会，通过了中国代表朱学范提出的《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援中国，其中仅募捐一项，就筹得556万法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90多万会员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于1938年在卢森堡召开了有34个国家(地区)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各国代表共同提出的援华制日提案，决定国际运输工会的会员工人停止为日本装运军火、汽油等战略物资。

　　在美洲，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于1937年7月29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得到美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尽可能援助”。美共还号召美国工人阶级“停止给日本运送一切军火”。美国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于1937年10月28日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下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在中国驻美机构和美方有关机构的组织、推动下，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筹赈中国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共筹得美金1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

　　1941年5月18日，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美国各地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的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踊跃参加。

　　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朝鲜人民，除了在国内坚持斗争外，大批爱国者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结合参加抗日斗争。金日成等朝鲜爱国者，率先在中国东北组织了以朝鲜人为主体的游击队，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为朝鲜的独立解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对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可贵的帮助。1938年至1940年，朝鲜爱国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于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来到延安的朝鲜志士，建立了“朝鲜义勇军”，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抗战。在中国抗战期间，越南人民和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中国抗战，胡志明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八路军，辗转于延安、重庆、昆明、桂林之间，在领导越南革命的同时帮助中国抗战。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人民，与侨居在这些地区的华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述许多地区的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国家，但日本人民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多次公开揭露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表示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等，曾在延安工作，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直接帮助中国抗战。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他田幸子，以及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延安或重庆，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侵略军的官兵中，许多人被俘后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翻然悔悟，加入反日本法西斯的行列，建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在“觉醒联盟”、“反战同盟”和其他日本人进步团体的领导和推动下，反战的在华日本人以多种形式对日本的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有的日本士兵被俘后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二、白求恩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印度授华医疗队1938年初，正当中国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托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组织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

　　白求恩，1890年生干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

　　1936年曾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白求恩接受委托后，率领医疗队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医疗队由八路军驻地陕北的清涧出发，到达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第120 师重伤员收容所。在这里，自求恩对重伤员进行检查和处理后，继续深入根据地，于6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在五台金刚库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白求恩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十分感人。

　　1938年5月，白求恩由清涧到神木县贺家川时，行程300多公里，历时12天。行前，白求恩自己借来木工工具，亲自动手制作了驮运医疗器械的木箱子。经过12天行程到达贺家川以后，一小时也没有休息，就先查看了每个伤病员。吃过晚饭，白求恩又立即提着手电筒进行第二次查房，对每一个伤病员的伤势及生活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查完房以后，又立即将自己带来的30多件毛毯、床单、鞋、袜等，一一分发给急需的伤员。第二天一早，白求恩又检查手术室，发现房顶没有天花板，手术时灰尘会落到伤口上，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缝制一个手术帐蓬，接着便是做一整天手术。由于白求恩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使许多伤病员得到及时治疗而挽回了生命。白求恩到了晋察冀边区以后，与在贺家川一样，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去松岩口研究模范医院的计划，后来，白求恩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极其危险的冀中平原为八路军救治伤员。白求恩被任命力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顾问以后，想方设法举办卫生训练班，为根据地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医疗卫生骨干。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为一名头部患蜂窝质炎的伤员手术时，在掏取碎骨的过程中左手中指被划破，感染上致命的病毒，未及处理又立即参加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在参加这次战斗中，白求恩虽感不适，但为了抢救战士的生命，他默默地坚持着。战斗结束后，当人们用担架将他抬到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时，病情已极端恶化。这时白求恩已预感到自己的病难于救治，便抢在昏迷之前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交侍自己的希望和未及办完的事情。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患病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士[《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逝世。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使聂荣臻以及接受过他治疗或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泪下。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河北唐县军城村修建了白求恩墓。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颂他是一个“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外国人。

　　白求恩逝世后，为了发扬白求恩精神，1939年12月1日，八路军总部颁布命令，将八路军设在延安的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仅是白求恩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象征。在这个医院里，除了中国医护人员以外，还有一批援助中国抗战的著名的外国专家和医务人员。如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国名马海德)。印度医生D·s·柯棣尼斯(Kotnis)、M·M·爱德尔(Atar)、B·K·巴苏(Basu)、德国医生汉斯·米勒(Hans Mueller)、朝鲜医生方禹镛、澳大利亚医生富莱(Richard Frey)，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部医生保尔舍克(Borcic)等。这些外国专家和医护人员，舍弃自己在国内的和平生活，到中国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军民一样地住窑洞，吃小米，穿草鞋，着粗布·共同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其中乔治·海德姆和柯棣尼斯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国际医院。它不仅在医务人员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援，而且在经济、医疗器械方面，也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援。保卫中国同盟负责人宋庆龄在香港等地开展各种募捐活动，为医院筹集下一批又一批医疗器械和资金。英国朋友约翰·桑勤克诺弗特，曾慷慨地给医院捐献一辆大型救护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协助用飞机将一批医疗器械运到延安。在根据地人民和国际的支援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最终发展成为拥有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共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

　　与白求恩一样在中国竭诚地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该医疗队是印度国民大会组织和派遣的。成员有队长M·M·爱德尔，队员M·R·卓克尔、D·S 柯谏尼斯、B·K·巴苏、D·木克吉等5人。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29日到达武汉，由于武汉失守，11月21日撤至重庆。在重庆经过多方交涉和几番周折，最后才获准去延安。在由重庆赴延安之前，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谭文山应五位印度医生之请，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尔称安德华;卓克尔称卓凯华;柯棣尼斯称可棣华;巴苏称巴思华;木克吉称慕客华。[他们当中有的名字后来在报刊上写成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并一直习惯地沿用着。]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14日受到毛泽东、王明的接见。3月18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被派到八路军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卓凯华被分配到卫校任教师。以后，印度医疗队又先后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

　　他们在中国期间，积极工作，细心诊治伤员，以最大的热忱帮助进行护士教育和由医院代训的学员临床教学。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还会同延安的名医为周恩来会诊治疗骨折的右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医疗队的5人当中，巴苏华和柯棣华在华工作时间最长。

　　巴苏华，1911年生，印度共产党员，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9月来到中国，1939年3月至10月，在八路军军医院外科任主治医生，同年11月与爱德华、柯棣华一起，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作救护工作，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除继续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在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负责编辑《中国报道》杂志。

　　1943年6月回国。1985年卒于印度。

　　柯棣华，1910年生，1938年印度医科大学毕业，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柯棣华具有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品质，在他离开印度到达重庆的时候，接到父亲在国内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劝他回去料理后事，他含泪谢绝说：“我们到中国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柯棣华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这里虽然环境艰苦，比起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还是安全舒适一些。可是柯棣华在医院工作不足半年，就提出要到抗日根据地的前线去。经毛泽东的慎重考虑和批准，柯棣华与爱德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先到晋东南，后到晋察冀。在晋察冀，他们参加了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柯棣华连续工作13于，接收800多名伤员，力585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最紧张的时刻，柯棣华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柯棣华在担任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期间，在医疗药品的供应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上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力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他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家。”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援华医疗队每年轮换一次。到1940年9月，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华服务已届两年，印度政府多次催促他们回国，毛泽东也电促他们取道延安返印。但柯棣华却不肯离开。他热爱中国，憎恨日本法西斯，把能在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愉快。在他来华一年半的短时间里，就学会了中文。在敌后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1942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在中国当一名普通的反法西斯战士。

　　柯棣华的身体历来不甚健壮。他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到敌后战场以后，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癫痫病越发严重。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多次劝他返回延安然后回国治疗，他却拒绝说：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一不能离开伤病员。”由于顽固的癫痫病频繁发作，抢救无效，柯棣华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年仅32岁。对柯棣华的逝世，抗日根据地军民万分悲痛。各地军民都为柯棣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毛泽东专门送了亲笔书写的挽词。挽词写道：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三、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是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申明两国均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规定“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05页。]

　　日本侵略者向华北华中发动大规模进攻，美、英等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也是一个打击。《中苏互下侵犯条约》签订后，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政府总数为5000万美元贷款，以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年息3%，中国政府以茶叶、皮革、兽毛、锡、锌、钨、棉花、桐油、药材和红铜等偿还。1938年7月1日，中苏代表又商定年息3%的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分5年偿还。1939年6月13日，中苏代表再次商定年息与前两次相同的第三笔1.5亿美元的贷款，分10年偿还。1940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总数为2亿美元的两笔贷款。[〔苏〕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苏联除了以贷款的形式援助国民政府抗战以外，还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用物资。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在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战的5年里，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0000余挺，汽车1000余辆。

　　苏联除了以军用物资援助中国以外，还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的训练，并且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0多人，他们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空战，还多次出动轰炸机轰炸日军的机场、车站、港口、仓库、舰船等军事目标。据统计，苏联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即击落日军飞机100余架，炸沉日本舰船70余艘。在作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多人在中国牺牲。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主要直接援助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几乎没有直接援助。如果敌后战场也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四、美、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仅对中国的抗战没有提供必要的援助，相反，在客观上鼓励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才逐渐发生变化。

　　1938年，国民政府派胡适使美，经过反复交涉，中美两国订立了桐油贷款协定，获得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达成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衡资金借款(5000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

　　1940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承认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乓工厂的责任，这才打通了中国直接在美国购买军火的渠道。然而，中国自广州夫守以后，海上国际交通大部断绝，单纯依靠滇缅公路运输不敷需要，购得军火也只能少量运入，美国方面也常以运输问题为借口拖延供货时间，因而中国实际得到的军火与需要的距离仍然很大。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战争开始时，由于英、法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因而对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响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未取得一致认识。1938年底，在美国给中国第一笔贷款后，英国先后给中国商业信用贷款及外汇平准基金等贷款共约1000余万英镑。法国亦给中国贷款1.8亿法郎。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7: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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