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读书学习社活动情况的回忆
2018-03-23 11:19:23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继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热河事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政府仍然顽固地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群众。对日本则采取妥协，执行“不抵抗主义”，迫害抗日之士。广东军阀陈济棠则利用国民党的邹鲁、胡汉民、肖佛成、古应芬等所谓“元老”，在广东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他们利用这些愰子，在广东省广州市成立那些党、政机构，名义上服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割据南方，和蒋介石抗衡，这是当时蒋介石中央和地方军阀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那时，广州市各阶层青年，尤其是学生抗日救亡的呼声极其高涨，纷纷举行请愿、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济棠等人的西南执行委员会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对此采取欺骗和镇压的办法，一方面提出“先倒蒋、后抗日”的口号，利用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为他们的军阀割据服务，并掩盖其不抗日的政策；另方面，对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实行镇压，围剿抗日武装力量。可是，爱国抗战的群情并没有被压下去。他们坚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广州市先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东亚大酒店、先施汽水厂、先施化妆品厂等单位职工的群众运动，这时都转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了。

　  在大革命时期，该公司职工曾组织过“同人俱乐部”，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港大罢工，又发展过对资本家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公司当局配合当时的反革命政府进行镇压，该公司的革命职工群众运动曾一度消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职工又积极响应抗日，可是老职工的言论行动仍受监视，只能在暗中议论，而那些新招来的青年职工（一般是练习生，当时叫后生）则无所畏惧，在爱国思想指导下，主张抗战，反对妥协。公司的总写字楼（总帐房）会计员当时称营业额类总员彭陈杰和钢铁部练习生唐兆棠等利用早晨的时间，在公司天台游乐场学习打拳，锻炼身体的机会，议论国家大事，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们对日本军阀占领中国领土屠杀中国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们订阅了积极主张抗日的上海《生活周刊》，又秘密弄到了一份《新路线》，暗中组织阅读，从而对陈济棠的“先倒蒋，后抗日”的阴谋有所了解。一九三五年间，该社成员忽然收到从巴黎寄来的秘密刊物《巴黎救国时报》等进步刊物（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刊第二十四期《抗战救亡实践社活动情况的回忆》一文）。他们又组织认真阅读，思想认识提高很快，要求抗战救亡更加坚决。公司的青年职工在彭陈杰等人的推动和帮助下，互相传阅了上述报刊，杂志。后来又阅读《世界知识》和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一些书籍。在学习中，他们感到文化水平不高，认识不深（一般是小学水平以下），都希望有个互助互学的机会。因此，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由职工肖响三发起，彭陈杰、陈宝衡、黄伟森参加的一个读书学习的团体，在该公司组织起来了，定名为“有恒读书学习社”。其主要宗旨是组织读书学习，掌握基本知识，提高阅读能力，正确认识国内和国际形势。当时，不少职工参加大家阅读和讨论是极其认真的，但学习中碰到不少困难：（1）该公司是分级管理，组织比较严密，有一套严格措施，对于职工的活动，有专职监察人员监视，并且公司当局起用大革命时期专门出卖工人利益的工贼张荣，总监督的宗亲马旋德专司其事；（2）受规章制度所限制，不能在营业时间外出活动；（包括参加抗日救亡社团的活动，听报告，参加各种训练班等）（3）由于营业时间长（每天由上午八时三十分至晚上九时三十分），即使下了班，也无法参加。但大家对学习和各种救亡活动，非常积极，不因困难而中止，他们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方法是：

　  （一）自学、互学、互教。根据该公司的情况，挤时间，刻苦钻研，每天上午八时三十分前在该公司的天台游乐场比较幽静的地方集体活动，互教互学或讨论；和用早、晚餐后空余的半小时自学。

　  （二）推一人为代表，请假外出参加活动，回来向大家传达。该公司制度规定，每个职工容许每月有一至二次请外出假，每次不超过二个小时，他们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出外听了不少报告，如听了陶行知的联合抗日救亡的报告和郭沫若同志的救亡报告等，顺便购买了不少学习资料。

　  （三）争取公司里的中、上层人士和本部门主管的暗中帮忙，如肖响三参加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举办的国语学习班，彭陈杰参加长堤男青年会举办的记忆力训练班与及战时救护班等都是经过做了总帐房负责人黎焕文的工作而能替他们打掩护的。

　  有恒读书学习社没有正式宣布公开活动，在本公司里是半公开的，得公司各部门里一些开明人士如总帐房黎焕文、总货仓部黎仲坚、金银首饰部黄翘、汗衫部郭彭等人同情和支持，在前后三年中逐步发展，而活动也比较活跃的，现在回忆有如下几点：

　  （一）组织报纸、杂志刊物学习会。把学习社或个人订阅的进步报纸、杂志如《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世界知识》、《读书生活》和当时广州市比较进步的《群声日报》作为学习材料，这些书刊报纸内容丰富，记得这些书刊登载全国救国会发表致中共中央、蒋介石、陈济棠、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的公开信，要求放弃成见，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呼吁，使读书学习社的成员初步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又记得他们看过《新生周刊》发表的“闲话皇帝”一文，该刊因此文而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编者杜重远被逮捕。因而又一再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听了陶行知在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主办的“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报告，郭沫若在男青年会主办的抗日救亡的报告，学习社社员们曾展开学习和讨论，起了深刻的影响。

　  （二）组织个人自学、互教互学小组。由于他们文化水平、政治水平都不很高，基础知识如语文、数学，特别是中外历史、政治、地理等学得不多，对于当时抗日形势发展和国际上反法西斯主义的形势，难于了解。他们决定要挤出时间，刻苦钻研，力争学到这几门基本知识。并采取自己阅读，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办法，这样做，有一个时期学得很好，尤其是结合当时形势的要求，学习历史和地理，特别是政治地理收到很好效果，为阅读和讨论报刊的重要文章起到很好的促进启发作用。

　  （三）分工剪报和贴报作为学习和参考资料。剪报贴报，对于积累资料，丰富政治知识和提高阅读能力都很有成效。当时剪贴分为几类，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际形势。剪贴之先，经过集体研究确定，这是学习的一个过程，思想认识就较深刻，剪贴分工是：彭陈杰负责国际形势，肖响三负责政治、经济，陈宝衡和黄伟森负责文化教育。他们剪贴之后，则供参加学习的职工参考。

　  （四）力争向外活动，吸取政治营养。那时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巴黎寄来的《巴黎救国时报》，上海的救亡运动，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他们很大影响，大家为了正确认识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就千方百计找寻机会，走出公司参加各社会团体的活动，他们比较多的参加长堤男青年会，广东省民众教育馆和广州市平民宫（在大南路）举办的各种公开的报告会、训练班等，使他们或明或暗地知道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衷心拥护和积极宣传。有些人多方设法接近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后，大家又一次受到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政治态度更加明显。

　  （五）分别到公司外面参加各种训练班，增加自己的基本知识。彭陈杰同志记忆能力比较差的，该社同意他参加男青年会举办的记忆力训练班学习，一个星期要三个晚上暗中离开企业，由肖响三、黄伟森等人作掩护。肖响三不懂普通话，考虑到将来工作活动的需要，该社又同意他每星期三个晚上（七时至九时）到中华北路（即现在的解放北路）广东省民众教育馆（即现在的迎宾馆）学习国语训练班。至于陈宝衡则专攻政治、经济课本，准备投考燕塘军校。为了参加救亡活动，彭陈杰、肖响三又参加了男青年会举办的战时救护训练班，掌握救护的基本知识，此外，彭陈杰还参加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主办的读书会，选定要读的书，定期参加讨论，该班设有专人辅导，当时，算是进步的组织。由于每个人的活动时间不尽相同，部门的负责人又默许，互相掩护，所以进行还较顺利。

　  “七·七事变”，抗战开始，日本飞机对广州疯狂轰炸，广州人民坚持生产，坚持工作，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到防空工作中的救护、防火的活动中去。政府号召老、弱、残和妇女、儿童紧急疏散，他们中的黄伟森也乘机回到家乡的四会县去，在该社中产生不良影响。日机的轰炸是残酷的，但尽管如此，有恒读书学习社的同志仍然坚持本职工作和抗日救亡的活动，直至该公司抗战救亡实践社成立，开展救亡活动。才取代了该社。

  　　　　　  （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