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时期空军部队
2018-09-08 16:04:30  来源： 铁血军事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日军对我国卢沟桥守军发动进攻，拉开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序幕。这个时期，中国有一只规模不大，但却是精英荟萃的空军。受旧中国工业的限制，他们所驾驶的飞机全部是由国外进口的，抗战初期大部分为美制的“霍克”。培训也是由外国教官指导，因此有着较高的技战术水平。在与日寇的对抗当中，这些中国军人表现出了他们英雄本色，用悲壮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没有辜负祖国和人们的期望。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把一个个名字写入了中国空军史。

　　一、“空军军魂”高志航

　　辽宁通化人，出生于1908年，任中国空军主力部队--第四战斗大队大队长。第四大队为中央嫡系部队，装备、人员都最为整齐。飞行员的整体水平也要高于其他兄弟部队。

　　1937年8月14日，第四大队受命飞抵笕桥机场准备参战。下午19时，飞机刚刚降落尚未停稳，日本的“三菱--96”轰炸机便飞临机场上空进行偷袭。如果此时日本飞机抢先用火力封锁高度并轰炸跑道的话，那么即使是上帝亲自出面也无法挽回中国空军的败局了。因请战而先期到达等候的高志航冲上跑道，不等飞机加油便强行起飞，为战况抢到了宝贵的一分钟。日本人显然被这架灵巧和充满仇恨的飞机扰乱了阵脚，把本应该投向“霍克--3”队列的炸弹慌乱的抛在了田地里，并开始逃窜。高志航的机枪子弹象鞭子一样的抽打在日寇的身上，很快就有两架敌机冒着浓烟栽了下去。接下来的时间里，四大队全部升空作战，共击落敌机6架。8月14日，被定位中国的空军节。

　　随后，四大队转战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高志航本人共击落击伤敌机十余架。11月21日，高志航接收苏联飞机返航，在周家口机场转场停留时，因汉奸告密，遇日本飞机偷袭。高志航再一次冒着弹雨冲向座机，但由于气温低，发动机没经预热而无法发动。就在他继续努力的时候，一颗罪恶的炸弹在身边爆炸，一代天王巨星陨落。

　　二、“红武士”刘粹刚(1913-1937)

　　辽宁昌图人，任空军第四大队24中队队长。刘粹刚性格豪爽、耿直、雷厉风行，是一个典型的关东大汉。在航校就表现出色，在1933年试飞意大利飞机时，飞机突然起火，他临危不惧，硬是把飞机降落下来，为国家保护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抗战开始，刘粹刚驾驶他的长机在8月20日首开纪录，击落日军战斗机、侦察机各一架。23日，24中队在掩护友军轰炸日军运输舰时，遇到对方5架飞机前来阻止。2401长机率先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击落日机3架。10月，日机在中国战场投入了最新式的96式驱逐机，这种飞机活力强、善爬高、速度快，驾驶这种飞机的都是日本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但这些王牌很快就领略了刘粹刚的厉害，12日，在南京上空，第一架96式栽到他的手里。接下来，刘粹刚越发的神勇，共有11架日本飞机被他送上了祭坛。

　　12月26日，刘粹刚和队员掩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在返回的途中，天气骤变，能见度极低，燃油也开始告急。他的僚机先支持不住，请求迫降。刘粹刚为其发射了自己的照明弹，然后继续单机飞行，不慎在高平县撞到了二十几米高的魁星楼上。飞机没有爆炸、没有起火，静静的悬在楼上。营救人员到达的时候，看见刘粹刚的左还依然握着操作杆，但英雄已经离开了我们。

　　为表彰刘粹刚的功绩，他被授予国民党空军里面独一无二的青天白日勋章。并把空军航校子弟校被改为“粹刚”小学，现在仍在台北存在

　　三、“飞将军”乐以琴(1914-1937)

　　原名乐以忠，四川卢山人。从小便是长、短跑健将，曾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田径项目。由于报考山东齐鲁大学医科年龄不够，便借用兄长的名字进入预科学习，从此改名为乐以琴。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炮声使乐以琴毅然弃笔从戎，中断了医科的学习，投考了杭州笕桥国民革命军空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以身家性命去实践“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传统古训。在航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他被分到第四大队。1937年8月15日，日本轰炸机再次对笕桥机场进行轰炸，以对昨日遭受的打击进行报复。可这次日寇更加倒霉，他们遇到了刚刚到来的乐以琴。只见中国空军的2204号“霍克-3”型从高空打到低空，盘旋、射击、拉起……此役，乐以琴一人便击落敌机4架。在整个淞沪会战中，他共击落日机8架，以致日本飞机一看到乐以琴的2204号长机便回避不战，成为中国空军当时首屈一指的王牌。

　　随着战局的变化，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损失的飞机也得不到补充，退守南京大校机场的空军只剩下几架老式飞机，飞行员也仅剩乐以琴和董明德两个人。二人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每日驾机升空参加战斗。12月3日，乐以琴在单机与日寇8架驱逐机作战当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他的事迹作为课文写入小学生的国文教材，英烈的光辉传遍大江南北。

　　四、“空中骁将”梁添成

　　福建省南安人，第四大队22中队队员，毕业于笕桥航校6期。年轻气盛、办事鲁莽、胆识过人。

　　1937年8月15日的第二次笕桥空战中，梁添成首次升空便击落日机，以至于兴奋的着陆时忘记了放起落架，来了个“机腹迫降”。在大家奔向飞机时，他从驾驶舱内跳出来大声喊道：“我干掉了两架!”，让所有人哭笑不得。

　　在随着国民党政府退守重庆后，保卫重庆便成为了中国空军的首要作战任务。1939年1月15日，日本36架飞机轰炸重庆，四大队出击，梁添成再添战绩。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非常虚弱，人员不足，装备破损。完全依靠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来与强大的侵略者作战。面对最新式的“零战”，三翼的、双翼的“伊-15”、“伊-16”明知不是对手，但仍然毫不退缩，逢敌必亮剑。1940年9月13日，日军36架轰炸机在“零式”的掩护下轰炸重庆，中国空军殊死抵抗。无奈飞机性能差距太大，在击落日机6架的同时，我方也损失13架。时任大队长郑少愚含泪长叹：“我们的飞机太差了。”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空军最艰苦的阶段，全国仅存飞机65架，飞行员损失殆尽。中国空军正是用着这种“亮剑”精神在苦苦支撑，1939年6月11日，日军第六次轰炸重庆。第四大队15架飞机全部起飞，在激烈的交战当中，梁添成以身殉国。用生命实现了他加入空军时的誓言。

　　如今，这些铁与血的厮杀早以离开了我们。祖国在日益强大，科技、经济高速发展。健全的工业体系使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先进战斗机、轰炸机，优秀飞行员层出不穷。但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这美好的一些都正是因为有那些驾驶着老式三翼机去与二战时期最先进的“零战”拼搏的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所换取回来的。在我们享受生活、享受歌坛、影坛的“四大天王”时，最应该想到的是这些与历史同在的空军“四大天王”。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惨烈撕杀，空中洒满了中国蓝天勇士们的鲜血

　　这是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生死较量，中国之鹰第一次在空中开辟了反侵略斗争的新战场;

　　这是一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唯一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在空中为侵略者准备了一个又一个坟墓。

　　历史锁定在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空军奋起抗击，在长江江面追逐敌舰、在杭州上空勇杀飞贼，并以6∶0的空战战绩给了日本侵略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不可辱，中国军队不可辱，中国空军更不可辱。3年后，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的空军节。

　　在随后长达8年的铁血抗战中，从东海之滨到万里长江，从九州岛上空到喜马拉雅山之巅，到处留下了中国雄鹰战斗的影子。8年间，中国空军不仅以骄人战绩，更以中国空军独有的战斗精神风貌，感动了四万万中国军民。

　　中日空中开战之初，中国飞行员都是没有空战经验的新手，战术、技术水平还十分稚嫩，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当时习惯称之为驱逐机)也是多年前从美国引进的霍克-3;而首先挑衅中国空军的是自夸为“虎之子”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属下的木更津航空队，更是号称日本空中力量精锐中的精锐。

　　也许是因为受外族欺压越久，心中复仇的怒火越强烈。抗战一爆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中国空军就和经验丰富的日本空军(日本空中力量分为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在空中拼起了“刺刀”。

　　中国空军继取得“八•一四”空战大捷后，在随后的两天内又在华东上空连续痛歼来犯飞贼，取得“八•一五” 、“八•一六”空战大捷。短短3天时间，第一联合航空队38架新型九六式攻击机就被中国空军击落18架。华东上空简直成了侵略者的空中墓地。日本媒体发出 “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的哀叹!而在前几天，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还不承认中国空军的存在!

　　在激烈的空战中，一个又一个优秀飞行员在血与火的较量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在“八•一五”空战中驾驶2204号战机左右开弓，弹无虚发，一连击中4架日机，打得日本飞行员魂飞魄散。从此，日本飞行员称乐以琴为“空中赵子龙”，只要遇到2204号战机，就主动避开，从不敢与之单独交锋。

　　继连续击落3架敌机后，9月26日，伤势未愈的四大队长高志航，又在南京空战中挑落号称日本“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大尉。山下七郎也被中国军民生擒。

　　高志航一时被誉为中国的“空军军神”。其领导的四大队也屡次大败木更津航空队。对于高志航的出色表现，日本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日本飞行员出发前都要发誓说：“我要做了亏心事，出门就碰上高志航”。面对中国空军在蓝天筑造的铜墙铁壁，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义大佐多次受到上司斥责却又一筹莫展，最后以剖腹自杀交差。

　　10月6日，换装新型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在空袭南京得手后，竟然在南京上空作起了特技表演，羞辱因实力大减未能升空迎战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刘粹刚怒不可遏，单机起飞迎敌，迅速打下一架日机，其他日机当即抱头鼠窜。当时，南京万人空巷，冒着被日机扫射的危险为刘粹刚喝彩。从此，刘粹刚被誉为 “中国的红武士”。

　　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还有后来的梁天成，被合称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

　　在华北战场，9月21日，并非中国空军主力的第二十八中队以7架战机(多为更加落后的霍克-2)在太原上空迎战号称日本陆军航空兵“射击之王”的三轮宽少佐带领的20余架战机。中队长陈其光在3名队友相继中弹牺牲的情况下，毫不畏惧，紧紧咬住三轮宽的长机不放，直到将其击伤，被日军视为 “军宝”的三轮宽在迫降后被中国军民击毙。日本陆军航空兵又受到沉重打击。

　　由于地面部队屡战屡败、中国军民对抗战初期表现出色的中国空军总是抱着特别的期望。而中国空军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不断挑战飞行极限，尽可能挽救战局、鼓舞民心士气。但与此同时，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中国空军精锐也几乎损失殆尽。

　　1937年10月，在战机即将告罄之际，中国空军驱逐机司令兼四大队长高志航挑选率20名优秀飞行员到兰州接受苏联援助的飞机。日军乘中国空军主力不在，竟然出动15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防守上海大场的中国军队，中国守军损失惨重。高志航在兰州听到这一消息后，向苏方代表提出，把一个月新机训练时间缩短到3天。随后几天，高志航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了从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线航线。不幸的是， 6架战机在强行穿越六盘山时毁于狂风暴雪之中，机毁人亡。

　　10月26日，山西沦陷在即，山西军队向南京政府请求空中支援。捉襟见肘的南京政府决定派王牌飞行员刘粹刚率3架战机星夜驰援，以表示中央政府对山西抗战的支持。由于天气恶劣，其他两机相继掉队或返航，刘粹刚仍然单机驰援山西，结果，在一团漆黑中撞到山西高平县的魁星楼，不幸牺牲。

　　11月11日，上海沦陷在即，华东前线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损失殆尽，无法为轰炸机群护航，第二大队徐卓元副中队长仍然带领3架轰炸机冒险出击日本“龙骧”号航空母舰，将其炸得遍体鳞伤。返航时，3架中国战机遭到日机的截击，二亡一伤，4名机组人员殉国。

　　12月3日，南京危在旦夕，中国空军仅剩乐以琴、董明德二人起飞迎战数十架日机。乐以琴驾驶战机在日机中走起了凌波微步，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而亡。更多的日机围了上来，乐以琴的战机很快中弹起火。乐以琴在跳伞时为防止给日本人当靶子，打开降落伞较迟，结果触地牺牲。

　　12月22日，高志航率领的14架战机因连日大雨陷在河南周口机场动弹不得，又因汉奸的告密遭到日机偷袭，大部损失。高志航在连续3次发动飞机未能成功的情况下，毫无躲避之意，壮烈殉国。

　　尽管损失惨重，中国空军仍时不时发动反击。1938年5月19-20日，第十四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带领2架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人道远征”、“纸片轰炸”， 先后在日本长崎、福冈上空撒下数百万份传单，震惊世界。徐焕升因此成为二战期间“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战后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战期间最为著名的12名飞行员之一。徐焕升等人安全归来后，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处特向勇士们送去“德威并重 智勇双全”锦旗一面。周恩来还在欢迎致词中给予高度评价：“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美国援华物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空军又和美国空军一道勇闯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开辟了从印度汀江到四川宜宾的主航线以及数条支航线。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在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刻，中、美飞行员不仅为中国抗战空运大批急需物资和军火，还极大地鼓励了重庆方面的抵抗斗志。由于航线极其复杂，气候恶劣，加上日军不时偷袭，到抗战结束前，共有100多名中国机组人员长眠于驼峰航线。

　　也许是愤于国民党军队内部长期派系争斗和地域间的歧视，起初，来自奉(包括东北三省)、川、粤、桂等地方的飞行员在抗战爆发后总是要比自视为中央嫡系的江、浙籍飞行员更为勇猛，企图以空战实绩证明自己的飞行技术和对祖国的忠诚，一有空战，往往率先冲入敌阵，损失也格外惨重。

　　“八•一四”空战爆发后，第一个升空迎敌并首开中国空军抗战期间空战击落敌机纪录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便是东北空军出身。

　　还有一位东北籍飞行员阎海文在抗战爆发后当众发誓：“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东北老家去，要为东北3000万同胞复仇”。8月17日，阎海文在战机起火后跳伞，不幸被风刮到敌阵。日军士兵蜂涌而至，企图抓活的。阎海文从容拨出手枪，连续5枪，射杀5名日兵，然后将最后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头中。

　　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全体中国空军将士的复仇怒火，团结御侮的决心很快取代了内部派系争斗，同为炎黄子孙的血泪取代了地域间的歧视。

　　高志航因“八一五”空战受伤住院后，浙江籍飞行员王天祥代理第四大队大队长之职继续抗击日军，一周后光荣殉国。阎海文牺牲后的第二天，江苏籍飞行员沈崇诲在战机发生故障后拒绝跳伞或迫降，带着复仇的怒火连人带机撞向敌舰，与之俱沉。尤为可贵的是，中国空军还主动打破军种间的畛域之见，不遗余力地支援地面战斗。

　　1937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中国空军几乎调动所有能出动的飞机对淞沪日军进行彻夜轰炸，给日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由于中国空军的持续攻击，日军头两个月在上海几乎是寸步难行。

　　1938年3月，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三大队北上增援，第一天就击落敌机2架。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闻讯后，激动地连说几个“好得很”，连日来饱尝日机轰炸扫射之苦的陆军兄弟无不热泪盈眶。4月初，日军被迫从台儿庄撤退，中国空军又在天上截杀，中国军队终于取得了抗战以来战果最大的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4月10日，日本陆军航空兵企图从空战中找回便宜，又被中国空军打得落花流水，曾代表日本空军狂妄地向中国空军下战书的日本王牌飞行员加藤建夫也被击毙，成为中国取得台儿庄大捷锦上添花之笔。

　　1939年12月27日，中日大战昆仑关最激烈的一天，三大队中队长韦一青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中弹牺牲，飞机恰好坠入敌军阵地。陆军第200师官兵看在眼里，怒在心中，一边高呼“把空军兄弟抢回来”，一边冲出掩体，和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不仅夺回了烈士的遗体，也乘势大败日军，最终取得昆仑关大捷。

　　应该指出的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还先后和苏联飞行员、美国飞行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战果。仅在1939年10月，中、苏空军两次袭击武汉日本空军基地，就炸毁日机近100架，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原二四三少将等大批空军骨干也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密切合作，重新从日军手中夺回制空权。1944年12月27日，中、美空军16架P-51合作袭击广东，日本陆军航空兵王牌飞行员、飞行第九战队队长役山武久少佐率10架二式战斗机升空作困兽斗，结果9架被击落，役山武久也被击毙。中美空军几乎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

　　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抗战期间，与国民党地面部队降将如毛、降兵如潮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空军除1941年9月27日张惕勤胁迫2名机组人员驾驶一架轰炸机投降汪伪政权外(其他二人后来也脱离汪伪空军)，无一人一机投敌。在残酷的空战中，中国空军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

　　继阎海文、沈崇诲壮烈牺牲后，1937年8月25日，六大队飞行员、孤胆英雄高漠单机出上海，遭到日军高炮和飞机的上下夹击。高漠左右穿梭，身上多处受伤，仍然坚持炸弹投完、油料将尽时才从容返航，后终以失血过多牺牲。

　　高志航殉国后，为纪念这位“空军军神”，中国空军特将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抗战期间，第四大队继承高志航的战斗精神，前赴后继，又有许多飞行员为国捐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空战英雄乐以琴、梁添成、李桂丹、陈怀民、郑少愚、周志开(王牌飞行员、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等数十人。在1938年“二•一八”的第一次武汉大空战中，四大队长李桂丹等5名飞行员英勇牺牲。2月21日，武汉社会各界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的万人大集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送去“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的挽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烈士们的敬意。

　　在1938年“四•二九”第二次武汉大空战中，年仅22岁的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的围攻，机身多处受伤。正当地面数万同胞为之提心吊胆、高喊“快跳伞”之时，陈怀民毅然开足马力，驾机撞向最近一架日机，两条火龙同时坠向地面。一时山河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6月5日，社会各界在武汉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英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义薄云天”横幅一面。中共《解放周刊》还特地作了题为《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时评。

　　对于中国空军视死如归的精神，就连日军也深为钦佩。在阎海文自杀殉国后，日军特在其牺牲处为其树碑，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1937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专门举行了“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之友展览会”，陈列了烈士的飞行服、降落伞、手枪等遗物，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就军事而言，飞行员的价值远远超过飞机本身，但是面对旧中国航空工业一贫如洗、作战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日本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新的残酷事实，许多飞行人员在飞机受伤或发生意外故障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跳伞逃生，而是尽量迫降、保全飞机。

　　在“四•二九”空战中，中国飞行员信寿巽在飞机中弹70余处、机身着火的情况下坚持将飞机安全降落到机场，令来华助战的苏联飞行员也钦佩不已。但是，在残酷的空战中，更多的飞行员，如第五大队副中队长梁鸿云、第6大队飞行员黄文模、高漠等人都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忍痛迫降或返航，虽然保住了飞机，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其中孤胆英雄高漠在一度清醒后，第一件事竟是汇报战斗经过。也有一些飞行员在迫降时遭遇不幸，其中最为悲壮的要数曾击落8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袁葆康的迫降。他在飞机起落架被敌人击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迫降，希望能保住飞机，结果机毁人亡。

　　1937年8月15日，中国空军分8批冒雨进攻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由于中国缺乏重型轰炸机，轻轰炸机投下的18公斤炸弹仅在敌司令部楼顶上留下几个小洞而已。一个又一个年轻的飞行员在攻击行动中英勇牺牲。中国空军仍然顽强地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最为悲壮的是，第七大队竟然以6架侦察机轮番攻击敌司令部。前座飞行员牺牲后，后座飞行员立即拉开战友的尸体，接替前座继续完成攻击任务。

　　1939年以后，由于中国飞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与日机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中国空军在空战中的损失逐渐加大，继刘粹刚、乐以琴、高志航牺牲后，最后一位天王梁添成也在抗击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中为国捐躯。中国空军的抵抗意志却丝毫不减。11月4日，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带领72架飞机偷袭成都。中国空军年仅22岁的新飞行员邓从珊首先杀入敌阵，盯住敌带队长机穷追猛打，在牺牲前将号称日本海军“轰炸大王”的奥田喜久司击毙。

　　1940年，中国空军最艰难的一年，飞机越打越少，战争初期成长起来的优秀飞行员大多殉国;侵略者的飞机却越打越多、越打越新，特别是臭名昭著的零式战斗机的参战，几乎给中国空军造成灭顶之灾。9月13日，中国空军三、四大队34架老掉牙的苏制И-15、И-16驱逐机迎战13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10名飞行员殉国，而日机仅有几架轻伤而已。幸存的中国飞行员落地后泪水涟涟：“我们的飞机差多了，根本还不了手!”

　　1941年3月14日，中国空军五大队指挥31架驱逐机又和12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狭路相逢，再次损兵折将，第五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以下8名飞行员殉国。从此，第五大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带“耻”字臂章上岗。

　　尽管如此，中国空军始终没有放弃抵抗的意志和行动，屡战屡败，仍然屡败屡战。

　　两年后，随着中国空军引进大批美制P-40、P-51先进战机，好马佩好鞍的中国空军马上成为空中的主人，空战又出现向中国一边倒的戏剧性变化。无名大队也因战功卓著恢复了五大队的番号，成为中美航空混合团(以一、三、五大队为基础成立，美方人员占1/5，属于中国空军战斗序列，由原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指挥)的中坚力量。1944年7月19日，五大队10架战机和16架日机相逢，取得了6∶0的战绩。8月28日，五大队11架战机再次和数十架敌机交手，又取得10∶1的战绩。

　　从此，日本的膏药旗在中国的天空消失了，中国空军放手打击日本陆军。侵华日军陆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哀叹道：“对敌机的猖狂几乎束手无策!”

　　1945年8月21日，洞庭湖上空显得格外清澈，五大队飞行员周天明等人心情也特别愉快，他们刚刚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到洞庭湖上空押送日军洽降代表到芷江机场。日本要投降了!周天明等人驾驶6架P-51驱逐机风驰电掣般地飞至洞庭湖上空。1架从机头到机尾都飘着白旗的日本百式运输机早已在此战战兢兢地恭候。在中国战机的监押下，日机在芷江机场绕场三圈后降落，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耷拉着脑袋走出了飞机，向中方递交了《日军驻地分布图》和《日军人员武器表》。9月9日，中方在南京正式接收侵华日军投降，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大笔一挥，代表中国空军非常自豪地在受降书上写下自己的大名。

　　至此，中国空军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完成了空中抗战的光荣使命。8年间，中国空军共取得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的骄人战绩。一位日军高级军官曾遗憾地说，要不是中国空军的出色发挥，“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我们所希望去的任何地方。”

　　当然，由于战争的空前残酷与持久，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年中，中国空军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而这6000余名烈士，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热血青年，其中年龄最大的刚过而立之年，最小的还不到20岁。一大队飞行员高锦纲(1927-1943)牺牲时还是个娃娃，年仅16岁，是为国捐躯的空军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的牺牲尤其让人感到惋惜。最大的天王高志航牺牲时也只不过29岁，牺牲后被追授为少将，是抗战时期牺牲级别最高的空军军官。牺牲最晚的天王梁天成也只有26岁。刘粹刚牺牲时为24岁。最小的天王乐以琴原名乐以忠，因年纪不够报考空军条件，遂冒其哥乐以琴之名才考取了中央航校，牺牲时年仅22岁。他们都是中国空军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把火一样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忠烈虽去，忠魂永存!抗战期间，中国空军曾经高唱“振臂高呼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的军歌，至今读起来仍然感觉壮怀激烈。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9-08 1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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