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香港沦陷后党的临时交通站
2018-03-24 10:33:29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肖汎波

日寇偷袭珍珠港之后，正式向英美宣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空军四十八架飞机出现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进行轰炸，在深圳河边一带的日本陆军同时分为两路，向青山公路和城门炮台推进，只花了五天的时间便占领了新界和九龙半岛，随即在何文田道架起大炮轰击香港市区，香港成了完全被包围的孤岛。十八日晚十时，日军分别在北角、太古、鲗鱼涌等地登陆。不到六天，十五万香港英军即告瓦解。到二十五日下午六时扯起白旗，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投降了。 　　日寇陷港九后，立即封锁码头、铁路，大肆搜捕。他们实行分段挨户搜查，每晚入黑，便实施戒严，路上有人，立即开枪射击。在此紧张的形势下，日寇发出通知，限令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登记报到。因而，共产党员和一切抗日爱国分子都是日寇镇压的对象，为此，香港党组织采取了紧急措施，决定立即组织撤退。 　　一天，高佬杨（即杨康华同志）来我家，告诉我组织上要和敌人抢时间，趁日寇立足未定，户口管理制度未立的时候，设法把港九红了面的（即暴露过）的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撤走，并给我任务，要我负责这项撤退工作。具体的做法是，成立一个临时交通站，凡是组织上决定要撤离的，都分批集中到临时交通站，由临时交通站统一安排。东江纵队派来交通员沈剑光同志（是个红小鬼，已牺牲）负责护送他们到东江纵队去。当时需要撤走的约有二百多人，计划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情况紧、时间迫，人力物力不足，一有差错，就关系到大批同志的安危。 　　当时撤走的同志集中的地方，即临时交通站，杨康华同志指定在原来中共香港市委的机关，地址是九龙深水埗福华街×××号四楼，要我和黎秀琼搬进去开展工作。我们二人原住在尖沙咀天文台道的一所洋房里，前座是进步经济学家沈志远住的，日寇攻打九龙的时候，他全家搬到香港去了，住在中间房是一个单身汉，这个单身汉过去没有摸清他的底子（他也没有摸清我们的底子），日寇攻陷九龙才知他是兴亚会的汉奸，他带领日寇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喜得顺水推舟，搬到深水埗福华街这个临时交通站，把它布置成一个小家庭的样子。接着杨康华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给我，他叫东莞张（即张弓长同志），指定他和我联系并帮助我，从此他每天都来和我联系，天天约定一个接头的地点，有时东莞张不能来，曾珍同志也和我接上联系。 　　在撤退的过程中，我们与撤退的同志约定了几点：第一，要约定彼此的关系，如亲戚、同事、同乡等，一旦遇到查问，口径一致。当时日寇号召香港市民疏散回乡，我们采用一起回乡的办法，十分有利。第二，进了临时交通站，非经同意，不得进进出出，以免暴露。第三，要轻装减从，行李可带一些，但不宜过多。这三点要求同志们共同遵守。至于对留住时的伙食和供给问题，当时主持这个临时交通站只是我和黎秀琼同志，只能指定黎秀琼同志以家庭主妇身份担任购买伙食、做饭。那时米店经常贴出“白米沽清”的字条，市场的什粮、面粉、麦片也被抢购一空。她每天还没天亮就和居民一道到“配给站”排队，“长龙”排满了大半条街，秩序又十分混乱，敌人呼喝着，刺刀在人丛中乱挥乱晃，稍不警惕，皮鞭就猛地抽下来。米店有时仅仅卖了半个小时，就说配售时间已过，人们只好空着手离开。我们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千方百计，始终保证了同志们的伙食。 　　出发时，我们约定在深水涉青山道路口集中，因为那条是通往荃湾的必经之路，大家又集中又分散在那条路口等候。地下交通员沈剑光同志一到，我默默地点点人数，使个眼色，大家就不约而同，跟着交通员所走的方向走。走路时彼此不打招呼，装着不相识，一同走路，没有一个人说话，自觉地遵守着纪律，等到到达东纵游击区的时候，同志们就亲热起来，才兴高彩烈地说话。

　　为了安全，集中和护送的方法随时变化，见机而行，有时是集中过夜的。由于日寇攻陷九龙半岛的时候，有部分党员和进步抗日积极分子都迁移到香港那边来了，要撤退这些同志，必先设法让他们回九龙集中到我们的临时交通站。这些同志是从香港过海来的，那时，香港与九龙的交通给日寇全面封锁了，只好靠小艇（即广州的横水渡）偷渡过海，这是相当困难和危险的。在千方百计过了海之后，一般都集中到临时交通站。另一些是马上可以集中，立即起行，方法是我们指定一个地点，约定一个时间，我们暗中指挥，听到暗号，大家互不招呼，装着互不认识都随着那个地下交通员走。这些同志一般是住在九龙的尖沙咀、油麻地、旺角、深水埗、和九龙城等处的。因为他们没有过一渡海的困难，他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约定的地点时间和暗号到来。我们每批指定的地点有所不同，以避免敌特注目。

　　开展这个工作，最艰巨的是联系同志，由于不少同志，已红了面，敌特、汉奸平时都注意到了，他们大多不住在家里，暂避其他地方，往往一天三易其居，而我们又必须和他们见面，商定撤退的具体细节，有时因突然转移而失却联系，因而增加不少困难。

　　那时候，港九游击大队尚未建立，地下交通员还是秘密行动的，因此沿路经常出现一些从市区跑到这里来的“胜利友”和当地的流氓，捞家、地头虫等在交通路口向过往行人勒收“行水”，由于这些地方不是我们的控制范围，也只好分别给他们一点。

　　到了宝安县境，地下交通员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穿过公路，沿着山脚走。那里，山上有一个日寇的岗哨，因为他们兵少，加以每天经过这里的港、九难胞很多，日寇一般不会下山检查的。过了这个岗哨，攀登一座高山，就是撤退的目的地——梅林坳。一批一批撤退的同志就这样胜利地到达东江游击区根据地了。

　　我们的临时交通站，当初曾出现过一次十分惊险的情况。因该站在深水埗福华街尾，距离不远就是港英的军营，日寇占领港九后就把这个军营作为俘虏营。日寇在军营那边的岗哨，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的。一天上午，守卫这个俘虏营的一个日寇哨兵，按址走到我们这个地方，用刺刀挑开了我们的大门小窗口，把刺刀插进来，探头窥察一番，示意要我们把门打开。他持着枪进来后“格噜、格噜”，不知他说什么。我们的同志都是打地铺睡在地上，大家都没有真姓真名，而且是互不认识的，又不懂那个哨兵的话，十多个同志个个面面相觑，一场大灾难就要来临。同志中间幸好有一位懂日本话的，就站出来和那个哨兵对话，镇静地应付他。原来他问集中这么多人在一个房子里干什么？这位同志机警地说是响应皇军的号召，大家一起候车疏散回乡。该哨兵听了，环顾大家，个个都有一个背包袱，完全是准备回乡的样子，他就写上日记本上，点点头不说什么，转身就下楼走了。这次事件，主要是我们事前不够警惕，选择地点不当。这个日寇哨兵如果把我们这批人一个个隔开来问话，那就什么都暴露了，真是“一网打尽”了！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考虑这个哨兵现已发现了问题，他回去会报，会采取什么措施的。当发生事件时，我不在家，回来听了汇报，大家要求采取应急措施，我立即找到东莞张，向他汇报，经过研究，决定放弃这个交通点，立即转移，但转移到那里，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最后决定先行转移出去，在什么地方设站另行通知，另一方面，凡已通知撤退的同志仍按计划撤退。幸于翌天下午，找到窝老打道的一对电影员的住家，继续建立这个临时交通站。那两位电影员是一对孖仔（双胞胎），两个人都是撤退对象。我们搬进去，他们就撤退了。这件事虽没有受什么损失，但给我们的教训很大。

　　新的临时交通站建立以后，还是按照过去的工作方针和做法，继续开展工作。

　　原有的临时交通站活动时间很短，只撤退了七、八批同志，新的临时交通站活动时间比较长，把任务完成了才结束。这里是九龙的中心地带，来往人多，交通频繁，住户多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我们进进出出，人家不大注意。

　　在日寇血腥的统治下，临时交通站经过二十多天左右的紧张的，战战兢兢的工作，党领导交给的光荣任务完成了，当时撤退的同志都集中在东江游击根据地，以后又分别分配到各地区（包括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去，开展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

　　这个革命的工作距今已经四十余年了，被撤退的同志，由于分散在各地区工作，以后情况不大了解。现在在广州地区工作的，据我所知有现任广东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方兰同志、广州市园林管理局政治部主任何小冰同志、现已退休的广州市第二轻工业局科长尹放求同志、广州市电车公司调度室主任官平同志、广州市海珠区卫生局付局长黎秀琼同志、广东省博罗县杨村省民政厅敬老院退休干部邓清同志以及当时和我们联系工作的现任广州市政协常委曾珍同志等。此外还有广东省文联付主席著名诗人周钢鸣夫妇，周已于去年逝世。

（市政协供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4 10: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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