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第二节
2017-11-22 14:09:01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二节 汪精卫叛国投敌及伪中央政权的建立

　　一、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主张更加露骨，纠集同伙形成为“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辉等人，经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划对日妥协活动，散布投降气氛。周佛海说：“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按汪精卫等人看来，中国的抵抗没有意义，抵抗必败。汪针对蒋介石的在最后关头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说法，散布：“‘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11～12页。]

　　周佛海则说：“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汪精卫集团一方面鼓吹抗战失败主义，一方面怂恿国民政府当局利用陶德曼调停，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对日停战。

　　南京失陷之后，由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献策，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来对抗共产党的思想与文化主张，为蒋、汪接受。

　　1938年初在武汉正式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总部设汉口，先后还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活动经费每月5万元，由军需署支付。“艺文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发展后的公开组织，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传喉舌与行动机构。武汉沦陷后，总部迁重庆，继续活动。由“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的活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

　　同年初，汪派成员，担任外文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的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3月，汪派干将高宗武又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见到了董道宁，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高宗武向日方介绍了“低调俱乐部”活动情况，说对日“和平派”将“逐渐占有势力”。经过商谈决定将影佐致张群、何应钦信件不直接交张群和何应钦，而由周佛海交蒋介石和汪精卫。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见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意向：东北四省、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而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一日中和平工作秘书》，文献社，1962年版，第135～136页。]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可以先停战进行交涉。但此时，日军正进行了徐州会战，对停战未表示意向，徐州会战后，日本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强了对华外交攻势。高宗武于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卫等第三势力愿意作为中介促成“和谈”。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重申上述观点，希望开展“和平运动”。高宗武、董道宁的对日勾结，是汪集团投日的第一个步骤。

　　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适应时局之对中国谋略》，以“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为方针，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89～390页]。

　　几天后又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再度确认反蒋、反共、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等原则。随着汪派的对日活动，日本将诱降目标转移到以汪精卫为重点，同时还包括唐绍仪、吴佩孚等人身上。而汪精卫、周佛海等通过对日活动，取得了联系与共识，也积极筹划正式投日。

　　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等地，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目标，遂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同期，土肥原等人策划拉拢吴佩孚的计划为吴拒绝，而准备投日的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局杀死，日本的诱降目标完全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在广州失守的当天，汪发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1月3日，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同汪的声明相呼应而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1页。] 实质是公开鼓动汪派加紧投日，近卫声明立即得到汪派响应。7日，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同日方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

　　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动计划。

　　关于汪等投日计划安排是：汪精卫等人接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和平条件”之后，则设法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并由汪发表声明同蒋介石断绝关系，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方配合发表收拾时局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军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布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308页。]

　　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今井武夫急速回日，向军部报告情况。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1月18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到达上海。

　　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

　　20日19时，双方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扎中国，内蒙地带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

　　(四)关于经济合作，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方面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双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声明，俟机成立新政府。

　　此外，又缔结《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就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重光堂会谈达成的上述协议，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

　　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汪精卫寻找机会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飞至昆明，会同已经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于19日转飞河内。同期逃离重庆的还有陈公博、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22日，近卫政府发表第三次声明，配合汪的出逃行动，呼吁国民政府“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日本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7页。]

　　汪精卫则于29日作出响应，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该电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相呼应，一齐向中国政府发动了空前的政略攻势。

　　但此时汪集团的要求同日本的允诺还存在有较大分歧。日本的目的是将汪作为工具或傀儡，完全控制中国，在重光堂会谈中所使用的一些冠冕堂皇词句，目的在于诱使汪脱逃重庆，至少可以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在近卫的声明中则未提撤兵等字样。而汪的企图是通过推进“和平”运动而改组国民政府，建立个人的最高统治权，要求日本在合作中给予其应有的让步。汪认为此时还应该同日本讨价还价，在《艳电》中写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30日，汪又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方提出四点希望：

　　“(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表炸重庆。”[《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这些主张，完全反映了汪甘当傀儡的心愿及以儿皇帝身份收拾时局的野心。

　　汪出逃河内是汪集团降日的重大步骤。

　　二、汪精卫集团出逃的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汪精卫出逃河内，日、汪分别发表的近卫声明与《艳电》，形成一股险恶的妥协投降逆流，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奇。但是，日、汪所期冀的那种国民政府迅速分裂，风起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全国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对于投降派形成巨大压力。

　　在《艳电》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的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罪行。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是“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军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在国民党内部，也纷纷斥责汪精卫集团，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肃处理。

　　何香凝在香港发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

　　汪原来企望响应其行动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斥江“缪论缪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也责汪“言行逾范”、要求对其“严峻处分”。其余各战区将领，各省政府官员，民众团体，海外华侨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集团。云南龙云虽与蒋有隙，但也不愿随汪降日，并将汪离开昆明情况向蒋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公开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态度是“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集团的出逃行动，及其《艳电》的公开发表，遭到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种潜在的投降派受到了震慑。

　　面临汪精卫的出逃事件及全国各界民众的讨汪热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取了相应的软、硬两手对策。最初，蒋介石试图封锁汪逃至河内的消息，以免造成混乱。29日汪之《艳电》发表，舆论鼎沸，蒋仍“欲处以宽大”。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由于群情激愤，最后乃形成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明确其性质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撤消其一切职务，还决定发表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试图再留一条路使汪“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故未正式通缉汪，对汪派人员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去欧洲休养。2月中旬，蒋派同汪关系甚密的国民党老资格党员谷正鼎，带了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去欧洲休养，也可以随时写文章打电报对国事发表意见，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以免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坚持投降立场，谷正鼎游说无效。

　　蒋介石在“软”的一手行不通的情况下，又采取“硬”的一手，首先惩罚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林作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其主持的《南华日报》迅速发表汪的《艳电》。17日，在香港被二人用铁棍击中头部，差一点丧命，此后林被迫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军统局又筹划了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汪逃到河内后，迁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军统局工作组寻找下手机会，于3月21日对汪住宅实行突袭。

　　结果，被击毙的是汪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到河内两天，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曾仲鸣夫妇成了替死鬼。在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即决定派遣参谋部中国科科长影佐祯昭去河内，协助汪转赴上海。国民政府除继续开展政治讨汪运动之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牵制日本对汪政权的扶持。

　　三、汪精卫建立伪国民政府

　　早在汪精卫住河内期间，汪集团就抓紧时机制定其政治纲领，筹划建立能够迎合日本口味，能与重庆政府对抗的政权。首先，汪集团在河内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伯生等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建立政治、一一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与军事两委员会由汪精卫担任主任委员。财务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了汪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了汪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9年初，曾对汪集团大力支持的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继任。汪集团欲了解日本新内阁的态度，并催促日本采取更多的扶助，遂由高宗武携带汪集团的政见，于2月21日赴日，向平沼内阁表示：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集团的投靠使日本感到满意。3月，日本决定成立以汪为首的新政权，并在刺汪案件发生后，立即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准备将汪转移安全地带。4月18日，经化装到达河内的影佐、犬养健等人与汪见面，双方仔细研究汪的行动细节安排。汪为掩人耳目，租用了一艘760吨的法国小船“冯·福林哈芳”号，而日本的北光丸号船载着影佐等人跟在后面。5月6日抵达上海虬江码头。8日，进住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汇合。从此，上海成了汪集团的活动中心。

　　汪到上海后，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经反复商讨，制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规定汪派“和平运动”的宗旨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同时决定三个行动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基础上，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聘党内外人士参加，由中央政治会议举任行政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

　　第三，组成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时，北京“临时”、南京“维新”政府立即取消，宣告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并发布前线各军对日停战命令。[《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232页。]

　　汪集团决定以此纲领同日本进行协商。5月31日.汪偕同周佛海等11人在日方的影佐、犬养等人陪同下，飞赴东京。

　　日本方面，平沼内阁建立，内部曾对于建立汪政权工作产生分歧，但经过协调又达成统一，于1939年6月6日经过五相会议批准，制定《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其要领有：

　　“一、新中国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组合而成。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应适应其历史和现状，以分治合作为原则。

　　有关内容应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外，内政问题原则交由中国方面，尽量避免干涉。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成员。”[〔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页。]

　　6月18日，汪精卫启程回中国，按日方意图拼凑“中央政权”，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己无一人”。[〔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6页。]

　　8月28日，汪好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和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6页。]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讯、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力，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30日，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各就伪职，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地址设原考试院旧址，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

　　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当晚，汪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中华日报》194O 年3月31日。]

　　汪伪政权的正式建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四、日汪条约

　　日本扶植汪政权，对日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对于日本的政略战略攻势，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

　　1939年12月，针对日汪之间订立“新关系调整要纲”及若干秘密谅解事项，国民政府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之后一次重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冬季攻势，使日军“深感敌军还健在”。江政权正式建立后，国民政府即于1940年3月30日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而同时，重庆政府也同日方保持接触，进行会谈。

　　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汪伪政权号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但实际上，该政权从策划到正式建立，全为日本操纵和控制，根据日汪密约，自成立之日便在内部设立“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尤以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为汪集团之太上皇。汪政权名义虽为“中央政权”，但实际管辖范围小得可怜，华北地区和蒙疆地区仍为日本另行控制的伪政权，连“国旗”也与汪政权不同，分别为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汉口地区长期作为日本单独的军管区，后建立了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名义归属南京，而实际上唯日军第11集团军之令是听。故汪集团有人自我解嘲说，汪政权政令不出南京城门。

　　为了加快获得日本承认，汪以日汪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于8月31日和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

　　第三条：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军队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在必须维持共同治安的期间内，有关日本国军队的驻扎地区以及其他事项，两国另行协议决定之。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的地区。

　　第六条：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上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为紧密合作。

　　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上述条件，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汪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远远超过以前《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屈辱的条约。而汪集团一伙，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足，在制定之时，周佛海竟认为：“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日本策动对国民政府诱和的“桐工作”遭到失败后，11月30日同汪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宣布正式承认汪政权。在签订基本条约的当天，汪政权还伙同伪满洲国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相互承认。随日本之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汪精卫登基典礼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会见新闻记者，他回答关于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5页。] 像“满洲国”那样附属于日本，这也是日本对整个中国的侵略目标。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4 16:56:3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下一篇：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