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第二节
2017-11-25 10:05:47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困难，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一、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接连战胜了敌人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日本侵略者日益陷入了困境。从1942年冬，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逐步转入对法西斯阵线的反攻与进攻，整个战争形势对日本侵略者越来越不利，其华北方面军的处境也日益困难。1942年12月26日和1943年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先后召开了所属各兵团长和参谋长会议，贯彻1942年12月26日大本营制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1943年1月11日，该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讲话中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今后“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312页。]

　　1943年初，日本陆军共有58个师，除留守日本国内5个师、驻朝鲜1个师、用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15个师之外，在中国战场上仍有37个师，占其师的总数的64%;其中华北9个师，华中13个师，华南1个师，东北14个师。3月24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3年度《作战警备纲要》，确定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并促使伪军积极配合作战。

　　在此种形势下，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作准备的指示，决定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相结合，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斗争密切配合的原则，派遣千百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除奸反特，宣传群众瓦解敌伪军，改造伪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同时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见附图4)

　　晋察冀军区为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决定以主力军的1/3或1/2、地方军的全部，分别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北岳区重新划分了部队的活动地区，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宣传和动员群众，镇压汉奸特务，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北岳区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日伪军1943年“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1～3月，敌军对行唐、平山、灵寿、曲阳、唐县一线逐步侵袭。在该区主力部队与敌后武工队、小部队的夹击下，敌人的计划遭到失败。4月19日，敌华北方面军第110师、独立混成第8、第3、第4旅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丘同时出动，向阜平以南的陈庄为中心的北岳弟4军分区进行合围，企图消灭第4军分区部队。第4军分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就地分散游击，不断阻击和侧击敌人，并在与敌争夺白花山、九龙山等制高点的作战中，给敌以重创;同时，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分别袭击桃林坪、白家河，陈庄、大湾等敌人新建立的据点，杀伤敌人。到28日，粉碎了敌人对第4军分区的“扫荡”。

　　4月29日，日军将“扫荡”重点转向阜平东北的军城地区，企图消灭第3军分区部队。第3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以分散作战、冷枪射击、地雷战等打击敌人，迫使其于5月15日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北岳军民共歼敌1700余人。至1943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2000多个村庄，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冀中区为执行武工队的任务，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全面展开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冀中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不仅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还形成了房上、地面、地下三通、能打能藏的立体战斗地道体系。冀中区军民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地道，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创造了“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等新战法。满城民兵配合游击队，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42处。活跃在白洋淀的雁翎队及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仅在王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即毙伤日伪军50余人，截获大货船数十艘。冀中军民经过各种斗争，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斗争的环境。冀东区也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到丰润、宁河、滦县、遵化、玉田等敌后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攻克敌据点4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滦河以东的部分新区。与此同时，蓟(县)遵(化)兴(隆)游击队和长城工作团再度出关，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恢复和重新建立起了热南山地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遵照1943年1月太行分局高干会的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全区共派出近1000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及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日军第1集团军在完成对驻晋东南地区的国民党第24集团军诱降之后，于5月6日，以日军3个师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潞城、武乡、左权、林县、陵川等地出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梳篦式“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当敌人开始行动时，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已判明敌之企图，乘敌尚未形成包围之前，总部和第129师主力适时转移到外线，向敌交通线展开破袭战。第129师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及1.5万多名参战民兵，坚持内线斗争，以冷枪射击结合地雷战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太岳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对本区内的白晋和平汉铁路展开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太行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在太行、太岳、冀南3区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扫荡”太行区的日伪军被歼灭2500余人，并于5月下旬撤退，太行军区将平汉路西侧的广大地区，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争取和瓦解了部分伪军，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及长子、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冀鲁豫第1军分区恢复和发展了1140个村庄，并在齐河、茌平、禹城间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冀南军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了“抗战复仇同盟”、“回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冀南第2、第3、第6等3个军分区，在敌占区秘密建立了573个民兵自卫队等组织，打击伪乡、村政权及汉奸。经过一年的斗争，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3/5。其中，冀南军区拔除和逼退敌据点140余处，恢复和开辟了10个县，约占冀南全区面积的1/10。

　　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于1943年初，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战士，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建设;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320多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每支武工队都有营以上干部负责。武工队由15支扩大到37支。同时，还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武工队根据晋绥军区的对敌斗争计划。进入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及交城以西的山区，发动群众，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出地盘，主力部队与武工队，民兵相配合，根据不同情况，对敌伪据点采取不同办法，例如：包围孤立，造成敌人供应困难、生活不便，被迫撤走;相机乘虚袭击占领;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集中兵力强行夺取。第8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依靠群众，在交城西北地区，摧毁了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特务网。2月7日，又在岔口以西的石沙庄伏击歼敌28人，并将13具尸体送进岔口据点，对敌人震动很大。30日，又袭击岔口据点，歼敌40余人。仅3个多月时间，晋绥区军民即摧毁了800多个村“维持会”，在500多个村庄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争取并改造了近400个村“维持会”成为两面政权。在1943年上半年，已基本上将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全军共拔除敌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使整个晋西北变为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

　　山东军区于1943年初，决定继续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即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以600多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敌人“蚕食”的地区活动。这些武工队积极战斗在敌占区，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反抢粮、抗苛捐杂税，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锄奸反特，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一年中，山东军区的武工队、小部队共拔除日伪据点340多处，开辟村庄7000多个，还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1000多个内线关系，促使7000多名伪军溃散、逃亡，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春季，日军的大规模“扫荡”首先从山东开始。1月10日，日军第12集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以7000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广饶、羊角沟、利津、滨县、蒲台、博兴等地出动，向小清河以北八路军清河军区驻地北隋一带合围。清河军区机关立即由蒲台、博兴之间转向敌后。1月14日，清西军分区独立团第7连遭敌合击，与敌展开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清河军区令其他军分区部队在外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敌人，迫使其大部退集到津浦铁路沿线。1月17日，日军8000余人和伪军4000余人对八路军冀鲁边第2军分区进行合围“扫荡”。该军分区部队采取分散作战的办法，使敌人的3次合围全部落空。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和加强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1943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军区、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冀鲁边军区、滨海军区、胶东军区等6个二级军区。第115师与原山东军区所属各旅及各支队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实行了主力军地方化，加强了地方武装。

　　4月22日至29日，日军又以独立混成第5、第6和第7旅以及伪军各一部共2万余人，再次对清河区进行“扫荡”。敌人在8天内连续3次搜寻并合围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均未得逞。尔后，敌在清河区北面以三里庄为中心，部署日伪军2500人的兵力，控制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的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以夹击之势步步向内“蚕食”。清河军区遂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对敌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蚕食”活动;同时，集中直属团及特务营于5月28日，以袭击手段攻克北线敌三里庄据点，歼灭伪军1个团大部。6月4日，日伪军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广(饶)博(兴)蒲(台)中心区，并建立据点20处。清河军区主力转移到利津以北垦区，7月利用青纱帐，乘敌换防之机发起反击。至9月，该军区不仅歼灭伪军3个团，收复被占的中心区，而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山东各地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衬落战和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且还根据敌活动规律，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他们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并以日益巧妙的方法进行埋设，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民兵们不仅以地雷阵保卫村庄，还把地雷作为进攻性武器开展“飞行爆炸运动”。他们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敌人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敌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及敌人可能行动之处，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都会引起地雷爆炸，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胶东区军民及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活动，不断截获和击沉敌运输船只，俘获押船之敌。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使鲁中区和滨海区得到了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严重分割的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武装工作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它在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打破敌伪军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对进一步扭转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四军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和“蚕食”，扭转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的局面。日本从总的战略需要出发急于安定华中，加强其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确保其苏北和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在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为此，敌中国派遣军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调整日军在华中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部署，使其仍保持在11万人左右;一面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大力扩充伪军，使其由18.5万余人增加到22.8万余人，准备对华中特别是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对部队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号召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要求做好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的准备。

　　1943年初，日伪军对苏北等地区发动春季“扫荡”。1月底，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和伪军各一部共1.4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徐州、海州、如皋等地，向淮阴、涟水、南新安镇(今灌南)、响水口、盐城、兴化等地推进。2月12日，日伪军对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所控制的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合击”，并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随后，韩德勤部在新四军部队的掩护下大部退入淮海地区，一部分投敌。新四军军部判断敌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区，遂于2月16日向第3、第4、第1师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扫荡”，苏北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肃清匪特奸细，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按照反“扫荡”计划进行分工合作，以一部兵力开展游击战打击和钳制敌人，集中一部分主力选择敌之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

　　2月17日，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2旅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阜宁西南的东沟、湖垛、沟安墩、陈家洋(阜宁东)和新安镇(阜宁西北)等地出动，向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合击，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于1942年底自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的盱眙县东南之黄花塘地区。新四军第3师除留一部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外，师部和第7旅主力及第8旅一部，分别转向阜(宁)东和淮海地区。敌合围扑空后，于2月2l 日又以“梳篦拉网”战术，对阜(宁)东和滨海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新四军第3师第8旅配合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师的主力在外线攻击日伪军据点和运输线，积极打击敌人。与此同时，第1师在苏中、第2师在淮南、第4师在淮北积极打击当面之敌，有力地策应了第3师的反“扫荡”作战。“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在到处扑空、挨打和遭受内外线夹击的情况下，于2月26日被迫停止了全面“扫荡”。

　　2月27日，日伪军改全面“扫荡”为全区“清剿”，在阜宁东、西及射阳河东地区构筑据点、公路，建立伪政权，企图长期控制该地区。但在新四军第3师内外线部队及游击队与民兵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3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新四军军部令第3师适时集中兵力，准备追歼撤退之敌。3月11日，各路“清剿”之敌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坚持内线斗争的第8旅立即集中兵力，自3月14日起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实施反击，先后歼灭日伪军500余人。3月18日，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反扑之敌数千人合围。这个连82名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170余人，苦战竟日，全部壮烈牺牲。3月25日，第3师各部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14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50余天，新四军第3师及盐阜、淮海人民经20余次较大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挫败了敌消灭苏北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并控制该地的企图，为坚持长期斗争及尔后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3年4月1日，华中日军以第60师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采取先军事后政治以及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开始对新四军苏中第4军分区的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地区进行“清乡”。苏中区军民根据苏南区军民反“清乡”斗争经验，特别是陈毅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所指出的：“‘清乡’是长时间的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我军之主力，而且要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及民众团体为敌伪‘清乡’之特点，”进行了坚持艰苦斗争的准备，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了相应的部署。

　　日伪军首先进行“军事清乡”，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南通县中部和海(门)启(东)以北地区，大量增设据点，并依托据点，日夜出动部队，采用“梳篦”、“拉网”战术，分区进行反复“搜剿”，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同时，在“清乡”区的边缘，沿河川、道路设置了封锁竹篱笆200多公里，并派兵分点扼守，盘查来往行人，企图以此隔断内外联系。

　　针对敌人的“军事清乡”特点，苏中抗日军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斗争。在敌人开始合击时，苏中第4军分区的大部主力转移到“清乡”区边缘线上，在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和林(梓)白(蒲)等公路沿线，袭击敌人据点，破坏封锁篱笆，断敌交通，积极打击敌人。同时，组织广大群众，多次进行破击，烧毁敌人用于建造封锁篱笆的竹竿500万根以上。当敌深入中心区进行“清剿”时，坚持内线斗争的部分主力、地方武装及民兵，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专打敌“清乡队”;并大量组织锄奸组、狙击队，捕杀敌“清乡”人员。苏中的其他部队也在东台、兴化等地进攻敌人，先后攻克安丰、富安、钓鱼庙等10余处据点，有力地策应了内线的反“清乡”斗争。至5月底，敌“军事清乡’即告结束。

　　6月初，日伪军转为“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开始对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先后进行“和平编查保甲”和“武装编查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连保连坐”;建立“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企图建立和加强其伪化统治。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合法斗争的方针，继续以短枪队等和民兵打击小股敌人和“清乡”人员，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并动员和掩护群众进行反对编查保甲的斗争。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伪军大批反正，伪职人员纷纷自首，敌人建立的伪组织名存实亡，从而打乱了敌分区“政治清乡”的计划。8月以后，敌人进行“机动情乡”被挫败。接着又进行为期3个月的“延期清乡”，企图以更加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在此严重情况下，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了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公开的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到“清乡”区边缘和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的方针，至12月底又粉碎了敌人的“延期清乡”计划。在9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军民共摧毁敌据点49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伪行政人员1700多人反正，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苏中反“清乡”的同时，苏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清乡”斗争。两区军民采取游击战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坚持了抗日根据地。

　　华中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占领区，在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加修公路，广设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

　　为粉碎日军的“蚕食”政策，淮海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首先，军民结合展开破路斗争，切断敌各据点之间的联系。接着，在敌孤立据点周围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打冷枪，围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从5月开始，该地区新四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向沐阳东南之塘沟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反击战，攻克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亲人，基本上恢复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原有的态势。

　　在淮北地区，日军“蚕食”了淮(阴)泗(县)和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东陈集、顺河集及土山、叶场等地。淮北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展开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以泗宿地区为中心的全面反“蚕食”斗争，从夏季开始，新四军第4师一部进行反击，拔除罗圩、顺河集、叶场等日伪据点26处;派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从而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

　　在苏中地区，日军在对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实行“清乡”的同时，又对苏中其他根据地的边缘区进行“蚕食”。苏中区军民一面进行反“清乡”斗争，一面抽调干部带领群众打击敌人的“蚕食”活动。经过春夏两季的连续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之“蚕食”计划，而且还扩大了根据地。

　　在鄂豫皖边区，日军自6月下旬起，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敌展开群众性的破袭战，打击敌之“蚕食”活动;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变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从而遏制了日军的“蚕食”活动。

　　华中军民春、夏季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效地制止了日军的扩张，恢复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华中敌后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30多次千人以上的“扫荡”以及“清乡”和“蚕食”，歼灭日伪军达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华南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于东江、珠江和琼崖地区。1943年，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东江地区，从1943年1月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所属各大队，向日伪军展开广泛出击，1月和2月，惠阳大队攻占伪军的重要据点王母圩。5月，游击总队的主力大队攻占虎门东南的伪军据点福水。7月，又袭击了伪军据点公明圩，使东尧、宝安两县和广(州)九(龙)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1943年1月至11月，东江地区的游击队共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武器500余件，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另有民兵近1000人，对敌占广九铁路运输线构成了威胁。11月18日晨，日伪军集中近万人的兵力，在航空兵配合下，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等地出动，以分进合击战术，开始“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企图确保广九铁路的交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在莲花山、怀德、百花洞等地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后，撤回大岭山区。当日11时左右，日伪军向大岭山区实施进攻。将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公里的地区。游击部队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敌人，坚持到黄昏以后分三路突围，转移到大进埔、温塘、桥头等地区。日伪军“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扑空后，又将“扫荡”重点转向主安地区。

　　11月20日至12月4日，日伪军10D0余人分两路“扫荡”龙华、乌石岩等地，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游击总队第3大队袭击东莞县城，炸毁城外公路大桥，并以一部兵力破击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攻占了广九铁路线上的日军重要据点常平车站，有力地策应了宝安地区的反“扫荡”作战。12月5日，日伪军全部撤退。为了进一步发展东江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改编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尔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珠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到1943年初已有300多人。为统一领导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地区的斗争，同年4月成立了珠江指挥部，林锵云任指挥，罗范群任政治委员，下辖禺南大队、顺德大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1944年1月1日成立)。根据珠江指挥部确定的以五桂山为基地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该部一面在五桂山内锄奸清匪，建立政权，一面以主力向五桂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43年底，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另有民兵500余人。

　　在琼崖地区，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根据1942年7个多月反“蚕食”、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于1943年1月17日作出“坚持内线，挺进外线”的决策。第1支队由琼山、文昌地区向西挺进，到琼山、澄迈两县交界的儒万山地区，建立儒万山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第1大队和琼山基干大队向琼东、定安转移，与在当地活动的部队一起，扩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仅留第2支队主力在琼山、文昌地区坚持内线斗争。

　　1943年夏秋之交，日伪对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

　　被粉碎以后，立即转向儋县、临高、澄迈地区进行“扫荡”。琼崖游击部队除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反“扫荡”斗争外，以主力转移到外线，直接威胁敌在琼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转战月余，逐渐恢复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并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并使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部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尔后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3年，中国敌后战场的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剿”、“蚕食”，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敌后军民取得艰苦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日军以主力进行的保守占领区的战略彻底破产，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发生了有利的根本变化，而且对1943年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7 11: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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