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第二节
2017-11-24 09:13:00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二节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治安强化运动”反“蚕食”的斗争

　　一、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结经验教训，在1941、1942年大大强化和扩充了“治安”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认为，几年来对八路军作战不力，乃至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重要原因是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认识不足。因此，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侦察、搜集、综合分析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2科(主管情报)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中央灭共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分任委员长、副委员长)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于1941年6月15日创办月刊《剿共指南》。

　　日军通过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调查，认识到：“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29页。]

　　日军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而这恰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短处，要趁中共军事力量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时，进行军事“扫荡”，同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以达到清除共产党、八路军，稳固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根据华北的具体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地区”(即日伪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地区”(即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划分三种地区的标准。日军通过半年多时间调查，认为到1941年7月为止，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区周围，约占华北全面积10%的地区，可以看作“治安地区”;以八路军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未治安区”，约占华北全面积的30%;剩余60%的双方势力交错地带为“准治安地区”。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1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计划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伪政权及伪军警，日军则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中心根据地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三年的总目标是，由1941年7月治安地区占10%、准治安地区占60%、未治安地区占30%，到第3年度(1943年度)，治安地区提高到70%，准治安地区降低到20%，未治安地区降低到10%，争取使华北的“治安”达到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这一目标是以不减少华北日军己有兵力为条件的。

　　日军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区”，从上到下，直至县、乡、村均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警承担“治安”工作，使日军尽可能早日退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部队，扶持伪县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不断搜寻抗日力量，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地区”过渡。

　　对“未治安地区”，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扫荡”、“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难以坚持，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变。为保障其“治安地区”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役使民众在“治安地区”与“准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以及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碉堡据点，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

　　为“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发挥综合力量，实行“总力战”，日军策划了“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详尽计划由日军制定，再交由伪政权，在日军武力保障下推行。1941、1942年，日伪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成立一周年纪念日，1941年3月30日开始，到4月3日，进行总动员，开展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布告中宣称：“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这一运动的内容是：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轧494页。]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4科(主管政务)在1941年2月15日制定的《“治安强化运动”买施计划》中，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工作内容规定如下：

　　1.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2.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3.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4.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戏剧小册子等方式)。

　　继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日伪又进行了第二(1941年7～9月)、第三(11～12月)、第四(1942年3～6月)、第五次(1942年10～12月) “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开始，由于日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及“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地、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特务破坏活动，有计划地执行其逐步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的策略，也就是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蚕食”的策略，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被“蚕食”，逐步缩小，而敌占区日伪统治则相对加强。日军把1941、1942年看作是其“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其中又以1942年夏秋之际为高潮，对共产党、八路军而言，这两年，尤其是1942年，则是最困难的时期。华北各地连年深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二、华北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日军对付抗日军民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核心的还是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扫荡”。

　　1941年2月25、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鉴于国内外形势和方面军的任务，在1941年度，应使作战和“肃正建设”等项工作更加积极开展。在具体执行时，在时间和地区方面要使重点集中，从而尽快在全中国，首先在华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此计划特别强调了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内称“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1941年度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作战步骤上，考虑到百团大战后期对中共、八路军进行的报复“扫荡”给中共、八路军一定的打击，中共、八路军暂时将处于恢复阶段，因此，决定利用派遣军向方面军增派第17、第33两个师的机会，首先尽量以最大的兵力对黄河北岸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国民党军进行作战，除此之外，主要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歼灭战。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为11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共有30万人，伪军有10余万人。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华北方面军经过充分准备，于5月7日～27日，以大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条山的大约18万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将国民党在中条山的根据地摧毁，国民党军残部除少数仍在黄河以北坚持斗争外，多数南渡黄河进入河南。此后，日军即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扫荡”作战。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对日伪斗争策略有所改变。一是由于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但八路军伤亡也相当大，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恢复。二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国并矛盾在1940年底、1941年初加剧，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而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制造“皖南事变”。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不得不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其突发事变。1941年1月6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发出《关于目前作战策略的指示》，认为日军作战计划有三种可能，一是“南进”，二是西进，三是“正面僵待(不南进也不西进)，抽兵增加华北进行大‘扫荡’。就目前形势看，西进与增兵华北两种可能较南进可能多。我们一切准备中心要放在增兵华北”，“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不管国内国际变化如何，今年华北战局比以往任何一年会要严重。”为准备足够力量随时应付新的形势，对八路军的具体军事行动作出如下指示：

　　(一)对津浦、平汉、平绥、同蒲、正大诸主干铁路，暂停炸车破路与夺城镇据点，以一个月为期;

　　(二)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伪军工作;

　　(三)敌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扫荡”修路，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与破坏修路计划;

　　(四)华北交通战已经占重要的地位，要注意炸车破路的技术;

　　(五)坚持完成4个月整军计划。

　　1941年，八路军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春夏季主要有鲁西、冀鲁豫两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鲁西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1～2月反“扫荡”作战郓城是日伪在鲁西的一个重要据点，郓城日伪军1940年底以来不断疯狂袭击中共地方武装，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第115师教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杨勇，旅兼军区政委苏振华)提出“打胜仗，缴大炮，迎接1941年”的战斗口号，决心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打击该敌。

　　1941年1月7日24时，八路军开始围攻郓城西北日伪军据点侯集，并在侯集与郓城之间的潘溪渡设伏。1月8日晨，郓城日军160余人、伪军30余人出援，八路军在潘溪渡将其全歼，缴九二步兵炮1门。1月15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1旅及伪军各一部约1万人，由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对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l 月17日拂晓，日军乘汽车70余辆，合击转移至朝城以西苏村、马集地区的中共鲁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教3旅特务营2个连为掩护领导机关脱险，坚守苏村，全部壮烈牺牲。此后，日军在鲁西反复进行“清剿”，八路军则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敌周旋，至2月6日，日军结束“扫荡”，退回原据点。这次近1个月的反“扫荡”，由于部队缺乏反敌大规模“扫荡”的经验，未能给在平原快速运动的敌机械化部队以有力打击。日军在“扫荡”中，设置了从郸城经寿张至阳谷、以及由东平湖东岸经东阿至平阴两条封锁线，从此将鲁西分割为泰西、运东、范(县)观(城)中心区三块，八路军回旋机动大受限制。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4月反“扫荡”作战日军在“扫荡”鲁西后，接着准备对毗邻鲁西的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为隐蔽“扫荡”企图，日军第12集团军将第35师、独立混成第1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秘密集结于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沙区(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地)周围据点内，命令伪军2000余人首先侵入根据地，以吸引八路军主力，以便聚歼。

　　4月11日，伪军2000余人进占内黄西南之茨藩、安化城等地。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像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由于未判明日军的企图，乃集中主力围攻进占安化城的伪军。战至12日拂晓，正当八路军即将解决安化城伪军之际，日军突然由五陵集、大堤口、许村、蔡村等地出动，由四周迅速向沙区推进，对八路军主力形成严密包围之势。面对突变的敌情，第二纵队决定以1个营留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分两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观城、南乐县，留内线坚持的新2旅第4团第2营与强敌周旋两天两夜，除第5连突出重围外，第6、第7连全部牺牲。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暴行下，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全沙区被惨杀4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户。粮食、种籽、耕牛、农具大部被抢走、烧毁，仅内黄、高陵两县即损失粮食13.2万余担。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日军对沙区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4月20日，日军撤回原防。

　　其间，转入外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毙伤日伪军700余人。这次大“扫荡”后，日军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沙区与鲁西南的联系完全切断。

　　在日伪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军高树勋等部也不时进犯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1年上半年，冀鲁豫、鲁西两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形势更趋严峻，为统一对敌斗争力量，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1941年7月1日，新的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7月7日，新的冀鲁豫军区成立，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杨勇任纵队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委。9月初，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

　　1941年5月，日军根据其年度作战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 “扫荡”。面对日军规模越来越大的“扫荡”，6月21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队发出指示，指出：中条山战事结束后，日军逐步抽出中条山周围据点的兵力，自本月起北运东运，转至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驻满洲日军第8师有入关开华北说。“敌人有可能以‘扫荡’中条山的经验，运用到我各个根据地来，以集中优势兵力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歼灭我军。自从16日起，敌集中近4万人，向我冀东盘山之狭小山岳地区围攻，迄今仍未终止，我损失很大。此即为敌毒汁之一，应引起我各部严重注意”;各部应经常注意敌人动态，“敌人果然施展其毒计集中极优势兵力向我某一地区进攻时，该区之部队应尽一切方法取得外围之配合，同时加强技术的准备，多制地雷、炸车毁路器具，只有如此，才不至被敌各个击破……各部须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免临时仓皇。”1941年度日军作战计划一再强调“重点集中力量统一”，也就是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毁灭各个抗日根据地。此次日军“扫荡”重点首先就是其统治中心北平四周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集中4万余人于5月29日～7月21日围攻冀东抗日根据地，集中2万余人于6月10日～7月10日围攻冀中北部——第10军分区，继于8月14日～10月10日集中7万余人“扫荡”平西、北岳区。与此同时，日伪于7月7日～9月8日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冀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5～7月反“扫荡”

　　日军为确保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走廊，一向十分重视控制冀东，冀东的抗日斗争十分艰苦。日军曾于1941年1月“扫荡”丰润西北之鲁家峪，将九沟十八峪洗劫一空，同月25日又在丰润东北之潘家峪制造大惨案，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2月23日～3月8日，关东军驻热河部队与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15旅协同对冀东西北的密云、平谷、蓟县进行了“肃正作战”，4月1日至同月末，又对其中的盘山地区进行了作战。5月即准备对冀东大围攻。日军为隐蔽其企图，于5月初派小部队在冀东西部转了一遭，故意将汽车上的武装胶皮人丢下，以示其兵力薄弱，麻痹八路军;同时秘密抽调第27师、独立混成第15旅两部的主力和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1、第7、第9、第16、第27营，以及伪军，共4万余人，部署于冀东抗日根据地四周的据点里。5月29日，东线日军由东向西，长城沿线日军由北向南，逐步压缩包围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由于事先对敌情了解不够，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不足，通信联络不周密，在东、西部地区活动的部队，均不期而遇地转移到玉田南部的杨家套、杨家板桥一带狭小平原地区。冀东军分区发觉情况危急，决定分散，但来不及执行，敌人即开始攻击。6月1日，日伪军攻击在杨家套一带的军分区机关和第13团，八路军被迫进行艰苦的村落防御战。2日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第13团第1营和军分区警卫连向北突围，经盘山转入平北地区。第13团第2、第3营因未能突出敌重兵包围，遭受重大损失。

　　冀东军分区第12团，突围时，团长陈群牺牲，部队伤亡数百人。此后，日军不断进行“剔抉剿灭”、“清剿”和“清乡”，一直到7月21日才告一段落。

　　反“扫荡”结束后，中共冀东区党分委于8月初在遵化县的张家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过去主要在平原和靠近平原的边缘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作法，以主要力量开辟热南山区，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据此，青纱帐末期，9月中旬，除留下第13团第2营在基本区坚持斗争外，第13团第1、第3营、第12团全部和地方武装一部共3000余人，分路向北跨越长城，向己被日军统治8年之久的热南地区挺进。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在东起都山西至雾灵山之间，包括平泉、青龙、承德、兴隆诸县境内约4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些交通站。从此，抗日斗争在热河锦热路南的广大地区逐步展开，为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冀中第10军分区1941年6～7月反“扫荡”作战

　　冀中第10军分区地处大清河北日占大城市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向来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到1941年初，第10军分区境内，经常驻有日伪军1万余人，据点204个，占整个冀中据点总数的38%。永定河北和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抗日根据地只剩下大清河以东以北和大清河以西各一块只有百十个村庄的地区。从4月1日起，日伪军2000余人又对大清河以西以容城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为时1周的“扫荡”，增修公路据点，第10军分区回旋余地进一步缩小，乃将第27、第32团分别转移到北岳区和平西地区，留下第29团4个连、军分区警卫营5个连、游击总队4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坚持斗争。6月10日，日伪军2万余人开始对第10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先围攻大清河以东地区，第10军分区部队在大清河东战斗5天后，西渡大清河转移到容城以西。日军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组织第二次合围，八路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尔后，日军即分成多股，划分区域，逐村“清剿”，为时近1个月，至7月10日才告一段落。从此，第10军分区所属地区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大清河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以隐蔽斗争为主的阶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1941年8～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7月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根据年度作战计划，下达时晋察冀边区作战命令。其方针是：“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参战兵力为方面军直辖兵团及第1、第12集囚军、驻蒙军各一部，区分为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进攻兵团又区分为甲、乙、丙3个兵团，统由方面军直辖，任务是深入抗日根据地内作战。甲兵团以第21师1个团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在北平附近;乙兵团以第110师第133旅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石家庄附近;丙兵团以第33师为基本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太原附近。封锁兵团的任务是“切断与敌地区的一切交通，以防止敌人逃脱，在不得已情况下，应将逃出之敌予以歼灭”，并负责进攻兵团的供应、援助，必要时派出部队深入抗日根据地配合进攻兵团作战。计划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预定约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应向敌区进攻并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第二期，预定约7个星期，“在此期间，各进攻兵团应分别在各该作战区内搜索、扫荡残敌，并搬出和破坏敌资材设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1～543页。]

　　日军参战兵力为6万余人，另有伪军1万余人。7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多田骏转任军事参议官，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将从东京来华后，指挥了这次大“扫荡”。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6月21日关于日军可能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等指示和当面敌情的重大变化，于7月22日发布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从各个方面做好应敌准备。

　　8月14日～9月4日，日军进行其计划的第一期作战。日军首先于8月14日～21日，以进攻兵团之甲兵团“扫荡”八路军平北抗日根据地古北口、密云地区，以乙、丙两兵团“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深泽、安平、无极、安国等地区，日军企图消灭上述地区的八路军，“最低限度亦应将该敌压向西方山地以内”，[〔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3页。] 以便下一步聚歼。尔后，于8月23日开始，对主要目标北岳、平西区进行大“扫荡”。日军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一部向平西十渡地区、北岳娄山、水泉地区、中共晋察冀分局等机关驻地陈家院、陈庄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蛟潭庄、湾子里、六亩园地区进行围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主力部队向平汉、正太铁路和进攻之敌的侧后转移，摆脱日军第一次围攻。8月31日，日军甲兵团6000余人合击平西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蓬头、小峰口地区，由于八路军已于前一天晚上转移，日军再次扑空。同时，日军乙、丙两兵团等部共5万人向阜平地区进行大合围，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以雷堡为中心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晋察冀军区领导决定向西转移到常家渠一带山区。为迷惑敌人，军区领导于1日黄昏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到雷堡以东的台峪一带，以“军区呼号”与备方联系，故意暴露目标，以使敌人误认为八路军领导机关已向东转移，并仍在其合围圈内。2日下午，日军果然分兵7000余人向台峪合击，晋察冀领导机关、学校乘机于当晚西迸40公里，转移到常家渠，接着在此成功地隐蔽了5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平山县之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

　　9月4日～10月15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清剿”。晋察冀军区于9月7日、15日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一面适当地集结主力一部，打击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敌人搜山“清剿”部队;一面采取更大的分散，以游击动作极力控制地区，打击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以游击战掩护群众收割、保藏粮食、保卫秋收。在反“清剿”的斗争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狼牙山位于易县、徐水、满城、涞源之间，在易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由于日军不断“清剿”，上述4县的中共党政机关、游击队和周围村庄的数万群众都隐蔽在狼牙山区。9月24日，日军以3500余人的兵力，搜剿狼牙山区。晋察冀第1军分区以第1、第3、第20团掩护狼牙山区的数万军民转移。第1团第7连第2排第6班5位战士断后，25日，毅然将敌人引向狼牙山绝境棋盘陀，毙伤敌90余人、直到灯光最后一颗子弹和手榴弹，毁坏步枪，誓死不屈，英勇跳崖，班长马宝玉、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战士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丛架住，由群众救护脱险。

　　9月24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进攻兵团集结回撤。据此，甲兵团首先于10月1日开始逐次回撤，到10月15日，日军进攻兵团、封锁兵团基本撤出抗日根据地。当日军回撤时，晋察冀军区迅速集中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袭击、伏击、追击日军，给敌人有力打击。

　　在北岳，平西反“扫荡”期间，晋西北、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冀中、冀东抗日军民，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出击敌后方交通线、据点，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平西的反“扫荡”斗争。

　　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北岳、平西区八路军部队共作战800余次，歼敌5500余人;民兵方面，仅北岳区即毙伤敌485人，俘敌30人。八路军部队伤亡200D 余人，人民群众死伤4500余人，青壮年被抓走将近2万人，房屋被烧毁15万余间，损失粮食2899万余公斤，牲畜3万余头。日军新建碉堡和据点113个，公路534公里，封锁沟158公里，在第2军分区的冀晋两省边界以西地区制造了无人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4000余平方公里，抗日根据地处境更加困难。在反“扫荡”斗争中，暴露出各级领导机关过于庞大，行动缓慢，易陷于敌合围圈等缺点。

　　1941年秋，日伪于11月1日～12月25日，进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重点在于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战。即彻底封锁所有敌占地区，一切物资一概不准外流。另一方面，积极确保能够获得的物资，并实行合理的配给，促进华北经济自给自足，以期安定民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73页。] 就是要进一步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物质掠夺;对占领区民众通过实行所谓“配给制”，进行物资的控制和掠夺，为其“以战养战”服务。在其进行“经济战”的同时，1941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主要集中于太岳、太行和山东。

　　太岳抗日根据地1941年9～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之后，国民党第98军武士敏部继续在太岳南部沁河以东长子、沁水地区坚持抗日斗争，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8月初奉总部指示，以第386旅第17、第18团及决死队第1旅第57团组成大岳南进支队(周希汉任司令员、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兼政治委员)，进入岳南沁河以西孔滩、马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军第1集团军为歼灭岳南、岳北沁河河畔的八路军，迫降或歼灭国民党第98军，决定以第36、第41师、独立混成第16旅各部主力以及独立混成第4、第9旅各一部进行大“扫荡”，计划首先解决岳南的八路军、国民党军，然后北上进攻沁源地区的八路军。9月22日，日军2万余人分别由安泽、浮山、屯留、长子等地向南北孔滩、马壁合击。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主力转移到高平以西的东西峪地区。

　　29日，日军又向东西峪合击，再次扑空。与此同时，国民党第98军对日军劝降不但不予理睬，而且主动攻击日军石哲镇警备队，日军于28日包围第98军，该军一部在八路军支援下突出重围，军长武士敏率部作战中牺牲。

　　10月3日岳南反“扫荡”结束，太岳南进支队接着在岳南长子、高平等7县地区，组建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10月6日，日伪军3万余人开始对岳北以沁源为中心的地区进行大“扫荡”。岳北抗日军民事先作好了“空舍清野”等准备，以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以主力转至外线，内外线相结合积极打击敌人。18日，日伪军被迫退出抗日根据地。此次岳南、岳北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八路军伤亡、失踪374人。

　　太行区1941年10月底～11月中旬反“扫荡”作战

　　10月底开始，日军第36师两个团及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共7000余人，采取“捕捉奇袭”的战法，连续奔袭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师部和水腰兵工厂。10月31日，日军第36师4000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连续夜袭八路军第129师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及八路军总部部分单位驻地黎城西井镇等地。11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2000余人也由辽县、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由于太行军民预有准备，日军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至11月6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撤回辽县、武乡，第36师撤至黎城。11月9日，撤至黎城之日军第36师步兵第222团等部，突然奔袭黎城以北的黄崖(烟)洞、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为保卫水腰兵工厂，命令总部特务团等部凭借有利地形，坚决抗奇日军，并调第129师4个团在外线配合作战。总部特务团奋战8昼夜，毙伤日军700余人，于11月16日转移。17日，日军破坏水腰兵工厂后回撤，途中一再遭到截击，20日夜由黎城逃回潞城。太行区在这次历时20余天的反“扫荡”中，共歼敌1384人，八路军伤亡396人。

　　鲁中沂蒙山区1941年11、12月反“扫荡”作战

　　山东日军第12集团军将1941年度“肃正”地区的重点确定为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山区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为此于9月进行了博(博山)西作战，10月“扫荡”了鲁南椰城、马头地区，并积极策划于11月初开始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对沂蒙山区“扫荡”的目的是企图消灭沂州(临沂)、沂水、蒙阴三角地带的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武力的扶植下，建立伪政权。其参战兵力除第12集团军的主力(第17、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5、第6、第7、第10旅各部主力)外，还有华北方面军配属的第36师、独立混成第3、第4、第9旅的各一部，总兵力约5万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山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于9月13日指示，山东纵队和第115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山亨纵队归第115师首长指挥。山东军政委员会于10月7日、第115师于10月13日先后发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11月2日，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山东纵队直属队、抗大第1分校适时向外转移;山东纵队第1旅主力转向敌合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

　　鲁中军区及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则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在鲁中附近的教导第1旅和山东纵队第2、第3、第4、第5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胶济路沿线及新泰以东和烟台一带，积极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

　　11月2日，日军开始向沂蒙山区压缩和封锁。北面日军400余人于4日拂晓偷袭马牧他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纵指挥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拂晓，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开始进攻。其第21师由沂水南北一线向西方，第17师由临沂及其东北地区向北方及西北方，第32师由蒙阴、新泰一线向东方，对八路军实行“铁壁合围”。至5日黄昏，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在驻地留田一带被日军2万余人包围。5日晚上，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通过敌两道封锁线，到达埠山庄，在此隐蔽1个白天，6日晚上转移到费县东北的黄埠前。在南墙峪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6日再次遭日军合击，后经天宝山区转到外线的泰(安)泗(水)宁(阳)边区的石菜一带。8、9两日，日军合击芦山，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牺牲。12日，日军作战转入第二期，实行分区“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八路军第115师以主力一部返回沂蒙基本区，支援内线斗争，第115师等领导机关随后也返回沂蒙基本区。30日第115师等领导机关一部于东、西蒙山之间大谷台以南的大青山、12月4日第115师直属队一部及蒙山支队于大青山附近的瓮城子一带接连遭日军合击，受到很大损失，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第115师敌工部副部长工立人、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山东纵队直属3团政治委员刘涛等牺牲。为保障安全和不间断地指挥作战，第115师领导机关再次转向外线，进入滨海区，内线作战部队则由山东纵队统一指挥。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在蒙阴以东之高湖遭日军1000余人合击，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等牺牲。23日，日军主力分路撤退，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村镇，至23日基本恢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

　　在此次将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八路军歼敌2000余人，但也受到重大损失。八路军伤亡1400余人，由于机关庞大一再遭敌合击，在11月11日～12月11日这一个月的日军“清剿”期间，日军抓走壮丁近万人，惨杀群众350Q 余人，奸污妇女难以数计，掠走家畜家禽数万只，抢走粮食80余万公斤，烧毁沂蒙基本区房屋1/4以上，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具多被抢走或毁坏。经过此次“扫荡”，日军将台(儿庄)潍(坊)、临(沂)蒙(阴)、沂(水)临(沂)等公路打通，在沂蒙区增加了近70个据点，从而构成对八路军根据地的严密分割封锁。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严重困难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日军推行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6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9次万人至7万入的大“扫荡”，“扫荡”时间长、兵力大，重点集中，由过去的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和“梳蓖清剿”。而八路军对日伪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日伪的“蚕食”还未采取有力措施对付。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伤亡增加，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到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1941年10月底，抗日根据地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这时，华北人口，八路军控制1/4，日军控制3/4，抗日根据地约有人口2200万，敌占区内约有人口6000万(内中一部是敌我游击区)。华北面积(乡村)，八路军占6/10，日军占4/10;华北城市，八路军占2%(437座县城中占10个)，日军占98%。抗日根据地贫穷，敌占区富裕，人烟也较稠密。华北日军32.5万人，其中与八路军作战者26.5万，此外有伪军11.7万人。八路军兵力与敌数量上大致相等，但技术装备上不如敌，战斗力仍敌强我弱。[《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页。]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企图把华北变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继续在华北推行其“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推行“治安强化活动”，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进行“扫荡”、“蚕食”。

　　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1941年度作战计划，同时为了防止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部分兵力调走的新情况下，中国军队趁势反击局面的出现，先发制人，于1942年初在华北全区展开作战，主要有“扫荡”太行、太岳、晋西北八路军的作战，在山东进攻国民党军于学忠、孙良诚部的作战，其中孙良诚率部投敌。

　　在此期间，1942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1942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其要点是：“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各集团军应予以配合，或在各自负责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41页。]

　　为此，日军一面准备预定于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一面以第27师从4月初开始对冀东、第12集团军和第110师从4月末开始对冀南、第110师和独立混成第15旅从4月下旬开始在冀西进行“扫荡”。上述4月开始的“扫荡”，其用意在于对上述各地进行钳制，以配合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和第1集团军遂行晋冀豫边区(太行)作战。与此同时，日伪于3月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一直持续到6月份。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1942年2月3日以来日军时太行、太岳等地实行“清剿”、“扫荡”的特点，于2月11日、18日、25日连续发出叵“扫荡”指示。要求防止和克服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产生的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情绪，因敌人残酷烧杀、亲人遇害而产生的拼命蛮干现象，以及因故情严重而产生的消极悲观、惊慌失措情绪;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精干，主要负责人适当分散，到部队、基层领导对敌斗争，“反对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反对等待‘扫荡’过后再进行善后工作的现象。必须使一切党及政府群众团体的机构在战争环境中仍能坚持工作，仍能更紧张的进行工作”;切实实行坚壁清野，加强民兵自卫队组织指挥，群众转移时，“反对依据狭隘的经验钻固定的沟渠和窑洞”;在作战指导上，应以打破敌长期“扫荡”与分散“清剿”为目的，以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之“扫荡”;“必须立即根据北方局1月会议的决定，派遣武装工作队，携带大量宣传品，到敌占区及各联络公路沿线去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民合作。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反1942年“五一”大“扫荡”

　　日军认为，冀中是“粮仓”，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八路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这里正成为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只要扼杀这一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选择冀中为1942年度的主要作战对象。4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冀中作战实施计划，其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57页。] 日军参加“扫荡”的兵力共5万余人。

　　大“扫荡”前，由于日军不断“蚕食”，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人口均已减少了约2/3，只剩下3000余个村庄，约280万人口，1.9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预料敌将“扫荡”冀中，发出指示，要求作好反“扫荡”准备。各部队拟定了分散活动的方案，划分了活动区域，规定主力团一般以营为单位，基干团、地区队以连为单位活动，机关及医院学校、工厂等非战斗单位，进行了疏散。但是，对日军“扫荡”的残酷性、长期性、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

　　5月1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动用兵力约1.5万人，地区限于边缘区，其企图在于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德石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之内。到9、10日，日军第41师由山西开到德石线展开，完成了合围。冀中区党委、军区曾于7日指示，主力部队大部转向敌侧后，但无法执行，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拥挤、被动局面。11日，日军转入第二期“扫荡”，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分割围歼。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陆续突围，向外转移，13日，军区机关率领第27团等，转至溢阳河以东地区。日军则出动所有的兵力共5万余人，连续围追堵截向外突围的八路军部队。

　　5月16日，日军转入第三期作战，这时日军在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较大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当此反“扫荡”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5月18日、20日，先后发出指示，指出此次敌人“扫荡”冀中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号召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争取反“扫荡”的胜利;并决定冀中军区抽调3个团和部分地区武装，转移至山地，以保存力量;冀中地区党政机关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干部，应随军转移;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应采取公开和隐蔽、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邻近冀中各区八路军，积极行动，配合冀中反“扫荡”斗争。

　　由于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扫荡”的敌人可能撤走，只留下一部分建立据点，进行“清剿”，于是在5月21、22日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的指示，要求第6、第8、第9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发现八路军返回中心区，即以重兵围攻，第6、第8军分区部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第9军分区部队进到肃宁以西时，得悉第8军分区部队遭合围，即返回白洋淀地区。

　　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主力部队分别外转，留下大部分基于团(小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指示外转部队要绝对保守秘密，切实掌握情况的变化，自拟路线，自定具体时间，尽量多带一些新兵和分散的干部、学员。到7月初，冀中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先后到达了预定地区。第17团(欠1个营)、第18团、第29团转到了北岳区;冀中领导机关、第27团、警备第1团、抗大第3团、骑兵团、回民支队，先转到冀鲁豫区，后经太行区到达北岳区;第8军分区第23团和地委警卫营转到冀鲁边区;警备旅第2团转到太行山区。留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干部、游击队和群众与敌展开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到6月20日结束，大部陆续撤走，留下守备部队和大量伪军继续进行“清剿”。

　　在5～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冀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但自身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达46.8%。地方党政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地方干部被捕、牺牲的数目很大。群众被打死、打伤和抓走达5万余人。敌人的暴行并不能使冀中军民屈服，他们在更加残酷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1942年5～6月反“扫荡”作战

　　日军第1集团军根据方面军年度作战计划，于4月16日下达作战计划大纲。其设想是：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分3期进行，第一期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对太行区涉县北方、第三期对涉县南方八路军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85页。] 后来在执行中增加了第四期对太南国民党军的作战。日军参战兵力为3万余人。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根据同年春季反“扫荡”经验教训，作了较为充分的对敌准备。

　　5月15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第36师主力及第69师一部，共7000余人，奔袭大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峪、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386旅。第386旅及时向北转移，使日军扑空，此后，日军第36师于19日调住太行北部地区，第69师于28日撤回浮山、府城等原据点。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3、第4旅及独立混成第1、第8旅，从18日起逐渐开始行动，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从北面、东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于23日进至西南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第385旅第769团一部掩护下，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几位负责干部在指挥突围作战中，25日于十字岭壮烈牺牲。尔后，日军转入“辗转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八路军主力分别向敌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积极展开破袭战。30日，八路军于辽县县城东南苏亭镇设伏，歼敌140余人，31日奇袭长治日军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八路军还袭人敌后方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6月8日，日军转入第三期“扫荡”，“扫荡”太行南部地区，将第129师直属队和新编第1旅一部压缩合围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

　　6月9日夜，八路军突围。19日日军撤退。从6月20日开始，日军转入第四期“扫荡”，进攻太南陵川等地区的国民党第27军。(见附图1)

　　太行、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次反“扫荡”，历时38天，共歼敌3000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牺牲，是一个重大损失。经过这次“扫荡”，日军构筑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第三道封锁线。日军在平汉铁路边沿有第一道封锁线;到1941年5月，跳跃15～25公里，在北起获鹿，经南佐、赞皇、柳林、三王村、赵店、营井、和村、彭城，南到观台、水冶，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距第二道封锁10～20公里，南起武安西北的任家岭、功德旺、西坚固、神台、台峪、院头镇、北正村，北至元氏西北之仙官寨。[《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942年夏季，日军因中途岛海战大败，战略攻势停滞，出现对日军不利的转折，这不能不对侵华日军产生不利影响。日军大本营为扭转太平洋被动战局，急需从侵华日军中再向太平洋方面抽调兵力，并明确取消在上半年计划的“四川作战”，据此，12月17日，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及集团军司令官会议，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并明确指示各军应以加强治安、压迫当面之敌确保占领区作为主要任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11、214页。]

　　10月8日起，日伪开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此期间，日军进行了秋冬季“肃正”作战(称为“治强战”)。该作战是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作战与春夏季进行的“扫荡”相比，规模小一些，每次持续时间也短一些。

　　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1000人以上的“扫荡”77次，(比1941年多8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达15次(1941年万人以上的“扫荡”9次)，比1941年更为频繁。

　　三、华北敌后军民反“蚕食”斗争

　　1941年以来，由于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退缩局面。到日伪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1941年10月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到1942年4月底，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均减少了约2/3(“五一”大“扫荡”后则大部变为敌占区，一部变为游击区)。

　　冀南抗日根据地仅剩下枣(强)南、武(城)北、威县以南之香城固附近及馆陶周围这三小块地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小清河以南、胶济线以北、寿光以西、邹平以东地区变成敌占区或游击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由300万人口减少到70～100万人口，雁北地区基本变为敌占区;地处忻县、岚县、离石、汾阳间的第8军分区仅剩17个行政村;第3军分区的忻(县)静(乐)公路以南、汾河两岸地区的大部分村庄被敌占领。

　　抗日根据地退缩的原因，一是由于日军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与“清剿”，二是由于日军“蚕食”，“扫荡”与“蚕食”是配合进行的。日军“蚕食”政策的本质，就是改变速战速胜的政策为逐渐的侵占、逐渐的扩大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以达到其所谓“确实掌握占领区”与实施殖民地化的目的。“蚕食”政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远在日军提出“治安肃正”的方针，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而其彻底的实施，则在1940年末，特别是1941年3月开始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之后。因此，这是“治安肃正”方针的继续，是“治安强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日军在冀南实行“蚕食”政策，中共中央曾于1941年6月9日指示第129师并八路军总部，“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处处为民众着想……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但是，由于对敌实行“蚕食”政策的危害性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力，某些地区的工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了讨论对策，1941年11月1日～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作了《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敌“治安强化运动”的政治、军事阴谋和前两期的实行情况，提出了坚持敌后抗战总方针下的三个基本中心工作。这就是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开展根据地工作。其基本精神为两点：“一个是确定我们根据地的游击性比前加强，但不是流动性，要求武装斗争与人民进一步的紧密结合。另一个是将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和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提到适当的重要地位。”[《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页。]

　　为打破退缩和被封锁的局面，八路军在军事指导上提出“敌进我进”口号，注意向敌后之敌后发展。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会议，根据1941年夏组织“武装宣传队”等经验，正式决定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展开工作，并对其任务、组织、活动方式等作了规定。其任务，除一般宣传、调查工作外，兼负锄好、发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打击敌“配给制度”、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之责。组织上，每支武工队以50人为原则。队员必须是政治可靠，身体强健的，真能负起光荣的宣传员、组织员、战斗员的工作任务;每队由3～5人成立党的委员会，负责领导一切工作，行政方面可设队长及政治委员各1人，政治上一般的应受地委领导，军分区指示其军事行动;每队配备的干部，至少要有一两个等于地委或县级的坚强干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根据北方局这一决定，1942年春，八路军各军分区普遍派出武工队。各武工队出动前，均进行必要的训练。各级领导对其相当重视，太行区武工队初次出动前，1942年3月17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临讲话，指示各种注意事项。[《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在日军分割封锁的格子网内，建立了隐蔽游击根据地。武工队成为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的重要而有力的方式。

　　1941年以来的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些成绩与经验，但总的来看，还未扼制住敌“蚕食”推进的势头，“敌进我退”的严重局面尚未扭转。一些地区在斗争中，还存在放弃武装斗争的右倾错误，或者机械呆板坚持的“左”倾错误。

　　针对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3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它深入分析了敌人“蚕食”政策的实质、特点、危害性及实施步骤，指明了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方针和策略，提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我门才能渡过这一黎明前黑暗的艰苦路程”。

　　它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是由“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发展而来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它的进攻是缓步的、隐蔽的、零星的，”几年来，敌占区的扩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予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抗日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对敌的这一恶毒阴谋，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了不容许的忽视与麻痹，消极退却与单纯应付的现象。至今除少数地区外，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具体办法”。“我们各方面给敌有力的打击不够”，造成了敌人“蚕食”的嚣张。

　　它指出：敌人实施“蚕食”政策时，是十分具体与灵活的，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与进行秘密活动。其方法是向准备“蚕食”的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展暗中维持会等。为配合这些活动，还不断进行军事“扫荡”、“清剿”、残酷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破坏一切抗日干部的地位，迫使抗日武装难于公开存在，以便其奸细活动。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的基础上，将秘密工作完全公开起来。其方法是，首先依托原来的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15～20公里建立新的据点，将被“蚕食”的区域划为方格，然后施行种种活动，驱逐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民兵，捕捉抗日干部，制造群众与中共、八路军对立，建立公开维持会，严厉镇压下施以小惠，以达其统治目的。在迫使暗中维持会公开时，条件很低，只要上钩就行，待面目已经表明，要求便一步步的加紧起来。有个别小的地区、也有不依靠军事力量，只经过政治压力，达到“蚕食”目的的。

　　第三阶段，如果第二阶段敌之“蚕食”目的达到，则进行深入与巩固工作，使这些地区完全变成其统治的占领区。

　　它指出：反“蚕食”的基本方针，是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应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敌人的每一步骤，给以及时的有效的打击。在敌准备阶段，应运用八路军和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给敌人一切活动以坚决的打击，使秘密特务、秘密点线、秘密维持会不能存在。“而两面政策，亦应有严格限制。两面政策一般运用在敌占区，不应任意运用在根据地内”。灵活的坚持武装斗争，给敌人为配合秘密活动而进行的“扫荡”以必要的打击，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如在第二阶段，敌人的“蚕食”阴谋已大体实现，应以武装斗争为主，扫除敌武装便衣队，使敌不能轻易建立据点，对已经建立公开的与秘密的间谍组织，必须给以坚决彻底的肃清，对死心汉奸则应给以严厉镇压，争取武装斗争胜利，显示抗日力量。在第三阶段，若敌人已达到“蚕食”目的，估计一时不易把敌人击退时，应灵活的转变战斗方式，深入各方面进行秘密工作，确实掌握一切伪组织，撤退公开不能立足的干部，积蓄力量，恢复力量，准备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对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则应给以坚决袭扰。粉碎敌之出扰部队，停止敌人向抗日根据地两侧继续扩张。

　　它强调：反“蚕食”斗争，必须正确掌握武装斗争，轻易放弃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为核心，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只有在敌占区才是主要的。在敌人向我根据地或接敌区(即游击区)进行“蚕食”时，至今以合法斗争为主，而放弃武装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只有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联系起来，才能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为此，特决定：

　　1.各根据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应以1/3或1/2的正规部队分散为以连、营为单位到各县去，深入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这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的部队，任务是帮助与培养地方武装;捕捉汉奸交地方政府处理;与地方党取得密切的工作联系，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和扰乱敌人的所谓治安区(敌占区)，配合打退敌人的“蚕食”进攻。

　　2.必须更进一步地改善武工队工作，必须给武工队以政策的及必要的技术训练，如锄奸、反奸细、破路、爆炸等。

　　3.加紧培养地方武装，发展民兵与游击小组的活动与建设，这是粉碎敌人“蚕食”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它还指出：要注意正确掌握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联系，机械地理解以政治为主或以军事为主都是不对的，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决定两种斗争的重点应放在那一面。敌“蚕食”第一阶段时，应以政治为主去根绝敌人一切可能利用的因素;当进至第二阶段时，军事斗争的比重也就随之加强了。

　　这一指示在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得到贯彻执行，对于粉碎日军“蚕食”政策，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7月7日，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布《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指令》，要求“由‘七·七’起以两个月为限展开全华北全面的政治攻势”。工作重心是：

　　1.强化对敌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之宣传工作。如宣传日军的困难，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如珊瑚岛海战、中途岛海战等)、日军必败;打击日军到处叫嚣已经消灭八路军、共产党，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谣言;号召敌占区人民咬紧牙关，再熬过两年，宣传两年胜利之根据及理由。

　　2.“反对敌寇的强化治安运动，揭露治安运动为日寇奴役与掠夺华北人民的本质，为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毒辣阴谋”。

　　3.加紧瓦解敌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指令》要求这次政治攻势党政军必须密切配合一齐行动，务求发扬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之相互配合之威力，政府、军队、抗日团体、学校、民兵都应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许多武装宣传队、工作队、突击队向敌占区游击区广泛出动猛烈进攻”。

　　在北方局、军分会、野战政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开展政治攻势指示的指引下，从1942年下半年起，华北的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西北区在认真贯彻执行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设法扭转本区局面的关键时刻，又得到延安的直接指导。毛泽东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极为关注，指示运用各种力量，“把敌人挤出去”。

　　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和北方局、军分会的指示，晋西北地区积极开展反“蚕食”斗争。1942年下半年，抽调军队和地方干部、战士、地方游击队员共1079人，组成15支武工队。武工队大体分两种，一种短小精干，活动于环境恶劣、据点密集之处，偏重于政治宣传工作，如雁北第5军分区组成两支武工队，每队只有8个人;另一种以一个正规军连为基础，活动于突出据点的主要方向，军事任务比较多，人数为几十至百数十人不等。

　　从6月15日～10月15日4个月的时间里，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定成果。全晋西北共摧毁区村伪政权及伪代表178个，另外恢复了清水河境内村政权40个(原属两面派性质)，总计收复大小村镇218个(不含第8军分区，统计时该分区报告未到)，逮捕伪组织人员289人，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其中基本上教育释放(205人)，对于忠于日军作恶多端并曾破坏抗日工作，捕捉干部，敲诈群众等坏分子交抗日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31人)，并出布告公布其罪行，以教育群众。共恢复抗日政权171个，建立情报网76个;在伪组织中发展了抗日的群众组织，如岚县组织了一个光明社，吸收20余人;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70余人。主动进行反“蚕食”战斗224次，毙伤敌伪459人，俘虏日军3人。但也还存在缺点，如雁北第5军分区反“蚕食”斗争未取得明显成就，主要由于领导不统一，组织不健全，互不配合，以及群众纪律不严。反“蚕食”中存在的问题，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在1943年1月25日的总结中尖锐地指出后，得到切实纠正，使反“蚕食”斗争得以进一步顺利开展。

　　晋察冀军区于5月15日向各军分区转发了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要求各军分区接到指示后，组织营级以上干部，联系实际斗争情形，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及新的意见汇报军区。9月1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党政军高于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敌进我进”指示，明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会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斗争形势，回顾了开展反“蚕食”斗争以来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42年1月晋察冀分局高于会议，曾提出在敌推进时，应向敌后展开活动的方针。

　　但在实际行动中，缺乏具体有效的办法。虽曾多次向“敌后之敌后”派出小部队，但除部分成功外，多遭到损失或被迫撤回。会议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确定以地方军全部、主力军的1/3或1/2，经常深入到敌人的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取消区游击小队，普遍发展村游击小组。这次会议对于扭转被动局面，恢复被敌“蚕食”地区和开辟敌占区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北岳区各军分区以主力1/3～1/2分散伸展到敌人侧后，开展游击活动，打击与阻止敌新的“蚕食”推进。并由各团、各地区队组织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伸到封锁沟外，恢复失地和开辟新区，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1942年下半年，北岳区伸展到沟外活动的武工队和小部队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材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在从12月1日～7日发动的突击宣传周中，在沟外逮捕了近6000多名伪组织人员，带到抗日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释放，给伪组织人员极大震撼，对争取和瓦解伪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晋冀豫区党委，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指示，着重结合太行区的实际，于5月17日发出《关于执行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补充指示》，指出：粉碎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关键，是开展群众运动，执行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减租减息)，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走向坚决抗日的立场;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去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决定凡反“蚕食”斗争剧烈的地区，必须以矿大地方武装为日后3个月的中心上作;正确执行锄好政策，为改变不少地区汉奸嚣张、群众恐慌的局面，对于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汉奸，经地委批准，要有计划有对象的捕杀;坚决反对那些在敌人封锁线纵深的游击队借口保卫群众利益而埋枪解散游击队、取消游击战争的机会主义;不论在敌占区或敌“蚕食”区活动，都必须随时随地注意宣传教育，强调民族气节，在政治上尖锐地反对维持会、反对汉奸、反对投降，克服群众和干部中敌我观念的模糊。

　　太行区在反“蚕食”的斗争中，根据日军“蚕食”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无论其实施手段方法如何，其基本的方式都是怎样巩固与扩大伪组织(维持会)，并经过它来实行统治与维持这一实质，因而把反维持与掌握维持作为斗争的焦点，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经验是：首先利用敌我力量的对比、工作深入的程度，划分不同地区，确定何处禁止维持、何处继续维持、何处允许维持，如第3军分区规定，敌伪据点7.5～10公里以外，一律禁止维持。对禁止维持区的伪组织坚决打掉，对其中死心塌地的汉奸、主谋者枪决，并没收其财产。对在敌我争夺的游击区(缓冲地带)，争取其变成秘密维持，这种秘密维持，在日军方面是合法的，共产党、八路军表面公开反对，不允许其公开存在，但实际由抗日干部控制，不取消它。在敌占区的伪组织，则实行两面政策，予以控制。自接北方局、军分会5月4日指示到10月，太行区共摧毁维持会292个，争取两面派31个村，掌握伪组织21个，锄奸475人，解决土地问题70件。

　　太岳区经过1942年反“蚕食”斗争，将敌人压缩于据点2.5公里以内，2.5公里以外的伪组织全被摧毁，使敌特务爪牙不敢如过去那般猖狂;群众振奋，抗日游击队得到相当发展，如第6军分区之洪洞大队仅9月1个月内就扩大69名，第4军分区青城游击队由20人扩大到200人;敌伪动摇不断反正，敌突出据点，在八路军围困下，不敢轻易外出活动，或被迫放弃;打击了敌伪特务爪牙，教育了伪组织人员，如沁县伪村干部百余人、长子30余人、洪洞之曲亭附近60余人被抓到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放回。

　　冀南是被日军“蚕食”相当严重的地区，仅1942年4～6月日军即动用很大兵力对冀南进行几次大的合围“扫荡”，如4月29日～5月7日，日军1.2万余人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第6军分区之武(城)北地区及第4军分区之邢济路南地区，6月11日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枣(强)南地区。基本区被日军摧残，小块根据地更被细碎地分割，冀南大部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冀南八路军各部完全分散，以连排为单位活动。7月，冀南军区派遣武工队或小部队伸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8月21日发动攻势，歼灭了8月初侵入大名以东地区的伪军3个半团。9月，粉碎了日伪军万余人对枣强以南地区的“扫荡”。

　　在7、8、9这3个月中，冀南军区进行大小战斗540余次，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2380余人，恢复与开辟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到年底，原来退出的地区已大部恢复。

　　冀鲁豫军区根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5月4日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和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7月7日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7月决定：立即开展夏秋季军事、政治攻势，方针是：“坚持边区东部、北部，反击日伪军‘蚕食’、封锁;大力开辟边区的西南部，打通与水东区的联系，以便支持他们的斗争”。在7～9月的夏秋季攻势中，冀鲁豫军区共拔除日伪军据点近50处，歼日伪军1000余人;开辟和扩大南华、东明、长垣、考城等地区，卫河、尚和、昆吾、濮阳、卫南等县的工作均有恢复，打通了鲁西南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联系，使边区形势一度缓和。9月27日起，日伪军1万余人对催范观中心区、第8军分区昆(山)张(秋)地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大“扫荡”，使昆张地区全部变为敌占区。

　　10月，日军合击第1(泰西)、第4(运东)军分区。

　　12月，日伪军又以1万余人(其中日军9000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湖西专员李贞乾等牺牲。9月以来，日军对冀鲁豫边区接连不断的“扫荡”、“蚕食”，给边区造成极大损失，边区大部分地区变成“格子网”，进入更困难的时期，日伪据点、兵力均较上半年增加。到1942年年底，边区有日军据点199个，比上半年增加53个。

　　山东八路军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蚕食”。在反“蚕食”的斗争中，八路军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边沿区，积极打击敌人的“蚕食”推进和伪化活动。滨海区教导2旅于1942年11月上旬发动海陵战役，攻克日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沿陇海线方面向海陵县的“蚕食”。在坚持边沿区斗争的同时，八路军还派出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还要求被敌“蚕食”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坚持原阵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1942年，山东八路军还争取伪军1万余人反正。由于1942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频繁，仅9月～1943年1月即进行5次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因而“敌进我退”的局面尚未能改观。

　　1942年日伪据点由上年的1321处增至2507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则进一步的缩小。

　　自贯彻执行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后，华北的反“蚕食”斗争出现有利转机，到1942年秋，除部分地区外，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形势开始好转。邓小平在194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于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针对本区的情况说：“1942年成立武装卫作队……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5 16: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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