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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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二节 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执行“精兵简政”政策

　　一、“三三制”政权

　　为着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

　　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同年3月11日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团结到底》的文章中又反复强调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使之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最早的地区。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策提出后，边区就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和鄜县(今富县)等新区首先实行“三三制”。

　　1940年4月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份”，“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依此精神，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先后经过民主选举，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边区党和政府在上述地区试行“三三制”的基础上，决定在全边区普遍推广。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从此，边区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因为选举运动的中心是要贯彻“三三制”，所以被称作“三三制选举”。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于5月1日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包括边区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当选的共产党委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由于1941年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了1/3，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合于“三三制”的要通过共产党员退出，由党外人士增补的办法进行调整，随后又于9月1日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这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到1942年底，“三三制”在边区已经彻底实现。

　　1943年，陕甘宁边区在全面检查边区落实“三三制”政策时，着重于“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工作。

　　1943年3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巩固三三制”的口号，并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制度上作出了一些必要规定，以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为了贯彻“三三制”政策，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7月至10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建政运动。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97个县1500万人民普遍动员起来，参加区、县、边区的三级选举，平均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这次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以及边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次选举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共中央“三三制”的精神，非党人士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据统计：5个专区19个县的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的比重下降至55.3%，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44.7%。在一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如完县、建屏、唐县、定襄等县的县议员中，非党人士分别达到65.8%、64%、60.3%和63.63%; 4个专区13个县4749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重占47.84%，其他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52.16%。

　　1940年民主大选后，晋察冀边区的县、村两级基本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脖全了民意和行政机关。但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中尚未来得及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

　　1943年1月15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圆满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推选的参议员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些与会的288名参议员中，因日军“扫荡”、封锁，冀中、冀东等斗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但从北岳区来的240名代表中，党外人士100余人，占近50%，比1940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2倍多，比例增加近30%。在所有代表中，共产党党务工作者占14.2%，国民党党务人员占3.8%，政府人员占13.5%，军界代表占6.6%，民运领袖占12.8%，商界和文教界领袖占1.4%，少数民族代表占3.1%，妇女代表占5.6%，地主士绅代表占17.4%，学者名流代表占18.8%。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及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的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36.2%。此外，还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边区最高权力机构。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以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常设监政机构边区参议会驻会办事处，以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等。选举结果，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2人，不足1/3，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2/3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

　　第一届参议会后，晋察冀边区的党和政府进一步号召“贯彻‘三三制’原则精神和实质到各级政权建设中去”。边区行政委员会要求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集中力量对专区以下各级政权组织进行整理，对还没有做到“三三制”或形式上落实了，但实际上未能发挥“三三制”政权作用的地方政权，普遍采取组织调整和聘请各阶层知名人士参加等弥补措施。在检查整理的基础上，边区1943年度的村选工作普遍在春季完成，县级选举在8月基本完成。各级村政权较好地落实了“三三制”建政原则，县议会和县政府的人员构成也基本实现了“三三制”的要求。1943年8月20日的晋察冀日报评论说：这是“三三制政权真正辉煌的胜利。”

　　晋冀豫根据地在以往政权民主建设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将建立和健全“三三制”政权的工作，作为1941年的中心工作。

　　1940年12月，“冀太联办”召开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讨论了农村政权的建设问题，要求1941年上半年在根据地普遍进行村选运动，完成村政权的民选，在下半年完成区级政府的民选。

　　1941年1月，根据地中心太行区的村选运动逐步展开。许多村庄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80%以上，有的高达90%至95%以上。许多地方为新当选的村长披红戴花，举行各种庆祝会，庆祝民主政治的胜利。

　　华北的抗战形势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要求，急需在“冀太联办”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边区的政权领导机构。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在抗战四周年时，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从4月开始，选举参议员的工作全面展开。选举采用竞选方式，各党派、各界、各团体均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各自的政纲参加竞选。候选人的比例严格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提出，共产党员人数都控制在1/3以内。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由于将鲁西33县划入，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参加大会的参议员共133人，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46人，占1/3。选出临参会驻会委员14名和正副议长，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选出了边区政府委员15名，其中共产党员占1/3强一点。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以后，边区政府抓紧在各级政权中贯彻落实“三三制”建政原则。边区临参会参议员返回各县，宣传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意义，介绍临参会上发扬民主、自由讨论的情况，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运动。在根据地的腹心区的辽县、黎城、武乡、和顺、榆社、平顺、偏城、邢台等县，经过村选，建立起真正符合“三三制”原则的村政权。如3专区武乡、榆社、襄垣3县598个村政委员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地主占6.5%。这种普遍的“三三制”政权，从政治上调整了各阶级的关系，使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发出后，11月12日，中共山东分局在总结前一时期政权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的民主建政工作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确认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政权建设上“贯彻民主政治，实行‘三三制’，是党对统一战线政权最具体的真实政策。”“我们今后检查各地党领导政权工作之正确与否，主要的尺度之一，就是看你们是否正确的实现‘三三制’政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2页。]

　　1941年7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提出在山东根据地开展十大建设运动，其中第一项就是“建设真正进步民主的抗日政权”。为此，山东分局要求：普遍实行自下而上的定期的民主选举运动，健全村政权，广泛动员选民参加选举;候选人名单要经选民详细讨论;候选名单与选举结果必须符合真正的“三三制”原则等。山东分局十大建设的号召发出以后，山东各地普遍掀起民主建政的热潮，通过选举对各级政权进行了改造，完善了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系统。这一时期，按照“三三制”原则，在胶东建立了8个县政权及西海专署、胶东主署;鲁中建立了7个县政权及沂蒙专署;滨海建立了4个县政权及滨海专署;清河建立了2个县政权及清东、清西、清中3个专署和清河主署;冀鲁边建立了齐河县政权及2个专署;鲁南建立了1个县政权;湖西也建立了专署。合计建立县政权23个，专署9个，主署2个，使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华中地区。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就建设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发出指示，强调：“根据地的建立政权问题，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应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7辑，政权建设专辑(2)，第1页。]

　　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纷纷展开民主建政工作。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经1941年的政权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

　　1942年，苏中区按照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关于政权建设的决议和苏中行署第一次县长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健全“三三制”政权。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如海安的韩国钩、黄桥的朱履先等人。共产党员只占1/3。至当年底，苏中已有半数以上的县及3O 个区成立了参议会。在苏北的淮海区，1942年5月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选聘的229名参议员中，包括了各阶层的人士，其中：军队25人，地主士绅48人，工商业主15人，教师22人，青、妇、工人48人，农民40人，其他31人。工农成份、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大体依照“三三制”分配。在淮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0名，内有士绅50名。

　　1941年9月，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井于翌年5月一届二次临时参议会上通过了政权工作的各项法令和决议，深入贯彻“三三制”，县、区、乡的政权均通过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鄂豫边区为推动各县的民主政权的建立，1941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7人，共产党员占32人，大半为士绅中间人士，大会根据人民的公意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选举成立了边区统一的行政领导的最高机关——边区行政公署，通过了组织参议会，召开县代表大会民选县政权等重要的民主建政议案。同年10月25日，鄂豫边区党委关于政权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总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执行情况：边区行署3名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1人，占1/3;执行委员21人中，非共产党员为18人;县级政权中，科长以上干部党员1/3多一些，科长以下干部中实现了“三三制”比例。1942羊3月22日，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鄂豫边区召开了首届民选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经过3次基层选举，再由边区总选举产生的边区最高民意机关。到会的正式代表126人中，兵产党员47人，占37.3%，其余都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开明士绅、资本家以及工、农、青、妇代表。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扩大抗日民主运动，健全各级民主政权机构，实行普选及村代表制，并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之‘三三制’。

　　为保证共产党员参加各级竞选之候选人名单中及政府机关中不超过三分之一起见，同意共产党员如超过三分之一时，其超过者自行退出。”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按不同情况，对各地乡村基层政权自下而上地进行选举，实行民主改选，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吸收抗日分子参加政权。在县以上召开参议会，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的各级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在政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从政治上调节了根据地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团结，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敌后抗战渡过极端艰苦的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政策是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为减轻人民负担，切实爱护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的。李鼎铭等的提案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槽兵简政主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故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申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指示具体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己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军委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军委认为：在前一段根据地建立时期，主要着眼于主力军的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比。同时，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

　　晋察冀边区在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边区的面积、人口急剧减少。1941年底，北岳、平西、冀中3个基本区的人口已降至800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只有近500万人。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5%。

　　边区人民1941年税收负担平均较1940年增长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在敌后的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边区从1942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边区八路军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总数的14.3%上升到20%，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精简了24%，减少8000余人。但精简后的边区脱产人员总数仍超过中共中央关于占人口总数3%的比例。

　　1943年和1944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党政民机关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裁撤重迭机构，加强一元化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第一线，特别是游击区、边缘区基层政权和组织独立斗争能力等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1942年的2000余人减至500余人，精简了75%。边区各级政权人员结构比例变为：边区政府17.07%，专署14.33%，县32.73%，区35.87%。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大大充实了区、县两级基层政权。边区的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归并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从而使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的总数大幅度减少。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3营12连制甲种团，编制名额2770人)一律改为小团，每个团辖5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侦察连;撤销第12军分区，所属部队分别划入第11和第13军分区;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8月撤销)，其所属5个军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此外，还撤销了一些部队。

　　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部分部队、学校等外调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边区总人口3%的目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其中的太行区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根据地。在这里集中驻扎着大量的领导机关，不仅有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以及第129师师部和直属部队，而且有领导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其直属机关。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各种机构不断扩大，非生产人员不断增加。到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各种庞大的组织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领导机关集中的大行区共有人口180万人(包括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人，地方干部2万余人，脱产干部中又以上层机关为多，“鱼大水小”、人民负担较重的情况较为突出。

　　为解决这一矛盾，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展开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为了精确计算民力、物力，以确定根据地所能负担的脱产人员数量和支持抗战的能力，边区党和政府发动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研究，井据此制订了合理的简政方案。边区政府简政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整合并行政机构方面，确定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多减事务人员的原则。边区政府决定，除本身统一各部预算和事务工作，减少杂务人员、马匹，归并其他机关，减少人员48%以外，还决定专署兼理所在地的县政，如和西、平顺、涉县、沙河各县均由专署兼理，县政府亦可兼理所在区的区政;小县可改为区，或2县归并1县，或由一方兼理，如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武南磁县归并为武磁;各县并可依照不同情况，划分为甲、乙、丙、游击四种不同县份，配以不同编制比例的工作人员;对于区，则酌量归并以减少原有区数的40%为标准;对于村，则采取联合村等形式。经过此次简政，边区的机构和脱产人员大大减少，仅太行区县以上工作人员即减少了18%，节省经费38%。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第129师在“精兵简政”中起了表率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前，第129师就根据斗争需要进行过精简整编，把师后勤部门合并于八路军总后勤部，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连队，师部抽出250多人到第385、第386旅。接到中央指示后，第129师把“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师部决定：精兵建设从师直属队开始，由上到下，层层落实。1月7日，刘伯承师长向直属队作《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动员报告。1月15日，师部发出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确定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充实战斗连队的原则，对主力军、军区及地方部队的精兵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第129师从师部开始，调整编制，缩减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武装和地方武委会中，以加强地方武装;抽调一批干部去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经过精简整编，第129师师直由29个单位减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包括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人。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特地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继续深入，边区政府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第129师师部合并办公，此外，各级党政军机构也进一步合并紧缩，大批干部由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经过两年的努力，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成绩显著，全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只占人口的3%以下。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也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

　　1942年，山东分局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成立“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各地的精简问题，并直接领导、督促、检查该项工作。同年9月9日，山东分局作出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各地“打破一切借口，无论如何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提出党政军民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百分之三(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二，党政民学不超过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某些山区或工作薄弱地区应少于这个比例。各地党政军负责机关应立即清查自己根据地人口(游击区除外)及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员总数，超过中央所规定比例的，立即重新精简下来，重新予以安插。”并决定“以后经济、粮食的预算决算一律以合乎这比例的数目为根据，超过的一律停发经费与粮食。”[山东省档案馆等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942年至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机关的人数由1942春的180余人减至不足50人;八路军第115师师直(包括后勤、医院、工厂)减为1200人，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产生了根本变化;山东军区连同司政各部机关、警卫、电台及勤务人员减至200人;鲁南、鲁中军区均精简了2/3。

　　精简后，胶东地区脱产人员由10万降为6万。除鲁南脱产人员超过3%以外，山东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均降至3%以下。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12月下旬起，即展开“精兵简政”工作。

　　至1942年3月，晋西北军区第一次精简整编结束，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000余人减至35000余人。旅、纵队以上机关人数与团以下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 1.7改为1：2.晋西北行署也于1942年3月试行简政工作，按裁减缩并原则减少了部分马匹和勤杂人员。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成立后，再次部署进一步“精兵简政”。

　　1942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于会议，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并调整军分区区划。全部主力军应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原则。随即，晋绥军区部队实施了第二次精简。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贝由9151人减至3580人，其中军区、军分区两级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4人。军区部队主力军由30000人减至25000人，地方武装由6520人减至5000人。同年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依据简政原则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调整：3、4专署合并为3专署，岚县划归3专署;5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5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5、9地委合并为5地委，朔具划归5专署;7、8地委合并为8地委等。机关人员由15000人减至7000人。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就华中“精兵简政”问题写信给陈毅，指示说：“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942年9月，华中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应以精简为冬季工作的中心，分三期实施“精兵简政”。

　　第一期为政治教育和动员。各地党政军自上而下地进行教育，使之了解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目的、意义;

　　第二期为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发动地方党政和部队广泛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各自的执行方案，订出自己“精兵简政”的具体计划;

　　第三期为确定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精简计划。

　　通知还提出：“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减少大批杂务人员马匹及伙食单位，……”[江苏省财政厅、档案馆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3页。]

　　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的部署，先后进行了“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5 16: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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