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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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三节 中美关系的演变

　　一、史迪威事件

　　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即由扶蒋联共转向扶蒋反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美〕赫尔：《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页。]

　　从这一原则出发，美国执行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政策，为此，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援助中国的措施。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6月，又根据《租借法》签订了《中美互助协定》。为了利用中国军队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的进攻，并把中国作为将来反攻日本的基地，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1941年12月成立了中国战区，并派史迪威将军来华。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美国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飞越喜马拉雅山险阻到昆明的“驼峰”援华运输线。罗斯福向中国保证，不管仰光是否失守，不管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的陆路运输线能否保持开放，这条空运线一走要维持，以便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在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宣言签字国之首。

　　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中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放弃了它在中国享有近百年之久的特权。10月，美国不顾英、苏的反对，坚持中国应成为《普遍安全宣言》(“四强宣言”)的签字国，作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12月，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保证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同月，美国国会应罗斯福要求，废除了1882年～1913年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给予中国移民与其它国家移民一样平等的入境限额。

　　在对待中国内政问题上，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高级会议时，罗斯福对蒋介石多次表示，美国不会陷入中国内战的陷井里，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并要求蒋介石在战争尚在继续的时候，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美〕埃利奥特·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纽约1946年版，第164页。]

　　为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善国共之间的关系，1944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派副总统华菜士访华。华莱士出访时，以考察农业为名，取道莫斯科，了解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以便与蒋介石商谈有关中苏及中共问题。当获悉苏联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和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后，华莱士一行即于6月20日到达重庆。从21日开始，以国共问题为中心，同蒋介石举行了5次会谈。华莱士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对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即国共两党的党员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页。]

　　进而指出，同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民主改革，接受中共合理建议，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但蒋介石不同意上述建议，说“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而把他们看做是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6页。]

　　因此，他坚持对中共的方针只能是：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管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特种制度。”[《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46页。] 否则不予中共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种态度令华莱士失望。

　　随后，华莱士将中国之行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汇报。他主张国并双方建立统一战线，建议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而美国对华政策应当具有灵活性，以便能在更有希望的中国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华莱士还估计到，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但是，罗斯福政府援助中国继续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的政策，同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不仅华莱士访华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陆军中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而派到中国的。其使命是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监督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能”。但是，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作参谋长，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更多美援，装备他的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这样，围绕吏迪成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权问题以及由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政策与蒋介石的立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时，史迪威痛感中国军队“劣等装备”、“军火不足”、“愚蠢的指挥”及蒋介石的任意干预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计划，要求撤换国民党的某些中、高级军官，并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除答应对个别军官进行“撤查”外，对史迪威的要求均未同意，史蒋矛盾加剧。

　　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蒋介石一直也是不满意的。这个问题的矛盾首先在美国空军调运问题上暴露出来。缅甸失守后，中东局势又由于德军的进攻而随之紧张，美英联合参谋委员会“不经预告”就把原来支援中国战区的重轰炸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助英作战，削减了对中国战区的空运吨数和作战力量。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利益”，质问英美“是否尚以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调派美军打通滇缅交通线;保证每月空运五千吨援华物资;并要求免除史迪威对租借法案的控制权。对此，罗斯福一方面向蒋介石作了解释，同时也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答应出兵共同打通中印公路连接滇缅交通线，增加空运援华物资，但仍要保持援华物资的控制权。罗斯福的缓解并没有消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史迪威早在20年代就在中国工作过。1935至1939年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通过长期的在华观察，了解到国民政府“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政治上不民主，军事上消极抗日，经济上贪污腐化，囤积援华物资。而共产党军队虽然装备不良，但坚决抗日，成绩显著。史迪威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采取联共方针。

　　1943年9月6日，史迪威首次提出使用和装备中共军队的建议。为了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2月4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用50万军队在华北围堵中共军队。对中国抗日战争有大损害。对此罗斯福颇感忧虑。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电催促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22日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又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

　　1944年夏，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之下，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败退，美国政府担心影响美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办法，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他强调指出，日本的进攻“不但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军在中国的一切建树。”[〔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罗斯福竟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要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同时派出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赴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华莱士访华时确定下来的，其宗旨是“考察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分两批飞抵延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考察。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极为重视。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问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此后，在8～9月间，毛泽东还向解放区发出10余次电报，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配合美军。8月21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己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9月9日，毛泽东再电华中局，更加明确地将与美军的合作定力党的方针：“机场修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与美国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帮助才能做到。

　　因此，中国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合作。[〔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美军观察组通过在延安、山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现实性。7～10月间，美军观察组先后发出50余份报告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作了客观的分析。戴维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第509～510页。]

　　因此，戴维斯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192、195页。]

　　他们还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观察组全体人员及与他们作过多次重要谈话的情况及内容报告美国政府，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朝着涟康的方向发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使延安获得部分援助物资。蒋与史迪威的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衡阳失守，正面战场战局日趋恶化。此时，美国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可以直接从该岛轰炸日本，中国空军基地的战略价值也随之下降。

　　但罗斯福仍担心美军攻占日本本土后，日本可能会利用中国大陆继续战争。

　　为敦促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8月21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不适当的要求：“我强烈要求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地委以史迪威将军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我要求对此事付诸行动，……进一步拖延就可能为时太晚，从而中国和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在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遭到灾难性的悲剧。”[〔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4页。]

　　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8日与蒋介石进付会谈。蒋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9月18日，罗斯福再次电蒋，措施强硬，指责其迟迟不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行为。这封电报第二天由史迪威递交蒋介石，蒋十分恼怒，“引为平生耻辱”。[《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57页。]

　　9月25日，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电转罗斯福，说明不能委派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的重大责任，指责史迪威漠视“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不适合承担新的指挥职务会加在他身上的重大而复杂的责任”，对他委以重任将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9页。]

　　史蒋矛盾白热化，使罗斯福在对中国政策上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

　　此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赴华的赫尔利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罗斯福交给赫尔利的任务是：

　　1.促进蒋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利后者时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2.在执行任务中，要同驻重庆的高恩大使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把你的活动通知他。[〔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但是，赫尔利对他的任务有自己的理解：使中国留在战争中;使中国保持在战场上;将一切中国军队统一起来进行对日作战;必须使蒋介石政权控制中国政府。[〔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他把支持蒋介石当作了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寄希望于苏联。为此，在来华之前，他特意绕道苏联，试探苏联的态度，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后，他轻易地相信，国共两党的政治解决不难实现。

　　自9月6日到达重庆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调解史蒋矛盾。但是，由于他是以支持蒋介石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当他得到了蒋介石承诺为了同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办法可以作某些让步的时候，他就向罗斯福建议解除史迪威的职务。[《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2—693页。]

　　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蒋介石，称：“除史迪威外，在你和蒋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吏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26页。]

　　赫尔利的活动产生了作用。

　　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的职务。随后，赫尔利又接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于10月22日离华，途经缅甸、印度返美。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

　　二、赫尔利使华

　　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解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名义来华。在经多次与蒋协调之后，他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援蒋抗日变为扶蒋反共。

　　11月初，执行史迪威路线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侍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显然，赫尔利使华的主要使命已完全不同于史迪威的使命，抗日已降为次要事项，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军事”，稳定其政治和经济，成了主要任务。

　　为了实现其帮助蒋介百统一中国，压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赫尔利在史迪威离职后，马上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11月7日，赫尔利携一份经王世杰、张治中修改过的与中共谈判的草案飞往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真意抱有怀疑，但由于中共此时对美政策仍是希望与美国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并将开展对美外交作为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因此愿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合作。

　　直到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还表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双方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页。]

　　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经过两天两夜，正如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的：“我们以最紧张热烈、最友好的方式，争辩，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认，对我的五点方案来回讨论，直到最后加以修正……。”[〔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经过四次协商，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和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冶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上述五条协定，尽管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当时如能实现联合政府方针，对抗战事业和中国的进步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签字之后，赫尔利感到自己使命成功在望。同一天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不无兴奋地称：“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受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但是，国民政府却坚决拒绝了五项协议。蒋介石认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他的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1944年，第6卷，第699页。]

　　1月22日，针对五点协议，蒋介石又提出所谓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它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井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这三点“反建议”只字不提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其实质是以合法手段达到灭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背叛他在延安说过的话，竟然置双方庄严签字的“五点协议”于不顾，硬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劝说中共接受。

　　赫尔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11月22日，当他将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交给周恩来的时候，为周严辞拒绝。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返回延安。

　　随后，赫尔利多次电邀中共代表到重庆继续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

　　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不愿“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请他转告国民政府先要解决四个具体问题，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诅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但上述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此时，赫尔利还不敢关闭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周恩来于1945年1月24日再次赴渝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应双方邀请列席了会议。

　　会谈中，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原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三项办法，即：在行政院下设一容纳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战时内阁;由军事委员长委派国共军队军官各一人、美国军官一人组成三人混合委员会，负责拟定中共军队整编及待遇之办法;指派美国军官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作战。三项办法的实质依然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迫中共交出军队。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的三项办法，2月2日，提出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主张先解决民主，后解决军队，但再次被蒋介石拒绝。至此，谈判陷入僵局。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就在赫尔利协助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演双簧戏的时候，赫尔利己准备公开与中共摊牌，开始清洗主张联共政策的美国在华军政人员。1945年2月28日，艾奇逊、戴维斯等五位美国驻华官员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主张不要无条件对蒋承担义务，遭到赫尔利的拒绝，其后戴维斯等一批客观反映情况的外交官开始遭到清洗。进入1945年后，欧亚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更加明朗，美国世界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在中国便公开实施扶蒋反共的政策。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未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努力，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建议。内称：“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正式团体去美国，向对中国当前局势感兴趣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官员进行解释和说明。下面是该政府严格限制不加公布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将他们作为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毛和周即愿立即单独或一同去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议。”[〔美〕巴巴拉·塔奇曼：《假如毛和周来到华盛顿：如何抉择》，载《外交》，1972年10月。

　　但赫尔利把这个建议说成是美国驻外军官所策划的“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个部分，扣压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5年1月9、10日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希望访问美国的电报。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坚决反对邀请中共领导人访美的意见，从而关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发展外交关系的大门。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认为，如果国民党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就会“为更强有力、深得民心的共产党人……铺平道路”，使中共力量一天天壮大，甚至可能控制政府。[〔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5页。]

　　2月15日，就在周恩来发表离渝声明的同一天，魏德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有他签名的一份文件：“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军7卷，第233页。]

　　这无疑是美国抉蒋反共的一项政策声明。

　　1945年3月4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从重庆回到美国，就美国对华政策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进一步取得了罗斯福的支持。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号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封建军阀，阻止中国统一，“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并无耻吹捧蒋介石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7卷，第317～320页。]

　　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带有官方性质的反共声明，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完全转向扶蒋反共。正如新华社在评论中所揭露的：“赫尔利将军着重说明：‘美国政府不能以武器援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而只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军队。要努力帮助国民党达到全国军事之统一’。‘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后，新任总统社鲁门继承了扶蒋反共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给予美国改善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机会就这样为美国方面断送了。非但如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还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乱。毛泽东在此后不久撰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三、美国加紧扶持和控制国民党

　　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美国加紧了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1944年12月，美国帮助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原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被派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则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

　　与此同时，美军在华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1月，在华美军已达32956人，到日本投降时，又增加到60369人。1945年初，魏德迈以蒋介石参谋长的名义，同意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6个师的兵力。为此，在桂林设立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在云南，美军帮助国民党军设立了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大批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成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共帮助蒋介百训练和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成为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骨干队伍。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陈纳德率项的第14航空队及其运输能力，并在1945年2月，在昆明成立中国第之空运大队，由美军上校勃郎里任司令。

　　到1945年5月，一个月的空运总额已经增加到7万吨。美械师的装备和巨量军事物资的支援未被用于对日反攻，却变为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

　　经济上，美国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44年11月，以纳尔逊为首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任顾问。不久，又在“战时生产局”下面设立了一个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纳尔逊为副主任。纳尔逊通过调查，拟定了一个中国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计划规定，战后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只可发展一些纺织等轻工业，美国给予中国以广泛的“技术援助”。1945年3月，美国又派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到中国，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讨财政金融问题。同时，经由纳尔逊介绍，宋子文请美国政府派亨德逊担任国民政府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国在1945年1月帮助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以交通部长俞鹏飞为局长，美国麦克鲁兼任副局长。此时，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已先后建成，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供物资运输方案”，准备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000辆卡车供蒋介石使用，并派遣技术团450余人来中国，帮助蒋介石建立独揽中国运输的制度。5月，美国同意国民政府取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并将4000辆卡车和4500万码棉布运往中国。据统计，1945年2月至10月，美国仅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卡车就达25783辆，运输总量达161986吨之多。仅7月份，美国运到中国的援蒋物资就达91183吨。

　　为了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美国改变了战时中美在情报领域合作的方向和性质，帮助国民党训练反共特务，收集中共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于1943年4月15日同中国达成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规定美方同意向军统提供武装和其它电讯、气象、交通、医疗等器材和装备，帮助国民党训练特务。7月1日，该所在重庆市郊的磁器口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在中美合作所建立初期，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和全国气象网，侦译敌方电讯，展开心理作战等。但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发生转变。其主要着眼点变成为抗战结束后培训维持治安的特务。美方为军统训练的特务主要包括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类，主要课程是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实施有效的镇压手段。特别到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到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已在全国20多个地方举办特务训练班，训练出特务1万余名，并派出8000多名特务到全国各地进行阴谋活动。这些特务在日本投降时，充当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进行反共活动的急先锋。

　　此外，美国从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不断地派遣大批人员，以各种名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为国民党最后抢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支配战后中国命运，在各方面作了积极的准备。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7 1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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