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沦陷区策动汪伪军李辅群反正的片断
2018-03-23 15:35:22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八年秋，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汉奸卖国贼汪精卫逃出重庆，成立日本傀儡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对内妥协投降，进一步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除将自己的嫡系部队退至西南各省和密今胡宗南统率几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外，同时继续派出大批特务，深入解放区和沦陷区。在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进行造谣、破坏的同时，也在汪伪军中搞所谓“策反工作”，目的是利用汪伪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坐收“以毒攻毒”之功。我是一九三七年间加入军统特务组织，任军统局中校调查员。因此军统局头子戴笠命我潜入敌后搞“策反”活动。

　  一、接受任务

　  一九四○年八月间，我在韶关马坝国民党“税警总团部”担任上校附员兼任军械处主任。忽接军统韶站冯德恭“速返韶面商要事”的来信。见面后，他即将“戴老板”（即戴笠）来电给我，电文说：“刘文楷同志，克日前往沦陷区李辅群部工作。等待刘耀坤（系电台长）、张×等三人到达，携带电台，立即起程。”我受命后，经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和了解李辅群的有关情况，得知李辅群的结拜兄弟黄颂平系香港“大三元”酒家老板，因经营商业，常穿插于港澳、市桥之间，和军统人员包天放之妻王桂芳有商业上来往关系，可用此搭线，我考虑到敌占区策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又不敢抗命，只好将家属作了妥善安排。遂于十月下旬，途经清远、鹤山等县，同约好了的驻三洲南海县长李彦良（已死）接上头，由其派出该县游击大队长吴猫垣率中队长黄炳等廿余人武装掩护，在沙坪等候时机，偷渡日敌的封锁线。在月暗风寒之夜，我和吴猫垣等分乘数小船，向对岸讯号灯急划约半个多小时，避过日敌巡江电船，安然到达九江。然后我和其他人员打扮成走货商人的样子，先到勒流镇“捞家”大金钟处，再乘渡船至市桥。按原定计划，由澳门站负责人郑鹤影通过包天放之妻黄桂芳，带我到李辅群之叔父李心存（李心存是伪四十旅旅部上校参谋兼任市桥利通汽车公司总经理）处，在那里用联络暗号（李辅群化名为张坚，我化名为石为开）与李辅群见面。李辅群招待我到其山门乡家中，把我视为上宾，安置下来。当时李辅群任汪伪二十师四十旅旅长兼七十九团团长，驻防市桥。伪八十团团长是罗秩生，驻防中山县大岗一带。李辅群原要我出任七十九团团长，协助他训练伪军。我为了避免伪第廿师师长方颐的猜疑（旅属师管辖），故只答应做该团上尉副官，隐蔽身份，以利工作。我知道李部官兵乱七八糟，根本没有什么军纪，例如部队换防或在行军途中，肆意闯入老百姓家中，借口检查，翻箱倒柜劫掠财物，杀牛宰猪，调戏奸淫妇女……等等无恶不作，群众极其愤恨。因此我向李提出对部队要加以整顿。李听后，即任命旅部上校参谋朱全为七十九团团长，说要整训，敷衍了我。

　  二、李辅群其人

　  李辅群原系艇上居民，是好食懒做的“二流子”，兄弟两人，兄名李秀。当时广州附近较大的城镇，多为日寇所盘据。市桥出现畸形的繁荣。一方面大多数贫苦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另方面是汉奸，地主、恶霸、投机商人、暴发户的“安乐窝”，烟赌林立，妓寨、茶楼，酒馆，非常兴旺，李辅群起初常流连于“赌场”、“烟馆”之间，向那些阔绰的“烟棍”，“赌鬼”低声下气，见有赌赢者就厚着脸皮向他们索取“两鸡”（即二元钱）去开饭，因而得到“两鸡”的花名。广州沦陷后，日敌欲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物色忠实汉奸走狗，以供驱使，先看中了市桥捞家“大天二”黄志达（花名受难保），委为联防大队长，黄因身边有不少孽钱，不愿接受联防大队长之职，可又不想拒绝，乃转介其“砂煲兄弟”李辅群出任此职。李从此“一帆风顺”，不到两年时间，把联防大队扩编为总队，做起总队长来了。继而汪伪把他改编为第四路司令。未几编入汪伪军第二十师第四十旅，李任少将旅长。他的势力范围逐渐向外发展，除任伪军旅长外，开办了一个农场（钟洪主持），侵占了很多耕地，在他势力范围之下的农民，不论是沙田、围田，非给他不可，否则无法耕种。此外还办了兵工厂、糖厂，卷烟厂、火柴厂等等，后来他究竟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李辅群成为最大的暴发户，有“市桥皇帝”的绰号。李辅群的“发达”是和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契妈”陈璧君的提拔和袒护分不开的。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是一个唯利是图、而且淫荡无度的人，而李辅群是个流氓头、二流子，当李有了权势时，对陈曲意逢迎，投陈所好，彼此勾搭，打得火热。李颇工心计，为了永保“富贵”，认为必须脚踏两条船。听说我是“中央”派来的，就向我表示：“今后一切行动，绝对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并表示愿意尽力掩护我开展工作，并给我搞到了一张“周仁横”的“良民证”。

　  三、隐蔽下来开展工作

　  离市桥镇约二里路的沙头乡，有我母亲养女婆家祖屋，在那里设置秘密电台，是理想和安全的地方。她的子女叫我做“舅父”，说我是行商在广州沙坪之间做生意的，以此作为掩护。我首先与军统韶站联络上，后又与澳门站郑鹤影接上头，“汇报”及“请示”都经由这二个站转达。接着派员在伪军中了解中下级营、连长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如经商，升官，个别谈话）等拉关系，使之为我所用。由于电台每天上午六时必须用英语密码例行联系，还随时收发电报，故引起日军注意。有一天李辅群的上校通译简作辉对李说，市桥镇附近有一秘密电台，日军将要破获，请李协助云云。李即将此情况告诉我，我闻报即迅速转移。我发出的电报内容以日伪军调动情况为主，其次是经济等情报。后来我将电台迁移到鱼锅头水乡继续工作，安全渡过数年，直至日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