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空军抗日杰出将领 ——缅怀父亲黄溢和
2018-09-23 10:41:34  来源：《广州文史》第77辑 黄锦翔  点击：  复制链接

　　黄溢和于1944年1月

　　1943年2月，黄溢和参加庆祝大会

　　1942年3月，黄溢和与儿子黄锦翔合照

　　1942年4月，黄溢和(右二)

　　湘粤机场

　　1938年他调任空军第十七航空站少校站长。航空站即韶关机场，于1928年修建，位于市区南门外(现为中山公园)，机场南端临浈江与武江交汇处，地形开阔，能见度好，便于飞机升降。机场配备水泥面停机坪、跑道及无线电导航设施。广州沦陷后，韶关成为战时省会，机场为敌机重点空袭目标。当敌机临空进犯，他坚守不离机场;遭滥炸后，夜以继日地指挥组织地勤人员、民工填补弹坑，修理跑道，恢复导航，使战机及时升降。抗战前期，战机在数量、

　　性能、设备上均比日机逊色，敌强我弱，制空权受制。因此，航空站对保护战机转移、保存实力及时出击，以及保持空中密切联络，至为重要。

　　1945年5月黄溢和

　　1938年在粤北上空有三次激烈空战，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多架战机在韶关、南雄、衡阳等基地起飞参战，共歼敌机2

　　0多架。如8月29日，第三大队属下32中队驻南雄机场(距韶关100公里)6架“格里埃提”新型战斗机。30日晨，9架敌空军96式驱逐机飞至南雄上空，企图歼灭我战机。大队长吴汝鎏即率全部战机起飞，奋力拼杀，搏击长空，接连击落敌机3架，并将残余敌机赶走。在混战中，我空军亦损失2架战机，大队长吴汝鎏和分队长马毓钧壮烈牺牲;又有一次，属下28队的陈其伟驾“霍克2”战斗机在韶关上空与敌机拼斗，从高空飞到低空，1架战机搏斗3架敌机，立即将敌机两架击毁。陈其伟被打断双腿，血染长空，最后在南雄壮烈牺牲。吴汝鎏、陈其伟均为广东航校三期毕业。

　　1939年冬，他升调空军第六航空总站副总站长。湖南省衡阳机场(八甲岭机场)于1929年修建，位于市区湘江东岸、火车站北侧，为抗战时期南方最大军用机场和航空中转站，亦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管辖。机场周边密布火力防空。当时日军从粤湘沦陷区大举进犯，妄图南北夹击，但不得逞，终被我军英勇击退，日军损失惨重!这期间，战机从衡阳机场起飞应战或作战略转移。敌机频繁空袭，炸弹巨响，防空枪炮密集还击，火光冲天!在机场，父亲坚守岗位镇静应变。我们家就在机场附近，惊心动魄的实况耳闻目见深有感受。屋旁仅有几个深约2米的土洞，每遇空袭轰炸，母亲带领我们跳进土洞躲避，但上无掩体，可见天空。

　　抢修战机

　　1940年他调至四川省成都市空军军士学校任教官及空军轰炸总队任科长，后出任航空委员会第11飞机修理工厂厂长，晋升空军中校。工厂设在市区北门外昭觉寺旁，厂内有修理机棚及各种机修设备，还附设子弟小学。抗战前期，苏联空军志愿队支援中国，随同飞行员分批提供多架飞机参战，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苏联空军人员撤离后，损坏的战机急待修理。苏制“SB”型与“SP”型战斗轰炸机多送至该厂修理，其中“图波列夫SB-2M”型成为1939—1941年中国空军的主力轰炸机。父亲既能飞行又专注航空机械，经验丰富，是抗战时期空军的难得人才。他常在机棚指导机械人员，甚至和机械士共同检修。六叔黄永和也是修理工厂的机械士，很尽责机修工作，后考入空军机械学校，毕业升为空军少尉机械员。在修理工厂员工的努力下，及时将多架战机修复，检测合格，由厂试飞员试飞机成功。仰望战机重返蓝天，他感到自豪;经修理严密检测，保障了试飞安全，更倍感安慰。

　　1962年6月黄溢和

　　1943年欧亚航空公司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由陈卓林任总经理。因飞机数量少又多已损坏，大部分航线被迫停航。第11飞机修理工厂大力支援央航。他领导员工抢修，将央航损坏的航机修复。央航恢复空中运输，促进业务开展。对此，陈卓林大为称赞并深表感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香港启德机场，陈卓林与刘敬宜领导“两航起义”，率领多架航机回归，飞返北京)。

　　大型基地

　　1943年夏，他升任空军第十一航空总站总站长，参与领导扩建大型新机场。机场在新津县离成都市西南几十公里，旧机场1928年建成，1940年扩建，为配合中美空军发动大规模反攻，歼灭日军。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在一年内建成新津等四个供盟军轰炸机使用的大型机场。新津机场扩建面积最大，占地602公顷(1公顷=10000平方米)。正跑道长2600米，用钢筋水泥浇注的地基厚1米、宽60米，还有两条滑行副跑道，配备了守卫机场的流动式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作战指挥雷达、地面通讯等。参与指挥修建的美国工程师认为：“在当时美国本土没有这样大的军用机场，烽火连天的欧洲也没有，新津机场作为战备军用机场是二战时期第一大机场。”

　　美国波音公司新研制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B-29”超级空中堡垒，机长99英尺(1英尺=0?3048米)、高约28英尺、翼展141英尺，重60吨，最大载弹量10吨，时速350英里，可达万米高空，亦可远程飞行。该机装置5个自动炮塔，配备机关炮和机枪，由雷达指引可准确射击来袭的敌机，火力严密猛烈。扩建规模最大的新津机场是专供“B-29”超级空中堡垒使用，机场如期建成，这是中美空军工程技术人员与万名民工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奇迹地完成了扩建任务。父亲参与领导扩建繁忙辛勤工作，亦作出应有贡献。1943年11月底，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率领各县县长及国防部政府官员，隆重地迎接“B-29”重型轰炸机飞降和美空军进驻。当日天气晴朗，在东南方上空传来阵阵轰隆声，随即显现一架又一架“B-29”轰炸机徐徐降落跑道，向前滑行。这天，美国空军十四航空队第40队27架B-29及空勤、机修人员进驻新津机场。随后美军第58轰炸团，第20轰炸总队亦到达。

　　1944年春，美国航空援华指挥部设在新津机场。其他战机如“P-51”“P-38”(俗称黑寡妇的双机身新式战斗机)，亦配合进驻。在新津机场父亲领导地勤人员与美军空、地勤人员紧密配合工作。他能说流利的英语，更易沟通，与美航空队飞行员亦有交谈。美空军的华裔青年多祖籍广东，大家面谈更为亲切。中美空军人员在机场融洽相处，从而建立了工作友谊。成都的中美空军高层会议，父亲常参与，兼作专业性翻译。以他早年就读香港皇仁书院和香港大学，又多年从事航空工作，专业性技术的英语翻译是胜任的。

　　新津机场的“B-29”型轰炸机不分昼夜频繁起飞，在成都太平寺、温江、德阳等地机场的中美空军战斗机的严密掩护下，形成轰炸作战队形，轰炸日军在洛阳、湖南等地的炮兵基地及其他军事目标。抗战后期，中美空军已占绝对优势，“B-29”轰炸机常远程轰炸日军重要设施，如机场、军港、战舰等。处于劣势的日本空军被动挨打，只能偶尔尾随“B-29”轰炸机，作低飞避雷达进行偷袭，但亦被我空军发现将其击溃。“B-29”轰炸机可以从新津机场起飞，直接轰炸日本本土。1945年8月，美空军使用“B-29”轰炸机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民国空军官兵合照，前排右五为黄溢和

　　新津机场在歼灭日军主力及其装备设施发挥重大作用，在二战盟国空军战史上与“B-29”轰炸机同享盛名;巧合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蒋介石在新津机场登机起飞，撤离中国大陆。

　　飞虎扬威

　　1944—1945年，他调任空军第十航空总站总站长，晋升空军上校，与驻桂林第二路空军司令谢莽空军上校均是广东航校三期同学。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高机构是中央航空委员会，蒋介石是委员长。航委会的主任周至柔、副主任黄光锐，二人军阶均是空军少将。航委会秘书长由宋美龄兼任。

　　航空总站在桂林管辖三个机场：二塘机场、秧塘机场与李家村机场，分别于1929年、1933年及1942年建成，三个机场以李家村机场规模较大。美空军准将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在桂林，其机队歼灭日机屡创空战佳绩，表现英勇神猛，被民间称为“飞虎队”。其正式名称为“中国空军美国援华航空队”，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仍称“飞虎队”。1943年10月在桂林成立的“中国空军中美混合飞行联队”下辖三个大队。第十四航空队桂林前进指挥部设在机场，所属有23战斗机大队、中美第68联队和308重轰炸机大队的队部。“飞虎队”战斗机如“P-40”“P-47”“P-51”等多次击落日机;轰炸机亦频繁空袭日军主要设施，支援中国陆军地面作战，战功显赫。1944年4月至6月豫中会战：中美空军出动312批、1918架次战机，主要袭击洛阳、郑州、宜昌等地的日占机场及黄河大桥等日军阵地，共击落日机87架，炸毁79架，炸毁坦克各种车辆1000多辆，炸沉日军船只36艘。这次战役很多战机是从桂林机场起飞的。以后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亦出动大批战机支援地面军队作战，并袭击日军前沿机场、交通枢纽、仓库等地。如衡阳保卫战，日军集结大量兵力进犯，我军将士英勇抵抗，苦战坚守了47天，如此奇迹是与桂林、永州机场的战机大力支援作战、空军配合陆军取得的。

　　桂林机场是中美空军联合作战打击日军的前进基地。父亲调任第十航空总站长，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68混合联队总部致函：“敬爱的黄上校：高兴地获悉到任第十总站长，你必确保我们在所有事务的最大合作，使属于同盟事业，在现场得以增进。真诚的维先特空军联队上校指挥官。”这封信言简意重，充分体现中美空军包括地勤人员并肩作战的意愿(锦河妹在父亲遗物发现这封英文信的原件，现存美国费城家中)。作为总站长，他与陈纳德将军及联队指挥官紧密配合直接沟通，领导地勤人员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由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44年2月，宋美龄在桂林分别至秧塘、二塘和李家村三个机场，慰问了三个大队的中美飞将军。2月29日桂林版《大公报》报道：蒋夫人抱病偕周至柔主任至空军基地慰劳盟国及中美混合队全体官兵，慰劳会分三处举行。蒋夫人致慰劳词，对中美空军的辉煌战果，深致敬佩之意，同时勉励空军将士加紧击溃敌人，争取永久和平，与会官兵兴奋异常。继由十四航空队希尔上校、白纳德上校、勃明区上校分别致答谢词。旋由蒋夫人亲授纪念品并分发慰劳品。

　　抗战后期，日军孤注一掷大举进犯粤、湘、桂三省，韶关、衡阳、桂林相继陷落。日军迫近桂林，父亲仍留守机场。当时《中央日报》战地记者对桂林机场专访报道：称赞他镇静，面对轰隆炮火临危不乱，深夜还巡视机场。撤出桂林，他领导机场人员将重要设备物资辗转运往贵州，航空总站亦随之撤至贵州。

　　无愧人生

　　早年孙中山先生提倡“航空救国”，积极创办航空事业。广东在全国较早开办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组建空军。当年广东空军已初具规模，广东空军脱离陈济棠管治投靠南京国民政府，航空人员众多，航空专才质素突出及原属广东空军的飞机数量多，已成为中国空军主力。由于国民党空军派系倾轧，非嫡系的广东空军虽实力最大，但受打压最多。在笕桥航校入编中国空军后，原广东空军人员均降军阶一级，父亲由空军中校降为少校。抗战期间，他本着爱国军人的天职，尽职尽责，特别在飞机修理工厂、大型基地新津机场及前进基地桂林机场，发挥专才专用，努力不懈地工作，完成任务。由于贡献突出，军阶回复中校再晋升上校。在抗日战争原广东空军人员能获此军阶的只有少数。但在1945年撤至贵州后，反被诬告所陷，后查清无罪还其清白。陈纳德将军获悉亦向航委会澄清事实，还表扬了父亲。非中央嫡系空军将领再受排挤，他深受打击，已萌思退之念。他表出：“日朗和风皓气存，狡犹扫尽不沾污”之句，还作“归期末遂渊明愿，客邸须怀武伯章”。

　　1962年8月的黄溢和

　　1946年航空委员会改名空军总司令部，他奉命至南京，获任为东北沈阳地区空军司令。但他主动恳辞并申请退役，终获批准。他毅然南返，功成还乡;回广州，被邀参与筹办西南航空公司。该公司是早于1933年，由广东联合西南各省组成的民用航空公司。父亲热心航空事业，出任西南航空公司飞机修理总厂厂长，并率领机械人员至台湾接收已损坏的日军运输机，亲自指导修理。经修复，在缺乏雷达导航情况下，他凭多年飞行经验沉着地领航，使航机从台湾成功飞返广州，安全降落在天河机场。由于西南航空公司不获批准成立，他转为经商，开设西南贸易行代理中央航空公司专营空运业务。1949年举家迁居香港，于1972年病逝，安葬于九龙乐富基督教坟场，享年76岁。

　　撰写本文，拜读父辈的上司及同僚黄光锐、丁纪徐、谢莽、陈晋、刘锦涛等相关报道，从广东航空事业的创建、广东空军及航空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到抗日战争中国空军将士的英勇事迹，深受感动，令人肃然起敬。前辈在耄耋之年追忆往事公之于世，除表达爱国热心，更重要的是唤起后代不忘空军抗日战斗奋起救国的实况，促使我们更热爱祖国。

责任编辑：廖继红 最后更新：2018-09-23 10: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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