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线怎么饮水洗澡？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揭开战地防疫史
2020-06-04 15:32:42  来源：网易  点击：  复制链接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在平津、上海、南京等战地积极进行救护工作。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习惯称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救护总队在武汉立足不久，日军就发动攻势。1938年6月，日军进逼武汉，救护总队决定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底，救护总队再次西迁。救护总队先于1938年11月迁至湖南祁阳，后于1939年2月迁至贵阳图云关。此后，直至抗战胜利，贵阳图云关一直是救护总队的中心。

　　开展战地防疫工作

　　救护总队成立的初期，其工作重心为抢救前线伤病兵治疗。1939年以后，救护总队将工作重心转为治疗与运送并重。对于运送伤病兵工作的重要性，救护总队第4中队长林竟成在1940年1月的建议书中指出：“医疗应与运输并重。盖运输不提，即善于治疗，亦属无用，而治疗延误，即善于运输，亦未能达运输之原旨。”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之下，救护总队队员坚持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之中，传染病所导致的减员数量大大超过战斗减员数量。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中各类传染病肆虐，部队士兵染病比例颇高。1939年，救护总队德籍顾问白乐夫(Dr.Rolf.Becker)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第28集团军之兵士患疟疾者甚多，至少有30%，总计急性、恶急性及慢性疟疾患者约15000人。士兵中患疥疮者竟占95%。由于军队中医疗机关缺乏，此种病症颇有转变溃疡症及其他传染病之虞。到了1939年，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战局发生巨大变化，正面战场的态势是以守为主，与日军接触相对不多，故在军医院内患传染病者多于负伤者。1939年之后，救护总队及时调整工作重心，战地防疫在日常工作中占据主要地位：“从三十年度各队工作旬报表上看来，很明显的指出各队例常工作大部分是属于防疫方面，如疟疾、伤寒、痢疾、回归热等。”

　　救护总队所辖各队以小型医疗队的形式活动，灵活多变，反应迅速，在全国各战区及缅甸、泰国等地为中国军队及平民进行传染病治疗、指导防疫工作。抗战时中国军队中疟疾流行，救护总队所编《防疫计划》指出：“民国廿七及廿八两年，我国军队中士兵之患传染病者，以疟疾为最多，占50%。”疟疾不但复发率高，死亡率也较高，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奎宁是防治疟疾的药物，救护总队各队根据各战区情况，调集奎宁发放。如1941年8月，第7战区前线疟疾蔓延，极为炽盛。第7中队将大量奎宁丸送往各个医务队，令各队适当分配到各军师应用。每军一万粒，每师则三万粒。此外特送第7战区第12集团军及第35集团军奎宁足够之量。又由卫生处负责将《防治疟疾》小册子大量油印，随同奎宁同时送达发放。

　　救护总队所辖各医疗队深入前线，推进防疫工作，服务于抗战将士。如新运第6医疗队随中国远征军前往缅甸作战，该队于1942年7月底，派员组成巡回防疟医疗队，前往怒江前线。该巡回队抵达后，即诊病与验血，进行奎宁的发放。“前线工作十日，共计诊病401人，验血95次，分发奎宁3万片。”

　　针对天花、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救护总队各队也在前方大量注射疫苗。为进行防疫工作，救护总队通过各种途径，筹集防疫药品，如奎宁、霍乱疫苗、牛痘、阿司匹林等，送往各地协助部队进行防疫工作。救护总队初期所用霍乱疫苗为国产，但此疫苗需分三周，每周注射一次，方起到防疫效果。而救护总队所服务的对象，都是伤病兵、流民等，具有较大流动性，很难在三周时间内完成注射。为此研制出双料疫苗，一次注射即有效果。

　　在各地的救护总队各队也在各军驻地周边为平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防疫工作。如1940年，第4中队在湖南进行工作，“本年夏各队在长沙、湘潭、衡阳，以及湘北平江、湘阴、益阳等地协助预防霍乱工作，颇着效果。而本会各队在前方，在兵站区协助防疫工作，逐渐深为各方所认识与推进矣”。1942年，湖南衡阳等地发生霍乱。第143医务队接到协助防疫请求后，即赴衡阳协助防疫工作，“所有注射人数截至今已逾万人”。

　　推进战时军民卫生工作

　　在长期抗战中，战地防疫工作的重要一环，乃是改善军队卫生。在抗战初期，卫生工作却未得到重视，致国民政府军中疟疾、痢疾、疥疮等各种传染病流行，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各部队都开始重视卫生预防工作的推进。1941年5月6日，在湖南津市举行的第20集团军卫生会议上，军方有清晰认识：“我们也可以说，抗战能不能胜利，就以卫生预防的好坏而决定。”根据战局的变化，救护总队所属各队均派出环境卫生视导员，深入前方作战部队，推进卫生改善工作，涉及灭虫站建设、饮用水消毒、建设洗浴设备等。

　　士兵在前方作战，容易滋生跳蚤、虱子，有诱发回归热、斑疹伤寒、疥疮等传染病的风险，故而救护总队在军中大力推进灭虫工作。救护总队要求：“染虫者所有应用衣物皆须灭虫。在军医院内，席垫亦应灭虫。以稻草编成之席垫，必要时可烧毁之。灭虫后病人之衣服与铺盖，须每日检查有无虫及卵。于一二星期后，仍须再行灭虫。如发现少数人重为虫染，可将衣物用熨斗灭虫。”就前方部队而言，一些简单设备就能有效预防传染病。救护总队就地取材，在各地以简易方式制作灭虫器。如第4中队在湘北利用酿酒灶，改造为灭虱器。“灭虫站式样为酒灶式，灭虫桶利用盛水之木桶代替。”救护总队奥地利籍医生富华德描述了军中用酒桶灭虫的情景：“用大酒桶改造成灭虱站，将大酒桶放在铸铁大锅上，蒸汽进入酒桶后，所有的虱子都得出来报道。”

　　部队行军时，无法保证煮沸水，常取生水饮用。救护总队大力推广化学消毒，所用化学药品为漂白粉。救护总队建议，军中饮水应先用漂白粉消毒，再煮沸饮用。每个士兵应有一个消毒瓶，存放漂白粉，以随时使用。此外，在取水时务必保证水源干净。救护总队各队饮水消毒工作，极为规范周全，涉及方方面面，以救护总队在第33集团军的饮水消毒工作为例：1.施行连饮水消毒箱制度，每连或最小单位(排班)必置一具。2.连单位饮水滤器，其制法系用二桶中联竹管，一为滤水间，一为聚水间，以便携带配成。3.饮水检查工作。医务所均须置有碘化钾以便随时检查部队之用水。4.改良饮水井。添置木或砖井栏、井盖、砌井口，安装固定吊桶。

　　就前方士兵而言，最简单的洗面盆都可能造成传染病的散播。为此救护总队肯德医生建议，各军之中，每班最少要备一个竹筒制成的淋洗桶，方便携带洗面，避免传染病之流行。疥疮与士兵居住条件差，不能勤换洗衣服、洗澡相关，在士兵中造成广泛传播。疥疮虽然很少导致死亡，但发病率很高，传播快，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勤洗澡，洗硫磺浴对疥疮具有治疗作用。在前方，救护总队推广淋浴设备。“红会卫生环境工程所制作之淋浴器，使用竹管制成，外接之二寸铁喷头，利于疥疮患者及其他淋浴。惟竹管需要盐水煮过，方才耐用。”据救护总队奥地利籍富华德医生记录，士兵在进行衣服灭虫的同时，被带去冲淋浴。“这是一个放在高处的大桶，下面接出管道系统，全是用竹子做的，不用去麻烦铁匠。我们红十字会的人员，由于空手创建出这套行之有效的装备，受到了最高的赞赏。”红十字会所制竹筒淋浴器简单实用，受到欢迎。

　　效力全面抗战

　　各医疗队在前线指导军队卫生防疫工作，成效颇大。如1940年，第74队指导了驻中条山附近15军所属64师及65师的防疫工作，各部距日军最近仅两里。第74队所指导的部队，据193团第一、第二、第三营统计，士兵患疥疮者现在仅占15%。与去年相较，患肠胃病者减少95%。去年7月以来，统计平均每营病兵150名。在经过卫生环境指导之后，今年7月，每营病兵仅五六名而已。每次部队举行灭虫工作时，民众由妇女家属持衣往部队进行灭虫。两师将士之传染病较去年减少五分之四，民众方面减少五分之三。

　　救护总队各队在防疫与卫生工作上成效卓著，以1940年4月各队工作统计为例：此月在卫生及防疫方面：种痘156225人，霍乱注射168436人，灭虫与治疮部分：沐浴78360人，治疖68525人，灭虫衣物433710件。

　　救护总队根据全面抗战中战局的转变，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在抗战初期，救护总队以战地救护为主，至抗战中后期则以防疫工作为重。救护总队改变策略，将所统领的各个医疗队、医护队等，一律改组为医务队，推进至各个战区。在战场伤兵救护之外，指导军民进行防疫工作，涉及注射疫苗、灭虱、治疥、抗疟、推进洗淋浴、饮用水消毒等系列工作。救护总队既根据整体战局调整自己工作重心，也根据南北地区、时节变化有针对性地展开防疫工作，如在夏季，即以疟疾为防疫工作的重心。在平民中进行防疫工作时，也有所倾斜，以战区周边平民为工作重点。救护总队的防疫工作具有较大灵活性和战时针对性，取得了巨大成效，配合了全面抗战。

　　战争与救护息息相关，更与防疫工作相联。救护总队根据战局变化，将战时防疫工作作为工作重点，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为抗战作出了贡献。救护总队各队深入到最前方，在枪林弹雨中从事医疗防疫工作，一些医生、护士殉职。凡红十字会旗帜所到之处，给前方将士带来安慰鼓励，而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人员成为抗战中前方部队最受欢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