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李杜将军
2018-12-28 08:59:00  来源：抗战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李杜原是奉军中张作霖的爱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兵进吉林省，东北面临危亡之时，他出自爱国之心，率部下奋起守土，浴血抗战，重创敌伪军，后因孤军无援而失利。他取道苏联，进关面见蒋介石，敦请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连遭冷遇，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欲重返东北杀场，由于受阻，三次努力未遂，壮志难酬。在救国无门之时找到共产党，毅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舍弃亲生骨肉，营救毛泽东之子出险境，送往苏联。他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说服张学良与中共联合抗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促成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发誓“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他不思个人荣辱，忠守其志，在抗日时期，在国统时期，不畏艰险，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杜将军是爱国者的典范，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追述其业绩，以为纪念。

 

　　一 立志拯救苍生 投笔从戎

　　李杜，原名荫培，字植初，又名玄存、黎苏。1880年8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西关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父亲李万钟，母亲王氏。李杜兄弟四人，他居长，六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学习刻苦，聪慧过人，每次考试皆列前茅。十九岁时，家道中衰，去义县清河门一家烧锅当学徒。1900年庚子之变，俄军出兵中国东北，溃败的大辫子清兵路过李杜的家乡，肆行劫掠。李杜回家，见清兵殴打其父母，他上前阻止，被清兵开枪击伤，幸亏未击中要害。溃兵去后，他得知家乡的百姓多受其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遭受战乱之苦的乡亲们深感不平。他气愤之下，决心投笔从戎，取得军权，解救受难的苍生。他发誓果有带兵之日，定剿除害民之兵匪，保护百姓，“绝不扰民”。他伤愈后，察访到驻义县的清军二十镇的耿营官比较正派，便投其麾下充任司书，负责管理兵饷。

　　1905年，日俄战后，东三省改设行省，总督徐世昌着手整训军队，张作霖也组织民团，保卫地方，李杜改投义县民团，他多次和土匪交仗，作战勇敢，当了班长。后来，他又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连长。1908年升任奉军左路随营总教习、左路教练官。1912年就任奉天防军管带、东北陆军第二十九师一一四团第三营营长等职。驻锦州一带，负责该段铁路保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李杜得知消息后，即刻响应，带头剪去辫子，和清政府决裂，并着力保护在辖区内的革命党人。1917年，李杜升任东北陆军步兵一一四团团长。在此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以金钱、武器为诱饵，唆使满清贵族肃亲王善耆和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的宗社党策划“独立”，频繁寇边，声势甚大，一度窜入南满铁路的郭家店，扰乱百姓不得安宁。奉军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奉命率军征剿，因蒙军挟众万人，骠悍善战，又有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吴俊升多次征战，连连失利。张作霖调集重兵增援，击毙巴布扎布，但余匪仍然骚扰不息。李杜目睹兵来匪去，人民不堪其苦，便亲书剿抚计划，上呈当局，请求单骑直入匪穴，劝其归服，以避免双方征杀，百姓罹难。军中同僚恐其受害，百般劝阻，李杜说：“倘能靖边氛，一身何足惜”。毅然单骑深入匪穴，胸怀大义，坦然自若，在刀山剑丛之中与匪首谈判二十余日，终于说服匪首缴械投诚，并交出日本人资助的武器弹药、清朝逊帝肖像、龙旗等物。李杜大智大勇，深得有正义感的官兵赞誉，但也受到吴俊升的嫉妒和排斥，遂于1917年秋呈上辞表，拂袖而去。

　　1918年，李杜转任奉军总司令部第四输送队大队长。1919年赴北京任北平将校研究所所长、军事科长。1921年，孙烈臣督黑龙江，李杜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山林警察局局长，专管剿匪事宜。1922年，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李杜随孙烈臣到吉林，任吉林军械厂厂长。1923年，张作相任吉林督军。李杜先后被任命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和长春戒严司令。在任警备司令期间，曾多次率部征剿胡匪，劝降了“老白龙”改编为部下，维护地方百姓的安定生活，深受人民的爱戴。

　　东北地区人民中流传的枪毙女匪坨龙的故事，就是李杜在长春时奉命执行的。坨龙是开原老城人，活动于吉林和辽北一带，李杜的部下李发(后为李杜的卫队长)，率人几经侦察追捕，在铁岭地区捕获了坨龙。吴俊升和少帅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都想看看这个威名一时的女匪，都打电报给李杜，要坨龙。对此李杜很感为难，经部下王子明出主意，为了双方都不得罪，先将坨龙枪毙，然后给吴俊升、张学良回电报，并寄去坨龙的照片，电报说：“收到电报之时，已将坨龙处决。”对此，少帅张学良没当回事，吴俊升因与李杜有过节，很生气。过些日子，寻找借口，诬陷李杜克扣军饷，把李杜逮捕关押起来。李杜的夫人王者培得知，大为恼火，决心去大帅府大闹一场。

　　王者培是李杜的二夫人，吉林人，是满族家庭的大家闺秀，自幼学武，刀枪纯熟，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人称“双枪女侠”。她久慕李杜之名，李杜在吉林剿匪期间，她找机会看见李杜，见他青年英俊，军纪严明，是个将才，便产生爱慕之心，决心嫁给他。托人找李杜说媒，李杜因家中已有夫人马氏，没答应。王者培嫁他之心坚决，在李杜带兵回义县之时，她带几名男女随从尾随至义县，面见李杜，非要嫁给他不可。李杜还是不答应，但无法摆脱王者培的纠缠，对她说：“听说你枪法好，你要是能把塔顶上的鸽子打下来，我就娶你。”王者培说：“你说话算话?”，李杜说;“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有父母二老做证。”父母二老见王者培精明强干，因李杜常年在外行军作战，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儿媳伴随儿子，便答应了。王者培与李杜一家人来到义县佛塔前，王者培看看塔顶的鸽子，毫不犹豫，拔枪抬手一抢，塔上的鸽子应声而落。李杜再也无法推辞，老人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婚事就定下来了，过门之后，王者培知书达理，办事利落，孝敬老人，尊重马夫人，姐妹相处很好，深受家人拥戴。过门不久就让她当家，王者培管理家务，里里外外条条是道，是李杜的贤内助。

　　王者培听说李杜被关押，立即带几名随从，乘马奔赴沈阳，来到张作霖的大帅府，卫兵说大帅不在，她找省参议会大闹，叫他们下令放人。省参议会官员们一看王者培的架势，惹不起，说做不了主，叫她去找张大帅。王者培再次来到大帅府，卫兵不让进，争吵起来，王者培硬闯，三拳两脚，将几个拦阻的卫兵打倒在地。这时张作霖和寿夫人乘车回来，见此情景，问明情况，王者培要求进屋说话，到了客厅，王者培说明丈夫李杜被关押的经过，要求大帅做主放人。寿夫人也是干脆利落的人，和王者培一见如故，禀性相投，急帮腔让张作霖下令放人。李杜当时被关押在八面城，王者培带着大帅的手令，亲自长途跋涉，去昌图八面城，找吴俊升把李杜要了出来。李杜出狱后，与王者培到沈阳大帅府，面见张作霖致谢。张大帅早闻李杜的名声，一见李杜果然不凡，很是喜欢，对李杜说：“你去依兰吧，那有个兵工厂，你去当厂长，兼镇守使，替我对付北边那些俄国人”。李杜表示：“愿意效劳”。临别时，大帅叫住李杜，问李杜原先是什么军衔，李杜回答后，张作霖说;“你就当个旅长吧”。于是李杜就去依兰任镇守使，兼十旅旅长，少将衔。成为张大帅部下将领。1925年，奉军军长郭松龄率部反奉，李杜时任吉林第15师10旅旅长，奉命在山海关一带阻截郭军，他在平息郭军的战争中，军纪严明，全力保护无辜，深得张作霖的好感和器重，升任十五师中将师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出兵进关攻打冯玉祥，李杜痛感内战频起误国害民，坚决不参加内战，张作霖只好仍委任他为依兰镇守使，兼第九旅旅长。后改为第二十四旅。当时，依兰镇守使管辖下江十三县。1927年5月，李杜上任后，力主地方实施善政，宽柔于民，惩治邪恶。要求各级官吏奉公守法，对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并身体力行，深受民众的尊敬和信赖。当地百姓在镇守使门前献上“造福于民”“恩泽桑梓”、“名垂东北”和“政绩斐然”等八块匾额及万民伞、万民旗等，表示对他的敬赖。

　　李杜带兵以后，果然话附前言“绝不扰民”。他严明军纪，部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遇匪剿匪，北方的俄国人不敢正眼视之，保卫了地方居民的安定生活，他的部队深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了提高官兵的爱民保民思想，李杜在镇守使大堂正中高悬亲笔书写的对联：“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横幅“还我河山”。还在旅部设军官轮训班，亲自为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同时严明军纪，依法治军。他的部队是奉军中战斗力甚强的队伍。

 

　　二 挽救国家危亡 奋起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东北的战争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者轻易占领了辽宁省。吉林省的军署参谋长熙洽为首的军政要员们不惜出卖国土主权，公然向日军投降，日军兵不血刃，于9月21日即占领了吉林省城长春，24日宣布成立以熙洽为首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25日熙洽正式就任伪省长之职，并发表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通电;还宣令吉林省所属各县部队必须服从“新政府”节制，这一函文发至依兰地区，各县署纷纷电呈镇守使，请求决策，李杜当即宣令：“拒不附道，坚决抗日”。

　　熙洽公开叛变投敌的行径，使李杜义愤填膺，他立即以依兰镇守使名义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的卖国行径。呼吁各县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将日本侵略者驱除国土。要求各界协助部队维持地方秩序，积蓄粮草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当时，李杜属下兵力有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三个团，分驻于依兰、佳木斯、富锦、饶河等地区，担负松花江下游和边防地区的警备任务。为了防止不测，他亲到富锦，将驻军团长、熙洽的亲信马龙图革职，改派他的副官长马则周接任。然后，他断然通令属下封锁松花江下游各县的永衡官银号、农业银行及财政税收部门的款项，拒绝向省城交纳税收，积蓄起来以充军备。他还召集全旅少校以上的军官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他在会上说：“日本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我们也必须用武力将他们赶出去。守土抗战，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我李杜决不当汉奸，叫国人唾骂，更不做亡国奴，任人宰割”。“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军人不能苟且偷生，除了奔赴疆场，为国杀敌，报效国家之外，再无别路可走!”与会部属慨然响应，决心追随李杜将军揭举义旗，共赴国难。为了做好迎击日本侵略军的准备，李杜下令将分驻在松花江下游的各部集结在依兰附近整训，以待杀敌时机;并派人员整顿下江十三县的地方武装，设立自卫团督办处，组织民团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同时，积极筹集积蓄军事物资、弹药、粮草，登记民枪，以备战时之需。为了了解敌情，他派人密切监视敌方动态，将富锦的无线电台站搬迁至依兰，与张学良和上海、天津等地频繁联络，互通情报。同时密派人员往赴哈尔滨、齐齐哈尔、舒兰、阿城、榆树等地联络马占山、丁超、邢占清、冯占海、张作舟等将领相约抗日。又派原镇守使署副官长马宪章率步兵一团和炮兵、工兵、通讯兵各一连开赴阿城前线，接换在拉林受挫的冯占海的防务，并分出部队到哈尔滨以东的三棵树附近，监视哈尔滨动态。就这样，在日军压境、汉奸投敌、国土沦亡的危急关头，李杜将军临危不乱，沉着运筹，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吉林伪政权建立后，熙洽、孙其昌一伙投降派分头向各地驻军将领进行拉拢和威胁利诱，极力招降。原吉长镇守使兼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延吉镇守使兼二十七旅旅长吉兴以及曾被撤职的骑兵师长于琛澄相继附逆，其属下的团长刘宝麟、马锡麟、王树棠等人也均成了投降势力的骨干，他们这些汉奸们明来暗去，四出活动，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拉拢投降派势力，卖国求荣的鼓噪声甚嚣尘上。

　　汉奸熙洽深怕李杜在下江树起一帜，千方百计拉拢劝降。先以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参谋长一职诱惑李杜降日，被李杜严辞拒绝。后又派伪省木税局局长翟景儒到依兰力劝李杜附逆，李杜不仅拒绝，还嘱翟景儒回去规劝熙洽“省识大体，勿充国贼”。熙洽仍不死心，他深知李杜雄才大略，又在将士和民众中有极高威望，如其归降，是他的一支臂膀;如其不降，将是他日伪政权的劲敌。于是他再度派翟某去依兰游说。李杜为稳住局势，置酒筵款待，并宣称：“彼此故交也，今夜祗可谈风月，幸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翟景儒不敢再言，筵罢辞去。熙洽招降不成，便派人暗中去下江诸县诱降地方官员和部队头领，企图釜底抽薪，破坏下江的抗日阵营。李杜闻密报后，立即采取对策，在撤换马龙图之后，又撤换了桦川县县长，调力主抗日的同江县长张赐侯接任。同时收抚乡间义士王勇，组建民团参加抗日。

　　熙洽对劝降李杜仍不死心，亲自带人携礼品去吉林李杜家中，对李杜的夫人马氏和王者培进行威胁利诱。送来一套珍贵的宋代瓷器，一套黄金包头的象牙筷子，让王者培劝说李杜投降。并威胁：如李杜不降，激怒日方，李氏全家老小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李杜的父母健在，二子李乐、李铁(即李凡)尚年幼。为保护家人安全，二位夫人不敢公然拒绝，只好假意应承，支走熙洽。王者培恐怕熙洽引日本人前来抄家捕人，当天夜里，携带动产，金银首饰和贵重之物，一家六口人连夜逃走，到依兰投奔李杜。

　　李杜抗日救国之心已决，遂将家中动产与熙洽送的宋瓷等变卖，充为军饷。为了一心一意处理战事，让全家人化装成难民，令卫队长李发带几名卫士护送进关去天津躲避。当时李杜的三弟李雨霖任天津保安队总队长。家人走后，李杜将军已存有与国土共存亡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之念。

 

　　三 保卫哈尔滨 孤军血战

　　熙洽见劝降李杜不成，便追随日军进犯哈尔滨特区。该地区处于哈满、哈绥线的交通中枢，北临松花江，东接老爷岭，不仅是南、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东北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的张景惠，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同日本军界有密切联系，日本占领吉林以后，张景惠与日本军界的往来更加密切，并以扩编警察，维持治安为名，暗中接受日军由沈阳兵工厂拨给的三千支步枪和一部分重武器，大肆招兵买马，待机为日军效劳。当时哈埠还驻有丁超和邢占清两个旅。丁超虽宣称不与熙洽合作，但暗中却派参谋长给日本关东军首脑本庄繁送礼物，妄图与日军合作，独树一帜，根本不想抗日。邢占清在部下推动下，有志守土抗日，但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亦未公开对抗，只是静待时机。11月12日，主张抗日的省府委员诚允受张作相之命在宾县组织临时省政府，但因没有军事实力，对哈埠各派势力无有约束之力。哈尔滨各派势力处于各自为谋，互相猜忌的局面，为日寇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机。

　　1932年1月，熙洽在日军的指使下，以于琛澄为伪吉林省“剿匪”军司令，率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以及马赐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向哈尔滨节节逼近，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亲自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内外夹攻，占领哈尔滨。就在哈市人心惶惶，形势危急之时，李杜将军毅然率领主力，指挥抗日义军西进，于1月26日抵哈。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冯占海也率部向哈市挺进，与李杜配合。27日清晨，冯占海部与于琛澄叛军在子弹库附近交火，李杜也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在上号一带夹攻于琛澄叛军。在两军的猛烈攻击下，汉奸军不支，纷纷溃退。当日下午，汉奸军又卷土重来，向小北屯一带反扑，李杜、冯占海两部遂将敌军包围，并击落敌机一架。傍晚，敌人全部溃退，义军乘胜追击。伪军团长田德胜率部起义，投向抗日义军方面。28日，双方在南岗极乐寺、文庙一带对峙，抗日军首先发起冲锋，冯部宫长海率骑兵忽绕至敌人背后，汉奸军见大势已去，惶惶向南逃遁。李杜、冯占海的抗日军秩序井然，开进哈尔滨市。日伪侵占哈市的阴谋未能实现，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遂获胜利。这次保卫战，从李杜挥师西进开始，李冯合战，“将已断送之哈埠克复，驻哈外人，皆惊其用兵神速，对李杜有飞将军之称，时声威远播，震慑吉垣”。(摘自《血染白山黑水记》)

　　李杜、冯占海等人的义举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他们为了要挟李、冯等人，每日派飞机到哈市撒传单，声称李、冯如不撤出市区，后果不堪设想。又公然向哈市当局提出“重重抗议”，叫嚷以武力“保护侨民”，李、冯对日寇的叫嚣嗤之以鼻。日本侵略当局便唆使张景惠下令，于29日前在全市悬挂日本国旗。面对侵略者的挑战，李杜针锋相对，他对报界发表声明说：“……此来(哈埠)非为地盘，非争私利，能为国家保全一尺土地，即算尽我军人一分天职，牺牲一切，皆所不惜”。李杜下令：“如有撤换中国国旗者，以军法论处”。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李杜率部进入哈市，如中流砥柱，一扫哈尔滨的混乱局面，稳定了军政各界。李杜的抗日军形成了以保卫哈尔滨为大任的抗日武装核心。为了联络吉林各部团结抗日，李杜首先会同丁超、王之佑，在江北呼海铁路车站约见马占山，共商抗日大计。会上，李杜慷慨激昂地表示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并痛陈了保卫哈尔滨的重要性。马占山表示赞成在哈尔滨成立统一的军事机构，并应允渡江增援。丁超为了保存地盘，也极力表示合作，于1932年1月31日，由丁超、李杜等召集所有抗日派的军政要员在哈市开会，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军队，公推李杜为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同时，由李杜、丁超、邢占清、冯占海、赵毅等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告民众书》中称，“杜等分属军人，职在捍国”，“在此形势严重之日，正我军人效命疆场之时”;“兹以军部成立，承各友军共推杜权摄总司令，勉荷艰巨，克日就职，望我父老子弟，念国土之垂危，痛沦胥之将及，互相救危，共策进行”。(载于《国闻周报》)从此李杜高举抗日救国之旗帜，开始了为捍卫国土主权和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殊死拼杀。

　　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李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在一些民族败类的策应下，已占领了辽、吉大部地区，并分兵向辽西入侵，占领锦州，进犯山海关，其侵略气焰极为嚣张。在黑龙江，江桥抗战失败，马占山退守海伦，并一度与日方妥协。在哈尔滨方面，日军见于琛澄伪军失利，立即调动第二师团的步兵第三旅团，并有满铁四、五百武装人员配合，向哈尔滨进犯。同时命令混成第四旅从齐齐哈尔东进，命令混成第八旅团从长春北上，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配合，节节向哈尔滨包抄过来。除此之外，还有于琛澄五个旅的兵力为虎作伥，在哈南一带策应。而李杜的吉林抗日自卫军的兵力，当时只有王之佑指挥的三十八旅两个团，邢占清的二十六旅一部，丁超的十八旅，赵毅的二十二旅以及李杜、冯占海所部和部分警察部队。双方兵力和装备相差悬殊。但是李杜意识到保卫哈尔滨对于稳定军心，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和守住北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决心动员军民，齐心协力，再打一场保卫哈尔滨的战争。经过总司令部研究，对所有兵力进行了部署，划分了防区，规定了防范任务。但因时间紧促，连简易工事也未来得及构筑，加之王之佑等部分将领毫无斗志，依然幻想“国联调停”，严重影响后来的战役。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首先由双城阻击战揭开序幕。1932年2月1日拂晓，赵毅在双城附近击溃伪军刘宝麟旅，然后进入双城隐蔽待敌。当晚，在双城堡车站阻击了日军天野旅团兵车，使天野旅团的主力遭受严重的损失。但赵毅旅接着便遭受了敌人援军田岛旅团和二十架飞机的袭击，势孤难支，双城遂被日军占领。

　　双城失守，哈尔滨的门户已经洞开，日军主力很快逼近南郊，于琛澄五个旅也由阿城出发，向哈市道外进攻。哈尔滨外围保卫战于2月3日打响。为了应付万分危急的局面，李杜“率同总部参谋副官数名及卫队一连亲赴前线总指挥部，布置防线，前方将士因总司令亲至前防督战，精神愈益兴奋”。(1932年2月5日《溪江时报》)李杜以丁超旅守三棵树，以邢占清旅防守南岗，以王之佑旅防守顾乡屯，自己亲自率所部与赵毅旅一部守上号。2月4日晨，日军各路兵马向哈市发动了总攻。日军凭借人多势众和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步步向抗日军逼进，抗日军只凭着民房、土墙等建筑物和简单的武装抵御。“双方炮火剧烈异常，日军进犯哈长线以来，尝以此役战争为最猛烈，我军将士忠勇进发，誓死抵抗”。三小时后，顾乡屯守军团长白文俊投敌，旅长王瑞华临阵逃脱，形成了无人指挥，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南岗守军将领邢占清也在敌人炮火猛攻下率指挥人员退入市内，队伍溃散。早在哈尔滨保卫战之前就受熙洽密使与张景惠来接头的金世铭也乘势率警察总队倒戈，投向敌人，丁超则擅离职守，跑到张景惠的公署里躲避。各路日伪敌军毫无阻碍地向李杜、赵毅的防地压过来。李、赵阵地腹背受敌，孤军苦战，敌人越来越多，步步逼近，战斗愈发残酷。李杜“鉴于前方战事吃紧，恐我们稍疏虞将大事失败，亲赴前防督战，务期一举歼灭暴逆”。(1932年《滨江时报》)他来到香油坊阵地，赵毅也亲临前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李杜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即使亲赴前敌指挥，也是歼敌无望的。他和赵毅的部队势孤力单，形势十分危急，他期盼友军前来接应。派出联络的人回来报告消息，他才知道其他各路自卫军将领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各处防地均失守，只剩他和赵毅在孤单作战。李杜此时方知道已被叛将们出卖了，他愤怒之极，不顾卫兵的劝阻，冲到前沿直接指挥战士作战，并亲自开枪杀敌。但是部下的弹药将尽，敌人越来越多，要取得胜利已是不可能了，他想到这次保卫战的失败，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东北国土即将尽失，他焦忧万分，竟把嗓子急哑，说不出话来。这时，哈市内降日的警察署长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等指挥日伪军从市里杀出来，断绝了抗日军的归路。李杜和赵毅的部队已处于日伪军的包围之中，李杜也已负伤多处，他看出败局已无可挽回，命令赵毅带队伍撤退突围，他留下掩护，他暗下决心：要与国土共存亡。赵毅坚持要与李杜一起突围，李杜不肯，为了让赵毅带部队尽快突围脱险，他要以身殉国，拔枪欲自刎，被部下和卫士们夺下他的手枪，将他救起。赵毅以进为退之计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待敌人慌乱防守之时，赵毅指挥队伍迅速突围，卫士们保护李杜一起突出重围，日伪军们深知李杜、赵毅部队骁勇善战不敢追赶。日军首脑的本意是攻占哈市，也无意与抗日军再战。2月5日夜，哈尔滨陷于日军之手。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终以转战经日，伤亡盈千，兵力过疲，呼救无援”而失败。李杜只好率部退守宾州、方正、后返回依兰。

 

　　四 重整武装 坚持抗战

　　哈尔滨保卫战失败了，但血战中部下将士的英勇杀敌的行动和抗日的决心深深激励了李杜，使他放弃了殉国的念头，他要以余生致力于抗日救国事业。他认真总结了保卫战失败的原因，他感到，要抗日必须以民族大义统一全体官兵，并争取民众支援，否则将抗战难成。他致书散失各地的将领，晓以大义，劝其抗日救国。不久，邢占清、丁超率余部转到依兰与李杜会合，吉林救国军王德林等也派人联络，表示志愿听从李杜指挥。从此依兰便成了吉林省继哈尔滨之后第二个抗日救亡的大本营。为了取得政府在武力装备等方面的支援，李杜派赵毅化装进关去联络，为东北抗日军求取后援。

　　日伪军攻占哈市之后，分三路进攻延寿、方正、珠河地区。李杜在依兰整顿兵马，统一将士思想，准备再战。他多次召集部队干部会议，会上说：“内无粮饷，外无救兵，将无决心，兵无斗志，孤军抗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为了争取抗日胜利，必须积极整顿队伍，筹集粮饷，动员后方民众，支援前方作战，齐心合力共赴国难”。(刘化南回忆)接着，他又召集下江十三县的绅商开会，反复阐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及军民团结抗战救国的意义，号召绅商百姓在国难之时，尽匹夫之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部队筹划粮饷，输送兵源，民兵协力保卫下江。为了表示抗日的决心，李杜带头毁家纾难，将银行存款和个人经营的面粉公司统统捐献出来，以充军备。在他的带动下，当地仕绅、商人们踊跃捐款，地主捐粮，城乡青年纷纷报名入伍抗日。抗日部队迅速壮大。李杜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勤于治事。他每日“清晨检点军队，监视操练;午间批阅文件，每遇要事，则终夜深思，不能就寝。午后则与地方领袖、政治当局协议筹济事宜，且对国际情势及外交情形尤其搜求，而不时加以研究”，由于他经日操劳，心力俱瘁，“巳患呕血症”。(《吉林自卫军抗日实记》)就这样，在李杜苦心经营下，依兰及下江十三县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烈火。

　　1932年4月，马占山从齐齐哈尔出走，抵达黑河发表通电，再揭抗日义旗。日军慌恐万状，抽调第十、十四等师团前去征剿，哈市出现空虚。此时，在吉林，王德林救国军屡战屡胜，连续获得墙逢和松江沟大捷。在辽宁，各路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也出现高涨局面。整个东北抗日烈火愈烧愈旺。李杜决心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主动出击，反攻哈尔滨市，促进武装抗日斗争高潮的到来。4月中旬，李杜在依兰亲自主持召集了自卫军总部会议，会上，李杜详细地分析了整个东北抗日的形势，认为敌人主力已赴黑龙江，哈市空虚，驻各地伪军不堪一击，方正、延寿、珠河、五常、拉林等地区早已为当地的红枪会、大刀会所控制，人民盼望抗日军。而且队伍经过整训，士气旺盛，军备充足，反攻哈市实有把握。李杜的建议受到与会将领的一致拥护。会议决定分三路向哈市推进。左路纵队由第一旅旅长马宪章任总指挥，王德林任副总指挥，率所部由马桥河出发，袭击铁岭河、海林、一面坡等处之敌，然后沿绥哈线向哈尔滨推进;中路纵队总指挥杨耀钧，副总指挥邢占清，率部由依兰出发，经方正、延寿、珠河等地区向哈市推进;右路纵队总指挥冯占海率所部由依兰以西出发，经方正、会发恒、桶子沟等地，直指宾县，后向哈市推进。丁超、李杜坐镇依兰指挥。

　　三路纵队于4月下旬誓师出征，不出数日，左、中、右各路相继报捷。中路杨耀钧纵队历经激战，攻克珠河。右路冯占海部一路直进，占领宾县。只有左路纵队因内部矛盾重重进展迟缓，但也开赴铁岭河一带。就在自卫军三路大军节节胜利，哈市指日可克的时刻，后方自卫军总部所在地依兰突然遭到日伪军的偷袭。原来由于三路大军出征，后方依兰空虚，日军乘虚而入，密派第十师团的村井旅团和中村支队在伪江防舰队掩护下，乘船自松花江顺流而下，出奇不意于5月17日突袭依兰。李杜闻讯，指挥留守部队死命抵抗，无奈事出突然，兵力薄弱，前方将士又回师不及，依兰随即失守。李杜只好率余部经勃力转移到梨树镇。

　　依兰失守，李杜苦心经营的被服粮草，武器弹药以及修械所全部落在敌人手中。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左路纵队的第二旅旅长刘万魁搞内哄兵变，杀害了李杜的爱将马宪章，致使部队元气丧失。6、7月间，前方各部相继失败或溃散，冯占海率部南下，杨耀钧、邢占清也率残部撤回勃力、八面通。这时，李杜所率部队已到了“兵不满千”的地步。在严重挫折面前，有些将领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以致脱离部队，当了逃兵。还有些将领如丁超等人则暗中盘算，阴谋投敌。李杜处于极度困境之中。

　　熙洽等一些汉奸对李杜劝降之心不死，以为有机可乘，曾四次派人说降李杜。日军首脑深知劝降李杜这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对其统治东北的重要性，也加以威胁利诱，企图迫使李杜就范。李杜则针锋相对，当众揭露敌人的阴谋，痛斥游说者。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李杜在致北平救国会的电文中郑重宣誓说：“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决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1932年《救国旬刊》)与此同时，李杜冷静地分析了严酷的现实，他认识到要抗日到底，首要是把部队的士气再次鼓动起来，他对将士们说：“梨树镇乃吉林省大矿区，易筹军饷，又南依中东路，地处深山区，交通方便，易于防守”。他号召将士们振奋精神，克服困难，重新组织和发展抗日力量，建立梨树地区武装抗日斗争的根据地。他还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表示，决心“与护路军同力合作，组织联合司令部，整饬部属，再图规复……，为国牺牲，士皆用命，成败利钝，亦所不计。”(南京第二档案馆藏档案)在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李杜又发表纪念宣言：“郑重宣誓于国人曰：宁杀敌而死，不苟且全生，民族之生存与光荣，必自奋斗与牺牲中求之”。(《吉林自卫军抗日实记》)经过一番整顿，李杜自卫军和王德林所部救国军合作，联合各分散的抗日武装组成抗日义勇军，很快地控制了

　　梨树镇、八面通、勃力、林口、绥芬河、穆棱、密山、宁安、敦化等大片地区，发展到七个旅，抗日义勇军武装达四、五万人。

　　1932年秋天，日军集中兵力解决了马占山、苏炳文等部以后，便准备对李杜、王德林部实行围剿。他们为安全和秘密输送兵力，先后以供应粮饷为诱饵，收买了哈绥沿线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然后偷偷将大批军队运往宁安、绥芬河、东宁等地。11月下旬，敌人的三个师团的兵力对下江地区进行围剿：一路从绥芬河出发，沿中苏边境北进，向密山、虎林一带压来;一路由延吉向东宁北进，对义勇军实行夹击。李杜的自卫军和王德林的救国军各部在宁安、磨刀石、下城子等地分头阻击，节节抵御。终因力量薄弱，后继无援而纷纷溃退，敌人占领了哈绥沿线的重要防地，战局急剧恶化，自卫军的大本营梨树镇也岌岌可危。李杜无奈率部向北转移，准备赴宝清与丁超会合，可是，此时的丁超已接受了伪锦州省长的条件，投降了敌人。此时，派去进关联络的赵毅毫无消息。李杜只好改变计划转向密山，决计撤入苏联境内，养精蓄锐，以图再起。1933年1月9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人先后率残部二千余人由虎林渡江进入苏境。

　　李杜出国前，嘱托留在国内坚持抗日的部下陈宗岱团长和保卫团第九大队长高玉山等人，要他们暂避敌之锋芒，保存部队实力，依靠民众，待机杀敌。并将重武器留给他们。李杜表示：“我回到关里，一定要求(蒋介石政府)派兵或发枪械来接济你们，那时我李杜一定讨前锋打回来，与你们相见。”

　　(摘自：《东北的黑暗与光明》)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2-28 09: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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