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入越受降时海防市见闻
2018-03-23 09:36:06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郭伟波

　　一、日军投降前的越南局势

　  日本从1940年开始侵入越南，使越南人民和中国华侨在惨受法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之余又再受日侵略者的压迫。

　  1940年9月初，法国即与日军签订了第一次军事协定，法国同意从9月15日起将越南的河内、海防、金兰湾以及中国广东的广州湾（今日湛江市）等基地让给日军使用。9月22日法、日又签订第二个协定，允许日军正式进驻印度支那半岛，9月23日日军开始踏入了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在面临日本侵略、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到印度支那的形势下，越南人民的斗争目标转向了日本侵略者。

　  1941年1月9日，越南东洋共产党（劳动党前身）、社会党、国民党，工、农、兵、商、妇女、青年、儿童、佛教、天主教等救国会合共十多个爱国党派团体各派出代表开会，成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简称为“越盟”，以后长期沿用到日军投降以后），选出胡志明为主席，统一领导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9日，法国驻越南总督德古再进一步与侵越日军司令芳泽签订“共同防守印度支那”的军事协定，由法殖民当局支付日军占领费。从此，日军在印度支那就取得了实际统治权，表面上还容许法方管理一些行政权力，但在决策、法令等都必须日占领军点头同意才能行使。

　  1944年9月，“越盟”曾向法方警告说：日占领军已作好公开占领印度支那的准备，要求法方注意，越盟亦于同年12月间成立了解放军，以应付局势的急剧变化。

　  不出所料，1945年3月9日下午，日占领军以突然袭击包围了所有法军兵营、各市政机关，仅几个钟头时间，法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解除了武装，全部成为俘虏，拘禁到集中营内，市政机构全由日军接收代管。紧接着，11日，日占领军便扶植保大上台，做了安南（越南的旧称）傀儡皇帝。

　  日军侵入越南后，就指使其在南京的傀儡政府派出机构进入越南，在海防设立南京办事处作为领事级的临时外交机构，由李立做主任，主理华侨事务。笔者当时是海防华侨中学教师，也曾被这个日伪外交机构查询过几次，尚幸应付得体，未被送去日本宪兵队残害受刑。

　  法帝盘剥的手段历来是残酷的，苛捐什税自不必说，单是身税一项就使人苦不堪言，不论男女老幼，每人每年要缴纳身税20－30盾（元），当时笔者当教师的月薪为一百二十五元，如果一家四口人一年就要缴身税一百元。不管失业、饿肚子都不能幸免。

　  法帝统治华侨则采用“帮长制”。帮长相当于我国从前的乡长或城镇中的联保主任。但它却以地方宗派性来划分“帮”的，如福建帮；潮州帮……。这种帮长制直到1945年3月9日法军被解除武装后才废除，“身税”的枷锁也被取消。

　  海防市的日伪南京办事处，除依赖日本占领军外，手中只有一个“华侨保安团”，以海防大汉奸邓友亚为团长，叶庆瑜为付团长。没有武器，平时只用棍棒操练和执勤，在紧急状态或军事行动时才由日军临时发给枪枝使用。当3月9日，日军包围法军兵营解除法军武装时，保安团就全体出动协助日军作战，并担任在东京街、沙华街……一带华人区段的警戒。

　  日军海防宪兵队是主要特务机关，他们如发现稍有抗日情绪或行为迹象的人就捉去刑讯、杀害。日军本来性格凶残，但杀人办法初期还简单，侵华后使用了更多更残忍的杀人方法。例如海防青山篮球队队员罗帝谦曾以三青团“嫌疑”被宪兵队捉去，毒打一顿后，拉直手脚绑在直梯上灌水，灌饱了用劈刺训练棒向罗肚子直捅。然后把人连梯放倒地下，梯在人上面，梯两端站上人乱蹦乱跳，水又从罗的口中吐出来。罗在半死的状态下被松了绑拖进审问室，放出狼狗扑过去咬着罗的生殖器才进行问话……。因得不出什么东西才把罗放了。

　  日军占领越南后，海防、河内、南定等重要城市屡屡受到盟国飞机轰炸。虽说轰炸目标多是日军驻地和军事设施，但波及居民地带造成伤亡亦不少。笔者一次与友人在咖啡馆中亦险些送命，友人却中弹丧生了。

二、日军投降前后与越南独立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请降，15日盟国接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请求，由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北纬16°以南由英军受降，16°以北（包括北圻、中圻、顺化一带、及老挝90%地区）由中国军队受降。

　  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到达越南各地后，胡志明领导越盟号召越南人民立刻起来夺取政权。8月18日越南各地游行示威，19日河内人民起义胜利，成立革命临时政权，宣布8月19日为越南抗日斗争“胜利日”。

　  8月24日，由日军扶持上台的越南傀儡皇帝保大被迫宣告退位，表示承认并拥护越南民主共和政体，并于9月10日出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顾问。但为时不久，便借机会潜赴重庆转逃香港。

　  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的群众大会上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名义正式宣告越南独立、发表独立宣言，从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存在于亚洲和世界之中。

　  　　 三、受降期间海防市见闻

　 　　　一  华侨欢天喜地迎胜生利

　  在日军进入越南之初，日本宪兵部立即命令所有越民、华侨一律将收音机送宪兵部检查，违者拘捕。目的是将所有收音机里面的短波线路拆毁，使用户只能收听就近的日伪广播，稍远地方和外国电台便无法收听，报纸新闻亦被日伪控制封锁，故此越南人民和华侨几乎断绝了外间和国际上的消息。

　  海防是北越最大城市，是华侨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在全市20万人口中华侨就占四、五万，法侨万余，其他外侨甚少，越南北部最大的北圻中华总商会就设在海防，会长是华侨领袖罗伟基。当日军进入越南时，不少爱国华侨离开越南返回祖国，罗伟基也在此时回到了祖国的广西柳州，受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聘为该长官部少将参议。留下其长子罗汝铿在越南掌理海防、河内、南定等地的全部产业。

　  罗汝铿20岁出头，小学毕业后从商，爱花钱，有“二世祖”作风、绰号“弯八”（意即不似“人牌”，赌具天九牌中的一张牌）。但为人豪爽正派，有爱国心。喜欢篮球运动，曾私人出资组织“青山篮球队”，南征北战，屡获冠军。他由于屋深园大，便冒险收藏着一部高级长短多波段的收音机，每当更深人静时，就秘密收听祖国重庆、美英等电台消息，所以当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炸广岛、长崎，苏联对日宣战，日本请降等一连串消息，他都首先收听到，暗中通知较好的朋友或球员。听到消息的人虽喜在心头，但仍未敢露出半点声息。

　  8月15日深夜，罗在家中收听到盟国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星夜找队员们商量研究。他要首先向华侨公开这个喜讯，当时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罗为代表的多数人意见，要在16日破晓就在全市张贴“我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报；另一种意见是笔者与罗帝谦（曾被日宪兵部灌过水的）等少数人则认为这个行动过于冒险，而且消息来得突然，大多数市民还意想不到，以非官方的海报形式去宣布，一怕华侨不相信，二怕日军会干预。但罗等当时情绪激昂，爱国热情高涨，坚持要把这消息公布，最后一致同意：不管任何情况，16日凌晨一定要把快报贴满全市，如果日军镇压，则坚决迎击。于是当场由教师罗锋起草快报，署名为“华侨青年”。各人分工，以中越文字通宵抄写。华侨青年这股爱国热情，使笔者极为感动。

　  8月16日天甫亮，青山篮球队的青年分头出动把快报贴出街道各处。这一震撼人心的喜讯立刻轰动全市，人们（包括越民）奔走相告。瞬即炮竹喧天，欢腾一片，部份店铺挂出中华民国国旗。但也有少数华侨还在猜疑。

　  中午，罗汝铿等商量后，公开打出“华侨青年欢迎会”名义号召全市华侨青年参加筹备欢迎“国军”入越受降的各种活动，仅两天报名参加的青年就超过五百人，迅即成为北越一个最大的华侨团体。该会成立后，仍以青山队员为骨干（多是海防、河内的中小学教师，部份也曾在祖国参加过抗战工作的）。罗汝铿任会长，罗峰为秘书，何光萃任总指挥，并出版《欢迎国军专刊》，启用罗汝铿那所被封闭多年的印刷厂承印出版。

　  日本投降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停止活动多年的国民党直属（中央）海防支部才开始露面。18日上午由60多岁、瞎了眼睛的该支部主任委员王雨亭在北圻中华总商会内原国民党党部办公地点（日军入侵前，国民党党部是和中华总商会同在会馆里面办公的）召开各界团体、学校、行业代表等扩大会议。王雨亭因瞎眼，会议由卢崇山、张家韶等一批原国民党委员从旁协助，他们这时才正式宣布日本投降消息，并宣布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在会馆恢复正式办公；要求各社团、学校、店户一律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会议就这么简单，散会时由委员们捧着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的牌子，在鞭炮声中挂出会馆的门口。

　  此时华侨欢迎会会员已达八百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庄严热烈的庆祝游行。全体会员一律白色衣裤，以盟国四强的国旗为先导，高抬四强元首大画像紧随。队伍手持各种旗帜，步履整齐，精神饱满。全市华侨（连越南人民）齐声喝彩，都说是第一次见到越南华侨这么热烈的场面。

二  华侨服务团

　  8月20日后，华侨青年欢迎会的人数继续增加（超过一千二百人），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提出要该会加入国民党组织。罗汝铿便在中国酒家四楼召集开会（欢迎会的活动经费全部由罗个人包起来的），决定：（1）参加国民党组织；（2）趁机会将华侨青年欢迎会改为正式编制的“华侨服务团”。

　  这个改编为华侨服务团的计划很快便得到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的批准，并报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备案。华侨服务团团部设在总商会（会馆）内，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直属中队。劝令其中华侨女青年全部退出，只留下华侨男青年一千一百人。由罗汝铿任团长，何光萃（军统局的逃亡分子）任副团长，主任秘书罗峰兼管人事。三个大队长分别是莫鉴培、梅广荣、谭顺康。梁老大任总务主任，财务主任梅广荣兼。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不负担服务团任何费用，全部经费由罗汝铿私人负担。

　  华侨服务团虽按部队编制成立，但非武装部队，并无武器、军服，仅是国民党辖下一个军事形式的华侨团体，和被入越受降军方承认。团员一律穿白衬衣或白西装，佩戴白布臂章，上印有10公分直径国民党党徽及华侨服务团几个红色大字。团员戴上臂章可以进入当地国民党机关、团体及“国军”驻地。

　  华侨社会中有个福建同乡会，会长龚××。该会因平时依仗台湾人势力（日本侵略军为便于统治侵占区，曾携带不少台湾浪人随军充当各个侵占区中的职务）欺压过华侨和做过经济汉奸。故日本投降后便瓦解星散，成员各自避匿。会长龚××见势头不好，即去找华侨服务团何光萃，自愿将该同乡会一座位于××街（在花亭附近，忘其街名。越南称所有马路都叫做街）的四层楼房（是该会会址兼营洋酒罐头及进口商品的办馆）无条件献给华侨服务团使用，附有全办馆货物及仓存近百吨水泥等一大批物资，何光萃代表华侨服务团先行接收了这笔产业。为了解决服务团的经费问题，决定开办“国军华侨供应社”（冠以国军之名，表示以承办入越部份军队的粮食、马料——日军手中接收过来的马匹饲料等为主，兼营进口物资），募集越币30万元以充实资金。由罗汝铿个人出资15万元，其余15万元则以三百元为一股任由华侨服务团团员认股。由罗汝铿兼总经理，何光萃兼副总经理。华侨供应社成立后，服务团经费就基本解决，毋须再由罗汝铿个人负担，服务团干部也开始按职级领薪。团员为义务性质，但部份脱离原来职业者则发给生活费。

　  服务团工作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1）调查海防市及郊区前法军一切大小兵营、日伪营房及所有空余房屋，列清其地址、地形及面积等具体情况。以供入越的国民党军队到达时选择驻防。（2）派出各路巡逻队，着重到各闹区、街市场等，协助维持买卖秩序，由于云南和北方部队既不懂广东话，更不懂越南话，就算是广东62军也难于和越南商贩交易。而巡逻队的团员都能讲普通话和越南话，可作翻译、调解，避免纠纷。并使那些想乘机敲诈勒索的不法军人不敢大胆放肆，使社会秩序不致受到影响。（3）入海防“国军”一些连以上单位经过同意，就派去两三位团员给他们采购、引路、翻译、联络……等。但当时也有个别团员常引军官去胡闹，逛“乞妹馆”（注）的，甚至有一个团员还与一件“国军”虏人勒赎的事件（下面另述）有关。当然这种人后来是受到开除和指责的。（4）华侨供应社乘办的部分军队和陆军后方医院粮食，以及从日军接收过来马匹的马料，既解决“国军”就地采购上的困难，也使商人不敢提高物价。因为供应社规定不赚价只收佣金（手续费）的经营原则，很受部队欢迎。（5）组织华侨轮流到道口、车站等接“国军”，送茶送水表示慰问（这仅是初期的工作）。（6）“帮长制”己废除，商会未恢复，“国军”又规定不干预越南行政事务。国民党党部只会做党官，不屑做实际事务，所以对华侨社会中一些商政事务如军民纠纷、小问题的处理，开具不大重要的证明书……等，华侨服务团也就管上了。

　  当时华侨服务团的交通、巡逻工具是很不够用的。仅有罗汝铿和和何光萃两部私人小汽车，梅广荣和×××的两部。摩托车，其余就只好以自行车或步行解决了。

　  是年10月，罗汝铿的父亲罗伟基，从广西柳州返回越南海防，见其子汝铿不重视家业，把精力放在赔本的社会活动中，甚为不满，汝铿只好顺从家严训诲，辞去华侨服务团长和华侨供应社总经理职务，并收回15万元越币股金，交由何光萃接替上述两职。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善怵，原是何光萃在军校特别训练班六期的政治教官。11月何光萃通过刘的关系，申请暂编入方面军政工总队，然后过渡到将华侨服务团编入正式武装部队。但到年底仍未得到方面军的批复。华侨服务团因“国军”经过几个月的驻防，已逐渐熟习越南的生活环境。受降任务也已接近完成，便申报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和方面军，宣布结束。其中派驻陆军后方医院工作和部份连队中的常驻团员，如双方同意留用的可继续留用或转为正式军官。1946年春节前，结束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只留下华侨供应社仍由何光萃任总经理继续经营。同年3月，何光萃因搞金融投机失败，亏蚀甚巨。其时供应社的原华侨服务团团员小股份已全部退出，已由何光萃独资经营。华侨供应社虽有颇大盈利，但抵偿不了投机失败的差额。与何光萃合伙搞金融投机的军统外事班同学陈泰康追款甚急，如果陈泰康一翻脸就会连同何光萃逃离军统的帐一齐算（何也曾毕业于军统局外事班，曾任澳门站书记和广州湾直属组长，后来叛离军统逃亡入越南的），有性命危险。因此何光萃于1946年4月索性丢下华侨供应社全部物资、房屋汽车等离开越南回国，隐姓埋名作第二次逃亡了。

三  入海防的受降部队及痛击法国殖民军

　  华侨长期在法国殖民当局的压榨和后期在日本侵略军的残害下，思乡爱国的感情极为浓厚，但对祖国内情极不了解，大多数人以为代表中国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以当时入越接受日军投降的国民党军队被华侨尊称为“国军”，越南人也称之为“瓮贯”和“贯豆”，意即是军先生和军头（军官），以示敬意。

　  1945年8月19日军统局中美合作所属下别动队，由苏××率领不声不响地进入海防市，这是“国军”最先进入越南的第一支部队。别动军是军统局军事作战组武装部队之一，从1943年开始就由中美合作所训练和装备，全部发给卡宾枪、汤姆生、45航空曲手枪、火箭炮等新式武器。这些武装部队从1943年开始训练直至1945年日军投降时止，从未参加过对日作战，它与军统的其他武装如忠义救国军、各地行动总队、爆破总队等一样，都是预伏在沦陷区接近地带，时机一到便可抢先进入收复区去劫收胜利果实。当别动军进入海防市时，全副美式装备，昂首大步，远非过去法殖民军和越南绿衣（越南军警的俗称）可比。长期受着外国人欺凌的中国华侨，不明情况，以为是打日本的军队到来了，十分高兴，别动军进驻到一座三层楼的敌产房屋，军纪尚算严格，官兵全部广东人，对待华侨也算亲热。他们把几门火箭炮放置在上落楼梯的转角地方，任由华侨自由进出参观，作为炫耀。

　  该别动军的官兵，后来多分布在肃奸部门如方面军的海防督察分处等单位，做逮捕汉奸、查封伪产等工作。

　  8月20日后，黄涛率领广东第62军入越，以林伟俦的157师为先头部队，经广西进入海防。这时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才正式组织各界列队欢迎。侨胞饱受法国殖民者和日伪政权的残害压迫，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亲眼看见大部队入越受降，无不吐气扬眉，欣喜若狂。部队所过之处，彩旗招展，鞭炮齐鸣，高呼口号，充满着胜利喜悦和希望。62军驻定后，与华侨相处甚洽，也做了一些群众工作。不久，62军政治部召开海防各界群众大会，由该部主任李荟主持，军长黄涛也出席大会，黄在会上宣布军事受降时期的一些安定社会的规定，也提到官兵军风纪问题。

　  不知什么原因，该军入海防不久即邀大汉奸邓友亚为军部参议，穿插于军政界之间，在一次有美军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邓奸竟佩戴证章登上主席台，与会者无不侧目。华侨感到遗憾，但是大会开完不久，邓友亚即锒铛入狱，其开设的大酒店及产业全部查封，侨胞对此大多困惑不解。

　  62军在海防驻扎时间不长，8月底、9月初被调走，在涂山登舰赴台湾，闻说后来调东北打内战去了。

　  接替62军的是52军赵公武部，该军军纪败坏，给海防华侨留下极坏的印象。52军调走后曾由60军某部接防一段时间，年底由53军130师接防，设立海防警备部，驻友亚酒店内，由师长王理寰兼警备司令。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最先亡于德国的战败国之一，但它总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其殖民军队则更是骄横自大，1946年3月6日法军竟不顾海防警备部的警告，就在海防港口强行登陆、强行接防。被130师的警备部队迎头痛击（调用部份日俘炮兵参战），伤沉战舰三艘，法舰队司令阿巴罗中将连同官兵二千多人被俘。最后法方只好承认错误，签字承担这场战斗的责任。

　  这场战斗相当激烈。法殖民军被击溃后，战火虽已平息，但港口被击中的弹药仓库仍在燃烧，炮弹继续爆炸。警备部谕示海防居民：如到下午四时仍不能扑灭大火，势必波及附近另一些仓库，导致更大爆炸，居民必须暂时撤离海防市区。幸而到下午火势逐渐受到控制，傍晚市民才安心返家。

　  笔者曾驱车去港口战场察看，沿路尚有不少路障（将大树锯倒横卧马路上准备堵截法军坦克用）未拆除，汽车要绕不少弯路。港口的法军尸体已全部运回舰上，码头附近房屋仓库几被夷平，剩下残余房屋亦弹痕累累。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

　  国民党入越受降部队于1946年5月以任务完毕，全部撤离越南回国。

　 　　　　 四  在海防的国民党机构

　  1945年8月底或9月初，第一方面军督察处海防分处在海防市沙华街成立，大部份是最先进入海防的军统局别动军的原班人马，分处主任上校李承球是日军入侵前的军统局海防站负责人之一，对海防市汉奸敌伪产业情况较为清楚，他与其弟李兆良、副官莫麻子等把肃奸工作视为肥缺，乘搜捕汉奸、查封敌伪产等机会，大括横财，究竟被他们搜到的数目有多少，局外人实难估计。他兄弟出入都是私人高级轿车，住的是洋房，而且狡兔三窟。年底，分处主任改派北方人张××充任。但敌伪产业查封大局已定，无甚大油水可捞，剩下的都是“水尾”了。

　  海防市大汉奸以邓友亚为首，他和日寇勾结，垄断金融经济，贩卖烟土。他任汪伪南京办事处海防保安团团长（是类似沦陷区中的维持会长）仅是挂名。第二号汉奸要算梁苏，是个凶神般的流氓，在海防市很少露面，只开设一间规模颇大的南华烟厂。他长期在港外沿海一带干海盗式的缉私，抽行水，运鸦片烟土（也抢别人烟土）等勾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他的靠山是日本宪兵部，消息灵通，早在日本向盟国请降的时候，便收拾金饰，携带侍妾，丢下南华烟厂，乘机帆出海逃之夭夭。南华烟厂后来做了关押汉奸的拘留所。邓友亚的大酒店做了海防市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在海防除了直属海防支部之外，还派驻一个宪兵队。陆军总司令部派驻一个“越南联络组”，由陈泰康为上校组长。陈与何光萃是军统外事班同学，曾任河内组负责人之一，因犯特务纪律被局本部关押过。陈泰康当时与何光萃在海防碰面后即合伙开始搞金融投机活动，陈委托何向他提供海防市有关情报，发给何45航空曲手枪一支使用（实际是何光萃自己要求的，因为何是军统的叛逃人员，请领这支手枪是准备万一在被捕时进行拼搏的）。

国民党三青团越南支团亦在海防成立分团，支团由徐××为主任（徐××也是何光萃在军校时的政治教官）。海防市华侨中学老校长王子俊原是三青团在海防长期没有露面的负责人，这时也公开身份，辞去中学校长职务出任越南支团干事，做徐××的副手。但三青团在华侨社会中毫无声誉，也无若何工作开展，只不过以一个国民党机构的名义存在而己。

　  国民党党部虽无什么工作做出来，却办了一个日报名《刚锋日报》每日出纸不超过五百份，而且不收费送阅的达40%，没有几个月便停办了。

　  海防是越北最大城市，华侨最多而集中，在东京街、沙华街一带自成华人区。法人统治时期采用“帮长制”，把华侨分而治之。华侨历来生活俭朴，秉性诚实，重礼教，讲道德，强烈希望祖国强大，不受外人欺凌，因而团结心强，竭诚互助。故当日军投降后，在越南甫独立，“国军”又不干预越南政事的情况下，市政管理出现真空，但华侨社会仍旧是秩序井然，治安良好，市场物价稳定，这种现象属罕见。华侨服务团在当时确实起着一定作用。后来国民党中央派来留学日本的军校毕业生胡日畴到海防党部任秘书。胡对党务工作并不热心，但对做生意赚钱却极感兴趣。到我离开越南时，他与侨商搞港越航运已基本就绪了。其时越北的北圻中华总商会已由罗伟基重新主持，华侨社会的生活亦逐渐恢复正常。

  　　　 五  金融上混乱  关金国币成灾

　  越南流通着新旧两种纸币。旧币俗称为“香炉”，有坚实的社会信用，甚受欢迎。新币被称为“披埃士”，社会信用较差，故商场交易中往往因新旧币付款而暗存差价，据说新币“披埃士”是日军入侵后迫签出笼的，而且银行中库存数额极大。

　  “国军”开进越南，带入大量关金和国币，关金与国币（国民党的大洋券称国币）的比价是1∶20，这是固定的，但关金与越币的比价则无规定，致造成货币兑换、市场交易上极大困难，出现混乱。商品不知按什么标准收价，商民有些拒收关金、国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62军政治部、国民党海防党部召集海防各机关、社团、工商界及各行业代表在会馆开会，经过协商暂时定出关金券和越币的比值为1∶1，即越币一盾（元）等于关金券一元，亦等于国币20元。市场上容许越币、关金、国币三种货币流通。越币中的新币和旧币要等价使用，不得贬低其中任何一种。

　  这次会商总算把货币上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没有多久时间，金融和市场交易的严重问题接踵而来。（1）商人考虑到将来会吃亏，尽量将旧越币“香炉纸”收藏起来，只拿“披埃士”、关金和国币去付款。（2）在中国境内身价低贱的关金和国币大量随军涌入越南，充斥市场，形成海防市场上一支雄厚的购买力量。（3）通货激增，抢购黄金，垄断物资之风随起。商人见势不佳，买卖黄金拒收关金、国币，但国民党官员是金融投机的行家，搜括民财的老手，权势者干脆用大量不值钱的关金和国币拿到法国原东方汇理银行按公价强行兑换未出笼的新币“披埃士”，投放市场做黄金投机买卖。通货激增后就带来了物价猛涨，数月间黄金价暴涨达四五倍。这种现象在越南华侨社会中尚是历史上第一次，但国民党官商眼里却是司空见惯，“前程似锦”。其时越民、华侨对关金国币的信用已一落千丈，币值之低无法计量。笔者于1946年4月离越回国，以后金融混乱到什么程度，如何收拾？不甚清楚。

　  　　 六  抗法护侨的华侨爱国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妄图维持它的殖民帝国地位，重新统治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故当英军接受北纬16°以南的日军投降之后，法军便勾结英军，在英军支持下从西贡附近登陆，与重新被英军武装起来的法国俘虏（被日军俘虏的）配合，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机关，占领西贡市。并以西贡市为据点，开展全面占领越南地区，10月中旬重新占领高棉（柬埔寨）。

　  当法殖民军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机关，占领西贡、堤岸的时候，越南解放军英勇迎击，越南人民也奋起反抗，西贡和堤岸是华侨在越南聚居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法殖民军重新入侵时肆意屠杀人民，不少华侨遭到杀害，财产受到大量损失。

　  消息传到北越（消息中未有伤亡统计数字），引起海防、河内华侨无比愤慨，他们多年来受法殖民主义者欺压，认识到只有互相支援，团结对外，才能维护自身安全和权益的道理，而且中国是战胜国，华侨不应再受欺凌。因此，海防华侨首先发难，国民党党部竟不敢表态，仅以请示中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作复。华侨即转向华侨服务团“投诉”，服务团干部亦一致要求采取适当措施以遏止法帝暴行。何光萃即将服务团暗移华侨供应社办公（会馆仍留空址），以避免国民党部和北圻总商会的干扰和阻止。当晚在供应社召开团部扩大会议，由何光萃主持，会议决定组织华侨开展一场抗法护侨的爱国行动。于是连夜将何光萃的小汽车装上扩音喇叭，树起横额，贴上中、越、法三国文字的标语，作为宣传指挥车，各人也纷纷书写中、越、法三种文字标语，制作各种大幅横额、漫画。内容包含要求在海防、河内的法侨和法国机关组织，以个人和团体各义立刻电告西贡法殖民军当局停止屠杀华侨暴行，赔偿当地华侨所遭到的一切损失。特别提出警告：如南越法军暴行仍不停止，北越中国人将对居住在海防、河内的法侨采取“以牙还牙”的正义行动……等。当时并曾派人到海防电报局拍发致西贡法殖民军的抗议电报，内容与上述大致相同。

第二天早晨，华侨服务团员全部不戴臂章上街，张贴三种文字的标语、漫画，各街（马路）挂起长幅横额，宣传员在各街头以中、越两种语言演讲，不少商店停业表示响应支持。华侨沸腾了，涌满街头，连带越民区、法侨区也开始紧张起来。中午以后，越南民众也纷纷出动，部份出现示威游行，高呼各种打倒法殖民主义者的口号。……这个反法声势将要席卷整个海防市，法侨机关、商店已全部闭歇，法侨都不外出。何光萃驱指挥车巡视法人区时，只见家家紧闭园门、屋门、窗门，都有防备（法人都有猎枪手枪等武器），尚未见有华侨、越民冲击法侨机关、住宅的事件，但各道口已围堵大量人群。

　  四时左右，何光萃回到华侨供应社，一进门便看见海防宪兵队长（忘姓名）与52军代表三四人正在责骂留守在供应社中的大队长莫鉴培等人。他们一见何光萃进屋就立刻转向何光萃，宪兵队长说：“你们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不妙的。已经有两名法国人被拦截打伤了，究竟是中国人打还是越南人打的，目前尚未清楚”。52军的参谋却怒冲冲的要何光萃命令华侨服务团立刻拆除宣传车，撕下街上所有标语、横额，撤回一切宣传人员，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包括引起国际纠纷的后果全部由何光萃负责。宪兵队长在旁又低声说：“老何，你不怕越盟（指共产党）趁机‘捣乱’，杀了法国人也算入中国人的帐，这个责任负得起吗”？！何光萃在威逼下内心实在也有点慌，审度自己原是一名军统局的叛逃人员，虽已改名换姓，除同学陈泰康外无别人知道。但万一这件事闹得太大，一切都会暴露的，因而更加心虚起来，更在这时候，海防国民党党部转来了凌其翰发自河内的电报（凌原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长，是对何光萃在外事班时教授过“外交礼节”的老师，其时是主持接收大员之一，亲法派。），劝令何光萃要瞻顾大局，立刻停止这种“有损邦交”的愚蠢行动，何光萃在这“四面楚歌”之下，看不见群众力量，便屈服了，当场指挥服务团人员停止抗法护侨的宣传和行动。服务团员、干部见到驻军代表和宪兵队长的势态严厉，更见到何光萃的软化屈服态度，虽然愤愤不平也只好照办了。

　  宪兵队长和52军参谋离开时又叮嘱说：他们已通令从今晚六时起实行宵禁戒严，如再有活动，格杀勿论，切莫以身试法。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法护侨爱国运动，就在国民党军队的胁迫、和何光萃的屈服投降下瓦解，被彻底破坏了。

　 　　  七  军纪败坏  怨声载道

　  国民党军队本质腐败，军纪松弛，是尽人皆知的。入越受降的云南军队在抗日期间未经战阵，入越时却兵骄将横，其他部队亦以胜利者自居，把受降看成是发横财的大好机会。

　  62军调离后，由赵公武率52军接防，官兵素质，军风纪律大不如前，敲诈勒索，调戏妇女，盗卖军器物资，贪污索贿，贩卖鸦片，酗酒闹事，甚至掳人勒赎……暴行累累，使华侨社会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仅举一、二例，以窥全豹。

　  有一次，海防华侨×盛金店老板突然失踪被绑票，两天后其家人接到他的亲笔信，着其妻儿到某处与掳方商议“放人”的条件，该老板的妻儿跑去见海防督察分处主任李承球。李明知这是棘手的事情，就写名片着她们找何光萃，推给华侨服务团（国民党党部根本是没有人信任，军人也从不卖他们的账的）。这时已近黄昏，正下着毛毛细雨，何光萃便开车带同她们母子到约定地点。一看原来是52军某部×连连部，这个连也有一名华侨服务团团员常驻（姓名已记不起）。卫兵通传后，一位排长出来接待进去，经过约10分钟的布置，始见该连连长满脸堆笑进室来打招呼，递烟送茶，忙不迭解释是因“嫌疑”、“捉错人”，又说现在凑巧“生了病”，正准备明天送他回去……讲得漏洞百出，语无伦次。

　  何光萃问及那位派驻该连的服务团团员，并提出要求见见那个“生病”的老板、让他妻儿接回家去的意见，该连长忙说“可以可以”，又赔了些“对不住”、“误会”等说话。提到那个团员，则说是“有事”出去了。大家进到老板睡的那个房间，只见他躺在床上盖着军毡，头肿面青，根本不是“生病”而是被打伤了的。当其妻儿替他换衣服的时候，连长已命令他的特务长（事务长）先去华人街某酒家摆定一桌酒席等候。该连长性情暴戾，说话粗野。肥肉在口却被冲散，不甘的神色露诸言表。到酒家坐定，随去的排长尚比较懂事，吩咐只要啤酒，不喝烈酒，又顺手取去了连长那支快掣驳壳枪挂到自己身上，在席间也代连长向“客人”赔了很多不是，金店老板一家人惊魂未定，诚惶诚恐。席半，何光萃即示意老板的儿子去会帐。但连长却坚持由他请客“赔礼”，这样的酒宴不宜久留。出门后客气几句便各自回去了。为了息事宁人，何光萃并无将此事向军部报告。后来调查：这件掳人勒赎的事，就是那个常驻连部的服务团员引线指点的，当即将他开除了事，不便向外公开以招物议。

  华侨被凌辱之事时有所闻，诸如“国军”在舞厅酒楼闹事，争风打架，鞭炮掷向妇女取乐，调戏妇女，……弄到天怒人怨，侨心惶惶。

　  本来“国军”入越之初，威信甚高。侨胞寄予希望甚大，满以为从此民族可以复兴，祖国富强有望。华侨女青年初时对入越军官亦表好感，谈情说爱，出双入对，一派融洽喜乐气象，就地结婚者亦大不乏人。连国民党直属海防支部一位由祖国派去的办事员毕××，仅相当于委任12级的低级干部，也被海防富商××金铺的女儿看上了，公开订婚，轰动全海防。但是，后来几经换防，驻守者多属滇军和北方部队。军纪每况愈下，致使“国军”声誉扫地。所以到了最后华侨就用三句话来表达他们对“国军”憎恶的全部心情。这三句话是：“国军”来时欢天喜地，“国军”来后怨天怨地，“国军”撤走谢天谢地。

　  注：“乞妹馆”是越南变相妓馆。每个馆是有四、五名年轻越南妇女，名为“唱乞”。乞字意思是“以艺卖钱”的意思。故乞妹表面上只留客住宿，卖唱不卖身。但实际上一样接待嫖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