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军民发起局部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三十二）
2018-11-27 15:30:13  来源：《新华日报》抗战通讯选　  点击：  复制链接

　　记贺龙将军

　　何其芳

　　第一次看见黄龙将军，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到鲁艺来讲演。厚笃笃的身体使他显得魁梧，宽大的脸上有着两道浓眉，而又蓄着浓厚的短须。就外表看来，是一个很威严的将领。然而，他一开口讲起话来，却充满了诙谐，使听众不断地发出笑声。这与外国绅士们所说的什么幽默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充满了活力的中国劳动人民所原有的诙谐，在绅士与淑女们听来也许会感到粗鲁的诙谐。而在贺龙将军身上，这更带着这样一种特点：经过了千百次艰难困苦，然而从未失掉自信和前途的乐观。

　　他给我们讲一二0师开过山西去作战的情形。当他形容同蒲路火车开得很慢的时候，他讲，战士们有这样一种议论，说:“我们下去解小手后，还可以追上火车”。他又讲，有一次一连人去袭击敌人的火车，把敌人打溃败了，一个战士辉住一个日本兵的脚往车下面拉，就这样把他俘虏住。当他讲到胜利品的时候，他不是枯燥地报告一些数字，却说，去年过河，每枝枪只有五排子弹，每人只有三个手榴弹，到太原后打了几仗，就向敌人领了十几万。他又说，过去望远镜只师部有一个，现在营以上就有了，而且照象机也有了。他用一句话来总结：“希望慢慢地在前线把装备换好。”

　　谈到兵士们的战斗情绪，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他说，六月间，七六七团有一战士，忻县人，因为家里的人被敌人杀光了，成了一句话也不讲的傻子。有一天，他穿着老百姓衣服，带着手榴弹往忻县城内去参加敌人召集的民众大会，炸死了许多敌人。他笑了许久，群众把他拥了出来，没有被日本鬼子抓住。从此他就不傻了，也讲话了。

　　他就是这样生动地而又鼓舞人的信心地把抗日战争的图画带到了我们的面前。

　　那时我和沙汀正想到前方去，贺老总这一个色彩丰富的讲演破引了我们，我们就想跟他一玦到晋西北去。

　　十一月，我们到贺龙将军住的地方去看他。那时延安城还没有被轰炸，他住在城里一个招待所里。那是一连三间窑洞的民房，光线不好，窑洞里的土炕也没有拆掉，就在那高高的炕上支着木板床。在这三间窑洞里，除他而外，还住着关向应政委、杨尚昆、邓小平等同志，所以床啦，桌子啦等等，挤满了这幽暗而又狭小的窑洞。

　　然而，贺龙将军在那里，那里就充满谈笑与活跃，任何简陋局促的环境都不能限制他的生龙活虎般的气概。我们去后，他拿出梨来请我们吃，同时就谈了起来。他说爱德加•斯诺写草地没有把草地好的一方面写出。草地里有很好的出产，如金银。那里的蛮子的屋子有修得很漂亮的洋房，里面有漆过了的地板;河里的鱼很多，而且没有人钓过，傻得很。谈到钓鱼他兴致就高了，他指着关政委笑着说：“他钓鱼总是把钓绳挨着河边吊下去，假若鱼还没有发见钓食，他就用钓竿把它夺(戳)一下，它就来吃了。”他这样地谈着草地，仿佛就是那极其艰苦的长征，也并没有能够给他多少困难。

　　.为了沙汀要给他写一篇印象记，我们就把闲谈转移到他的革命史上来。他严肃起来了。他简单叙述了他的多次挫败而又多次卷土重来的武装斗争。在这中间，他特别提到了他的姐姐贺英的帮助。总是他的队伍垮了之后，他这位姐姐却又帮他组织起来一支农民的军队交给他。

　　后来，我们都走到窑洞外边的台阶上来换换空气。贺龙将军挨着拄子站着，带着悲痛和惋惜，他说他这位姐姐后来被国民党杀掉了。他的脸上显出一种沉浸到愤愤的回忆里的神气，两道黑的浓眉蹙了起来。

　　几天以后，一个大雪的日子，我和沙汀和鲁艺的一些同学就从延安出发了。

　　我们坐汽车到了米脂，然后就换骑骡马。因为多半没有骑过马，第—天坠骡坠马的很多。走了五天，我们到了晋西北岚县。在这行军中，有时夜营得早，吃晚饭以后，我们就挤在贺龙将军的屋子里，听他讲那些旧军阀旧官僚的故事。他使我们尽情地大笑，而又使我们笑后想到，我们的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落后自私的中国。

　　一二0师司令部就在岚县。鲁艺的同学们分配工作了。我和沙汀都住在司令部附近的一家老百姓房子里，收集材料，准备写东西。岚县这个小县城比延安荒凉得多，那又是冬天，街道空空的，一滴水落地马上就可以结冰。副官处划给我们住的屋子是一间相当好的屋宇，炕壁上还用油彩绘着封神榜的故事，外面是静静的院子，房东就住右边的厢房里，是一个老先生，有时他也到我们屋子里来坐坐。那时岚县附近的大镇子普明被敌机轰炸了，岚县城里也就有一种防空的空气，我们的这位房东向我们说:“发明一种可以捉拿飞机的东西就好了。”

　　住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前方的后方，我们忙着向一些军政干部访问，谈话。沙汀还计划写贺龙将军的传记，所以我们有时也到司令部去听贺龙将军讲他的家乡和幼年。有时他也到我们住处看我们，我印象特别鲜明的是这样一次。一个晚上，已经相当夜深了，我和沙汀对坐在一个黑漆方桌前，在白色的洋蜡光下整埋材料，贺师长突然推门进来了，一个卫士也没有带。坐了下来，他告诉我们敌人最近的企图是打通同蒲路，正在修补铁路破坏了的地方，而我们却要阻止他。他又告诉我们，昨天他拜访山西军队赵承绶去了，他讲赵承绶在敌人新的进攻形势的面前有些仓皇失措，他在战略方面给他出了主意。他用他宽厚的手掌在桌上比划着他建议给赵承绶的布置，是那样坚决，那样熟练。虽说我们一点也不懂得军事，也感到在他的指挥之下，是会谁都充满了信心去攻打敌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又一个人走了。我们站在门外送他。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走了几步，他就消失在夜街的黑暗里。 虽说司令部离我们的住处并不远，也还得绕过一条半街，又经过一个小巷子。他走了之后，我和沙汀在一刹那完全坠入沉默中去了。这是一种对于我们敬爱的人才有的细心的耽虑。

　　十二月，我们跟着贺龙师长向河北进军。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太阳出来后，沿途的积雪白得发亮，白得使眼睛晕眩。

　　这是一个长长的行军。通过了同蒲路，又通过了平汉路，我们到达了冀中平原。我们的到达刚好遭遇着敌入的大“扫荡”，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夜行军。我们的司令部总是最多距离敌人的据点不过二三十里，雷一样的炮声，发抖的人敲打牙齿一样的机枪声，总是响在我们的周围。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们和冀中原有的抗日军吕正操的部队会合了。

　　那时我们宿营在高阳县的惠北口。刚吃完晚饭以后，有人来通知我们，说贺师长要我和沙汀到冀中军区政治部去。出门马已备好，我们就跟着引路的同志骑马跑到了李庄。到后才知道是要我们参加一二0师与吕正操将军的部队的联欢晚会。会场在村口的大广场上，几盏汽灯耀眼地悬在临时扎成的戏台上。台下黑压压地坐满了士兵们，一边是吕正操将军领导的第三纵队，.一边是一二0师。我们被招待坐在前面的来宾席上。晚会开始了，贺龙将军首先被欢迎讲话。他的宏大的声音响在夜的空间，仿佛静静地睡着的村子都受到了震动。他说，日本鬼子有坦克，我们第三纵队就创造了坦克舞。刚才得到的消息，日本鬼子的坦克开到我们埋的地雷上去了，有两辆坦克就跳起舞来了，开不动了。他又说，三十里外便是敌人，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开晚会，庆祝第三纵队与一二0师的会合，还要看戏。他就是这样地给冀中的抗战军民带来了兴奋和鼓励。

　　第二个是吕正操将军讲话。他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子，原来是东北军五十三军里的一位团长。抗战后国民党的军队南退后，他却带着两个营，在冀中坚持游击战，到这时已发展了七八万冀中的子弟兵。他也是简短地而又热烈地表示了对于一二O师的欢迎。

　　接着娱乐节目开始了。一二O师战斗剧社演出的三个独幕戏，其中有二个是根据爱尔兰格里戈瑞夫人的《月亮土升》改编的《窜火船》，中间还穿插着一些抗战歌曲的合唱。在戏剧进行的中间，就有人来向坐在我们附近的吕正操将军报告，说在河的那边，在三十里外一个村子着了火，情况不明。大概是敌人的扫荡部队向我们炮击了，但是我们仍然安静地看完了三个戏。

　　晚会散后，我们带着缰绳让马飞跑起来，赶回惠北口。在快到村口的时候，因为我骑的是生马，摸不清它的脾气，突然乱蹦乱跳起来了，一下绳没有抓紧，就把我重重地抛在地下。当同志把我扶起来后，我才觉得右胳膊很痛。回到住处后，脱开棉军服用手一摸，才知道是臂关节摔脱了臼。老沙为我去请卫生科医生来看。医生来了，就用他的双手把我右臂的脱臼硬是复了原，然后用绷带绑起来，让手臂弯着吊在颈子上。动完手术，副官处就派人来通知，准备出发。我就被扶上马，跟着司令部夜行军了。

　　到了肃宁县边塞村，我们宿营下来。听说这次行军，贺师长纵马跳一个坑，马偶然失蹄，也把他摔了一交，把牙齿摔出了血。过了两天，我和沙汀就去看他，他果然躺在床上，有些发烧。他说：“这两天就没有出大门。这在我是很少的，我好动。他已知道我的手臂摔坏了，他说了—句俗话:“骑马乘船三分忧。”他又说，骑马大概要经过三个阶段：起初胆小，后来胆大，出了乱子又会小心起来。虽说在病中，他还是这样高兴，这样健谈。后来谈到了敌人的“扫荡”，他说，我们一定要争取一个短期的休息，“假若再有两个团就好了。”他叹息着说。跟着他过平汉路来的只有一个正规团，一个游击支队，每次战斗任务都落在他们头上，士兵们实在太疲劳了。

　　第二天黄昏，我们又行军了。贺师长要我们跟着他，在部队前头走。他又是大胆地纵马飞奔，一直是大跑或者小跑。我一直是鞭打着马，以免落在后面太远。而且他又是只带着很少几个人，两三个参谋，三四个卫士。我们奔驰在平原上，经过村落，穿过树林，有时还踏上结冰的河。自然，我是信任我们的侦查的，这一路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望着贺师长的背影，我又有些多余的耽虑，万一发现敌情呢，我们离部队样远。后来，道路上弄不太清楚了，随行的参谋到一家村子去请了一个老百姓来，告诉我们的目的地，要他作向导。然后，我们缓步到了尹家庄。我们休息下来，在我们的睡梦中，队伍才赶到了。

　　经过了二十多天不停地和敌人在冀中平原上战斗，打圈子。把“扫荡”打破了，我们才争取到了一个月的休息。这已是初春三月了，地已开始“返浆”。这是一句冀中土话，就是地已开始解冻，走的时候软软的，有些下陷。柳枝发出绿黄色。中午的阳光已经暖和。蓝色的天空安静而又明亮。在二月的行军当中，我感到老是在司令部作客不是办法，就向贺师长要求工作，所以这时我已住在师政治部宣传部的编委会里了，和鲁艺女学系里的几个同学一起给部队编教材，编油印报。工作是很轻闲碎，所以有时还到司令部去。有一次贺师长和我们谈起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说他的手术很好，并且很紧张地工作，有时晚上要锯十几个伤兵的腿。他又说，这些伤兵差不多都不愿牺牲他们的肢体，有的哭着叫着，宁愿死，不让施行手术。然而没有办法，只有把腿锯掉，才能救活他们。谈到这种伤兵的惨状，贺师长说：“你们文学家应该去看看给这些伤兵锯腿的情形呵”。

　　直到现在这句话还鲜明地突出地活在我的记忆里，这大概因为我后来并没有去看，不敢去正视那悲惨。与这相类似的是关向应政委向我们说过这样一句:“战争，你们是应该去看看呵。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明明知道那里是死，然而却要向那里冲过去。” 他说得那样庄严，使我约这些手里不拿枪的人，感到又惭愧又负担着一种责任。是的，就是由于这种神圣的责任感，我才到了前方。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何等脆弱呵，我到了前方却仍 然只是徘徊在战争的边缘上，没到火线上看过，而且，频繁的夜行军，艰苦而又单调的战争生活，很快地就考验出来了我的这点责任感有多大，有多强。就是在这三月中间，鲁艺文学系的多数同学就提出了回延安的要求。我同情着他们，而且我和沙汀也幻想不久就回延安。在前方的干部们看来,在这些经历了十年内战又经历着抗日战争而且一直站在最前线的工农干部们看来，要求回延安就等于动摇或者怕艰苦。是的，实质上就是这样。然而当时我们还不能，或者说还不愿认识得这样尖锐，却假借艺术之名和他们抗争，却说，作品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不能就在前方写，却说，作文艺工作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直在前方，准备将来写长篇，一种是到前方来了又回到后方去写。然而我们忽视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事实，抗日战争的前方需要文化干部在那里作宣传工作。而且，既然承认有两种文艺工作方式，为什么却一定要坚持后一种呢?

　　这个争论后来关向应同志给我们解决了。愿意留前方工作的，他们欢迎，实在不愿留的就送回延安。现在想来，他这是一种正确的革命的等待，等待将来有更多的经历来教育我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果然，后来经过了延安的整风运动，我们能够明确地客观地清算这段个人的历史了。而且我痛切地感到，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事家革命的政治家，无不经过多次的残酷斗争，战场、监狱、负伤、毒刑，挫败了而又重来，出生入死，艰苦尽尝，然后他所从事的事业才可能有显著的发巧与成就，而作为一个革命的创作家，加之又处在战争的时代，难道却可以没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经历多种的困难与危脸，就能写出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吗?但是当时我是完全不这样想的。四月中旬，我和沙汀和鲁艺文学系的几位同学就离开了一二0师。去向贺师长告别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他忙呢，还是我自己的过敏，觉得这位热情的将军对我们不大热情。出发的晚上，又正是敌人的新的“扫荡”期间， 炮声机枪声就在二十里以外响着，敌人烧村子的红色火光，巨大地高高地升到黑暗的夜空中。就在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象里，我们象打了败仗的兵士一样，踏上归途。到了晋察冀我们就得了消息，我们走后一二0师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河间战斗，贺龙将军也中了敌人的毒气。

　　一九四二年，贺龙将军回到了延安。我没有机会见着他，但是我听说他对延安文艺界有些意见。他直率地对周扬同志说，他不满意鲁艺当时的关门提高，把好学生好干部都留在学校里，不派到前方去，而对于抗战初期派到前方去的学生又不关心他们，不和他们联系、研究并帮助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间所碰到的艺术上的问题。他又亲自到文协去拜访过延安的作家们，欢迎他们到部队中去。对于当时某些所谓暴露延安的“黑暗”的作品，他更是抱着满腔保护革命，保护人民的热忱来反对。

　　一直到整风以后，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以后，我们才充分认识了他的这些意见的正确。原来他是代表了革命的军队来向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更进一步，也可以说他是代表工农来对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抗议。因为革命的军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就是武装起来了的工农。

　　在这些时候，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不凑巧，他不在家。后来是一九四三年冬天吧，我在一个所报告的场合偶然碰到了他。我急于表明我内心的歉疚，我就说我们从前在前方实在工作的太不好了。他却宽大地象完全离记了过去似的回答：“你们工作得很好嘛”!

　　今年初春，我和荒煤、舒群、严文井几个到柳树店去，听说贺龙将军也在柳树店干部疗养所养病，我们说，顺便去看看他吧。到了休养所，看到一所新建筑的漂亮的小房子，我们想，他大概就住在里面。但打听的结果，他却不住在那里面，而住在半山腰的几个石头砌成的窑洞里。这座新房子本来是政府给他修的，让他在里面养病，但他不肯住，让另外一个害重肺病的同志住进去。打听明白了这段经过，我们几个都叹息着说，贺老总就是这样的脾气，他不愿住的地方比别人好。等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到了他的住处，才看见是普通老百姓住的那样的旧窑洞，而且除了他，还住着他的秘书和他的也在养病的老婆。

　　他热烈地招待了我们。依然是我在前方所熟悉的那种高兴客人，高兴谈天的气概。我们问他的病，他说巳经好得多了，不久他就要搬回联防司令部去了。但是看他的面貌，却比过去瘦减了许多。他说他害的是一种怪病，肝里长了一小块石头。接着他就和我们谈起戏剧来了。

　　他说，“你们鲁艺过去的方针不对，后来搞秧歌，就搞对了。现在是不是又稍为有点偏呢，只是搞秧歌，话剧搞得太少了。还有，秧歌也还要提高才行。”他就讲他看到了今年春节鲁艺演出的三个小秧歌戏，他觉得似乎水准没有提高多少，在干部们看来，尤其不会满足。

　　他问我们看过正在上演的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没有。我:们说：还没有去看。他劝我们去看看，并说:“我去看过了，那真是人山人海，挤得很啊。你们看，那样长的戏，要演两个晚上，为什么大家还是远远近近地抢着去看呢?这说明干部们需要看戏，需要看既能娱乐他们又能教育他们的戏。”

　　他又说，报上不是曾经发表过延安戏剧工作委员会不让旧平戏演出的决议吗，但是据他所知，有些部队里还是在演旧平戏，所以：“只是不准演旧戏是不行的，要有新的剧本来代替。”

　　他要我们把这些意见带绐周扬同志，然后招待我们打起五百分来，留我们吃饭后再回学校。

　　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见着他了。这就是我和贺龙将军接触的些零星印象，当然，这些还都不足以说明他。要说明他，那是要知道他在重大的政治关头、军事关头的行动才能胜任的。然而，我愿意把我这点个人的接触告诉人，告诉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在这无耻之徒们正在诅咒着他，公然捏造他的“负伤”以至于“战死”的时候。是的，血腥的刽子手们二十年来，已经杀死了要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优秀的中国人，但是，死者倒下，后继者又站起来，继续前进。巳经到了这样一天，刽子手不得不在幻想和造谣中来满足其渴血的欲望。

　　我希望我这草率的叙述也能多少让人看见，知道这个为食人的两脚兽们所恐惧，因而就企图用谣言来把他涂染得使一般人都恐惧的贺龙将军，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

　　(原载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1-27 15: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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