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的首次反击
2018-03-23 15:41:52  来源：红岩春秋，作者：唐学锋   点击：  复制链接

　　自1940年“9.13”重庆璧山空战结束后，由于中国空军使用的苏制战斗机无法与日军先进的零式战斗机相抗衡，被迫采取避战策略，中国空军的抗战进入最艰难、最黑暗时期。

　　曾任中国空军第1大队大队长的姜献祥在1942年底的一篇日记中，不禁感慨地写道：“自抗战以来，我们以劣势的武器和敌人的精锐作战，大多时间都处于挨打、牺牲的局面，经常甚至必须躲避、疏散。身为空军人员，于公，未尽保卫之责，使军民遭到残酷的杀害;于私，对父母不能尽孝道，对妻、子又难以供温饱，这种身心上所受的折磨和煎熬，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璧山上空遭遇战

　　1941年7月，侵华日军制定了第五次内地空中进攻作战计划，即“102号作战”。这个计划决定分3期进行：第一期(8月上旬)，连续攻击中近距离城市及交通要点;第二期(8月中及下旬)，连续攻击内地机场及盐场;第三期(9月上及中旬)，连续攻击重庆。

　　“102号作战”于7月27日正式实施，但由于日、美关系趋于紧张，日本大本营筹划对美开战，计划于8月31日停止。9月2日，日军海军航空队部主力——第11航空舰队奉命撤离汉口、孝感基地。但其陆军航空队仍在继续开展对内地的轰炸活动，直到9月12日才停止。

　　此时的中国空 ，由于在“3.14”成都空战(1941年)中再次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交手，遭遇惨败，被迫采取全面避战策略，以保护飞行员的生命，避免无谓的牺牲。其后，这一年中，仅7月28日这天，中国空军在重庆郊区的璧山上空与日本空军发生过遭遇战。

　　当天，日机108架分5批，于凌晨6点左右相继侵入四川境内，对重庆市区、大足、合川及内江、自贡、泸州等地进行空袭。各地遭轰炸及损失情况如下：

　　重庆市区及合川、大足、璧山等地，敌机81架，投弹68枚，造成10人死亡、17人受伤，毁房3幢。

　　万县，敌机25架，投弹134枚，造成76人死亡、91人受伤，毁房418幢。

　　自贡，敌机99架，投弹375枚，造成104人死亡、133人受伤，毁房1000幢。

　　泸县，敌机18架，投弹100枚，造成12人死亡、46人受伤，毁房7幢。

　　内江 ， 敌 机 9 架 ， 投 弹 1 8枚，造成15人死亡、42人受伤，毁房3幢。

　　忠县，敌机1架，投弹3枚，毁房1幢。

　　当时，中国空军指挥部并没有下达作战任务，只是要求停放在成都附近各机场的飞机起飞避战。然而，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9架E-15战斗机、第5大队的7架E-15战斗机，自双流和太平寺机场起飞后，却在璧山上空与18架日军轰炸机不期而遇。

　　关于这次空战，次日发行的《国民公报》进行了报道：

　　我各健儿当即以包抄战术，开始攻击，并纷向敌阵隙地猛扑，里外上下夹攻，敌机感威胁极大，队形渐渐紊乱，我空军见优势在握，遂齐向敌机集中攻击，敌机两架当即先后中弹起火，缕缕青烟，向璧山西北部一带下落。敌机仓惶东窜，我军奋勇追击，在合川上空复展开血战。敌机旋战旋逃，我机追至长寿附近上空，再予痛击，约半小时许，敌机狼狈逃去。我既创胜利战果，遂皆安全返防，敌机残骸降落地点，现正在查询中。

　　是役，中国空军飞行员高春畴阵亡。

　　高春畴，河北省南皮县人，1917年9月13日出生。原名高春田 ， 因 入 空 军 军 官 学 校 第9期时，与教官高春田同姓名，奉命改名，在“田”字旁加上“寿”字。毕业后，高春畴被分配至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7中队任飞行员，驻防成都。

　　1941年7月28日，高春畴驾机起飞不久，在穿越云层过程中，即与所在的第二编队带队机(第5大队第17中队队长刘敬光)失去联系。好在他与许陶壎作为两僚机，紧紧跟在分队长刘尊之后，保持着良好的飞行队形。这时，他们发现第4大队大队长赖逊岩率领的第一编队正向前方飞行，遂加入该编队。

　　当我机飞至璧山上空，正好与至自贡投弹后东还的18架日军轰炸机相遇，我机立刻发动首轮攻击。战斗中，高春畴的飞机中弹，他头部受伤，迫降合川，不幸牺牲。后来，高春畴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尉。

　　因飞机换装累遭不幸的第4大队

　　1942年初，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兼任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中方代表)接到一项重要的任务，率队赴印度接受美国援华的新飞机。当时，第4大队是保卫战时重庆的主力空军部队。

　　临行前，郑少愚专程赶到重庆江北董家溪，看望好友刘毅夫。这一天，郑少愚的心情特别好，他对刘说，“哥儿们，这回可真是天亮了。咱们闷了几年没有飞机，真急疯了人。这回到印度接了新飞机回来，打个漂亮大胜仗之后，我就结婚。我要用敌机的铅片，为新娘打造一个别致的胸牌，那才够意思呢!”

　　郑少愚时年已31岁，迟迟没有结婚是有原因的。原来，他与乐以琴、沈崇海和罗英德几位毕都做到了。但遗憾的是，其他3位还在单身时已经牺牲了。他们之所以立下誓言，除了深受“国难未除何以为家”思想的影响，还抱着必要时与敌同归于尽的决心。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爱人品尝这样的苦果。

　　在重庆空战最为激烈的1939年至1940年，郑少愚面对强悍的日本空军，甚至提出“撞击”战术。但被中国空军当局知道后，从保护飞行员生命、保存持续战斗力的角度予以制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正式进入中国参战，中国空军被分批派往印度美军基地受训和接受美制新飞机。此时的郑少愚已经订婚，并计划回国后立即结婚。

　　受训期间，同一基地的英军飞行员却不把中国飞行员放在眼里，在训练中提出挑战——空中比武。而后，第4大队第23中队的曾培复出面应战，驾驶一架美制P-40战斗机与英军飞行员驾驶的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展开较量。曾培复是航校第6期毕业生，参加过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数十次对日空战，具有相当丰富的飞行和空战经验。很快，这名英军飞行员败下阵来，不得不认输。

　　曾培复的飞机刚一落地，又一名英军飞行员上前提出挑战。这时，曾培复已连续飞了两次。战友们都劝他别飞了，换人再比。但曾培复坚持应战。很快，曾培复的飞机又咬住了这名英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这架飞机开始东窜西逃，上下翻滚，慌乱之中，不慎撞上曾培复驾驶的飞机。两机在空中爆炸，起火坠地。

　　对于曾培复之死，郑少愚如 业于中央航校第3期的同学有一个约定：30岁以前不成家。他们此评说：“曾培复的这样死法，当然很可惜，但是身为军人，拼老命也要为国家，为个人争取荣誉。荣誉就是生命，荣誉受损害时，生不如死。曾培复不怕辛苦，不避牺牲，为荣誉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是我们中国空军的骄傲!”

　　第4大队是第一支到印度美基地接受训练的中国空军部队，并换装美制新飞机。4月22日，郑少愚率队归国。飞行途中，他驾驶的P-43战斗机突然在空中起火坠地，不幸遇难。飞机上，还载有他为未婚妻挑选的结婚衣料。

　　导致这次空难的美制P-43战斗机，给第4大队带来的厄运还不止于此。由于这一型号的飞机性能不稳定，尤其是燃料供应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燃油渗漏严重，飞机极易在空中自行起火燃烧。同时，该机采用了涡轮增压器和变距螺旋桨等新设备，造成中国飞行员在驾驶操作过程中屡屡失误，以致事故频出。

　　1942年8月3日，第4大队副大队长陈盛馨(代行大队长职务)驾驶一架编号为1222号的P-43战斗机，在成都双流机场进行训练时发生事故，坠机殉职。此外，驾驶P-43战斗机在训练中因操作不当造成坠机身亡的，还有第4大队第24中队副队长武振华、第21中队飞行员夏崇本等。由于在换装训练过程中事故不断，迟迟无法形成战斗力，使中国空军部队在1942年无法大规模投入战斗。

　　直到1942年10月24日，第4大队第24中队副队长周志开、分队长杜兆华驾驶P-43战斗机，在陕西的城固和洋县之间上空击落一架日本陆军的百式司侦(百式 地。司令部侦察机)后，中国空军当局才正式将换装后的空军投入战斗。

　　出击荆门机场

　　荆门机场又名荆门掇刀石机场，始建于1935年。1940年6月，日军占领荆门，机场落入其手。次年4月，日军对机场进行扩建，加长跑道，新建20余个机库。此外，还建有指挥、防空、警戒和仓库等设施。该机场是日军轰炸重庆的前进机场之一，对宜昌、老河口等地进行轰炸的飞机也大多从这里起飞。

　　1942年9月，国民党第33集团军第59军38师曾派出3个营，在游击队配合下夜袭该机场。由于日军机场的守卫部队战斗力很强，袭击成效不大。在经历数次地面进攻失败后，中国军方决定从空中进攻，摧毁日军这个基地。为了摸清机场的基本情况，国共两党、民间武装力量均派出人员参与其中。中共方面，新四军襄西独立团团长许猛派人对掇刀石机场进行了侦察;国民党方面，军方派出荆门籍的航空站站长简东平，从重庆潜回荆门搜集情报;国民党荆门县政府也派出熟悉当地情况的苏建中，侦察日军油库。很快，日军飞机在机场停留的数量、位置以及油弹库、防御设施等情报，通过电台不断地传给中国空军最高当局。

　　1943年1月8日，在成都太平寺机场第4大队驻地，新任大队长李向阳突然召集全队飞行员，宣布了一份有15位飞行员的名单，并下令即刻起不准外出，准备接受进一步的指令。

　　中国空军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总指挥毛邦初亲临基地，对即将出征的勇士们发表了讲话：“自从日军的零式机出现以来， 我方牺牲惨重而无法扭转劣势，所以长久以来不得不采取避战措施，然而时至今日，新式的美造战斗机已完成训练，中国空军再出击的日子终于来临，让敌人晓得我们已恢复了战力，而这次任务就是反攻的先声!”

　　次日中午刚过，5架P-40、10架P-43战斗机，外加1架C-47运输机，从成都出发，经一个多小时飞行，到达目标地——梁山机场。这是中国空军第4大队自1940年“9.13”璧山空战撤离重庆后，首次重返梁山机场。这也是自重庆空中保卫战爆发后，驻守重庆地区的空军部队首次展开主动积极的反空袭作战。同时，这也是中国空军部队自换装美制飞机以后，第一次使用战斗机加挂小型炸弹方式，对日军空军基地进行攻击。

　　按照出征前部署，整个编队由第4大队大队长李向阳亲自带队，分为两组：第一组为5架P-40战斗机，每机加挂10枚18公斤小型炸弹，担任对地攻击任务。其中，李向阳带两僚机莫同淅、黄光润，负责向日军机场发起第一轮攻击。张光蕴带僚机李继武，负责向日军机场发动第二轮进攻。第二组是10架P-43战斗机，担任制空掩护任务。其序列为：王特谦带僚机赵矅在前，刘尊带僚机石泰庚在左，陈钟琇带僚机吉承涛在右。担任全队最后方掩护任务的，左为周志开及僚机夏和生，右为高又新及僚机王寄哲。

　　1月10日，早上8点，梁山机场被大雾笼罩，中国空军的15架战斗机仍依序起飞。我机群进入湖北境内时，天空已放晴。飞行途中，由于夏和生和王寄哲驾驶的P-43战斗机发生机械故障，只好就近在恩施机场迫降。

　　我机群飞临荆门机场，但机场上空和地面却没有情报中说的日机。李向阳决定按计划执行，带领担任投弹任务的斗机向机场俯冲下去。这时候，地面日军的高射炮阵地向天空射出密集的炮火，莫同淅和黄光润驾驶的2号、3号机不幸中弹，两机顿时变成火团坠地。张光蕴和李继武驾驶的两架P-40战斗机见势不对，立即脱离原来的攻击航线，沿机场绕飞一圈后，从反方向完成了投弹任务。

　　地面攻击完毕，天空中仍没有出现日机的影子，李向阳遂召集在高空中担任掩护任务的P-43战斗机群重新汇合，一道返航。

　　这次出击荆门机场，单就战果而言，是不成功的，特别是还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飞行员。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抗战时期重庆大空战的转折点，以此次出击为标志，驻防重庆的中国空军的作战方式开始转变，由被动防空作战转变为主动出击作战。由于日本空军主力南下对付太平洋上的美军，其在大陆的力量日渐衰弱，已无力组织对我大后方的轰炸行动，面对日益强大的中美空军，只能采取守势。驻守重庆的中国空军 部队在后来的日子里，更多的是将作战范围推向敌占区，作战目标由空中转向地面，支援陆军作战，打击日军的陆空据点和交通运输线。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23 15:44:1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中国空军抗战英雄柳哲生

下一篇：单次击落日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