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创办和独九旅政工大队情况点滴
2018-03-25 08:58:24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丘一中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负责守土的第十二集团军（当时是第四路军番号）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等，被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严厉谴责。有许多侨团纷纷致电国民党蒋介石中央，要求惩办这些广东“军政要员”，以肃法纪。处在这种形势下，余汉谋惶惶不安，生怕蒋介石乘机把他撤职。由于当时华南局势紧张，潮梅岌岌可危，汕头已经疏散一空，且广州的日军又有沿粤汉铁路北上的态势。当时余汉谋虽然丢失广州，但留在广东的部队，没有和日军认真打过仗，未有什么损失。蒋介石本来就是不想抗战，“惠广之役”是他亲自指挥的；如果追究起来，就容易追到自己头上，故此也不了了之。是年11月日军巩固广州外围后，不再北上，潮汕也一时无事。这时余汉谋喘息方定，装出决心收复广州的姿态；但军心不振，民怨未息。这时第四路军改为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已撤到翁源三华，广东省政府设在韶关。接着蒋介石改组广东省政府，以李汉魂代替吴铁城算是处理了广东问题。余汉谋仍然当上了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原来是第四路军总司令）。蒋介石这时正在和日寇秘密勾搭，企图掀起一股“反共”逆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方面进步人士，都主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并认为广东方面，余汉谋尚有实力，故此积极争取他，要他继续抗战，戴罪立功。强调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官兵，都懂得抗战的道理；密切军民关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才能够打仗。更有与余汉谋关系密切的人士，向他说明：这次丢失广州，固然使全国人民气愤，但如能励精图治，恢复失土，还可以挽回人心，也使蒋介石不敢抛开你；如果不把军队弄好，万一再败，民心怨恨，蒋必趁机向你开刀。借别人头颅来维持自己的威信，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但怎样能保证打胜仗？关键在于军队政治工作。这些说话，确实打中了余汉谋的心事。 　　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空有其名；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受军事人员歧视，被讥为“膏药佬”。抗日军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进步人士主张恢复军队政治工作，继承北伐军的优良传统，改造部队，发挥抗战作用。蒋介石在各方面压力之下，只得在军委会下设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及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又以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罗致一些名流学者到该部工作。但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操在国民党特务分子手中。该部第一厅厅长是军统局特务头子康泽，该厅的处长梁干乔也是军统头子。其他各厅、各处，都布置了不少特务。因此，政治部内的革命进步力量，处处受到掣肘。全国军队的各级政治机构，直接隶属于该部；所有经费、编制、人员、工作统由该部掌握，由上到下，自成为一个系统。各部队的政工机构和政工人员，上级或同级只有指导关系而无领导关系，好象军队政治机构有其独立性，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附庸。军队内各级政治机构的负责人，与同级的负责军官，只靠个人关系维持；关系搞得好工作就比较顺利，否则那些军官，可以根本不理睬政工人员。下边的官佐部属也看负责军官的态度行事。所以那些政工人员一般都很消极，不做工作，被人骂为“饭桶”；做些工作，又被讥为“卖膏药”。当时任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的李煦寰深切了解此中情况。他极为希望政工人员得到重视，象北伐时期的政工人员同样有威信、有权力。但余汉谋、李煦寰又有顾虑：极怕蒋介石吞并广东军队——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抗战一起，蒋就立刻用全民抗战名义把广东军队大部份调到省外各个战场，利用日军去消灭地方部队，是尽人皆知的。余汉谋对此“敢怒而不敢言”。但调得太多，使广东守士力量空虚，广东人民已有很大意见。广州沦陷，就有不少人责备蒋介石有私心，故意把广东军队调走，使广东实力减少；指明广州沦陷应由蒋介石负主要责任。这又使余汉谋知道蒋在众怒之下，一时还不敢吞并广东部队。但他可以派去一些中下级军事人员包括政工人员，实行控制广东军队。如果让蒋介石派来许多政工人员，余、李会难以自安。余、李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在自己的第十二集团军内部，成立独自掌握的政工总队。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曾举办青年干部训练团，训练了大批人员，分发到全国各部队；其中许多人被委派为中、下级政工干部。但广东不愿接收这些人，而余汉谋、李煦寰却要另起炉灶，自己培训政工。这些情况，都是公开秘密。蒋介石当然不承认这个政工总队，故军委会政治部就不肯发给这一笔经费。余汉谋只有自己在第十二集团军内划出一笔经费来维持这个政工总队。又因为全国各部队的政工机构和人员编制、薪饷、被服等统属于军委会政治部负责，委派出去的政工人员，都有军衔、职别，有一定的编制名额；而政工总队的政工队员，是广东地方军队内部自己招收、训练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没有承认，不能取到军衔、军阶，也没有编制名额。因此他们很特殊，既不是官，又不是兵；穿的是军官服，生活待遇却是个兵；但又比兵高一些，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们为“政工兵”。

　　在余汉谋、李煦寰决定创办政工总队时，对于筹备这项工作的人选，曾费尽心思。当时八路军在华北作战，重创日寇，捷报频传，人心振奋。人们评论八路军节节胜利，就因为军队政治工作做得最好。于是有人向余、李建议请共党产派人来广东开办政工总队，但余、李心存疑惧：一则惧怕共产党夺去他们的部队，二则估计蒋介石一定不允许。他们又认为国民党没有人会搞好政工，如让国民党人来筹办，蒋介石一插手，事情就不好办。因此想在国共之外。找民主党派人士来帮助筹办这项工作。当时，李煦寰特别属意于“第三党”人（即农工民主党，当时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李早年很崇拜邓演达；邓在北伐军做过总政治部主任，威信很高，政治工作搞得很出色。广东人在邓的总政治部内及北伐军各部队工作的人很多；后来邓创立“第三党”，不少人跟邓加入该党。邓演达牺牲后，在广东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第三党人仍然很多，如吴今、郭翘然、黄若天、陈柏麟、杨樾、叶粤秀、黄桐华、杨启祥、曾天斛、陈伟霖等，都先后在广东部队当各级政治部主任或政治指导员。还有一些人虽不是“第三党”人，但与“第三党”有较深的社会关系，也被罗致去搞军队政工。早在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就是如此。李煦寰想找“第三党”人帮助他创办政工总队，后来终于找到了老“第三党”人陈卓凡。陈是广东澄海县人，大革命时期做过潮汕揭阳县县长，与邓演达有较深的关系，在潮汕有名望。广州沦陷前，广东省主席吴铁诚，企图扩大自己的实力与余汉谋争衡，把广东划为十几个区，成立各区统率委员会，起用地方豪绅或在乡赋闲的旧军政人员，利用他们的地方实力和影响，来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各区统率委员会工作，是以抗日名义，动员民众、武装民众、进行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等。其实不少区还是与共产党争夺群众的。广东第八区的统率委员会以十九路军旧将翁照垣为主任，陈卓凡为付主任，广州沦陷后，全省各区统率委员会改为各区游击司令部；主任、付主任改为司令、付司令。广东第八区游击司令部设在普宁城外；辖下有澄海、揭阳、潮阳、惠来、普宁、丰顺、南山等县和地区。翁照垣虽名为司令，但他为蒋介石所嫉忌，故只挂个名，实际责任由陈卓凡负责。陈在该司令部下设一个战时工作团，自兼团长，下面设七、八个工作队，派赴辖下各城乡，对民众宣传抗日、组织并训练民众。团本部设秘书、宣传、组织、训练等几个组。陈卓凡当时认为要搞好抗战工作，必须学习共产党的办法，研究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灌输抗日革命理论，学习延安的一些做法。那时潮汕各县进步青年，对这个战时工作团极为向往，积极要求参加；但经费支绌，无法吸收太多人。那些工作队队长、队员、团本部的组长、秘书、组员，均无薪水，只有粗糙的伙食和买肥皂、剪发的零用钱；但他们工作得十分愉快。我是在广州沦陷时跑到香港然后转到陈卓凡战时工作团担任宣传组组员的。当时八区确实生气勃勃，在团里可以随便阅读毛主席著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可以阅读各种进步书报；可以自由发表各种意见；上、下级也很少有膈阂。我叔父丘哲与陈卓凡是朋友，我又去延安学习过，陈对我很是信任。他常常和我谈论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前景、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他也向我谈到他的抱负，不忌讳他与中共地下党员的往来。他认为广州沦陷以后，潮汕必不能保；如果潮汕沦陷，必须展开游击战；故此要深入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做好军事训练工作；要我们勤于学习军事。每早他亲自带头跑步、爬山，还要作夜行军及其他军事训练。他又和属下各县县长打好关系，各县县长都肯支持他派到各县的工作队能顺利工作，且有一定的成绩。香港《大公报》和其他报纸，对广东第八区的抗战救亡工作时有报导，并加赞扬，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但国民党特务和汉奸，也常散播流言蜚语，攻击翁照垣、陈卓凡为共产党所利用，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但当时大敌当前形势紧张，这些谣言，并未发生作用。

　　那时韶关是广东临时省会，省政府、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八路军办事处、各民主党派一些领导人和一些社会名流都在韶关。不少人知道广东第八区抗战救亡工作有成绩，其中民主人士对陈卓凡都很称誉，就连国民党的广东省动员委员会主委钟天心也听到了陈的名声。是年12月，李汉魂召开省政府会议，决定把各区游击司令部撤消，成立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陈卓凡赴韶出席。钟天心原与陈卓凡不认识，这时却主动找陈，请陈介绍工作经验。钟天心与余汉谋有交谊，知余等正在找人筹设政工总队，便向余汉谋、李煦寰谈起陈卓凡。李煦寰过去也与陈有过交往，对陈留有较好印象，且也听到陈在潮汕工作有成绩，恰好陈又是“第三党”人，正合他的心意。李便马上找到陈，请他到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工作。陈当时还有犹豫。中共方面也找陈商量，鼓励陈帮助余汉谋、李煦寰成立政工总队，改造军队，并答应积极支持陈的工作，当时陈对军队政治工作，希望很大，认为搞军队政工，可以有机会掌握武装，将来组织游击队，十分有好处。余汉谋特别接见陈卓凡，由李煦寰、钟天心陪同陈到余汉谋十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翁源三华，余汉谋非常诚恳地请陈到他那里帮助搞好政工，并表示对陈十分信任。钟天心又在余面前极力称道陈在潮汕的成绩。余、李更加拉住陈不放。陈终于到李煦寰的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做了李煦寰的主任秘书。李将特派员室的重要工作，都交与陈处理，对陈言听计从。陈把原来在八区的他的主要干部王鼎新、许美勋等人都接到特派员室，分任秘书、科长等职务。就在这时，陈与李煦寰积极筹组政工总队。陈把他在广东第八区搞的战时工作团的一些经验提出来，并向余汉谋、李煦寰建议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和学习训练政工人员办法。中共方面也积极帮忙，派人协助这项工作，并动员许多共产党员参加政工总队。陈后来对我讲这些事实时，没有说出中共方面是谁与他接头。经过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方便问他。他还说：“我不去李汉魂那里，而到李煦寰处做他的主任秘书，实际上还是中共朋友鼓励、帮助的。”1943年春我和陈在粤汉铁路衡阳车站一间小客厅里闲谈。讲到粤汉铁路将来可能沦陷，应该如何事先做好打游击的准备，他回溯1939年办政工总队的事，他说：“我当时向余汉谋、李煦寰建议，邀请各党派合作共同办好政工总队，特别要向中共方面学习，改善军队素质并提高政工人员的威信，防止‘中央’并吞。我想不到那个钟天心，比我还早向余汉谋等讲过这个意见。我的讲法与钟不谋而合，也从此与他结成朋友。李煦寰很同意我的意见。其实这些意见，在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各方面朋友都这样讲，不过我是“促其实现”而已。我去李煦寰处做他的主任秘书，在政工总队我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只是向李出些主意，叫他们学习延安“陕公”、“抗大”训练干部的办法，并团结各方面的人士。我劝他们对人家的思想言论，不要控制得太甚。要罗致人才，为我所用。余、李也认为应该这样。中共方面派来不少青年参加训练。聘请一些进步教师、学者去讲课、任教官，。至于灌输抗战知识、争取进步、团结中间、孤立顽固的办法，他们也都同意。政工总队在香泉水训练，第一期得到一些成绩，但国民党顽固派和一些特务造谣破坏，说什么‘红色粤北’、‘小延安’，余汉谋受异党利用反对中央等等，蒋介石对此很不放心。但在当时形势下，余、李还没有因这些谣言而有所影响。”“我在十二集不久，到黄琪翔十九集团军任政治特派员经过重庆时，就有人问我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是那家的？我答复说：‘是国家的，抗战军队的。’他们说：‘会不会红得过头？’我告诉他们：‘这么一个训练班，学一下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什么奇怪的？’以后，搬到东湖坪，情况你都知道一些吧！”陈卓凡又说：“政工总队成立后一年，蒋介石要余汉谋、李煦寰到重庆开会，那时正准备成立第七战区。国民党顽固派这时积极攻击余、李，说他们为共产党所利用，要他们解散政工总队或由中央接收办理。余汉谋最怕蒋介石插手广东军队，政工总队不肯给他染指，表示不愿意解散；理由是政工总队办得有成绩，这是事实；且未用过中央一分钱，为什么要解散？说被共产党利用，也没理由。十二集团政治特派员室和属下所有部队，及政工总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做政工主管的。“第三党”人就有，但历来就是如此。至于共产党员秘密渗入，那不能避免。就中央部队里谁也不能担保没有共产党。后来听说蒋介石特别找李煦寰谈话，软硬兼施。要他秘密除掉政工机构里的共产党员，如能这样就给第七战区政治部主任与他做。蒋不敢坚持叫他解散政工总队，只叫他清除共产党员。李煦寰表示服从。蒋介石明知李煦寰是余汉谋的拜把兄弟，余汉谋任第七战区长官司令，政治部主任非李煦寰不可，派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使余汉谋接受。只要李煦寰听话，以后再挖他的墙脚，事情就好办了。”陈那时还谈到：“我做国民党粤汉铁路特别党部书记长是事先与周恩来先生交换过意见，他鼓励我去的”。但他到十二集团却没有讲是周的意见，只说是中共朋友鼓励的。后来丘哲与我谈起陈的事，丘告诉我陈到十二集及粤汉铁路，事前都是通过黄琪翔与周恩来同志交换过意见后才决定的。解放后，我问过陈，陈说：“我到十二集时，确是通过黄与周交换过意见。那时他们都是政治部付部长，故我没对人讲过。”

　　以后我在独九旅工作，有些政工队员也和我谈起，说李煦寰去重庆以前，曾向政工总队讲过话，要大家搞好政工，做出成绩，他一定坚决支持，外人说什么都不要去听。他是相信大家的，但他由重庆回来后，态度大变，积极镇压共产党和抗战进步人士，也就发生廖锦涛被杀事件。这是李煦寰受到蒋介石收买威胁所致。

　　我想起1940年秋天，我到粤北始兴东湖坪政工总队找王鼎新谈到，想在政工总队找个工作来干。王摇头笑着说：“劝你不要来这里。别说这里工作很危险，就是住在这里也不愉快，这里都给特务控制住了。那些‘狗’都是乱咬人的，什么训练政工人员？什么叫政工工作？不过是法西斯一套，连寄一封信都不自由啊！特务天天找麻烦，我也站不住了！你还来吗？”王鼎新说话时很是气愤。我询问详情，他摇头叹息着低声说：“什么抗战？什么军队政工？都是欺骗！但抗战还是要抗的，总不能做亡国奴。你找机会到前方或许好一些。那些特务就不敢到前方去，只在后方捣乱，搞磨擦，迫害青年。”他还告诉我：“卓凡带来的一些人都走了。不少进步青年也站不住了。东湖坪不是当年的香泉水，我过去很天真，以为团结抗战，打日本是每个人的天职，但今天多少人报国无门，甚至抗战有罪，难道就这样下去？”他眼睛闪着泪花，默默地看着我。我说：“听说李煦寰还是比较进步的？怎么也是如此？”他“呸！”了一声：“进步个屁！”这时我看到他眼睛爆出怒火。

　　1941年4月，陈卓凡把我介绍到第七战区政治部去，李煦寰把我安排到独九旅六二七团团指导员做少校干事。我当时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我和二个亲密朋友张森（又名张琛，党员，梅县人，解放后任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付主任）、王勉（党员，梅县人，解放后与张森一同工作）商量。张当时在《新华南》任编辑，在我寓所秘密工作；王则在七战区兵站一个分所当所员。张开始不同意我去的，理由是国民党部队政工都受特务严密控制，工作很困难。王也怕我没经验，不易应付部队里的复杂关系。过了几天，张又认为可以去，搞一个团的政工，看来还是可以的。但不要想轰轰烈烈去搞，而应该稳扎稳打，利用一些关系，团结较进步的官兵抗日，反对磨擦，一点一滴去做，千万不要露锋芒。因当时是“皖南事变”后不久，要我加强警惕。我与陈卓凡商量，问他是否可去？有无危险。陈的意见是：“新四军事件以后，全国反对国民党搞分裂、磨擦，现在国民党可能放松一下，起码表面不敢过份破坏国共合作，形势略有好转。在前方，对付日寇比较紧张，可以点点滴滴去做工作。他们知道你是我介绍的，我不是共产党，不会对你有所怀疑。”

　　我出发前，张森、王勉等再和我作了长时间的商量。张还是把前次的话再讲了一遍。他们再估计了一下形势，认为陈卓凡对我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可以去。工作还是要做，必要时冒些危险也不要紧。事有凑巧，恰好王勉这一个兵站分所移驻惠阳，独九旅正在惠阳前方。他叫我与王勉密切联系，在王勉处可以看到党的一些秘密书刊，王可以将各方面情况告知我，并要求我经常写一些情况由王设法转给他。主要是官兵思想动态，对东江游击队的态度，官兵对国共合作的意见，群众抗敌情绪，日军的动态、军民关系等。我有王勉依赖，心里很高兴。张还悄悄告诉我，在独九旅和派在独九旅的政工队也有“自己人”。我明白所谓“自己人”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没有告知我具体人的名字。但我想可以慢慢地看出来。

　　我到独九旅六二七团时是1941年5月，那时团指导员崔锦沛与团长陈树英闹矛盾，因崔曾检举陈走私，陈恨之刺骨，该团政工无法开展，陈要迫崔离开，对我去他那团表示欢迎。当时只有旅政治部派来的几个政工大队队员，几个连指导员却都在连下，只有一个上尉干事欧阳剑处理日常公文杂务，实际上我代了团指导员的工作。

　　该旅有由政工总队派来约五十人的政工大队，以旅政治部主任李冠礼为大队长，旅政治部秘书古伯伟兼该大队的干事。这些队员都很年轻，最大的没有超过25岁。他们有火一样的热情，为了抗战离开自己的家庭，日日夜夜在前线奔跑。他们有时集中在旅，有时派到团，一般派到团是十人、八人。然后又由团一个一个地派到连。只留三、二个在团工作。身体较弱的，或是女队员，多数留在团部，到连的队员则协助连指导员工作。他们向士兵讲话、上政治课、上识字课、作各种形式宣传、写标语、出墙报、同时也向驻地民众作宣传、办夜校、教唱歌、设军民合作站。行军时他们打前站、找向导、向军民合作站要民伕，设茶水站、找宿营地、动员民众交稻草、借床板、还要作调查访问等，还要向士兵鼓动打气，编顺口溜、照料伤病官兵；打仗时更忙了。他们组织担架队，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帮设军医站；组织运输队，送茶水、饭菜到火线，或者运送弹药，必要时还担任临时通讯员，侦察敌情等。他们跟连、排长在火线上指挥作战，鼓励士气。打仗完毕后，要调查伤亡、慰问伤兵和民众、调查敌情、写战报。临战前，又要探寻道路、疏散居民、坚壁清野。政工人员确实非常忙，且身处险境；他们没有枪，每人只有三几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备小刀、小铁支以作自卫。如全大队集中时，要在驻地出墙报、演话剧、编士兵课本、学习理论、讨论国内外形势。他们个个都能讲、能写、能唱、能演戏。不少人还有着音乐天才，且善于就地取材，制造乐器：削一根小竹管，就可以做哨呐；取几个碗盛不同份量的水，就可以打出琴样的声音，作为敲打的乐器；在路上摘一片树叶就可以变成笛子吹。写标语时他们找到各种色素的泥石，当作石灰来用；没有颜料作画，他们可以用各种山花、树叶、泥土、灶内烟灰，加工制造。抗战时期物资非常缺乏，演戏用的道具、服装、灯光照明、音响效果、都很难得到；他们千方百计，自想办法，从不花钱。我还记得他们演过大型话剧《凤凰城》、《雷雨》，不但在部队内演出而且还到社会上公演，获得好评。至于短剧、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李二嫂送鸡蛋》、《捉汉奸》等等，都经常在宣传时演出。他们自唱、教唱抗战革命歌曲，如《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延水谣》、《流亡三部曲》、《毕业歌》（电影桃李劫插曲）、《大路歌》、《延安颂》、《保卫中华》等等，政工总队队员个个都喜欢唱歌，他们教士兵唱、教老百姓唱，凡驻有政工队的地方，都是歌声嘹亮。有时各团、营、连的晚会上，他们还自编粤曲、山歌、花鼓戏，唱春牛等多姿多采，搞得非常活跃。他们很重视革命理论，到处找寻进步书刊。共产党的宣传刊物杂志，他们十分珍爱；为了怕人知道，故意把封面折下，糊上《总载言论》或《三民主义》等国民党宣传书报的封皮，偷偷阅读。当时627团政指室，常常可以收到东江游击队或其他不知什么地方寄来的党的宣传书刊，有国民党各个宣传机关寄来的书刊报纸。共产党的书刊多数是油印的，彩色封面，字迹清晰，编排新颖。国民党宣传书刊，多是铅印的。那个上尉干事欧阳剑，却把这些书刊堆放在没人注意的墙角。此人是知识分子，文化较高，思想较进步，样子装得吊儿郎当，不修边幅，而且说话很口吃，人家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无用的人，没人注意他。而他却把那些宣传品故意乱丢在墙角，上放些垃圾泥沙。政工队员发现这秘密，常常到来找寻；有的偷偷带走，秘密传给别人。初期政工队员怕我和欧阳干预他们读这些书，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有意识地给他们阅看，也就不再忌避，在崔锦沛或其他人不在政指室时，他们就如饥似渴地找来阅读，并向我们提出问题讨论。这些政工队员个个天真活泼，主动找工作干。崔锦沛是军校毕业，听说他过去也很顽固；但搞政工时间长了，看到国民党的贪污腐化，不愿抗日，加上他与团长不和，心情苦闷，我和欧阳常常帮助他，叫他振作起来，逐渐与我建立友好感情。我要政工队员尊敬他，什么事都向他请示报告。故此对政工队员也都很好。后来我们也介绍他看些共产党的宣传品，以后他有很大转变。政工队员逐步与他接近，常常和他讲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道理。初时他对国共合作打日本是同意的，但他有偏见，认为领导抗战非国民党不可。政工队员用许多具体事实，联系到独九旅那些贪污、走私、排除异己、未见敌就逃、特务破坏捣乱等等，他也深有感触，承认他过去看法的错误。政工队员争取团结教育工作，确实做得很认真。但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政工队员们相互之间，非常团结友爱。他们常举行民主生活会，但不公开；我没有参加过。只是听说在民主生活会上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很认真。党员怎样过组织生活，我不晓得，但估计一定有党组织在那里领导，才能这么团结，这么有纪律，确实表现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那么一支政工队伍。这五十多人的政工大队，其来源比较复杂。大多数队员是香泉水、东湖坪政工总队派来的，一小部份是独九旅政治部在驻地招收的知识青年。香港沦陷后，又从香港逃回内地的人中招来一批。香泉水训练过的，觉悟较高，工作能力较强，很有威信。东湖坪来的也还不错。招收的政工队员都把香泉水来的当作哥哥姐姐，极其尊重。那些当地招收的或香港沦陷时招来的，人数不多；进了政工大队以后，受着香泉水、东湖坪的政工队员的潜移默化，进步也很快。但也有极少数的不是政工总队派来的政工队员，思想落后，逢迎吹拍，向上爬，求名求利，被上官看中提升为连指导员的。对这种人，大家也不排斥，一样与他们搞好团结，经常往来，但暗中有所警惕。政工大队中也有少数女队员，她们作风正派，生活严肃，工作能力也强，绝不娇慵怯弱；她们和男队员一样在前方后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我记得有个叫简剑虹的女队员，十六七岁，身材短小，天真活泼，见人就笑。他们把她当作小妹妹看。但她干起工作来，却是生龙活虎，不知疲劳，无论怎么艰险，从不叫一声苦。另外还有一个叫程志坚的，较为大一点。她非常沉着坚毅，总是要找最艰苦的工作干。我们一般不把女队员放到连下，但她俩经常要求到连下去干工作，还说最好是上火线。她们勇敢坚强，实在令人感动。她们都是东湖坪训练的，在627团政指室做出了不少成绩。

　　我在该旅（1941年5月——1942年4月）一年时间，先在627团政指室，后调626政指室，又调到旅政工大队任干事。我到各个单位时间都不长，但是始终都与政工队员一同工作、生活。同他们经常接近，产生感情，也多少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认识了他们中间比较进步而较有威信的队员，其中有陈章序、李庆宁、王长光、蔡葵、钟焕文（另外还有记不起名字的一些人）等，这些人中有的可能当时就是党员，有的是民主党派成员。我同这些人建立了朋友关系，相处极好，绝大多数队员同我合得来，什么都谈。他们告诉我，香泉水、东湖坪政工总队仿照延安办法训练的，有那几位教官是进步的，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的人很踊跃。某些教官讲《总裁言行》，就没有多少人想去听。他们对于最近发生的廖锦涛案件，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都很气愤，说廖是共产党党员，一个极好的同志，是国民党特务把他秘密杀死的。还说到李煦寰到重庆回来，就很反动了。他们有的人还告诉我：八路军政治工作做得极好，吃大锅饭，官兵平等，政工人员受到尊重；但愿能到那边工作。有些人看了进步书报也会提出问题，如国共合作能够多久？是否要打起来？国民党会不会投降？如果他们投降怎么办？他们也很清楚独九旅的一些军官的政治面目。说旅参谋长凌锡文原是某军的军法处长、军统分子。旅政治部主任李冠礼是李煦寰的堂弟，中统分子，思想极反动，最仇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李煦寰在广州沦陷初期伪装进步，罗致各方面人士；但李冠礼常在中间阻挠，使李煦寰很难应付，故把他赶来独九旅；他认为独九旅在惠阳前线是走私的地方。他一到来，就要容干（旅长）给他钱，容干一个也不给，因而同容干闹意见。容干却也不给他面子，直接写信给李煦寰要把李冠礼调开，因此他不得不走。李曾叫他的侄子李毅走私，但旅部不给他武装保护，他只能做些小行当。李毅是旅政治部走私总管。他们通知我说：国民党独九旅特别党部干事邱永瑞是中统局分子，是条疯狗。他专收集全旅官兵的思想言行，上报战区特务部门，借别人的头来升官的。他白面无须大汉奸汪精卫型的狡猾奸险分子；他特别注意政工人员及政工队员，叫我要小心应付。他们还提供材料说×××（名忘）是军校毕业的军统局特务分子，成天伪装进步，引诱别人讲心底话，便作为上报材料。627团团附张克光军校毕业，是军统特务。这些政工队员，对政治问题极敏感，把该旅一些军官，政治人员，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对可以争取团结的都尽量接近，多做工作。对十分反动的，只作表面应付，而加以警惕。例如对邱永瑞表面与他往还，但不说一句真话，也没有得罪他。他们分散在各团各连，但都互通消息，互相关照。有个政工队员叫做钟焕文，工作深入，艰苦奋斗，与军官们（营连排长）相处得很好。他对我很信任。他告诉我他是“第三党”分子，政工总队训练后派来的。他说到政工总队中的党员对友党党员非常尊重，团结工作做得极好，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非常认真的。我也有同感。这些政工队员，不但自己互相团结，对其他共同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

　　政工总队队员，要在部队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同那些连排长搞好关系。但国民党下级军官，一般都是行伍出身，文化很低，说话举动，对待问题都是那么简单粗暴，而且骄横任性，虐待士兵。但他们大部份是爱国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妥协，贪污腐化都有反感。可是他们地位低，受人轻视，受上级压迫，因此心常抑郁；政工队员，针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工作，对他们尊重，多同他们商量，同情他们的境遇，逐步建立情感，然后帮助他们认识抗战意义；他们也能很快接受。这些政工队员，都有一套办法，不论到那里，都受到军事人员的欢迎。我在那里的时候，有许多连排长或某些营长，要求我们多派政工队员到他们那里。

　　政工总队派去的政工人员，抗敌意志坚决；一有战事，他们就要争取到火线上去，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不顾身；故在官兵中建立了威信。他们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又有一套办法，做出不少成绩。我在那里时，有几件关于政工队员表现突出的事例。

　　一、1941年冬，我奉旅政治部令命，率领政工队员十多人到龙岗附近半沦陷区一个小市镇（地名忘）进行宣传。我们到达后立即展开宣传和访问群众。这天正是墟期，农民赶墟的很多，见到我们在那里演剧、演讲，纷纷围观。忽然独九旅谍报人员，急来报告，说龙岗日军骑兵已经出动，叫我们立即撤退。我立即通知各组政工队员先撤到集市西边大树下集中。但过了五分多钟，没有一个政工人员到来。我跑到市中心，见商店纷纷关门，摆摊贩的也在逃走，秩序很乱，但没见一个政工队员。我走出北边，见他们正在帮助群众疏散，携扶着老人孩子走向北面的山坑。有的队员，把他们送到山下时，又回来在半路上再接应那些惊慌过度不能走动的老百姓。我只得也跑去帮助他们。后来发觉日骑兵不是来我们这一个方向，我才舒了一口气。队员们告诉我：“群众风闻日骑兵来了，街上大乱；我们是军队，动作快，那些老小，吓得跑不动。假如我们不顾他们怎么能说是抗战军队？我们帮助群众，比做宣传还好得多。”我听后，非常感动，也很惭愧。

　　二、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独九旅奉令由惠阳开赴九龙策应香港英军作战。这时士气极旺。旅政治部用“策应香港英军作战收复广州”的口号，鼓舞官兵前进。东江游击队早已动员当地居民慰劳过境的独九旅部队。沿路的村庄市镇商店，民房，都悬挂鼓舞军心的画幅、标语。我们经过时群众高呼口号，燃放爆竹，路上摆满茶水、粥、饭、番薯、生果、鲜花等慰劳物品。到宿营地时，农民抬着猪、羊、鸡、鸭等物运到旅、团、营部，并派出代表向该旅表示慰劳并向我们鼓励。他们准备好民伕、稻草、床板、向导等，全旅官兵，对此非常感激。旅治政部派出政工人员向群众致谢（但没有发现一个武装的游击队员）。一片团结合作的气氛，使人心情欢快。政工队员看到游击队政治工作，搞得如此出色，都感到与他们差距极大。有不少政工队员睡不着觉，在灯下写着笔记、写诗、创作歌曲，有的想去找游击队请他们“传经”，有几个政工队员甚至想跑到游击队那边去。许多政工队员都把游击队的宣传品如慰劳信、标语、墙报等一读再读。对党的抗日武装游击队无限热爱与羡慕。

　　当时政工队员，都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帮助中国抗战，胜利即将到来；解放广州，指日可待，无不精神抖擞，笑容满面。

　　我们到达布吉车站，以为即将开始对日本军队攻击，但在那里盘旋了好几天；后来，开过广九路西边观澜平湖一带隐蔽，政工队员都在驻地做群众工作。日军攻下香港后，扫荡外围，该旅又急忙向惠阳后撤。这时日寇衔尾追击。我们经过游击队地区时，老百姓都撤走了，冷冷清清。政工队员心里非常苦闷，独九旅不战而逃的羞耻，使人确也怕见民众。不少政工队员说：“好在见不到群众，太丢人了；也太辜负群众的希望了。”有些政工队员挂着泪珠。有的说：“恨不当初开小差到游击队去。”他们要求抗战、要求收复失地，对拯救中华民族的责任感是多么强烈的呵！

　　三，香港沦陷后，日军追击独九旅，在惠阳附近，该旅与敌人打了一仗，立即据守飞鹅岭。日军炮弹横飞，空军轮流轰炸。据守飞鹅岭的守军，难以固守，适值傍晚，日军停止攻击，忽传来一个政工人员陈××（名忘）在战场受伤的消息，要派担架抢运回来。政工队员闻讯，即有十多人请求团部，派他们上去，政指室同意派三个政工人员前往，并派二个队员半路接应。天已入黑，虽然日军停止进攻，但山下路口，已有日军步哨，且有探照灯。这三个政工人员摸到山后，敏捷机警地避开日哨兵，攀藤附葛，爬到山上，非常艰难才找到陈××的连队，见了连长。连长告诉他们陈××因流血过多，怕有危险，派人背他下山去了。他们三人又即刻下山，到了山下，被日哨兵发现，打了一轮机枪，又用探照灯照射；那三个政工人员，虽在拼命逃跑，仍相互照料，绕了很多弯子，才到达团部（626团），立即又跑去临时伤兵医院去看陈××。当时陈已昏迷，医生准备输血，许多政工队员都愿意献血。后来陈××苏醒过来了，就没有输血。当时旅决定后撤到平潭、白芒花一线，放弃惠阳。各团政工人员又纷纷出去疏散惠阳城居民。旅要团派人通知飞鹅岭守军，于当日午夜二时撤退（那时已经十二时多）。传令兵又都出去，这三个政工人员，饭还没有吃，又请求前往。

　　四、1942年（？），一架日本运输机飞达平山附近撞山坠落。守军独九旅627团一个营，立即到坠机地点搜查，机师已经死亡。机里还有未烧去的鸦片和其他物资。该营姓林的营长，私将东西按成数分给全营官兵；官兵有了货物，是夜逃走了过半。一个连长和二个排长都逃跑了。当时有几个政工队员设有接受这些东西。团部旅部知道了，即将林营长扣留送战区军法处。这几个政工人员不接受这些东西，也没有表扬；但他们得到了人们的称赞。

　　政工总队派到独九旅的政工大队队员，工作在前方取到不少成绩；虽然博得一些军事人员的赞许，但也经常受到一些反动军官们的迫害。在到龙岗附近半沦陷区作宣传时，事先由旅政治部代主任古伯伟打电话给636团长张光全，叫他派一个排护送我们。张也派出了一个排。但我们听到敌的骑兵出动的消息时，这个排却不知去向。我回去问那姓李的排长，李对我说：他那个排到那里不久，即有团部付官吉星拱来个条子，叫他们回去，企图使我们给日寇俘虏。因我和他们意见不合，旅政治部把我调返旅政治部，做政工大队的干事。

　　627团团付张克光，对政工队也十分反感。他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总有一天把他们杀绝。他同我初中时代的老师李环中很要好；李是该旅的副官。后来张做627团指导员，我离开该团指室，他找李接我。他对李说：“现在我兼任团指，一切事情由你处理，但政工队员多是共产党，你一定要注意他们；一有发现，立即枪毙。有一个，杀一个，有两个杀一双。”李暗中告诉我，叫我通知政工队员要注意：特别阅读书报和言谈要小心。我叫钟焕文秘密告知政工队。后来又把相类的话同李环中讲，李劝张不要这么乱搞，万一闹出事情，你一个团付，有多大力量去对付共产党？上边没有指示要你杀他们呀！张还说：“要公开枪毙他们？秘密搞掉不可以吗？”李再劝他冤仇可解不可结。以后也再不听见张说什么了。

　　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队员，派到国民党各个部队工作；他们身居虎穴，把青春献给抗战：对外打日寇，对内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在当年战火纷飞时代，他们抛开家庭，不怕牺牲，不为个人名利，流血流汗，建立了不少功绩。但过去，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对他们肆意污蔑迫害，不少人蒙冤含恨而死，或被打伤残。中央粉碎“四人帮”后，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使他们心情舒畅地参加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市参事室供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5 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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