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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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二节 新四军东进北上，开辟新区

　　日军侵占武汉后，以7个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中游武汉、南昌之间地区，以4个师又3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力囹以城市和交通线据点为依托，扩大其对占领区的控制。华中地区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因受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未能在苏、浙、皖广大地区失陷后，适时向敌占区挺进，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确定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以刘少奇为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具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根据中原地区的形势和特点，中原局决定撤销中共河南、湖北两个省委，成立中共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豫南等区党委，规定论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支援敌后抗战。并对开展武汉外围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部署。4月中旬，刘少奇离开竹沟，返回延安。

　　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根据华中的情况，提出了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

　　(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2)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

　　并据此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为加强对长江以北乃至整个华中沦陷区工作的领导，1939年9月17日，刘少奇由延安出发，月底再次到达竹沟。11月初经豫皖苏边区涡阳，于月底，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附近山黄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一、第1、第2支队东进北上，江南指挥部成立

　　1939年，新四军第1、第2支队坚决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

　　1939年初，日军在茅山根据地周围频繁“扫荡”，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对茅山根据地实行封锁。新四军在反“扫荡”的同时，在金坛地区和溧(水)武(进)公路沿线，主动出击，先后在水阳镇、官陡门、东湾等地给日军沉重打击。

　　1月6日，“扫荡”宣城之日伪军130余人北撤，当晚进至芜湖以东的水阳镇。7日晨，第2支队第3、第4团在水阳镇以北1.5公里处设伏，毙伤敌30余人。1月21日凌晨，第2支队第3团突然袭击芜湖日军机场外围据点官陡门，经20分钟战斗，毙伤伪军70余人，俘伪军60余人，并将伪军据点捣毁，第3团仅伤两人。

　　2月7日，第1支队第2团攻击溧武公路日军重要据点东湾，火烧碉堡，将东湾据点日军全部歼灭，并击退来援日军两批(共300人)，在1小时的战斗中，共歼日伪军200余人，缴枪20余支。接着该团又于2月18日袭击延陵敌据点，歼日伪军80余人。

　　1939年初，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挺进扬中，将该地伪军消灭，并以第3、第4支队各一部北渡长江，进至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从而控制了通扬运河以南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二李”)取得联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1939年4月初，陈毅命令第6团准备东进江南东路地区。[东路地区指无锡、江阴公路以东的江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地区。]

　　5月5日拂晓，第6团由常州附近越过京沪铁路，在戴溪桥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成立“江抗”指挥部，梅光迪任指挥，叶飞任副指挥，以“江抗”名义继续东进。5月下旬，“江抗”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日伪军600余人遭遇，歼敌百余人，取得东进途中第一次战斗胜利。6月24日夜，“江抗”袭击京沪铁路中段日军重要据点浒墅关车站，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地日军50余人和伪军1个中队，炸毁铁桥1座，使京沪铁路停运3天。随后乘胜东进，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畔与常熟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民抗”取得联系。

　　7月，“江抗”以约1个团的兵力南越京沪铁路，进入青浦，与当地游击队会合。7月23日，上海日伪军一部到青浦“扫荡”，“江抗”击退日伪军后，跟踪追击，竟于天黑后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当即击毁敌机4架，使京沪线上日军大为震惊。”江抗”在东路地区连战皆捷，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江抗”遂扩编为第2、第3、第5路。此后，“江抗”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抗日游击队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根据地。随后，“江抗”奉命西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坚持当地斗争。

　　11月7日，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甫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的第2、第4团、新3、新6团、“江抗”、丹阳游纵及苏南地方武装。同时，成立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江抗”第2路到扬中后，与丹阳游击纵队台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至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外，第4团主力与“挺纵”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

　　二、新四军军部率第3支队等部坚持皖南抗日阵地

　　1938年12月，在皖南坚持抗战的第3支队(欠第6团)由青弋江防区奉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当月和1939年8月，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先后由苏南敌后调回皖南，归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到1940年秋，在皖南又已陆续组建了新1团、新3团，军部特务营也扩大为特务团。

　　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不断对皖南进行“扫荡”。1939年日军5次进犯繁昌。1～2月，繁昌两失两克。5月20日至23日，日军1000余人第3次进犯繁昌，第3支队和第1团毙伤日军300余人，将日军击退，新四军伤亡100余人。11月8日至23日，日军2000余人第4次进犯繁昌，新四军毙伤日军450余人，将敌击退，自己伤营长以下77人，亡连长以下38人。12月21、22日，日军1000余人第5次进犯繁昌，再次被击退。

　　1940年4月，日军调集第15、第17、第116师各一部共1万余人，对国民党军防守的青弋江地区及新四军防守的南陵、繁昌地区大举“扫荡”。4月24日，日军一路约5000余人由湾陵、黄墓渡攻占南陵，尔后以2000余人沿青(阳)南(陵)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企图迂回青阳。26日，新四军第1团在父子岭伏击该敌，经8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70名，新四军伤亡84人。

　　日军另一路约4000人，由繁昌以北的三山镇、横山、峨桥等地于4月24日开始向繁昌及其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24日在马家坝、25日在繁昌以南的九郎庙以机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毙伤日军140余人。26日该敌向何家湾前进，新四军第3团与敌遭遇，先敌抢占苏家林、何家湾有利地形，阻击敌军，经9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00余人，迫敌转向木镇前进。5月3日，第5团第1营在铁门闩伏击由繁昌向中分徐前进的日军运输队，毙伤日军60余人。

　　在4月23日至5月3日的反“扫荡”中，新四军进行战斗10余次，毙伤敌近1000人。

　　1940年10月4日，日军又以第15、第116师部队为基干附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由大通、铜陵、荻港、湾沚出动，向皖南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7日黎明，日军5000余人攻陷南陵以南三里店，接着开始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外围的田方、草鞋店、吕山发动猛烈攻击。新四军第3支队及第1、第3团，在军长叶挺亲自指挥下，经一昼夜激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击退其进攻。日军遭打击后，8日经枫坑东渡青戈江，占据了国民党军第52师驻守的泾县城，新四军跟踪追击，围攻径县，9日晨夺回该城。

　　三、江北指挥部成立，第4、第5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为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促进新四军第4支队继续东进，开展江北统战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随即与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纵队司令贝，黄岩任政治委员，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1938年12月，第7团越过淮南路，进入合肥青龙厂及定远一带;1939年3月，第4支队司、政机关及特务营，也先后进至淮南路东。

　　5月6日，叶挺到达庐江县东汤他，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接着，整编了部队，第4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7、第9、第14团。以第8团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第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8、第10、第15团。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以第4支队活动于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定远、合肥、滁县、全椒等地，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8月2日夜，日伪军500余人分由滁县腰铺、全椒出动，3日拂晓前包围了宿营于张二房的国民党滁县常备壮丁队，第4支队第9团一部主动出击，毙伤日伪军40多人，击退了日伪军，救出滁县常备壮丁队。这一行动，增进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8月下旬，第5支队第8、第15团挺进津浦路东，第10团于10月也进入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9月3日，日军侵占来安县城，第5支队将其收复。11月21日，日军再次侵占来安，第5支队展开围攻，毙伤日的军200余人，于23日收复来安。

　　12月，日军从南京、明光(今嘉山县)、蚌埠等处，抽调5000余人，部署于滁县、沙河集、全淑等地。

　　12月19日，日军开始“扫荡”津浦路西藕塘以南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至21日，陆续占领上述各地。周家岗至复兴集一带皆力山地，便于开展游击战，江北指挥部决心采取灵活战术打击敌人并歼其一部。

　　21日至23日，第4支队第7、第9团与敌激战3天，毙伤俘日伪军160余人，迫敌退回全椒，取得了进军皖东后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新四军装备简陋却能以少胜多，使当地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40年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江北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由郑位三任书记。中原局撤销了中共苏皖省委，成立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张劲夫)和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刘顺元)。经过短短三四个月，至1940年3月·皖东各方面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第4、第5支队由7000余人扩大到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余人。

　　第4、第5支队在皖东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

　　1939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无理电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到江南，此后蒋介石、顾祝同一再催逼，并指使国民党顽军进攻第4支队;同时，苏北韩德勤部准备进攻津浦路东第5支队。

　　为了巩固华中的抗战局面，中原局决定首先集中主力于津浦铁路以西，重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对桂军力求缓和，巩固路西抗日阵地;在路东尽量争取韩德勤部独6旅中立，延缓关系破裂时间，待路西形势缓和后，再挥戈东向，击退韩德勤的进攻。同时，为了保卫皖东，发展苏北，中原局多次请求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

　　3月初，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颜仁毅等部袭击驻定远县大桥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被第4、第5支队击溃并歼灭一部。

　　3月21日，韩德勤乘新四军第5支队主力在路西活动，集中第89军第117师两个团、独6旅3个团、盱胎县常备旅秦庆霖部等约1万人，围攻路东第5支队驻地半塔集地区留守部队和机关。中原局决定半塔集部队固守待援，江北指挥部率第5支队、苏皖支队东援，并调挺进纵队主力一部西援。

　　从21日至28日，半塔集部队打退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为增援部队机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顽军见半塔集久攻不下，东西援军又未能阻止，形势不利，当即撤退。

　　29日，新四军分四路出击，经王店集、莲塘战斗，将进犯顽军击溃，并跟踪追击，直至三河南岸。至4月8日，顽军全部退往淮河北岸主应、淮安地区。8月，第5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使皖东、淮海两区打通了联系。

　　在此有利的形势下，中原局抓紧在皖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建立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后陆续建立了滁县、凤阳、来安、嘉山、天长、盱眙、仪征、六合、高邮、宝应等县抗日民主政府。4月18日，建立了津浦路东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和路东联防司令部。8月1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特别是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合，引起日军极大不安。8月下旬，日伪军万余人部署于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八斗岭等据点，9月初开始对路东“扫荡”，企图包围半塔集、大田郢江北指挥部，歼灭新四军，摧毁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14团、独立第1、第2团等部，以游击战与日军周旋，第5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5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从9月5日至17日，与日伪军作战65次，毙伤敌近600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均撤返原防。

　　四、游击支队(第6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睢杞太地区后，连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胜利，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支队进一步扩大。1939年初，游击支队主力由豫东东进商丘、毫县、永城地区。这时日伪军正三路合击毫县(国民党军驻守)，并已侵占毫县东北的芦家庙。2月8日，游击支队第2营到达芦家庙附近，9日凌晨配合友军台击芦家庙之敌，经3小时战斗，毙伤伪军200余人，俘伪军参谋长以下100余人，残敌逃回坞墙。新四军仅伤亡18人。

　　5月，彭雪枫留第1团坚持永城、毫县、商丘、夏邑地区，率第2、第3团进军淮上地区。[淮上地区指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凤(台)公路以东地区。]

　　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后，豫皖苏边区将永城地区的鲁雨亭部改编为游击支队第1总队，随即建立了永、夏、萧、宿、毫五县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9月，游击支队主力由淮上回师涡阳、蒙城、宿县边之曹市集附近整训。

　　接着，支队主力开赴永城、涡阳、萧县三角地带，以团为单位，分区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地方武装。

　　1939年底，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除第1、第2、第3团及第1总队外，新增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第3总队，共1.2万余人。此后第6支队大力进行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工作，抽调干部充实永、夏、萧、宿、毫五县政权，建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以主力部队北上商丘、宁陵和砀(山)南等地开辟新区，成立了砀南县政权，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先后成立永城、萧县，宿县3个独立团。

　　1940年3月中旬，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永、萧地区，遭到失败。4月1日，日伪军又集中3000余人，对永城东北地区进行反复“扫荡”。第1总队及第3总队一部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进攻，但第1总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总队长鲁雨亭以下200余人牺牲。在连续打破日伪军的“扫荡”后，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五、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

　　(一)八路军一部南下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在一两个月后，游击支队主力部队及豫皖苏省委干部抽一部，到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水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下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

　　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研究了华中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认为向西发展受第1、第5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此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强令江北新四军南调。3月初开始，国民党顽军先后进攻皖东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新四军。刘少奇连电请示中共中央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国民党顽军在鄂中、皖东、淮北正大举进攻新四军，“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7页。]

　　5月下旬，八路军第2纵队第一梯队第344旅由刘震、康志强率领，从鲁西南定陶出发，经曹县、砀山在黄口附近跨过陇海铁路。6月20日，先后到达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部会合。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新2旅(欠第4团)于6月下旬到达新兴集。第2纵队南下部队5个团共1.2万人。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彭雪枫、黄克诚两部于7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原新2旅)、第4(原第344旅)、第5(原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合编)、第6旅(原第6支队第1、第3总队合编)及游击司令部。随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南越陇海铁路抵达泗县。

　　8月，黄克诚率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等部，到达皖东北半城、魏营子、双沟镇一带。根据中原局决定，将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中共领导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以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改编)、第2支队(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改编)、第3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改编)和皖东北保安司令部(地方武装改编)。并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

　　重新整编后，第4纵队辖第屯第5、第6旅，共9个团1.7万余人;第5纵队辖3个支队，共9个团约2万人。

　　第4纵队坚持豫皖苏边的游击战争，并分别进军怀远、凤台以及淮上等地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第5纵队以一部坚持皖东北游击战争，主力东渡运河，挺进苏北沭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地，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坚持皖东北斗争的第5纵队第2支队主力配合新四军第5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粉碎了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又在淮河北岸双沟一带击退了敌1000余人的进攻。

　　(二)江南新四军北上，黄桥战役

　　皖南、江南(即苏南)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1月19日“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1940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皖南、江南阵地。

　　对于皖南、苏南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再指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应向北发展，皖南部队除留一小部坚持外，军部率主力渡江北上皖北，如无法直接从皖南渡江，则东移苏南，与苏南新四军会合，在苏南发展，或待机北渡到苏北，开辟苏北。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提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错误;无论华北、华中或华南，无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都应该“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毛译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3、754页。]

　　6月10日，陈毅向中央报告：冷欣部第63师与第40师等部对江南指挥部(溧阳竹箦桥)形成大包围，向新四军挑战。

　　正在这时，苏北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还在5月中旬，挺进纵队返回苏北吴家桥一带。5月17日，与进犯日军500余人激战一昼夜，将其击退后，转移至通扬运河以北郭村一带休整。但“二李”在韩德勤煽动下，以“侵占”其防地为借口，于6月下旬向挺进纵队下最后通牒，限令3天内退出郭村。

　　6月28日晨，“二李”所部13个团由李长江指挥开始进攻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2000余人，在郭村顽强坚守至30日，苏皖支队昼夜兼程赶到。

　　加上“二李”所部1个团另1个营起义，使新四军兵力增加到相当于5个团。

　　7月2日“二李”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逃回泰州。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命令乘胜攻下塘头，但为争取“二李”中立，不进泰州。4日，挺进纵队一举攻下塘头，陈毅立即向李明扬表示，只要李军不再攻击新四军，新四军即停止反击李军，并释放俘虏，归还缴获之枪械，如果李军不阻碍新四军东进黄桥，还可让出郭村、塘头。李明扬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接受陈毅提出的条件，答应让新四军通过他的防区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7月8日，粟裕率领新6团、第2团到达塘头，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约8000人。

　　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通(南通)、如(皋)地区，可以据此向东向北发展，改变华中抗战局面。7月25日，新四军由江都大桥地区东进，26、27日通过“二李”防线。28日，击溃由通扬运河沿线曲塘南下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两个团，29日，歼灭驻黄桥的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两个团2000余人，何部特务团400余人在陈宗宝指挥下举行战场起义，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随后，进入如皋、如西地区。

　　9月3日，韩德勤部分左、右两路由曲塘、吴家集、海安、姜堰一线南下。左路军由第89军第117师(欠第1旅)、独6旅、保1旅组成，右路军由“二李”、陈泰运等部组成。9月5日，左路军占营溪。6日，新四军反击，夺回营溪，歼保1旅1个多团。韩军其他各部撤回姜堰、海安一线。

　　9月13日，新四军向姜堰发起攻击，14日占领姜堰。而后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9月27日，陈毅在姜堰军民代表会议上宣布：愿意退出姜堰。但又接到韩德勤电报：新四军必须立即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陈毅当即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

　　9月30日，新四军如约退出姜堰，交由“二李”、陈泰运接防。当天，韩德勤下达进攻黄桥的命令，以第89军和独6旅等为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面、东面进攻黄桥;以“二李”、陈幸运部为右路军，以保1、5、6、9、10旅为左路军，分别从西面、南面进攻黄桥。

　　顽军中路军11个团，1.5万余人。新四军有9个团，其中只有3个主力团，共7000余人。陈毅决心分割包围顽军中路军各部，逐一歼灭;遂以第3纵队守黄桥，第1、第2纵队集结于顾高庄、横港桥之间待机。

　　10月4日4时，顽军开始总攻黄桥。4日晚，第1、第2纵队在黄桥西北之高桥歼灭独6旅大部。接着6个纵队将第89军包围于黄桥北面，至10月5日9时，将其大部歼灭，独6旅、第89军残部溃集营溪。10月6日8时，新四军追至营溪，再歼顽军一部，7日黄昏乘胜占领海安，随后又连下富安、安丰，10日占东台。

　　中共中央当时力争国内时局好转，确定采取完全自卫的立场对付反共磨擦，在苏北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韩军进攻黄桥后，八路军第5纵队5个团日夜兼程南下。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2、第8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10月14日，与新四军在东台北面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黄桥战役，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独6旅几乎全军覆没。“二李”和陈泰运部经新四军争取，保持了中立。黄桥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及苏北临时参议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并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具区政权，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六、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豫鄂边区地方组织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指导下，创建了抗日游击队，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豫南

　　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确山县竹沟镇设立了留守处，竹沟留守处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要活动基地。

　　1938年10月12日，信阳沦陷，中共豫南特委争取信阳县长李德纯合作抗日，于11月以信阳县常备队、警卫队与中共领导的竹沟留守处1个分队、“77军桐柏山区工作团”中的两个分队等台编为“信阳挺进队”，共300余人。信阳沦陷前后，在平汉路东信(阳)罗(山)边，以中共开办的训练班力基础，建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至1938年底有200余人。

　　鄂中

　　1937年12月，通过董必武的上层统战关系，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他创办了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此后，中共党组织又举办了汤池临时学校，培养了数百名抗日干部。1938年10月，中共鄂中特委作出“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将几支游击队与国民党应城县常备队合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约500余人。同时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金彪在孝感中和乡组建的抗日自卫队，也改称“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约500人。

　　鄂东

　　193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工委即与红28军在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随后，又举办青年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新四军第4支队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七里坪设立了留守处。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书记郭述申;接着，成立了鄂东特委和(黄)安麻(城)、经(扶)光(山)、罗(山)南、(黄)安北4个县委，恢复和重建该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10月28日，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在黄冈张家山将游击队整编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到11月发展到400余人。为取得合法名义，后改编为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共730余人，被划定以麻城夏家山为防区。

　　1939年1月起，中原局先后组织力量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1月17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李失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随行干部共160余人由竹沟南下，1月下旬到达四望山，与信阳挺进队会台。根据中原局关于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的区域发展的方针，2月底，李先念卒部离开四望山，向平汉路东信、罗边挺进，3月在信阳南面的灵山冲大寺口与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会台，随即在信罗边成立了中共中心区委，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抗日武装。为了开辟黄陂、孝感地区，5月，第6大队及第5大队一部，向驻黄陂蔡店、李新湾一带的伪军第8军司令部奔袭，经激战俘伪旅长以下3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此役，对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有重要意义。

　　4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委员陈少敏(女)率领约1个连的兵力离开竹沟，30日到达四望山信阳挺进队。6月初，又率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继续南下，6月6日，到达鄂中安陆赵家棚。

　　李先念于4月从灵山大寺口向鄂中挺进，在小悟山青山口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随后一同开抵平汉路西安陆赵家棚地区。5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应山县组建的两个中队亦前来会合。为统一指挥，上述三支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

　　5月1日，鄂中区党委军事部长陶铸率领“应抗”挺进大队等部，夜袭云梦城。在伪军内应未能打开城门的情况下，部队由南门城墙缺口冲入城内，围攻伪维持会、公安大队驻地大庙，歼伪军一部，解救被关押的群众多人。

　　在孝感敌派出坦克部队增援时，“应抗”已顺利转移。这是中国军队在鄂中第一次袭入敌占县城，给鄂中人民极大鼓舞。

　　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1大队到达京山县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会台。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队和挺进团队。8月，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成立第4团队。此外，豫南特委于6月又建立第3团队(一般称之为信南3团队)，豫鄂边区党委于7月建立第5团队，11月初，该团队与信南3团队合编，仍称信南3团队。

　　支队建立后，在平汉路两侧积极打击敌伪，消灭土匪，振奋了民心，扩大了活动地区。8月14日，日军400余人由西北向罗山朱堂店进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2团队为打击该敌，以1个大队节节抵抗诱敌向罗山方向深入，以主力配置于朱堂店西南，相机出击。日军进攻受挫后，第2团队主力立即向敌翼侧出击，敌施放毒剂掩护突出包围。此役毙伤敌8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接着，为扩大战果，该团队又袭击信罗公路五里店敌据点，迫使伪军1个中队投降。

　　10月13日，罗店、贾店日伪军700余人，以隐密动作向驻京山县新街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进行偷袭。驻该地第1团队立即以部分兵力正面阻击敌人，以主力向敌两侧发起攻击。两翼伪军被击溃，中路日军孤立，遂施放毒剂掩护撤退。第1团队又将敌包围压缩于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连续猛攻。

　　黄昏后，日军数路赶来解救，残敌焚毁大批尸体后仓惶突围。此役，缴获许多军用物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10月31日，第2团队一部在襄(阳)花(园)公路之同兴店，伏击由安陆开往花园之敌骑兵300余，毙伤敌100余人，第2团队亦伤亡50余人。第4团队进击长江埠附近伪军吕华奎部，歼其1个中队。第5、第6团队各一部，在石板河以南截击由皂市调赴京山的日军500余人，毙伤其一部。敌屡遭打击，图谋报复。12月5日，日伪军1500余人，闪击豫鄂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边区领导亲自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在毙伤日伪军70余人后，当晚胜利突围至八字门。

　　11月16日至19日，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区党委，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由郑位三为书记，陈少敏力副书记，委员共11人;由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3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并将3个地区的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1月，豫鄂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第2、第4、第5团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诛儒山伪军汪步青部。从西路进攻的第5团队，首先到达并向伪军展开进攻，夺占侏儒山街道，毙伪营长以下100余人。

　　由于从东路进攻的第2、第4团队在系马口与出援的日军遭遇，未能按时到达作战地区，第5团队于拂晓撤出战斗。此役震动了武汉，盘踞武汉三镇的日军慌忙戒严三天。此后，第2团队汗赴天门赖兴场，开辟天门以西地区。

　　日军集中1000余兵力，分7路向该团队进攻，并于拂晓前将驻地包围。全团队指战员沉着战斗，与敌反复肉搏，激战到中午后胜利突出包围。

　　为了还击鄂东坚持反共和屡次进攻新四军的顽固派头目程汝怀，1940年1、2、4月，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三进三出大、小悟山，在鄂东抗日武装的配合下，给程顽以有力反击，一度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

　　1940年5月，日军向枣(阳)宜(昌)地区发动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豫鄂挺进纵队各部分别袭击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及礼山各县境内的据点20余处，并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小河溪至夏店、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5月17日，川军第125师李团被日军包围于安陆以北之李家冲。第7团队闻讯主动驰授，向日军攻击，使友军得以安全突围。

　　6月中旬，日军占领襄樊、宜昌等地，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指示豫鄂挺进纵队主力由鄂中向西发展，配合国民党军打击敌人，并改善鄂中敌后抗日阵地。根据上述指示，纵队主力挥戈西进，直指白兆山地区。该区地势险峻，西北与大洪山相接，南可控制汉(口)襄(阳)通道，东可扼制平汉铁路，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阵地。6月下旬，挺进纵队控制了白兆山和坪坝。新四军控制坪坝，切断了安陆与坪坝以西三阳店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系。7月，日军第3师两个营1200余人，从安陆进至雷公店集中后，向坪坝进犯。第1团队和第2团队一部待敌进至坪坝以东三四公里时，即主动向敌侧后迂回攻击，敌慌忙后撤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和村庄顽抗，经整日激战，敌于黄昏焚尸30余具后逃窜。敌不甘心失败，9月，又以600余人沿小路隐蔽前进，企图偷袭，但又被第1团队、第3团队以迎击和截击挫败。10月，敌再以骑兵1000余，于夜间由坪坝以西之三阳店进行奔袭。

　　第6团队和第3团队一部在崔家冲进行伏击，敌伤亡惨重，遗尸数十具，向应城溃退。日军遭受三次打击后，不得不放弃占领坪坝的企图。豫鄂挺进纵队牢固地控制坪坝，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

　　挺进纵队控制白兆山后，为了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扼制襄河及其两岸敌人的交通线，7月，以第5、第6团队各一部挺进京山南山。不久，改造地方政权，成立了南山行政委员会，京山南部地区出现了抗日新局面。与此同时，纵队还派第6团队等部先后进军襄(河)西，与当地中共特委领导的武装会台，并成立襄西地委和军政委员会，使襄西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8月，在南山成立指挥部，率第5团队全部及第4、第2团队各一部进军天门以西，开辟了天西地区。

　　8月1日，豫鄂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在白儿山南麓召开边区县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继续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以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和统一领导战争动员工作。9月1日，按照“三三制”原则，经选举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到1940年底，平汉铁路以西各县基本区完成了基层的民选工作，全边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军政大会后，纵队主力部队的团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称团、营、连、排，使纵队向统一和正规化迈进一大步。纵队主力由小到大，逐步扩大为拥有1.5万入的游击兵团，在两年中，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毙伤日军2490人，俘日军13人，毙伤伪军8114人，俘伪军1258人，争取伪军反正2650人。

　　豫鄂边区地处武汉外围，面临敌顽夹击的复杂形势，而且长期孤悬敌后，与其他根据地隔绝，根据地开辟甚为艰辛。豫鄂挺进纵队的创造和发展，中共中央曾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4 16: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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