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第四节
2017-11-24 14:07:38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四节 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

　　(一)国民党自身的政治整顿及其以反共为重心的政治方针的贯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迭连失利。这使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佳。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

　　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他还说：“为什么一般国民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至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页。]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在第八、第九、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企图刷新党的政治，改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此，国民党首先在中央执委会中分析了形象不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党员缺乏社会基础。故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召开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组织工作都作出了决议，要求除军队之外，必须在农工、妇女，小学教师、区、乡、镇、保、甲长中发展党员，并规定数额和指标。并认为，党的干部的训练和普通党员的教育薄弱，必须从中央到各省建立训练班，轮流训练各级干部。同时要加强党的知识的出版、宣传工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要求摄影、电影、广播、新闻等宣传舆论工具都必须“使三民主义在民生日用方面，绵存于群众生命之中”。特别要求加强对青年思想的领导，务使青年“笃信主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认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不够，因此要求在群众团体中活动的党员，应努力负责，热情服务，做“革命精神”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纠正“不利国家民族之盲动企图”。这几次中央全会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企图通过政府的名义使国民党的排除异己的措施合法化。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企图利用战局稳定的时机在政治上进行整顿，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们采取的每一项整顿措施，都紧紧地围绕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运动进行，因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越整顿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与愿违的道路。

　　国民党在党内进行自身整顿的同时，对党外也采取的一系列压制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措施，其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下旬，国民党以皖南事变的逆流推波助澜，压迫中国共产党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和广东韶关办事处，接着在鄂西地区拘捕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在此期间，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两县的中共县委机关，逮捕中共干部700多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闽西事件”。2月，国民政府以“破坏抗日”的罪名，封闭了抗日爱国人士邹韬奋在成都、昆明、贵阳开办的宣传抗日的“生活书店”，还逮捕了“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全部员工。3月，国民党在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中，影射中国共产党“违背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三民主义”，“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有“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企图”等等。把“新四军不遵军令，善自行动，攻击友军，破坏团结”等诬陷性的语言公然写进“军事报告”的决议中。决议还威胁说：“惟际此长期抗战之时，或难免仍有少数部队不明大义，蹈此复辙。”同年11月，国民党在其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大事宣扬“自中央解散新四军以后，纪纲一振”，暗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今后倘敢再违法乱纪，走私牟利者，应执法严绳，毋稍瞻顾”。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对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著作、通讯等严加限制。5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方党部在每一地区各组织一个或二个外围团体专志打击某党活动。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研究结果案》，该案称：“总裁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应敬谨接受，拟在宣言中将此种意见明白宣示。惟为防止基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我国之境内，无论其为何人及其何种名义，凡有私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制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

　　由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把反共作为其政治重心，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据统计，鄂西特委1940年有党员19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300余人。川康特委1940年有党员30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400余人。国统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战争形势对同盟国越来越有利，这种形势也使中国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希望在盟军的合作下尽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享胜利果实。因此，在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强调在中国必须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指责中国共产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在蒋介石的宣传煽动下，从1943年3月起，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不仅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而且对一些不同意国民党某些政策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横加迫害。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坚持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不满，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把抗日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同国民党进行有效的斗争，才能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仲形势下诞生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于1939年11月。

　　成立时定了八条“简章”和12条“信约”。在简章中阐述该会的宗旨为：“以巩固统一积极建设为帜志”。在信约中强调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主张“军队国家化”，要求“实施宪政”。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全国的政治空气骤生变化，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深感局势严重，有必要联合起来同反共倒退势力进行斗争，于是，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这个政治组织的有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后称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社党(后称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立即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通过报纸宣传这个政治组织的存在。梁漱溟在重庆出发前和到香港以后，都得到周恩来和中共组织的支持，因而很快便在香港办了一张名为《光明报》的报纸，由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10月10日，公开宣布正式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同时发表了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

　　“宣言”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中国受外患侵凌数十年”，“几绝翻身之望，而今则对抗强敌既越四年，举世刮目相看”，“解脱枷锁，要不难期”。中国“苦于不统一久矣，自民国初建以迄杭战之前，扰攘几无宁岁，国力之所用，不以对外而日以对内”，“而今则以同仇敌忾之故，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虽然，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人后转不如初”。“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统一实为国人意志之统一。武力于此为统一之具，而非统一之本，最后统一，莫著于抗战”。“看此四、五年间，统一气象后不如初者，其几之动，毋亦各持其力，而有忽于人心之背”，“不求于心而求于武力”，“以此为国，真可痛哭!”。故“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此其事本”。

　　在发表成立宣言的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还提出了自己对时局主张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贯彻抗日主张，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三、加强国内团结，调整各党派间关系;

　　四、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

　　六、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结束党治;

　　十、厉行后方节约，切实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

　　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发表成立宣言和政治主张后，国民党要人孙科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重庆根本没有这个组织。为了证明民主政团同盟确实存在，该组织的主席张澜和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人在重庆举行公开招持会，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有关人士参加，宣布民主政团同盟早已成立。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团的成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生力军》的社论，热情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宣言和政治主张。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主席张澜等人经常与中共及各方面爱国人士讨论问题。由于中共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蒋介石也只好默认这个组织的存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提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时对抗战胜利的前途失去信心，企图通过迫害与镇压国内进步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后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他们又企图清除异己，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因而进一步加紧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人士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中这一股破坏团结抗日的逆流，开始加强自己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这对捍卫团结抗日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困难中挣扎的国民经济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财政经济的来源，除少量外援外，主要依靠抗战前期内迁的工矿企业及未沦陷地区的农业。国民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措施，使之很快便在川、滇、黔、桂、湘等省恢复生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起了支柱的作用。然而，由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加之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八次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称：“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为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间，对经济行政、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如编制了新的国防经济三年计划;召开了第3次全国财政会议，进行所谓的“财政改革”，强化推行一系列的专卖和统制经济政策，改组“四联总处”，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等等，并在工业、农业、财政和争取外援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继续加强工业体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制订了大后方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内迁及新建的工矿均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基地。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强调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略不变。同时还逐步加强国家资本的注入，在工矿企业中增加国家资本比重。据统计，1940年国家资本产品产值只占总产值的27.7%，而1941年增加到近36%，1942年又增加到43%，到1943年接近50%。由于国家资本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对工业中的轻工业，国民政府继续贯彻“奖励轻工业”和“扶持乡村工业”的政策，采取了减免原料税、降低运输费、租用公有土地免租和协助向银行贷款等鼓励私人发展轻工业生产的措施，使轻工业私人设厂由1940年的517家增加到1942年1138家。这些私人轻工业企业，对稳定大后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大量注入，及国家对绝大部分工业的垄断和统制，使民族资本企业逐步滑坡，1943年后开工的工厂数大幅度减少。

　　其次是调整与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突出的是改变田赋征收办法。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征收办法在某些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增加田赋的办法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于是造成了各地赋额不一，各种附加逐年增加，农民的负担也逐年加重。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起草并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该决议案规定，各省田赋划归中央管理以后，所有田赋收入交中央指定的金融机构专户储存由中央统筹支配，各省具预算内的田赋收入，由中央如数拨给，需要时，中央可将田赋的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以满足军用之需。田赋划归中央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税收的混乱状态，对保障粮食的军需和民用有积极作用。然而田赋采取征实、征购、征借政策，从农民手中拿来了收获物的绝大部分，形成了对农民的掠夺，严重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

　　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继续推广农业合作社运动和鼓励增加耕地面积。由于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加强了推行农业合作社运动，因此各地合作社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1942年6月，仅西南各省就建立了农业合作社6.3万余个。由于合作社的建立，贷、产、销渠道得以畅通，国家和银行给予农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加。据统计，国家和银行给合作社的贷款，1941年为4.65亿元，1942年为6.83亿元，1943年为15.27亿元。

　　农贷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无疑是一种促进，只是相当大的部分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所垄断，而没有落到农民手中。除坚持农业合作社运动外，国家还采取免收田赋等措施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据统计，水稻的种植面积1941年为2164.9万亩，1942年增加到2553.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1941年为1261万亩，1942年为1529万亩。

　　第三是进一步强化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在1939年9月以“四联总处”改组为标志已初步形成。它统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贴放、汇兑和物价调整等。但货币发行仍未集中。

　　1942年5月，“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钞票、代理国库、统管外汇、汇解军政款项及调剂金融市场;中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受中央银行的委托办理国外款项收汇和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交通银行主要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贷款与投资。经过这次业务划分，为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打下了基础。1942年6月，“四联总处理事会”又通过了《补充办法》，进一步规定银行存款准备金只能由中央银行收存，为中央银行独家发行货币完成了最后准备。1943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指示，标志着战时金融统制的最后完成。这种战时金融统制体制，为稳定国家金融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发行权的统一，又为国民政府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大开了绿灯。

　　第四是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由于岁出的增加和连年的战争消耗，国民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财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长，1940年接近40亿元，1941年即上升至87亿元。

　　这种严重局面，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方面，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对盐、糖、火柴、卷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货物税的区域和范围，并实行从价征收办法，以避免因战时物价上涨而使实际税收减少。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将省财政收入划入中央财政收支系统，这样，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印花税和营业税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国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悦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税收款项并不能填补战时高达80%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此，国民政府仍大肆举借和增发纸币。特别是增发纸币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筹措战费、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1940年底法市发行额为79亿元，1941年底为151亿元，1942年底为344亿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亿元。[《中国财政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人民遭受灾难，官僚资本迅速扩大，使财政经济预伏着新的危机。

　　第五是在商贸方面放弃限制进口政策，转而采取鼓励进口政策。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主要采取限制进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水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进口贸易只能靠空运解决。但空运仅能解决军需品进口的运输，民用物资进口困难。日军的封锁造成后方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进口贸易的种种限制，并转而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1942年5月，国民政府还解除了对敌货进口的禁令，同时颁发新的《战时管制进出口办法》，规定：

　　只要是后方所必需的物资，不论来源如何，均可进口，政府并对进口者予以运输上的便利或资金上的资助。这对抗战后期扩大贸易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2年的困难阶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保持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使大后方的抗战得以坚持。国民政府在抗战困难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保护官僚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为了抗战，广大人民甘愿作出牺牲。正如《新华日报》报道的那样：

　　“工人们是明白大义大理的，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从没有半句怨言，从没有片刻时间松懈自己的工作。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他们象前线抗敌兄弟一样的英勇，冒寒褥暑，日夜工作着。”[《新华日报》，1939年9月4日。]

　　全国各界人民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怀着抗日的同样心情而不计自身的利益，以自身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正是有这样伟大的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局面才得以维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领域采取强制高压和钳民之口的文化专制政策，压迫和摧残抗战文化。1941年2月7日，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还有设计委员会。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交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各省成立分会，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加强了文化专制。

　　1942年9月1日，张道藩在文运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强调：“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这实质上是钳民之口，要文艺为国民党的统治效忠。

　　为实行文化专制，国民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等，加紧对进步文化文艺作品的压制和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国民党还利用种种借口解散或整编抗日的文化团体，关押甚至杀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白色恐怖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前期兴起的抗战文化运动，再度走向低落。

　　(二)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早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把坚持抗战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组织和领导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各种迂回曲折的斗争，使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加强文化专制，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暂处于低潮。如何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成为当时推动和发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斗争。

　　一是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悼念会，以联系和团结广大文化界，加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隆重的纪念活动是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长地向郭沫若提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一工作，并嘱托阳翰笙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把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并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电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赞扬了郭床若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16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社会各界名流及各报记者800余人济济一堂，情状热烈，会场充满团结的气氛。冯玉祥在致词中说，纪念郭先生，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忠心爱国、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的高贵品德。

　　周恩来到会祝贺，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勉励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当天，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也分别举行庆祝纪念会，新加坡华侨社会文化界亦为郭沫若祝寿举行大型聚餐会。此后，国统区进步文化界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名人祝寿会、创作纪念会、悼念会及各种纪念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对生者生日的祝贺，还是对死者的悼念，都是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对顽固派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击。

　　二是以戏剧为中心，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的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影响比较大。周恩来和徐冰、阳翰笙等仔细进行了研究，决定用话剧来打破重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于是，重庆文艺界发动了雾季戏剧演出运动。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好剧。《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其目的是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该剧共演出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余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他整理成五幕历史剧。

　　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该剧主题是主张联合，反对分裂，借古鉴今。该剧上演后，《新华日报》开辟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发表了许多剧评文章，肯定了历史剧借古鉴今，服务现实的地位和作用。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五幕大型历史剧，只经过3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竟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

　　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可以说是集剧坛之精英。《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就连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本“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然而，人民所喜爱的一出好剧，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剧本“成问题，不该鼓吹爆炸”。“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说：“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周恩来对《屈原》从创作到演出都十分关心，全力支持，充分肯定，把它当作在文艺战线上同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于1944年11月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除《棠棣之花》、《屈原》外，还有《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

　　第一个戏剧雾季演出，除上述几出戏外，还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北京人》、《原野》和《日出》等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高潮。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重庆文艺界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出戏。其中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曹禺的《北京人》、《家》、《蜕变》等。这些史剧对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1941年6月底，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组成直属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团结了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桂林的抗日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总之，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白色恐怖中，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在困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并且成为争取民主潮流的有力组成部分，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5 1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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