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香港——南雄航空线通航始末
2018-03-24 14:28:02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秋，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派人到香港与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黄宝贤洽商，要求开辟香港——南雄航空线。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是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一家民用航空公司。抗战前总公司和飞行基地都设在上海。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重庆，中航总公司也随着迁到重庆。但是飞行基地则迁到香港，空运业务也转到以香港为中心。当时的中航总经理黄宝贤也常驻香港。香港是广东省通往国外的主要通道，抗战前仅广州一地与香港之间每天就有两、三班火车和两三艘轮船往来，客货运输十分繁盛。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政府迁韶关后，汕头与香港尚有轮船通航。迨至1939年6月汕头沦陷，广东省与香港的交通就只剩下鲨鱼涌一条小路了。这条小路从惠阳经淡水到鲨鱼涌要步行一百华里，时有日机空袭，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当时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是中立国，香港这块地方，日本军队还不敢进犯，广东各地通往国外主要依靠香港。在沿海被日寇占领，水路交通断绝的情况下，要求从香港开辟一条通往广东境内的航空线便感到十分迫切。所以选择南雄这个地点是因为南雄地处韶关之北，距离韶关只有几十公里，交通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且有现成的军用机场可以利用。但黄宝贤开始是犹豫，认为客、货运量没有把握，恐怕亏损。后来李汉魂主动提出订立合同由广东省政府负担一切空载损失，黄宝贤才同意开辟航线。广东省政府便派参议郑梓楠负责与中航联系办理通航事务，并命令韶关广东省银行代售飞机票及负责用汽车运送旅客由韶关到南雄。中航则派香港办事处处长赵少彝筹备开航事宜。我当时是中航南雄电台报务员。赵少彝到韶关、南雄与各方面联系回到香港后即向黄宝贤推荐我暂代南雄营业所所长。南雄机场是军用机场，设有空军站，站长是李德。筹备就绪后，于1940年12月下旬由美籍驾驶员夏浦（Sharp，1942年后任中航机航组主任）从香港架机到南雄作第一次试航，接着于1941年1月初由中国驾驶员陈鸿恩（英文名Hugh Chen，福建人，1946年后任中航机航组副主任，1949年香港两航起义时他反对起义，拉了一部份飞行人员到台湾去）作第二次试航。这次试航却发生了波折。原来试航的时间已由中航南雄电台知通了空军站站长李德，据报机场情况良好，那天天气也正常，试航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也由中航电台将预计到达南雄的时间通知了李德，但陈鸿恩机到南雄机场上空时，空军站却迟迟不给着陆信号（当时南雄空军站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着陆信号用T字布）陈在空中盘旋了半个多小时后才着陆。陈着陆后见到空军站站长李德便大发脾气，说：‘我们是为抗战而来，你们应该协助，为什么还要故意留难’等。李德听了，当场打他一个耳光。这事经各方面调停，没有闹大，以后中航自行派人到南雄指挥飞机降落及设置夜航设备。从此便开始了每周两班的定期航班通航。当时使用的飞机是美国廿一个座位的道格拉斯DC2型客机。开航后，不少旅客涌到南雄，由于客机座位有限，而广东各地（特别是潮、汕、梅县一带的华侨）需要经过香港前往国外的人很多，飞机客票供不应求。1941年2月间，中航新派到南雄的营业所长邝儒居为分配韶关广东省银行代售客票和中航南雄营业所自售客票的定额比例问题曾和广东省政府参议郑梓楠及广东省银行的杨某（名字记不起了）发生一次激烈的争吵。不久邝儒居便被调离南雄，另派了林秋帆来南雄任营业所长。在我代理南雄营业所长的短短的任期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美籍驾驶员驾机到达南雄，由韶关来的乘客还没有来到，原因是汽车在途中发生故障，耽搁了时间。等了半个小时，驾驶员便要将空飞机开回香港，经我再三劝说，才同意再等二十分钟。等了十多分钟后，汽车载着乘客来到了机场，驾驶员便催乘客赶快上机。但海关人员却要对旅客进行上机前的例行检查。平时海关检查一般要半小时的时间，这次海关人员说可以尽量快一些，只要十来分钟即可。但是驾驶员听到还要检查乘客，便不顾一切径自开动发动机将空飞机飞走了。乘客因而都很气愤，纷纷指责，我更恨驾驶员无理，立即发一电报向黄宝贤控告。但在当时美国人比中国人高一等的中航里，我这样的控告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香港——南雄航空线通航后，由于各地甚至邻省如湖南、江西等与香港之间的客、货往来经由这条航线要比经过其他道路安全、方便快捷，因而十分拥挤，需要大量增加飞行班次。1941年3月，中航便向外商租借了四架美国神鹰式（Condor）双引擎运输机参加飞行。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袭击，采取夜航办法。每晚由下午六时后从香港起飞，来往二至三次，平均一个晚上有十架次以上的飞机来往，这样，香港——南雄线便成为中航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一条航线。这条航空线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发生为止。令人奇怪和值得欣幸的是，为时将近九个月，起飞、降落近六千架次的夜间飞行，竟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的事故，没有一个人伤亡。反而在地面工作的南雄电台领班报务员陆开溟（我于1941年4月被派往新丰开设新电台，陆来南雄接替我南雄电台领班的职务）却于1941年9月间在一次日机空袭中全家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