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四年——在广州沦陷区斗争的回顾
2018-03-24 10:37:12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何君侠

从南、三到广州 　　一九四一年，我意外地回到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广州沦陷区，在夜气如磐中又渡过了四年的斗争岁月。 　　我原是中共地下党北江特委领导下的一个武装工作干部。一九四一年春天，北江特委在三水县半沦陷区活动的一个武装中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取消番号，强迫解散。为了保存力量，特委决定把中、小队骨干陈赞、冯光等同志暂时调到珠江纵队前身的广州第二游击支队学习游击战争，准备将来时机成熟时返回南海、三水沦陷区活动，我则转移到三水、南海两县交界的小榄、艮岗一带沦陷区隐蔽下来，领导该地区党的工作，伺机再举敌后武装斗争的旗帜。不久，接到北江特委沦陷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王磊同志的密信，知道原中队长陈赞同志在一次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王约我到广州沦陷区研究善后工作。我家住在广州，爱人莫惠行同志也已调回广州工作，所以我在广州逗留是比较方便的。 　　为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我打扮成一个走货商人的模样，先到三水乐平，由当地地下党邓仲衡同志替我搞到了一张也是姓何的良民证，并介绍一个进步群众作响导。我和响导一同乘小船经官窑到佛山。船靠佛山码头时，碰上一队日本兵拦截登陆人群逐个进行搜查。时值南国初秋，天气尚热，我穿着竹纱唐装衫裤，行李简单，只一个包袱，似乎引起日兵的注意，除搜身外，特别把手压在我胸口上，看我心跳得怎样，以作试探。这种黔驴之技当然难不倒我。到佛山后，知道佛山市也戒严搜查，便与响导一起，在一个当小学教师的进步群众家里午饭及探询情况，待解除戒严后，才买票坐火车到广州，先找到在长堤猪栏当卖货手的堂兄，由他带我回家。 　　在广州逗留一段时间，正想中秋节后返回南、三地区，不料这地区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不能回去，只好留在广州。 　　游子归来　河山非旧 　　广州是我世居之地。沦陷前我离家在中共佛山支部工作，这次游子归来，别甫三年的广州，已是河山非旧，举目颓垣断壁，一片荒凉！我家附近的繁盛街市，已变成一个一个的大瓦砾场，如果不是由堂兄带路，我恐怕会不识路回家。原来广州沦陷前夕，日寇尚未入城，国民党官兵早已闻风先逃，广州顿成所谓“真空”，土匪乘机大肆抢劫，日本兽兵进城后更是奸淫焚掠，无所不为。全市各个交通要道、珠江两岸码头、海珠桥、河南的马涌桥等地，都有日军把守，中国人经过，必须向日军鞠躬，稍一怠慢，就遭摔打在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妇女经过要脱衣检查，受尽凌辱。四三年广东大旱，日军搜劫粮食作军饷，造成广东大饥荒，广州更是米珠薪桂，劳动人民只能吃稀粥或以菜当饭，有些连粥、菜都吃不起的，就无可奈何地迷信“辟谷符”，说烧符吞服可以充饥，结果，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而已。因此，除遍地饿殍外，常见一些濒于死亡的饥民，匍匐街头，哀号求乞，但不论商店或住户，都不让他们爬近自己的门口，因为日伪规定，谁家门口有死尸，谁家就得负责收殓。海珠桥脚有几个桥洞，不少自知行将饿死的人，拼命爬了进去呻吟待毙。人们把这地方叫做“升仙亭”。其次，弃婴很多，有的挂在树上，爬满苍蝇蚂蚁，奄奄一息，令人目不忍睹。沦陷前一百一十万市民的南国名城，这时已无异人间地狱。 　　站稳脚跟，深沉战斗 　　广州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沦陷的。沦陷前夕，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和进步群众都撤离广州。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大肆诱降，鼓吹汪蒋合流，联合反共，对占领区则采取“怀柔政策”，宣传建设所谓“王道乐土”，在大城市中，公开奸淫抢掠的暴行有所收敛。逃离广州的市民，陆续有些回来。后来市面更逐渐出现畸形的繁荣，尽管不少贫苦人民正挣扎在饥饿线上，而茶楼、酒馆、赌场、妓寨都颇旺盛。就在市民陆续回市之后，中共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都先后派党员回广州进行工作。北江特委沦陷区工作委员会则早在一九四一年前就建立起来，由王磊任书记。一九四二年初，北江特委领导人之一的邓础伯同志来广州召开沦陷区工委扩大会议，传达特委指示：为了贯彻中央在沦陷区要“荫蔽精干”的方针，决定撤销沦陷区工委，改为特派员制，仍由王磊同志任特派员，我则打算前往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武装中队工作，但因情况变化，又未成行，以后就一直留在广州沦陷区工作。

　　留在广州沦陷区工作，开始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人事沧桑，过去的青年朋友都离开广州，社会关系寥寥无几；其次找不到职业，生活极成问题，又因粥菜当饭，得了水肿病难于活动。在四二年下半年病好后，只好设法借了些钱在我家附近开设一间小文具店作为掩护，逐步开展工作。四三年初接到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国民党统治区暂时停止党组织活动，但在我游击区及日伪占领区则照常活动，故我的工作不受影响。以后王磊同志调职，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同志来广州检查工作，决定由我接替王的工作。

　　当时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占领区党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我从王磊同志接过来的党员只有几位同志，一是陈玲（现名陈新），正在广东大学（地址在原中山大学）念书；一是林照明（现名林绍仪），正在洪门小学当校务主任；一是庄碧君，在省立第二中学念书。除林外，都是女同志。鉴于党的力量薄弱，日伪统治下斗争环境恶劣，遵照党中央上述指示的精神，决定如下工作方针：站稳脚跟，建立大中小学的据点，广交朋友，稳步发展组织，把大中小学联成一个活动圈，进一步由学校扩展到社会上去，以便长期积蓄力量，在敌后作深沉、韧性的战斗。我在抗战前一向教书，为了长期打算及加强洪门小学的工作，我也到了这间小学任教。

　　洪门小学是汪伪洪门会所办的子弟学校，校长陈淑珍是陈玲同志的姐姐，广东大学学生，只是一个挂名校长，林照明同志实际成了代理校长。

　　汪伪洪门会全名为“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是日寇利用它奴役人民的统治工具。这个反动的帮会组织，先由汪伪广东银行行长李荫南任理事长，后由曾当汪伪广州市警察局长、后当伪番禺县长的冯壁峭任理事长。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是不准成立工会的，为了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伪洪门会便成立各个行业的工人休憩室，以代替工会组织。休憩室是日本名称，即俱乐部，各行业工人如不参加休憩室者就不准工作，当时各行业在职工人都被强迫参加，所以洪门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工人子弟。洪门小学在泰康路和高第路之间的水母湾，是竹器手工业工人聚居之地，通过学生关系，接近工人群众非常有利，后来我们就是从校内到校外发展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游击之友”。

　　我到洪门小学教书后，知道东江纵队派回来的钟文钜同志（现名钟达明），曾在该小学教过书，并且是陈玲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从佛山沦陷撤退到广宁时，因为同是“抗先”战时工作队队长的关系和他相识，敌后重逢，彼此非常高兴，以后就互相配合开展工作。钟的爱人经常来往于广州及东江之间，秘密带来东纵的《前进报》及宣传品。在钟的协助下，我们便决定在洪门小学建立秘密印刷据点，用油印复制东纵的《前进报》及宣传品，一部分给钟所领导的同志散发。洪门小学作为秘密据点很有利，伪洪门会因陈淑珍的父亲是伪增城县长，故对她极为信任，很少过问洪门小学的情况，日伪亦从未进来搜查过，比较安全。洪门小学高年级学生年纪较大，我们在学生中发展了党员何福和（后撤往东纵，在司令部工作），及“游击之友”多人，秘密印刷工作也是林照明领导学生中的“游击之友”搞的。后来又发展了青年女教师张竹筠同志为党员，陈淑珍也成为“游击之友”。

　　我的第二个活动据点就是汪伪的省立第二中学。在这中学念书的庄同志虽是新党员，缺乏经验，但年青热情，活动力较强。她与另一个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局面，从校内到校外，积极发展“游击之友”，并发展了在电力公司营业部工作的女青年刘×为党员。每逢星期日和假期，她们都在同学家中活动，同读进步书籍及介绍我们复印的《前进报》、宣传品等来教育群众。

　　省立二中在水母湾拐弯的素波巷内，距离洪门小学不远，洪门小学的“游击之友”竟然和省二中的进步学生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并请林照明参加指导。为了防范万一暴露时不致互相影响起见，庄和她领导下的“游击之友”没有参加该读书会。一九四四年以后，蒋介石的反动三青团也在广州沦陷区的大、中学校秘密活动，一方面扬言在沦陷区的学生都是伪学生，国民党回来，伪学生都要经过甄别考试才承认其学籍，如果参加了三青团就不须甄别；一方面拼命作反共宣传，调查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对进步学生进行恐吓。林照明就因为在秘密读书会中发言不小心，被渗入读书会中的三青团分子所察觉，大骂林是共产党，说将来国民党回来就要杀他。这情况被“游击之友”所知道，所以在日寇投降前，我就把林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去。但在省二中学生中的党员和“游击之友”却一个也没有暴露身份，而反动三青团的活动，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了解得比较多，得以事先防范。如我有时在荔枝湾和党员接头，后来知道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经常在荔枝湾秘密活动，我就从此改变了接头地点。

　　我们另一个活动据点就是广东大学。在这所大学中，我领导下的党员，如上所述，开始只有陈玲同志一人，后来发展了女同学黄莹洁同志为党员，庄碧君同志在省二中毕业后也考进了广东大学念书。据她们了解，还有另一条线领导的女党员李×，党的力量本来不少，但广东大学斗争环境比较复杂，日、伪及国民党特务都渗入活动，工作特别需要荫蔽、慎重，所以发展“游击之友”不如中、小学校活跃。为了和农民结合，她们分别与同学一起，在附近农村办起妇女夜校及农民识字班，把活动范围由学校扩展到农村去。陈玲由于在大学时间长、活动多，引起敌人注意，我于一九四五年夏天便把她紧急撤往东江游击区。

　　为了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使大中小学的活动圈有更多回旋余地，一九四四年初，我经旧同学的介绍离开洪门小学到河南的一间市立小学教书，不久又到母校私立南武中学当体育主任、汪伪滑翔机讲习所（学员都是中学生）当教员，接触青年学生的面更广，且课余时间多，更利于活动。

　　面向工人　准备起义

　　一九四四年夏，梁广同志以地下党广东省委名义找我联系，嘱我通知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同志来广州在我家接头。我用预先约定的秘密通讯方法通知黄松坚同志。后来他们在我家谈了两天，谈的内容是如何在北江大力发展武装斗争问题。现在只记得他们曾谈过邬强同志率领队伍往北江时联系不上的情况，其余的当时旋听旋忘了。这时候，在小榄教书的王仲华同志通过林照明的关系来广州找我恢复组织关系。我在小榄时曾把一些枪枝埋藏在他的学校里。粤北省委被破坏，他和党失掉联系。我接上他的关系后，遵照梁广同志的指示，把他那里作为省委与北江特委联系的交通线（珠江纵队在小榄一带地区活动时，经我同意，参加了珠江纵队工作）。

　　黄松坚同志临返北江时，着我准备回北江重搞武装工作，并带几个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去。林照明、何福和等知此消息，都异常振奋，每天早晨跑步，锻练身体。到了初冬，大家正整装待发之际，梁广同志突然来传达省委新指示：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我游击队解放广州。因此决定我不回北江，继续留在广州参加准备武装起义工作，并详细布置了任务。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主要依靠工人群众。鉴于我当时的工作基础，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必须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向工人方面。当时在业工人都为伪洪门工人休憩室所控制，梁知道我的旧友周真正在伪洪门当宣传科长，便决定我抓紧这社会关系，打进伪洪门核心里工作，以便通过休憩室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党的工作基础。

　　周真原是电器工人，我在三十年代初的朋友。“九·一八”后和我一起参加河南精武体育会的抗日话剧宣传队活动。后由我介绍他当农村小学教师，又大力帮助他当新闻记者。抗战后，由于他善于钻营，在报界已有些地位，不料广州沦陷后，他竟然当了文化汉奸，办了《粤星》、《诚报》两小型报，销售颇多，获利甚丰，同时又投靠大汉奸冯壁峭，成为冯的得力走狗，冯当伪洪门理事长时，便拉周真当宣传科长，冯当伪番禺县长后，又通过周真做生意，大发卖国财。我初回广州时，知他当了汉奸，对他无限愤怒、厌恶，曾以诗寄羁留香港沦陷区的前抗日话剧队的旧友云：“零落残英映夕阳，感怀人事尽沧桑；庸知劳燕归来日，旧巷乌衣易谢王！”以寄愤慨。不过，当时为了打开社会关系，也曾强抑心中厌恶，找他叙旧，佯称在内地教书失业回来后，生活困难，请他加以援手。每当见面，他招待十分殷勤，但对介绍职业问题则推三推四。我的政治面目，他不清楚，但我过去的抗日活动，他所深知，估计他对我怀有戒心，且我的社会地位已逐渐巩固，也不急于求他。当接到省委新指示后，适逢南武中学被汪伪省府接收，改为纪念大汉奸伪省长陈耀祖的“德明中学”，我借口失业在家，饥饿堪虞，催促他帮助早日解决职业。一九四五年初，他便先介绍我在《粤星报》当记者，然后才又介绍我在伪洪门本部宣传科工作。周真对我态度的转变，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当时日寇败征已露，汪伪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中，冯壁峭及周真急于准备后路，一方面在番禺县地区慑于我珠江纵队威力，想和我游击队联系，一方面又与国民党广州市长陈策秘密搭线，妄图作“狡兔三窟”之计。周真又曾告诉我，写短评文章时，既不要得罪国民党，也不要得罪共产党。大概由于上述原因，对我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伪洪门本部设总务、调查统计、组织、宣传四个科，除总务科掌握财权，由李荫南爪牙当科长外，其余三个科长都是冯壁峭的心腹。冯壁峭由于卖国有功，得宠于日伪，排挤了李荫南而当上伪洪门理事长的。所以伪洪门中冯、李两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工人休憩室因为有月费收入，如工人要求资方加薪成功后，要把百分之几的钱交给休憩室，所以掌握大的休憩室是有利可图的。李荫南先当理事长，收入多的工人休憩室如码头等，都由李荫南爪牙总务科长林皋所掌握。酒楼、茶室、手车工人这些人数众多的休憩室则为冯壁峭爪牙的调查统计科科长林朝杰所掌握。组织科长戴曙光和周真都掌握休憩室较少。周真由于积得孽钱不少，开始对抓休憩室不大感兴趣，由他掌握的只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产业工人的休憩室。伪洪门对休憩室的控制是通过派在休憩室的指导员进行的，这些指导员都由伪洪门的科股长充任。周真虽担任休憩室的指导员，但却很少过问，只由文书代他管理。周真当时所依靠的文书冯某，是余美庆同志领导下的党员同志。我后来和他接触多了，也知他是个进步青年，对他非常信任，他积极帮助我组织新休憩室。在我打进伪洪门后，周真却对休憩室态度积极起来，他向我透露：将来不管国民党回来也好，共产党回来也好，只要掌握了实力，就不怕他们不要你，所以请我代他掌握好现有休憩室，并鼓励我大力组织新的休憩室。这真可说“正中下怀”了。在日寇投降前的四、五个月中，曾组织起机器纺织、机器制造、香烟业等六个工人休憩室，连同周真原来掌握的工人休憩室共有十三个（时间久远，有些休憩室名称已记不起来）。从此接近工人群众的机会较多，局面亦逐渐打开，但上级要求我认真隐蔽，不能暴露政治面目，所以迫切需要安排一些党员在各休憩室当职员，以便进行发展工作。这时北江特委已送来一笔钱，作为我的活动经费，因此得以广泛开展交友活动，与其他休憩室中的人混熟，也可以介绍党员进去工作；而我当时领导下的男党员都要坚守原岗位，抽调不出来，便请省委和北江特委派党员帮助，因时间短促，党员未派到而日寇已投降。钟文钜同志曾介绍过一位党员来休憩室当文书，不过这同志是在东江暴露过身份的，后为钟的上级所知道，怕影响我，不久就把他撤走了，我只好找到两个可靠的旧同学（后也成为“游击之友”）安排在休憩室当文书，以便掌握一些情况。由于时间短促，只在工人中发展少数“游击，之友”未能建立起党的基础，后来才知道，他其线领导下的党员，也有打进一些休憩室里工作的。

　　为了准备武装起义，除进行组织工作外，同时积极开展秘密宣传工作以扩大我游击队的影响。这时正好在西关成立洪门小学分校，由林照明当校长，钟文钜介绍来的党员何杰当教务主任，从东江回来失掉党组织关系的李秀清当训育主任，张竹筠亦调到分校工作，整个分校都在党的掌握中，秘密印刷点便转移到分校来，更利于大量秘密印刷。水母湾洪门小学的校务主任则由我介绍一九四三年从中山回来失掉党组织关系由我接上的王培燊同志充任。

　　我们秘密散发宣传品采取下面几种方法　一、通过党员、“游击之友”送给亲朋。二、邮寄给经选择的对象。汉奸们接到我们宣传品都很惶恐，说：“‘老八’都知道我住址了”或“‘老八’来警告我了”！三、广州在夜间十一时即停电，并实行宵禁，但日本兵只在马路上巡逻，不敢进入横街小巷。我们就在这时候活动于横街小巷中，或在街道墙上，或在厕所里面，以代用品作浆糊把宣传品张贴，纵或遇见伪警，亦可掩饰过去。另外则将传单成叠放在当风之处，借风吹散，翌晨人们路过，就可检到。有一位当伪警察的“游击之友”，曾多次在电影院散发，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党员已发展到十二人，“游出之友”亦有二十多人，由于时间短促，对准备武装起义的贡献不大，加以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在美帝援助下，水运新一军、五十四军、和沿粤铁路派十三军回广州，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武装起义、配合我游击队解放广州虽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但同志们却曾以无比的激情，英勇的行动来作过一些准备工作，是值得一书的。

　　斗战未有穷期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同志派陈长源同志夫妇（又名陈行之）回广州，通知我恢复沦陷区工委组织，由我当书记，陈当付职，并说形势变化，他即来广州，着我准备。我于是介绍陈到《成报》当校对并撰述，由于陈的生活未稳定，工作又极忙，未及接上党的领导工作。

　　日寇宣布投降后，冯壁峭因和国民党广州市长陈策勾搭上关系，被委任为伪保安总队队长，周真亦当上该总队的政治处主任。未几，伪保安总队被调往南海官窑、里水改编。我从王仲华同志那里已知“珠纵”正在南海、三水一带活动，于是前往官窑，拟通过周真策反一些队伍投奔我游击区，谁知周真手中毫无实力，空走一趟。因为黄松坚同志约定来广州，又惦念广东大学学生反甄别考试的斗争，稍作逗留，便离开官窑。及抵广州，原来黄松坚同志已经来了。

　　“战斗正未有穷期”，不久，我又被派往新的战斗岗位去。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4 10: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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