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安铺中学的革命斗争
2018-03-23 10:48:41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钟永月 麦耕(整理)

广东省廉江县安铺镇安铺中学成立于一九四○年。校舍是该镇的资本家兼地主陈瑞卿及当地绅士陆远详、蔡云堂等人合资兴建的。该校吸收第一届学生只有一百人左右，分为两个教学班。学校成立时期，只有两名共产党员教师和两名党员学生，由党员教师吴世光任支书，陆镇华任宣传委员，党员学生钟永月任组织委员。其时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寇用迫降诱降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为了要投降日寇，积极反共，陆续抛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大事叫嚣要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接连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安中校长陈政亲自出马，向学生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谬论；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纵容反动教员梁宝兴，进行压迫进步师生的抗战活动。梁某还大肆污蔑共产党、八路军，宣扬“战则亡、不战则存”的汉奸论调。国民党廉江县党委书记黄锦也窜来学校，在讲坛上公开重弹梁宝兴的反动谬论并着意拉拢一些右派学生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用以监视进步学生。反动气焰，非常嚣张。 　　我们党支部根据中央规定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精神，一般不召开支委会，改以师生和同学关系个别联系。我们另租一个地方，以开办伙食为名，把党的文件及进步书刊存放在那里，实际上这里是党的秘密交通站；炊事员同时是交通员。廉江县委的领导同志及交通员要找我们，都通过这个地方。党支部重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到第一学期终，就吸收了周锡锦、陈武、梁伯金等五名进步学生入党。我们在宣传上采取公开的与秘密的两种形式。公开的则在讲课时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指出抗战到底、收复失地就是民族主义；给人民以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的自由就是民权主义。教音乐就是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文娱活动就坚持演进步戏剧，如演抗日独幕剧，或者歌颂古代民族英雄戏《风波亭》及《郑成功》。前者是歌颂民族英雄岳飞以鞭挞秦桧。后者歌颂郑成功以批判投降主义者郑芝龙。用这些戏影射挞伐大汉奸汪精卫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起了教育和鼓舞学生群众的作用。秘密形式方面，根据“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进步学生中组织秘密的“读书会”；并利用做功课和业余散步的机会，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在中间同学方面，我们展开广泛的交朋友活动，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学习，利用时机适当地做些宣传工作。这就使党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巩固。

　　党支部分析了教师队伍的情况：校长陈政是陈瑞卿的儿子，是个大资本家兼地主，在广州湾(抗战胜利后改名湛江)、桂林、柳州和广州、香港各地都有他的工厂或商店，政治态度上是拥蒋反共的;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时，他也主张抗战，不赞成投降。以张振昌为首的教师，多数是拥护我党抗战到底的主张。于是党支部安排陆镇华接近陈政，帮助他管好学校，协助他处理家务，因而取得了陈政的信任，进而对他做细致的政治工作，宣传我党对时局的主张，着重讲清“战则存，不战则亡”的道理，并用具体事实说明只有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民族才能生存，工商业才能振兴;如果不抗战，中国人民做了亡国奴，根本谈不上发展民族工商业。用这些道理提高了他的爱国思想和拥护抗战到底的决心，使他继续信任陆振华，委托他为训育主任。学校领导权为陈振昌、陆振华所掌握，为我党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起至一九四三年九月间，我们党支部领导全校师生作过几次斗争，回忆如下：

　　一、驱逐反动教员梁宝兴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学校的形势也跟着恶化了。反动汉奸教员梁宝兴这时更加猖狂活动。他频繁地往来于安铺和广州湾之间，向敌人提供情报，又利用讲课机会，继续叫嚣“不战则存、再战必亡”的汉奸论调;甚至公开提出“要向日本投降，才是中国唯一出路”。他并且更加恶毒地咒骂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提出要“拥护蒋委员长消灭‘奸党’‘奸军’”的狂妄反动的汉奸主张。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黄锦等也频繁地来校活动，并指使伪青年团区队长文挺生等监视进步学生、搜集情报;又派特务分子到镇邮局扣发安中学生订阅的《新华日报》和其它进步刊物，检查进步师生信件。日寇的飞机这时也加紧轰炸安铺镇。人心惶惶，形势危急。

　　党支部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应变的准备。我们改变了支部的组织形式。教师和学生分开过组织生活。学生党员单独成立一个党支部，由钟永月任书记，党员教师由县委直接单线联系。对党员进行坚持抗战，反击反动逆流的教育。解散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强调党员做好功课、广交朋友、团结更多的人。在组织群众斗争方面，把驱逐反动教师梁宝兴和反击反动逆流结合起来。当时有个别党员误解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不搞任何斗争的片面思想和右倾情绪，县委书记陈天佑得悉这情况后，及时明确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帮助他们端正思想，统一党员的认识。另一方面，对敌人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顽固、各个击破。在斗争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期间广州已沦陷，香港岌岌可危，校长陈政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威协。加上我们对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对日寇很是愤恨，对汉奸和亲日派也有反感。我们向他揭露梁宝兴当汉奸的可疑行动，并指出梁某不学无术，不能为人师表，聘用他做教员，不仅害了国家，也害了学生，并且影响了学校和校长的名誉。与此同时，我们党员也分头找同学谈心，宣传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歌颂新四军抗战的伟大功绩，揭露反动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为，指出“皖南事变”的真相，结合揭露梁宝兴的反动言行和当汉奸的可疑之处，提议用罢课手段来驱逐他。只短短几天，就把大部分师生团结在党支部周围。支部及时分析了校内外形势，认为条件已成熟，决定不失时机的宣布罢课。

　　四月初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共一百多人集合在第一班课室的周围，群情激昂地唱着“打杀汉奸歌”，歌声直冲云霄。梁某情知不妙，但他不知道我们的计划，仍然假装镇静夹着书本来上课。他叫道：“同学们，上课时间到啦，快上课吧”。那知回答他的却是“打倒梁宝兴”!“把汉奸赶出去”!的响亮口号。他慌了手脚，狼狈地走出教室，躲回自己卧室去了。正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汉奸梁宝兴跑啦!我们胜利啦!”

　　这天夜里，校长给了他解聘书。第二天天未亮，他就夹着尾巴跑了。　　

二、反对国民党禁锢学生思想和强迫学生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秋，安中再招收了两个班学生，编为第三、第四班，总人数已达二百人左右。学校的形势仍然恶化。陈政继续推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他上课时，常常扩散反共言论，同时禁锢学生思想，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加重学生的功课负担；强迫学生义务劳动等等，目的在于控制学生思想，认为这样可以使学生免受“赤化”。陈政和国民党县党部串通一气，由书记黄锦亲自出马，首先拉拢了约十名有反动思想的学生，叫他们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作为他们的骨干。其中有三、四名后来惰落成为特务。黄锦公开威协全体教职员学生都要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他神气十足的声言在几天内要完成他的“伟业”。可是，几天过去了，群众对此十分冷淡，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廖廖无几。原因是除国民党长期黑暗统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为人民所厌恶外，还是我党支部把工作做在前面。当我们了解黄锦来校的意图时，我们对一般学生，着重宣传人民要民主，要自由；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应自愿自觉，反对强迫拉夫。这个主张，取得多数人的拥护。对进步同学，除上述宣传外，着重揭露国民党此举，目的是要学生成为他们的驯服奴才。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学校法西斯统治更要加强，特务更加横行无忌，学生民主自由就被剥夺殆尽，进步同学将受到迫害。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觉悟提高，决心抵制国民党的做法。
　　黄锦和陈政没有料到学生对他们竟如此冷漠和抵制；先是震惊，继而愤怒。黄锦不敢出头露面，就推陈政到第一线，自己耽在幕后指挥。八月初的一天，陈政突然命令全体学生集合，他走上讲台，给学生一个下马威，说：“这次许多人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必定有人破坏，一经查出，定予严惩”。接着就来诱骗，说什么谁参加了国民党或三青团，将来升学和到社会上做事都得到优待。说毕，就把事先摆好在台上的入党入团申请表取出来，再把学生名册翻开，逐个点名叫他们上台边来领取申请表。他予计第三、第四班是新入校学生，受进步思想影响较少，就先从这两个班点名。结果仍有二十多人不肯去拿表（占两个班的三分之一弱）。轮到第二班点名时，约有一半人要了表。第一班我党的基础较好，拿表的只十名左右（占学生人数五分之一）。后经我们调查：总计一百五十多名学生，约百分之四十的人领了表。领了表的也只是应付一下而己，很多人并不填送。大部分人不卖国民党的账，基本群众还在我们这一边。这使陈政也无可奈何。这次斗争，国民党在表面上似乎也有些收获。但他们采取的卑劣手段，使他们更加威信扫地，从而提高了我们党的声望。
　　在这次胜利斗争的基础上，紧接着进行另一场胜利斗争。许多群众早就对学校强迫课余劳动的做法不满：认为营养条件不好，功课又繁重，长此下去，不仅荒废学业，也拖垮身体。党支部根据群众要求，首先组织群众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出工时没精打采，在工地上有的看书看报，有的下棋，有的谈笑，见学校监工的人来到，便懒散地干一下。如此应付了几天。我们叫党员教师陆镇华做陈政的工作，向他汇报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接纳群众意见，取消课余劳动。陈政以上级规定为理由，不肯答应。这就引起学生更大不满，要求全体同学拒绝执行学校无理的规定；党支部坚决支持群众要求，具体组织群众行动起来。四个班的同学接连几天不参加课余劳动，迫使陈政只好答应学生的要求。
　　党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了一九四一年冬，全校已有共产党员十四人了。

　　三、挽留陈政，反对邱刚、方耀上台的斗争。

　　一九四二年春，日寇占领了广州湾以后，狂轰滥炸安铺镇，企图对该镇的占领，以巩固广州湾的外围，并保护其北部湾的海上通道。安铺镇是国际有名的鼠疫区。这一年霍乱和鼠疫一并袭来，疫情严重，疫区广阔，死的人极多。日机每天狂炸，瘟疫蔓延，这地方不能呆下去了。但这年的暑假期，仍招多了两个班的学生，连原有的班数合共六个班，学生总数将近三百人。经学校当局决定，迁校到本县石颈乡属的东涌村。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学校便在那里上课了。
　　当时，广东一些大、中城市的沦陷，使校长陈政的工商业损失很大，因此想辞去校长职务，专心照顾他的工商业。可是国民党县党部和中统特务组织，却企图乘机篡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收买了教员邱刚和方耀，许以任校长和教务主任职。这两个家伙急于粉墨登场，一面煽动陈政辞职，一面散播流言：“陈政要辞职了，校长和教师都要换人，学校也要迁走。”一时传说纷纷，学校里人心浮动。
　　我们党支部及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对策。认为：陈政如辞去校长职务，由反动分子上台，对于我们更加不利。陈政固然有其反动的一面，但他赞成抗战；他对陆镇华、吴世光、李梓明等老师是信任的，还是可以团结的。如换了邱刚和方耀上台，学校形势将要变得十分恶劣，安中会成为反动派的大本营，进步师生会更加受到迫害。党支部根据联席会议的精神对学生的政治思想作了分析，认为学生的思想总的是更加倾向进步，对开展斗争更为有利，党的外围组织——游击小组（这是准备搞敌后武装斗争的组织）共十余人，加上党员，将近三十人，占学生总人数十分之一强；进步学生迅速增加，中间层和后进层也多数向党靠拢。以上几种人都对邱、方的教学不满，认为他们不学无术，又爱摆架子。另外，东涌附近的烟塘党支部也建立起来了，对鼓舞学生的战斗起了一定作用。学生中的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更加孤立。
　　围绕着挽留陈校长，反对方、邱的斗争，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每天课余时间，都见学生三五成群议论着这件事。未毕业的同学，有这样的顾虑：认为第一、二班的同学今年很快毕业了，走了以后，如果国民党政府当局追查这件事的责任，将由他们未毕业的同学来负，那就会受到迫害。对这些有顾虑的人，党支部采取两条措施：一、劝告他们应从大局出发，指出如邱、方上台，他们不仅不能领导学生抗战，而且会镇压学生，且他们也无才办学，学生前途不堪设想。二、说明在这场斗争中，一、二班的同学愿站在第一线，未毕业的同学可以隐蔽些，配合行动就可以了。于是，他们的顾虑解除了，站到我们一边来。音乐课教师在教《毕业歌》时，先讲述这支歌是影片《桃李劫》中的主题歌，电影描述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故事。学生们听到这故事，联系自己毕业后可能和他们的命运一样，却不禁潜然泪下。这就批判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激发人们起来和反动分子作斗争。语文和历史教师也利用课堂教学，选择那些民族英雄抗击外敌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等等题材，用以激发学生的思想。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党支部当即决定：在斗争的步骤和策略上，首先争取陈政不辞职，暂不提反对邱、方上台，以麻痹他们。如这一步达不到目的，就坚决依靠群众，采取强硬的措施，狠狠打击邱、方。
　　安中在东涌复课以后，陈政很少在校，多在外地经营他的工商业。到了七月中旬才返校。我们组织全体师生到学校附近路上，给予隆重欢迎。陈政很高兴，认为学生懂事，有礼貌。第二天，“学生自治会”派出几位代表去见陈政，向他呈递了学生挽留校长的意见书。他当时不表态，只安慰了学生几句。一连几天，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都向他做思想工作。可是他决定要辞职。他向教务主任陈振昌交下了校务，就匆匆走了。　　陈政走了以后，学校的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方、邱之流及其爪牙喜形于色。他们一面加紧和国民党县党部、县教育局勾结，一面放出空气：“邱刚快要当校长了，”“学校要迁址了”。“某些人是异党分子嫌疑，不能在学校任教了”。党支部为了反击他们，当即决定执行第二步计划。
　　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场斗争风暴终于来临。几个同学进入方耀的房间，以查问化学课考试分数为借口，突然吹灭了他桌子上的油灯；房里一片漆黑。外面早已聚集着两百多学生，立刻鼓噪起来，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地高呼口号：“不要邱刚当校长！”“不要方耀当教务主任”！口号声此起彼伏。愤怒的群众把石块和臭泥猛向方耀房间投掷，声震屋瓦。方耀听到群众的愤怒斥责声，砖瓦泥石的掷击声吓得屁滚尿流，钻入床底。邱刚这条狗比较狡猾，不大抛头露面；他知道形势不好，赶忙躲进教务主任陈振昌的卧室里，也被吓得全身发抖。
　　党支部眼见斗争已达高潮，为了掌握好“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就劝导学生散去。第二天，方耀还想耍无赖，他在陆振华、陈震昌两老师面前，装作受了伤要求学校赔偿医药费。他还叫嚷要到县政府去告状。陆老师不软不硬地回答他：“学校当局没有叫学生打你，没有任何责任。至于你为什么挨学生打，可找学生评理去”。说得方耀哑口无言，灰溜溜的退了出去。
　　陈政辞职后，国民党当局派张孔四任安中校长，邱刚只当上教务主任，方耀老着面皮继续做个教员。因为他们被学生搞臭了，没有一点威信了，国民党当局也不愿扶植他们了。
　　安中的几次斗争，锻炼了党员，教育了群众，取得了成绩。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的优秀儿子吴世光同志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陆镇华、周锡锦、陈武、李树德等八位同志成了游击队骨干；还有二十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参加了解放战争，其中十一人被提为营级以上干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4 0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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