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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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四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夏秋，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德军继攻占北欧的挪威和丹麦、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对法国展开全面猛烈进攻。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6月14日，巴黎陷落。不久，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英军被迫退出欧洲大陆。接着，德军占领英伦海峡诸岛，封锁英国全部海岸线，并对伦敦实行恐怖袭击。一时间，德、意法西斯势力几乎席卷大半个欧洲。德、意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嚣张气焰，对于在侵华战争中已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

　　7月27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正式通过陆军部提出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演变，抓住良机努力推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58页。]，目标是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陆军部随即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柏林签约，结成军事同盟。

　　与此同时，在德国帮助下，日本迫使法国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取得使用海空军基地的权利，从而，完成了“南进”的一个重要布局。

　　日本法西斯为了放手南进，迫切谋求迅速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11月13日，日本帝国御前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作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汪蒋合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3页。]

　　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和日本实施南进政策，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接着，英、美政府分别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

　　德国和意大利则级力促使日本南进，同时积极劝说蒋介石对日本妥协媾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

　　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继续采取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

　　国际风云的变幻，直接影响着蒋介石集团和内外政策。蒋介石“左右逢源”，“等价而沽”。他利用与日本谈判，压英、美、苏给予更多的军援和经援;利用英、美、苏支援中国抗战，向日本价还价。终于在1940年下半年，将反共重心华北转向华中，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蒋介石阴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7月1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后，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白崇禧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问题，并于16日向中共方面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主要内容是：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并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将冀察战区取消，其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2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八路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

　　“中央提示案”还规定，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后的师是整理师编制，每一整理师为2旅4团建制。按照这一编制。当时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成8个整理师，仅10万人。很明显，这个“中央提示案”的企图是阴谋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的冀察地区，然后围而歼之。

　　7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系列会议，听取他的报告并进行讨论。8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经兰州回到重庆。28日起，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和何应钦会谈。9月间，又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绥远一部;二、按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474。]

　　鉴于国内政治形势正处在剧变的新夜，为使全党对于这种变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派在暗藏的投降派策动下的分裂投降的危险，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提高警觉，同时，也必须看到苏、美、英等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包括国民党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在内，都反对投降、分裂，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对时局持悲观估计和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19日)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之多;密令第3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第5战区第21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至此，全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力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的反共高潮，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1月2日至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挺、项英等，进一步分析形势，并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役降。”“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必须“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强调：“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要求“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556页。]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发出“佳(9日)电”，答复何、白“皓电”。

　　电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4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上的事实，驳斥“皓电”中种种诬蔑不实之同;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为了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在重庆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1月间，他和董必武、叶剑英多次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励、左舜生等商谈时局，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同时，还访问了国民党一些元老派人士，井同各国驻华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如斯特朗等进行广泛接触，详细介绍两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日的事迹。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编印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在桂林、西安等地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

　　“佳电”的发表和周恩来等所做的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并且是有诚意的，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这对后来皖南事变爆发时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11月15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明确指出：“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自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安危。“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边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心要剿灭新四军，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问题，要求延缓开动时间，解决给养和弹药，保证途中安全;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会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军部又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国内形势，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解释，统一思认识;同时，还多次派小部队到长江铜陵至繁昌地段沿岩了解情况，筹集船只，为渡江北移作准备。在江北的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一带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工作。

　　但是，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恳言相劝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准备北移的实际行动，反而认为“佳电”所取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软弱可欺，竟步步进逼。

　　12月8日，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8日)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新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大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施展哄编的一着。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4年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获释的日子。约见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是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他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倒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十六年，我们何尝不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右，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40、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机歼灭。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必须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鉴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强调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立即在华中、山东各地及新四军各部队中进行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和军事部署，同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也积极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

　　二、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编成3个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至5日15时才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即遭国民党顽军第40师拦击。8日，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又遭顽军第79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新编第7师、第144师已占领云岭、茂林等地，第40师和第144师加紧从东、西两个方向对皖南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皖南部队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40、第52、第108、第144师等部的围攻。

　　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

　　12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

　　蒋介石表面上虽答应下令查处，但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2日，国民党顽军5个师对被围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实施向心合击。叶挺指挥部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2000亲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在与顽方作最后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突围时牺牲。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竟于1月17日晚，令国民常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悍然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着将该军番号撤销，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来得后，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产：“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外，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由于国民常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终于出现了严重危机。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

　　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言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调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周恩来、廖承志等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区。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因业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与此同时，瘳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9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运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言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外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12条”)：

　　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5页。]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的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和原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极力动员全国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污蔑、中伤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评论，一方面则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纯属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企图用执行个别、局部的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性，掩盖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欺骗中外舆论和人民群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则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及参政员张一鏖和老国民党员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曾三次写信给蒋介石，极力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君劢等与周恩来叙谈，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痛感必须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并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

　　在军界，指挥着25万将士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表示不愿内战，愿意推动时局好转。

　　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地位。

　　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日本侵略者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至此，蒋介石发现自己政治上已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社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人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阿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善后办法12条”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将公函副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议员20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王世杰接到公函十分紧张，立即与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接连数次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见面谈话。张冲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参政会预定3月1日开幕。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中共能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2月25日晨，张冲再次找到周恩来，提出种种方案，恳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恩来斩钉截铁地驳回张冲要求，“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清晨，张冲又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国民党顽固派进退失据，一筹莫展。

　　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日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12条如蒙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临时解决办庆12条”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

　　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

　　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

　　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

　　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

　　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498页。]

　　上述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虽然仍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接着，参政会又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意在缓和对立气氛。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谈话一开始，他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朱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人做的，不明白他的怠旨，周恩来提到防地、扩军问题。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

　　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上的成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既进行坚走而灵活的斗争，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向全党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切勿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国内阶级问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上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在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依然是两面性的，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它既抗日，但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它既反共，甚至反到发动皖南事变和发布1月17日命令那种程度，但又不愿意最后破裂。对此，中国共产党只能是针锋相对，实行“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与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以利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即从国共两党全面破裂作准备，努力争取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应付最困难、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才能争取好的前途。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4 17: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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