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发起 教育部推动
1938年4月4日儿童节这天,重庆市及江(北)、巴两县共同发起“中国儿童号”飞机全国筹募会,由当地各校小学生26000人及市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儿童劳动服务团1080人、慈幼院儿童600人组织而成。关于该会发起的初衷,执行委员韩开扬等21人在同年6月16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等的呈文(落款年份作“二十六年”,系笔误,当为“二十七年”)中阐述道:“自暴日侵略以来,强占土地,屠杀同胞,国家民族危若累卵”,在此“全面长期抗战”之际,“全国小学生,既为国家未来主人翁,应在抗战下尽小国民天职”。根据该会所拟《组织大纲》,设总会于陪都重庆,由各省设省分会,再由各乡、镇、区学校设支会。预定筹募“中国儿童号”飞机10架,每架国币10万元,共计100万元。筹募期限从发起之日起至8月4日止,为期4个月,预定以当年10月10日国庆日为“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成功纪念日。应该是考虑到预定期限4个月过于短促,在该会的《实施方案》中,又将筹募截止时间延展至次年儿童节(4月4日),为期一年。
1938年6月16日,“中国儿童号”飞机全国筹募会致教育部呈文
“中国儿童号”飞机全国筹募会制定了具体的筹募办法,一是全国入学小学生(平民、救济、保育、贫苦儿童等学校除外),每人负责募集1元以上的捐款;一是分别举办与航空、防空宣传相关的全国各市县中国儿童抗敌图画展览会、抗敌游艺会、国防劳作展览会、小学运动会,通过征收参观费、入场券的形式募款;此外,由各校支会组织小学生向亲友募集“乐捐”,各县市分会请当地政府通令各戏院和游艺场所排演与儿童战时教育和航空国防相关的节目,并缴纳一日所得为购机款。
为争取国民政府高层支持,“中国儿童号”飞机全国筹募会还邀请蒋介石担任会长,林森为名誉会长,并希望由教育部自上而下推动进行。该会于6月17日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请其担任副会长,并用饱含感情的文字写道:“我们已唤起全国亲爱的小朋友,共同地来发动和努力……希望我们的‘中国儿童号’飞机,能够早日飞翔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全国上空,飞回我们的东北,飞回我们美丽的上海、伟大的南京去!”教育部认为该会所拟各项办法“尚属可行”,遂“令饬各省市教育厅局遵照办理,并转饬所属切实进行”。除了陈立夫欣然答应外,宋美龄、冯玉祥等也担任了副会长。
《甘肃教育半月刊》报道甘肃筹募分会成立
经过教育部的大力推动和媒体的广泛宣传,“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在社会各界赢得了不少的关注、响应和支持。著名儿童教育家叶圣陶撰文指出:“全国同胞已经融合了众心成为一个‘大心’,团结了群力成为一股‘大力’,凡是可以扩大这个‘大心’加强这股‘大力’的,除了汉奸,谁都情情愿愿去干了。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再来发起募款造飞机,我相信绝不会有不肯破费的人了。因此料想全国小朋友看到了重庆市儿童节的通电,一定非常兴奋,立刻把捐输和劝募的责任担在自己肩上。”他一再强调“捐输和劝募是一种实际行动的历练”,是一种难得的学习锻炼的机会,号召“少年们,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切不要漫然捐输劝募而得不到一点经验”。
1938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关于广州儿童响应“中国儿童号”运动募款购机的报道
初衷虽极善 成效却甚微
对于全国筹募会拟定的组织大纲和实施方案,各省市大都能积极遵照办理,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进展并不顺利。例如,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在给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市县分会之组织,在教育发达、辖境宽阔之地方,如小学达五六百校、小学生达三万名以上者,即用举派代表办法,亦必发生困难,急切无由实现;至若在短期内将全省二万以上之小学、一百五十万以上之小学生,组织成立省分会,于势实有所不能。”此外,募款收据的印制,若以一人一张一分钱成本计,四川全省共需达15000元之巨,“加以印制转发需时甚久,未免过于浪费”。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呈称:“同时奉到中央征募寒衣运动办法,本省教育界以前方战士需要寒衣尤迫切,乃集中力量一致从事劝募,关于筹募儿童号飞机捐款一事,拟俟征募寒衣告一段落,再行积极办理。”浙江省教育厅则表示,“浙省地处东战场前线,浙西旧杭、嘉、湖三府属富庶之地,已沦为游击区域,浙东各县贫瘠居多,在此抗战时期,如令儿童担任筹募事宜,亦属不易”,只得“将小学生募捐一项暂予缓办”。
其实,早在运动推行之初,蒋介石兼任会长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即对其可行性表示了疑虑,认为“该会募捐购机,志殊可嘉,惟组织庞大,流弊堪虞,将来成效如何,亦难悬揣”。果不其然,到预定截止日期,所募捐款数额离预想相去甚远,只能一再展期。1940年底,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鉴于数年来代收浙江、贵州等省捐款数目仍不足购买一架飞机之用,只得函请教育部“对各该发起之学校予以奖许,而未发动之各学校予以提倡,俾得集腋成裘,购机命名,以彰盛举,而使爱国儿童早观厥成”。
1938年9月,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关于“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事宜致教育部公函
虽然直到1940年底仍有重庆等一些地方的小学校在继续开展募款活动,但这场以“中国儿童”命名、涉及国统区全体小学生的捐机救国运动,则以未达目标、不了了之而告终。考虑到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大环境,这一结局虽然无奈,却也必然。
1940年11月14日香港《大公报》关于重庆响应“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的报道
当时的中国,广大国土沦陷,战争仍在持续,各地情势多样,要开展这样一场浩大的全国性募捐运动,在组织和实施方面本就难度极大。由于富庶之区多丧敌手,国力衰弱,且战时赋役捐献名目繁多,民众早已不堪重负。全国儿童数量虽多,但入学者有限,况且他们本身并无收入,自身生活仍需家庭社会支持,即使想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少数富裕家庭能够捐款而又参加者,实为战乱中还能保证衣食的幸运者,这一人群在总人口数中确实可称为寥寥无几。而活动发起者将目标定为大额捐款购机,计划之制定仍以和平时期儿童有零食开支为前提,严重脱离了多数儿童战时饥不饱食的实际,故捐款额之不能如愿,实为必然。
此外,所征募的款项,也有部分被经办人中饱私囊。这种情况,在当时为数不少,从活动发起承办人佘英伟亏款潜匿一案,可以斑窥豹。此人将存于四川省银行的捐款本息计76715元零7分陆续悉数提走,后经重庆市社会局究查,追回54015元零7分,其余22700元责令由其子偿还。虽此,佘英伟经收捐款是否尚有其他隐瞒情节,查清相当困难,捐款实数也难以确知。
“中国儿童号”募捐购机活动,是全民抗战大背景下中国儿童积极投身救国大潮的重要事件,虽说“中国儿童号”最终未能如愿飞上祖国的蓝天,但活动发起者、组织者及中国儿童们共赴国难的拳拳爱国之心,仍让人肃然起敬。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5-14 1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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