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
2018-05-03 08:55:16  来源：论文网　作者：王晓宇 林冬冬  点击：  复制链接

　　义勇军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也是最早抗击法西斯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英勇行为可歌可泣，值得后人铭记。

　　“九一八”一直是中国人心头的痛――20万东北军灰溜溜地撤逃至关内，把一片大好河山、3000万骨肉同胞、当时中国唯一的重工业中心和最大的兵工厂拱手送给垂涎已久的日本人，至今仍为国人所耻。

　　有不抵抗的国民政府，但这并不代表日军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兵不血刃地坐享东北。事实上，在东北大地上反抗侵略者的武装战斗从未停息过。

　　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率部打响江桥抗战，这是自“九一八”之后首次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的主动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序幕。江桥抗战极大地激发、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击侵略的士气与决心。无数支自发武装起来的义勇军在东北蓬勃兴起，无数中华好儿女为了不甘做亡国奴而抛头颅、洒热血，使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付出了血的代价。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义勇军”一词由来已久，义勇者，见义勇为也。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动侵略战争，而中国政府又下令不准抵抗的背景下兴起的。

　　“九一八”之夜，虽有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但仍有部分东北军爱国将士奋起抵抗。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620团团长的王铁汉，便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打响个人抗日第一枪;当夜，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也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而张学良卫队旅五连连长张占元在与日军作战时为国英勇捐躯，成为东北军抵抗日本侵略牺牲的第一人。

　　沈阳沦陷后，黄显声率领的警察及公安武装部队撤到锦州，他随即下令整编所属公安部队，调集全省各县干警补充兵力，重新编成了三个公安骑兵总队。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这期间，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的“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方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一方面又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学良极度消极，在日军进攻马占山、南满日军守备极其虚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却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予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又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后来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不得使用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番号，只能以“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自称。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使日军的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没有正规番号，就等于不被自己的国家承认，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1路，项青山部为第2路，自己担任总司令。此后随着抗日形势高涨，到1931年末，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已有20多路军，遍及辽宁各地，人数已达四五万人。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同一时期，在东北三省的其他各地，抗战热情同样高涨。东北各阶层民众、没有撤退的东北军和地方警察部队的爱国官兵等，纷纷组成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誓与侵华日军作战。当时，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去细究“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至1932年春夏之季，东北义勇军人数最多时曾达到四五十万。这些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东北爱国将士和普通老百姓自发利用手中的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大刀长矛，以打游击的方式，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的战斗，成为日军恐惧的对象，成为白山黑水间的战神。

　　义勇军分布概况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广泛性。东北义勇军没有系统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名号繁多，人们各自为战，只是尽着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义勇军的各项数据也是众说纷纭。著名义勇军史研究者孔令波先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考证后，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1932年夏秋时)的总人数为5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古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而在义勇军抗日的整个过程中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义勇军，在102个县内战斗，歼灭日军7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战斗约2.1万次。这些数据基本得到了众多史学者的认可。

　　辽宁的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沈阳失陷后不久，在沈阳西部、兴城、北镇、黑山、康中、大虎山、锦西等地，义勇军便纷起抗敌，各路人马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辽宁涌现了黄显声、熊飞、郑桂林、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唐聚五、黄宇宙、张宗周等众多代表人物。著名的战役也较多，例如击毙古贺联队长。1932年1月9日，驻锦西县城日军19师团混成38旅团骑兵27联队队长古贺传大郎率部向县城西部进发，围剿义勇军。上午10时半，古贺的骑兵队在上坡子村遭到义勇军伏击，古贺当场毙命。是役，义勇军共歼敌50多人、伤30多人，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人。被关东军称为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所击败，日寇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1932年8月下旬，辽宁第21、24路义勇军袭击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

　　吉林地区(含今天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吉林省义勇军与日伪军交战千余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广大地区。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万余人。同日，自卫军夺回被日本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2师团主力以外，还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东进，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8旅北上增援，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于2月2日逼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自卫军第22旅与敌激战后被动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自卫军虽未扭转战局，但给日军以重创。1932年9月12日，在冯占海的率领下，抗日义勇军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500余人。同年，王德林率义勇军三打敦化城，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移和蛟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600余支。吉林各地的义勇军取得了许多重大战果，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士气。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31年11月4日爆发的“江桥抗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发起的抗日斗争第一枪，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首次战役。“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不抵抗而将东北军撤往关内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并直逼黑龙江省。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的嫩江江桥奋起抵抗，史称“江桥抗战”。

　　马占山将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一时间成为最光彩夺目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江桥战役后，马占山、谢珂等一面整顿部队，一面以黑龙江省政府名义令各县广泛组织地方武装，同时注意收编或联络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了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黑龙江抗日义勇军主要由马占山和苏炳文两支队伍组成，吉林西部的李海青部也曾到黑龙江境内进行抗日活动。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战史上，马占山领导的斗争给予日军以最为沉重的打击。

　　义勇军的人员构成广泛

　　东北义勇军队伍中有东北军官兵、警察、学生、工人、农民、土匪、商人、教师、富家子弟、官吏、僧人等等，几乎包括各阶层和各行业民众。各阶层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普遍性特点，是义勇军迅速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为东北抗战奠定了群众基础。

　　从领导者、管理方式、主流成分等方面综合考虑，义勇军队伍大致可以归纳为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官、收编的胡匪、农民的秘密会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个部分。

　　第一，规模较大的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马占山部，自始至终都用黑龙江省主席名义指挥军队;吉林的丁超、李杜部，他们与冯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军”;黑龙江的苏炳文部，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吉林冯占海部，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并称“吉林自卫军”，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的名义;辽宁唐聚五部，称为“辽宁自卫军”，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3军区名义，后来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3军团;吉林王德林部，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黄显声和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进行抗日，张宗周、王凤阁、郭景珊、刘景文等亦各率其所属各县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第二，旧军政人员。“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部队抗日。因为他们多数是陆大、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

　　第三，收编的胡匪。东北历来素以胡匪著闻，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多数是积年惯匪。“九一八”事变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组织匪帮)，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经被地方当局招降(如宫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统治机构瓦解，社会秩序混乱，乘机而起、临时报山头者更风起云涌，纷纷受各部队收编，参加抗日。

　　第四，农民的秘密会社。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的农民出关谋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经号召，这些秘密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军。吉林省敦化、延吉、东宁、海林、珠河，辽宁省东边一带的通化、桓仁、新宾等地，这一部分民间武装力量最为活跃。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以这一部分人数居多。

　　第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事变以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各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而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的东北籍学生为最多。

　　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

　　受重创后大部分仍坚持战斗

　　义勇军抗战从“九一八”事变之夜开始，到1932年夏季高潮时，队伍达50余万人。受挫的日军对义勇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933年初，日伪军调遣大批人马对抗日义勇军进行大“扫荡”，不幸被俘的义勇军将士几乎都惨遭杀害。在这次“扫荡”中，抗日义勇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日伪军大“扫荡”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锐减，但并没有瓦解和失败。东北义勇军鼎盛时期的55万人在前期斗争中损失了近24万人，之后随马占山、苏炳文等部转入苏联境内的约有4万人，从东北转赴热河参加抗日斗争的有10万人，而在东北继续抗日的仍有17万人。也就是说，约一半的义勇军仍然在进行抗日斗争。其中辽宁省6.5万余人，吉林省7万余人，黑龙江省2万余人，热河省1.5万余人。从领导上看，日军“扫荡”后，据不完全统计，义勇军中旅、路军和支队以上领导坚持抗日者至少百人以上。从组织系统上，日军“扫荡”后，大规模的义勇军分化成许多支较小的队伍，以小型、分散的游击战，广泛出击频繁战斗。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扫荡”后，潜伏的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战斗。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1933年抗日武装出动13072次;1934年出动13395次，总计900204人次;1935年出动39159次，总计1783855人次。

　　义勇军抗战主力从迅速兴起，到形成高潮，再到1933年末被各个击破形成散点，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敌强我弱，双方在武装力量上极度不对等。加之派系之间不团结，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缺乏统一有力的组织和给养的匮乏，以及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和缺少交通通信条件和设备等，也是义勇军不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原因。

　　东北义勇军是最早抗击

　　法西斯的武装力量

　　东北义勇军虽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遭受严重的挫折，但义勇军的抗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义勇军不屈不挠的抗战大大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的进程。义勇军兴起之日，即是抗战开始之时。义勇军将士不畏强敌，抱定拼死救国的决心，主动攻击敌人，挫败了日军迅速占领东北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达40余座次，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动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的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据《巴黎救国时报》载：“日伪官方的报告称，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止，日满军伤亡总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义勇军130多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死尸每月由满洲经神户运回日本者平均为50具。”这个数字无疑是被日本官方缩小了的。义勇军延缓日军占领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牵制日军的进攻，并使日军不能达到实际上的占领。东北地区共172县，其中有义勇军抵抗活动的有102个。遍及东北大地上的义勇军抗战，迫使日本不得不增调兵力，到1932年10月，日军在东北的总兵力已增加到13万人，相当于“九一八”事变时兵力的5倍。尽管日军不断增兵，但也只限于对城镇和铁路点、线的占领。日军守在点、线之中，仍如临大敌，疲于奔命。义勇军的抗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延缓了日本占领东北、扩大侵华的进程。

　　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到日本关东军残酷的镇压，领导东北抗日的重担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头。此后取代义勇军抗战地位的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人民革命军是在以共产党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基础上，于1933年1月建立的。人民革命军建立后，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6年2月又将原人民革命军各军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6军，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装参加东北抗日联军。这表明，抗日联军是在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抗联的发展是在吸纳各路义勇军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抗联第4、5军分别是李延禄、周保中率领王德林救国军的残部发展起来的;抗联第8军是依兰土龙山农民在反日没收土地的大暴动中产生的;抗联第9军是由李华堂率领的旧吉林军、自卫军的残余队伍编成的;第10、11军是由山林队改编而成的。义勇军除为抗联提供组织基础外，义勇军成分的多元性特点，还为抗联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是东北6年局部抗战和中国14年抗战的起点，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义勇军勇赴国难的自我牺牲精神，其率先垂范的作用和精神鼓舞力量，不仅贯穿中国14年抗战的始终，更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以抗日义勇军斗争为基础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成为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退休生活杂志社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5-03 08: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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