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苏南新四军抗战根据地的“小延安”在哪里？
2020-01-10 14:34:14 来源：凤凰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苏南新四军抗战根据地的“小延安”——溧水李巷
经盛鸿
1937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侵华日军对南京发动包抄与进攻;在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平民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后，日军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扶植了伪中央政府。南京成为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大本营与巢穴。
面对着日军的屠刀，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始终对东南战局密切关注，在深刻地揭露与批判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的同时，对南京地区与苏南敌后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进行了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排兵布阵与工作部署。中共中央经与国民政府谈判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派遣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江南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离南京城只有约50公里的溧水李巷地区，就是新四军在南京地区，在苏南，建立最早、最重要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在江苏地区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发源地和前进基地。
红色的溧水李巷
(一)溧水李巷新四军抗战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背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方面经与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在江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宣告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离开闽赣苏区长征时，他奉命留下，指挥南方各省游击队继续作战。在新四军宣告成立后，1937年12月初，他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即在南京保卫战与南京沦陷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决定，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这两个中共党的机构都由项英任书记，因此，项英实际上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委员。而当时尚未恢复中共党籍的叶挺负责军事指挥。1937年12月底，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暂驻武汉的意见，叶挺、项英先后到达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末段)筹建新四军军部，为时12天。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三眼井(今友竹路7号)。1938年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到皖南和皖西集结，编入新四军。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5日抵达皖南歙县岩寺镇，7日又移至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麻村，26日进驻南陵县土塘村，8月2日移驻泾县云岭村，驻守近3年，直到1941年1月4日晚北移。
1938年4月，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经过长途跋涉，分别到达皖南和皖西，编成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第一、二、三支队驻皖南，第四支队驻皖西。全军共10329人，但是只有6500余支枪，许多战士还以大刀梭标为武器。
中共中央在组建新四军的同时，就调查研究和确立新四军未来的作战方向与兵力部署。根据日军占据上海、苏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而国民政府军队主力撤向皖浙赣山区、苏南广大农村地区空虚的形势，中共中央指示新成立的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首先在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2月14日，即在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当时正在延安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指示：新四军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长江局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其中一电是关于在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敌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指国、共两军)要建立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并要他们在对所提意见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政委)项英、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指明了新四军今后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在这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经英明地认识到并指出了溧水等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中心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再次指出了在溧水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新四军军部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在江南集中的第一、二、三3个支队中，各抽调一个连的侦察人员，共计400余人，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先往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为主力部队开赴苏南敌后抗日作好准备。
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越过宣城芜湖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进入南京近郊高淳、溧水、溧阳、句容、江宁、当涂间广大农村地区。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中，指出新四军在苏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与今后的战略计划：“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溧水地区，不仅应成为新四军在南京地区，在苏南，建立最早、最重要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而且要成为新四军在江苏地区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发源地和前进基地。
193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长江局、东南分局及项英，再次指出：“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在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不久，先由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率领所属第一、第二两个团，于5月12日从皖南岩寺出发，于6月4日，抵高淳，进抵苏南敌后;6月8日，在溧水县境的新桥(今晶桥乡)，与先到该地活动的先遣支队胜利会师;6月14日，进入茅山地区。
离南京城只有约50公里的溧水李巷地区
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兼团长)、江渭清部，在京杭国道以西的江宁、溧水、小丹阳、当涂地区活动，后在溧水新桥地区，以大李巷为中心，在溧(阳)、溧(水)、高(淳)和江(宁)、溧(水)、句(容)边区建立根据地，团部设于大李巷村，所属部队分驻于云鹤山、杭村、经巷、南曹、大树下和毕家山等村庄。随第一团来溧的战地服务团第三大队1个分队，七、八人，在分队长余伯由带领下，同期到达溧水，驻于岗上村。
溧水大李巷，地处茅山山脉西端，地势偏僻，地形复杂，群山环抱，物产丰富，农民吃苦耐劳，抗日爱国热情高涨，是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理想的地方。
第一支队第二团张正坤、刘培善部，直指茅山，展开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县。6月15日，陈毅率一支队部继续前进到宝堰前隍村。
接着，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领所属第三、第四两个团，于1938年6月中旬从皖南分批出发，于1938年7、8月间，进抵苏南敌后。第三团活动在以小丹阳、云台山、秣陵关、横山为中心的地区;第四团活动在以溧水县白马桥的李巷、南曹和句容的郭庄庙为中心的地区。
新四军迅速以离南京约50公里距离的茅山为中心，分别创建了溧高(包括溧水、溧阳、高淳县境一部，也称阳溧高)、江当溧(包括江宁、当涂、溧水县境一部，也称横山)、江溧句(包括江宁、溧水、句容县境一部，也称江句)等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地区，地处茅山山脉及其邻近地区，虽离南京不远，但地势偏僻，地形复杂，群山环抱，树木掩蔽，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农民吃苦耐劳，抗日爱国热情高涨，是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理想的地方。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发展，联成一片，成为中共领导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各部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中共党组织，建立政权，扩大军队，建立各种民众组织，不断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其声势直逼南京城下。
(二)溧水李巷根据地的新四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
新四军各部“初到苏南敌后，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河沟里浮着尸体，有的断了头，有的砍了四肢，都是被日本兽兵残杀的中国军民，真是惨不忍睹”。“干部、战士，对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杀戮我30万同胞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兽兵，无不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恨不能立即与之决一死战”。(《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96页)
而这时，驻防南京与苏南一线的日军，因为取得攻占南京的巨大胜利，“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所到之处，一路奸淫掳掠，驻地不放哨，行军无警戒，三三两两的散兵下乡骚扰，横冲直撞……”。这正好给擅长游击战的新四军创造了杀敌的机会。
1938年6月11日，粟裕接到新四军军部转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电令，要其所率之先遣支队破坏南京、镇江间铁路，以阻京、沪之敌，游击策应武汉会战。新四军军部指示，第一支队第二团调派两个连，加强先遣支队，在下蜀将京沪铁路一段破坏。6月17日，粟裕指挥所部，在镇江通往句容的公路上的韦岗，设伏袭击日军，击毁日军汽车4辆，击毙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13人，伤日军8人，缴获枪支等军用品。这是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首战告捷，国人倍受鼓舞，抗日军威大振，意义重大。蒋介石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欣然命笔，写成《韦岗初战》诗：“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新四军在南京郊区李巷等广大农村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1938年6月22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在致蒋介石呈中，写道：“我军达到南京地区后，民众极为兴奋，军行所至，常有数百武装民兵配合行动，抗敌情绪极高”。
1938年6月23日，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就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敌后的行动原则，致信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指出：“胜利游战，在目前主要是切断交通，阻碍敌人的运输和兵力转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保守据点，特别是南京、镇江(这是敌人战略据点和在后方兵力转移枢纽)，……以伏击的动作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截夺取辎重，争取不断的小战斗胜利，……应当以小游击队到南京、镇江附近，用突然的动作实施扰乱，以威胁敌人，这在政治上更有大的意义”。
1938年7月6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一部在安徽省当涂与芜湖之间，伏击京(南京)芜铁路上日军运输物资之火车，击毁日军军车1列，缴获大批军用品。
1938年7月10日晨，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缺第五连)在南京汤山至句容公路上的新塘镇附近设伏。句容县城驻有日军300余人。京句公路是日军交通的生命线，运输频繁。10日上午，汽车9辆载日军100余人，并附有步兵重兵武器，自南京向新塘驶来。两辆在前引导，其余7辆在后面一二百米跟进。日军一进入新四军的伏击圈，即遭到猛烈袭击，伤亡多人。日军下车顽抗。激战约半小时后，自句容县城和汤山镇派出的援兵 500余人，分乘汽车、坦克，还有骑兵等，在飞机掩护下，匆忙赶来。新四军遂迅速转移。此次战斗持续约1小时，毙伤日军40余人，击毁敌汽车两辆。新四军无伤亡。地方武装伤、亡各1人。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938年7月20日向重庆军委会蒋介石报告：“最密。据报新四军陈支队廖营，灰(10)日伏击由南京用汽车九辆载敌二百余向句容前进之敌，击毁敌汽车二辆，毙敌四十余名，我仅伤亡各一”。
1938年7月12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政务秘书许尔特尔在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
最近几天来，南京周边地区中国游击队的活动明显地越来越增多了。据住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德国工程师京特博士上周末报告说，从江北来的一个较大的中国部队在龙潭那里越过了长江，他们是来和驻扎在沪宁铁路线上的日本部队作战的。本月9日下午，中国部队与日本部队在离南京几公里处的尧化门火车站附近发生了战事，在城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机关枪声与零星的炮声。前两天也听到了从不同方向传来的炮声和机关枪声。根据日本方面在《南京民报》上发表的报道称，那是对小股中国匪徒的清剿行动，但在中国居民中一再谣传说有几个师的中国军队重创了日本。
新四军指战员
1938年7月1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部分兵力，攻击南京近郊西善桥日军据点，“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消灭了日军一个分队”，毙伤日军约20名，缴获步枪3支及军用品一部。“南京城为之震动，人们纷纷议论说：‘新四军打到南京城底下来了!’”。
1938年8月12日夜，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为配合国民政府军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以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各部进抵距句容县城约4公里之吉利隐蔽，部署兵力：第二营往东昌街，向镇江方向警戒，破坏道路、桥梁;第三营进袭句容城北门外飞机场，并对汤山、东昌街方向实施警戒;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间之五港、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第一营乘夜暗用云梯突入句容城内，顺利占领东南门。第三营亦入城作战。经巷战，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日军一部固守楼屋。新四军放火焚烧，烧死日军和汉奸数十人。接着又向伪县政府及天主教堂进攻。敌负隅顽抗，新四军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纵火焚烧。城外飞机场房屋亦被完全焚毁。攻入城内之新四军一直坚持到8月13日上午9时，才主动撤出。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新四军伤亡10人。
1938年8月22日，日军为保护京(南京)沪、京芜铁路的交通运输，集中4500余人，在20余架飞机及坦克、大炮掩护下，分8路，向安徽当涂县小丹阳、鸡笼山一带新四军扫荡进攻。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小部兵力进行阻击，主力在小丹阳对敌一路给予打击后，跳至外线，对当涂之敌和南京、江宁县陶吴镇等地日军进行袭击。第一支队发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对京杭、京沪、句容、丹阳等铁路、公路展开破袭。其中一小股精锐部队，避实就虚，从陶吴镇以北的徐村，直插南京中华门外，占领雨花台制高点。南京城内的日伪当局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紧闭城门，拉响警报，向雨花台盲目射击。新四军乘机动员与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了许多公路与桥梁。至8月26日，日军被迫退却。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20余人，击伤30余人，缴获喷烟筒60余个、军用品一批，并收复了小丹阳、薛镇、护驾墩、横溪桥、桑园铺、博望等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新四军无伤亡。
1938年8月2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的1个营，在副团长江渭清指挥下，袭击南京东郊的麒麟门，“消灭了伪军的一个连。由于离城更近仗的规模也狡大，所以对南京的震动更大”。
1938年9月16日，新四军第二支队部分兵力捣毁了京芜铁路板桥车站，毙伤日军30多名，缴枪10余支。
1938年9月20日，新四军侦察人员化装进入南京城，张贴文告，抓捕敌探。日军当局宣布全城特别戒严。 1938年10月1日夜，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一、第八连进至江宁县横溪桥东北地区，准备于2日上午在禄口与秣陵之间伏击日军之交通运输车队。2日天明后，获悉日军汽车1辆由南京开来，已进禄口，当即派出便衣10名进入禄口，见日军两名在街闲游，即举枪射击，毙、伤各1人。随后尖兵排发起冲锋。经激战，击毙日军13人，伤2人，击毁汽车1辆，炸毁轻机枪1挺，步枪7、8支，缴获伪军轻机枪1挺、步枪8支。新四军亡干部1人、士兵6人，伤士兵2人。
1938年11月26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侦察连进击南京雨花台守军，激战1小时，毙伤日伪军25名。日伪军不支，逃进城内。新四军侦察连又以猛烈火力射向中华门城堡，日伪军不敢出城。雨花台山顶上升起标有“新四军”字样的红旗。
1938年12月27日，上海租界的《申报》发表文章《沦陷一年来之首都》，报道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游击宣威杀哨兵于不觉”。文章写道：
城外游击队，仍能白昼携械潜入城中，袭击日军。一二月前，城内曾有日守岗哨兵二名，于白日被游击队击毙。南京日军司令部是日派遣大批日兵，严密搜查全城，但结果一无所得。可见京市外郊华军游击队之活动，已使日军防不胜防矣。
1939年1月8日上午7时许，侵占江宁县秣陵关、陶吴、小丹阳、谢村、横溪桥各地的日军，对驻江宁县横山地区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实施分进合击。日军几次发起冲锋，皆被新四军击退。激战至下午4时，日军仓皇溃逃。新四军乘胜将陶吴镇伪警备队全部俘获。此次战斗历时5小时，毙伤日军50余人，俘伪军70余人。新四军亡2人，伤7人。
1939年1月18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由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从高淳与当涂交界地区踏雪冒雨出发，长途奔袭芜湖日军飞机场附近的伪军据点官陡门，于20日傍晚，到达当涂县亭头镇，即派小分队封锁南北通路，监视黄池镇、青山街的日军。突击部队以木船、绳索渡过青山河，然后跑步奔袭，于21日凌晨4时抵近官陡门，冲进伪军据点。此次战斗，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共用约8分钟，连同清扫战场总共不足半小时，全歼守敌300余人，其中俘57人，缴获机枪4挺、长短枪70余支。
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向项英阐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共同确定的“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并与项英商得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为贯彻此方针，从1939年春开始，茅山地区新四军不断派部队分批出征：1939年4月，陈毅以第二团主力一部，协同丹阳县游击纵队，控制了长江中的扬中岛和大桥一带江南沿江地区，为向长江北岸发展创造条件;接着，又开辟了茅山以南的太湖、滆湖、长荡湖地区，在武进南乡和宜兴北乡地区成立太湖行动委员会，使苏南根据地扩展到太湖北岸与西岸，扩大了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机动回旋范围，为东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新四军军部先后将第一团、第三团从茅山地区调回皖南军部后，经过陈毅等人的力争，军部将第六团调至苏南，归第一支队指挥。陈毅派叶飞、吴焜率第六团，于1939年5月初，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与当地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合编，打起“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旗帜，在沙家浜和阳澄湖四周地区建立根据地，直逼上海近郊。
在这同时，茅山地区新四军部队加强对日伪的打击。1939年5月4日，新四军“四团一部于支晚进击至南京附近苍波门北，烧毁敌汽车一辆”;5月16日晚，新四军卢团袭击南京高楼门之敌，“将其大部歼灭”，后因敌援军赶到而撤退。此役“敌伤亡三十余”。
经过约一年的艰苦奋斗，新四军在南京、镇江、句容的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以离南京约50公里距离的茅山为中心，分别创建了溧高(包括溧水、溧阳、高淳县境一部，也称阳溧高)、江当溧(包括江宁、当涂、溧水县境一部，也称横山)、江溧句(包括江宁、溧水、句容县境一部，也称江句)等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地区，地处茅山山脉及其邻近地区，虽离南京不远，但地势偏僻，地形复杂，群山环抱，树木掩蔽，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农民吃苦耐劳，抗日爱国热情高涨，是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理想的地方。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发展，联成一片，成为中共领导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在根据地内，建立中共党组织，建立政权，扩大军队，建立各种民众组织，不断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其声势直逼南京城下。
李巷陈毅故居
1939年6月21日，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茅山一年》的总结中，说：“我们经常有一个部队在南京、镇江、句容间三角狭窄地区，敌人动员千余进行二十三次的围攻，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坚持。有时候整星期不到民家，完全露营，半夜才到民家烧饭吃，这就大大提高人民对游击战的信心。人民清楚知道敌寇伎俩，会在国军面前屈服，呈现智穷力绌的状态，所以在去冬以来才开始了居民盛大的慰劳我军的运动，这是艰苦斗争的代价，绝不是偶然的凑合，更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1939年8月20日，项英分别致电中共中央与第三战区，建议由陈毅统一指挥第一、二支队，获得批准。1939年11月7日，在溧阳竹箦镇水西村李氏宗祠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939年12月19日，陈毅在茅山地区的建昌圩，主持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辖苏南、苏皖、苏北3个特委，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建立了与军事布置一致的足跨大江南北的局面。1940年2月，邓振询继任苏皖区党委书记。
(三)溧水李巷根据地在抗战中、后期的重大贡献
从1939年开始，到1940年初，新四军军部与江南指挥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不断派部队分批出征，一部分东进江阴、苏州、常熟地区，现后由叶飞、谭振林等指挥，在沙家浜和阳澄湖四周地区建立根据地;一部分进入长江以北，1940年6、7月间，陈毅、粟裕先后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与主力部队，离开茅山，渡长江北上，在黄桥战役后，与从山东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会合，很快建立了苏中、苏北与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
留在茅山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重新组建新的第二支队司令部，由罗忠毅任司令员，廖海涛任政委，辖4个团1个独立营，共约3 000多人。他们协同苏皖区党委与地方武装，继续进行对日伪的作战，还要与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部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时撤销东南局，建立华中局，以刘少奇为书记。1941年4月，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整编成新四军第六师，谭振林为师长兼政委，下辖两个旅：在茅山与溧水、溧阳一带活动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整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罗忠毅为旅长;在苏南东路一带活动的“江抗”，整编为第六师第十八旅，江渭清为旅长。1941年5月，成立中共江南区党委，以谭振林为书记，邓振询为副书记，主要领导江南地区的党组织。
1941年11月28日，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在溧阳塘马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牺牲。11月29日晚，十六旅旅部的剩余人员和中共苏皖区党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溧水白马桥地区，与在李巷、经巷一带活动的四十六团团部会合。11月30日，新四军第六师师部电令四十六团团长黄玉庭、政委钟国楚，分别代理十六旅旅长和政委。12月，第六师师长谭震林从苏中渡江南下，到达十六旅旅部驻地李巷地区，兼任十六旅旅长，任命钟国楚代理该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溧水地区的李巷、经巷一带，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十六旅部队。1942年3月，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决定，谭震林不再兼任十六旅旅长，调原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来十六旅任政委，钟国楚改任十六旅旅长。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1942年5月，江南区党委改组为苏南区党委，江渭清为书记，邓振询为副书记。1943年1月13日，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王必成、刘培善部，奉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的命令，从苏中渡江南下，来到溧水白马桥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师，两部合编，番号仍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王必成为旅长，江渭清为政委。
以溧水大李巷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包括溧水李巷、经巷、里佳山、白马桥等地，长期成为中共苏南区党委、新四军十六旅旅部、苏南行政公署的驻地，成为苏南党政军首脑机关和新四军主力部队的驻地，成为中共党政军在苏南领导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溧水李巷成为中共在苏南领导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苏南区党委和苏南区行政公署在根据地内，在政权建设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完善县、区机构，改造乡、保政权，成立县参政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3月，在溧水县小蒋家村小学召开了苏南根据地各县县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苏南行政委员会，江渭清兼任苏南行政公署主任，邓振询为副主任;在武装建设上，建立县总队、区大队、乡中队、保(村)游击小组;在经济建设上，开展减租减息，建立生产互助组织，发行抗币，创办合作社;在文化建设上，开展社会文化宣传，实施抗战教育，发布《三十三年(1944年)溧高地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创办小学;在中共党的建设上，开展整风运动、举行思想教育、积极发展党员。
在这期间，第十六旅及地方武装多次对日伪军进行反“扫荡”、反“清乡”的作战，并与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部队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南京周边地区形成日伪、中共与国民政府三方面争斗的极其复杂、极其严峻的形势，地区狭小，环境险恶。1943年4月，新四军军部“陈毅、张云逸等军首长来电指示，苏南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应在南京周围地区，十六旅应转入敌后分散活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敌后反‘扫荡’、反‘清乡’上面”。十六旅精简机构，分散活动，“到南京的大门口打游击”。南京周边地区是日伪推行伪化政策的“模范区”，十六旅的主要对手是伪军、伪自卫团和伪乡保长。苏南区党委、十六旅和苏南行政公署的各级干部，包括县委书记，都动手做伪军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果。溧水县委书记曹明梁经过工作，亲自将生重病的钟国楚送到中山庵伪自卫团团长刘士诚家养病。江宁县委书记陆纲原是大学生，亲自掌握伪军工作，从南京城里搞来不少紧缺药品。十六旅的小军工厂，被秘密安顿在江宁县龙都镇附近的夏庄，一直未停工，每天生产200多枚手榴弹。
1943年4月，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陶广为总指挥，调集了13个团的兵力，向驻溧水、溧阳的新四军第十六旅部队发起进攻。王必成、江渭清率部反击，在曹山、苇蓬山一线将敌军击退。6月中旬，国民政府三战区军队向第十六旅发动第二次进攻。为保存力量，第十六旅主力与苏南区党委全部撤出溧水地区。1943年7月21日，江渭清在赤山脚下的百里庄战斗中负重伤。苏南区党委副书记兼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邓振询随第四十六团转移到横山地区活动。8月3日，部队到达江宁冯潭庄宿营，发现敌情，当即转移。在夜渡秦淮河时，邓振询在高桥渡口掉入江中牺牲，年仅39岁。1943年10月，日军集重兵两万余人，向苏浙皖边区发动大规模战役行动，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部队后撤，第十六旅乘势从南京周边地区尾日军南下，向溧武公路以南、宣城长兴公路以北的新沦陷区进击，恢复和发展了苏南根据地，苏南区党委和第十六旅旅部机关重回溧水里佳山一带，溧水、溧阳地区再度成为苏南敌后中共党政军指挥中心，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1944年全年，第十六旅在苏南作战1242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44年底，苏南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12 700人，民兵24 000人，自卫队14万余人。(《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71~231页)
1945年1月，根据新的形势，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奉军部与中共华中局的指示，率第三旅，渡江来到苏浙边，与第十六旅会合，组建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向南挺进天目山，开辟苏浙皖边区根据地。江渭清随军南下，吴忡超继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行政公署主任。1945年2月，中共溧高县委、溧高县抗日民主政府暨溧高地方武装，归属中共苏南一地委、苏南第一行政分区和苏南第一军分区领导。中共苏南一地委驻地在李巷。
溧水大李巷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成为苏南新四军向南发展，开辟皖南、浙西根据地，进行大反攻，夺取苏南抗日斗争胜利的前进基地和重要后方。
1945年初，在3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中，李巷地区妇女赶做军鞋支前，数十名党员、积极分子和民工组成运粮队，向前线送粮。从天目山反顽战役战场轮换下来的部队，来到李巷地区进行休整，李巷地区是苏南前线的大后方。
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根据新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指示，1945年9月25日，苏浙区党委组织部长吴仲超，代表区党委，来到溧高县大李巷一地委驻地，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部署北撤。1945年10月1日，溧高县、横山县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在新桥区大李巷村集中编队，执行北撤任务。
在抗战八年期间，偏僻的乡村溧水李巷，被称为抗战时期苏南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的“小延安”。陈毅、粟裕、谭振林、江渭清、钟国楚、彭冲、欧阳惠林等许许多多我党我军的领导人，曾在这里工作与战斗，留下了他们的血和汗，留下了他们的光辉足迹。新四军无数抗战指令和苏皖区党委无数政令从这里发出，指引着新四军与广大军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作出了伟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
李巷抗战纪念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1-10 14: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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