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和王镜西、谢剑雄、黎建中、谢浩泉、谢植广等六人,眼见国土沦亡,危在旦夕,而国民党政府一兵不发任寇凶横,因而义愤填膺;窃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况我等都是知识青年,血气方刚,岂肯箴默!遂由六人发起,即席盟誓,戮力同心,先组成“文抗会筹备委员会”,继由六人分头下乡征求会员,不畏烈日,不避风雨,走遍整个番禺。结果征得中小学教师200余人,于是年8月齐集市桥黎地基一间黎姓乔岳祖祠,颇具规模的“番禺县文化抗日同志会”(以下简称“文抗会”)遂告成立。 活动 “文抗会”一成立即由大会选出各方面人员分担工作,并创办一本《呐喊》周刊,由王镜西任主编,我和谢剑雄、黎建中三人担任组织及宣传工作,谢浩泉、谢植广负责油印及散发《呐喊》周刊,并向商店宣传抵制日货。 这本《呐喊》周刊虽然页数不多,但词句凌厉,针针见血,痛陈亡国之苦,唤醒群众起来抗日,博得广大爱国人士争相阅读。初期每周刊出数十本,逐渐扩增至百余本,继而增至二三百本。我们六人都有职业,每天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干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甚至通宵达旦帮手油印周刊,废寝忘餐,在所不顾。虽然身体疲乏不堪,但干救亡工作,心情兴奋,何敢言劳。 我们下乡宣传,必预先通知各乡乡保长,约定日期,风雨不改。每到一乡都得到该乡乡长及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每乡都准备适当的场所,安排座位,设备灯光。当我们说到沦陷区日寇凶残、奸淫烧杀,难民妻离子散、沿途乞食、哭冻啼饥的惨状时,莫不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群众亦被感动得情绪鼎沸,或怒吼如雷,或共洒同情之泪。 遇险 有一天我到新造糖厂宣传。入厂不久,便闻县府防空警报声响,厂方指引我们,分散到岗边泥洞躲避。我与刘润及他的叔父三人,同躲入一个泥洞。不久有敌机八架,共投弹80多枚,轰炸糖厂。有一个炸弹落在离我们约四五米远的地方,轰然一声,震耳欲聋,洞中沙泥将我整个身躯埋没,几至窒息,及解除警报,我从泥坑堆爬出来,归队点名,才发觉刘润的叔父失踪,到处检查也无踪迹。至次日早才发现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浮在岗后海边,从衣服认出,正是刘润叔父的尸体。幸而我和刘润安然无恙。 经费 这个“文抗会”纯是民间组织,绝无公费拨入,开会员大会时,每员捐助二角作开办费。可是《呐喊》周刊越印越多,纸张印油等费用开支日大,加以下乡宣传舟车等费用也不少,开办周刊志在宣传,只有义务散发,绝不收费:有出无入,这笔开办费早已用光。会员又分散各处,难以向他们收费。故初时只由我六人解囊负担,但当时生活困难,我六人都是捉襟见肘的穷光蛋,日子一久难以支持。无粮不聚兵,这“文抗会”势难支撑。结果我们想出一个补救办法,分头向各商店及各医生洽商,在我们的《呐喊》周刊内增加一两页,替他们刊登广告,按字收费。就这样《呐喊》周刊得以继续印发。1938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晚,日寇由沙湾登陆,经渡头、北海,沿长大岗入沙头,炮轰市桥。我在沙头家,为避免烧村之祸,半夜爬起,焚烧文件和刊物。这时村人已走避一空,只留下我一人。当我跑到村头时,敌人已云集村头,我大胆潜身逃去,险遭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