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大学城现址的故事
2018-03-25 16:07:48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小谷围。我的大孙子为了满足我的愿望，于初夏的一天，驱车带我往那里游玩了大半天。当车行到南亭北亭地带时，我叫孙子把车停了。我缓步走到码头，静坐在一张水泥制板凳上，远眺四处迷人景色，不知不觉地回想起抗日战争艰苦年代，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伤兵站

　  1944年7月26日，我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250余人，与由广州石榴岗来犯的日本侵略军500余人，在番禺植地庄进行一场异常剧烈的战斗。战斗结果，日军伤亡70多人，我军牺牲大队长卫国尧，妇运领导梁绮卿等指战员48名，伤数十名。部队领导除了将轻伤员分散掩蔽在各村庄群众家里养伤之外，重伤员21名交由军医余民生设法处理和医治，并派了一名卫生员和一名小勤务兵及一名炊事员协助余医生的工作。

　  余医生通过他在小谷围有关村庄的上层统战朋友和基层群众的帮助，迅速在南北亭间的石榴果树林里，用竹竿和树皮搭起了一间可容20余人作躺卧铺位的棚子。这就是部队的一个伤兵站了。这个站位于珠江主干流边，敌人的电船不时来往于江上，再向北不远就是广州中心了。

　  21名重伤员中，只有我一人是女的。他们之中，有些被枪弹打中了肚子，肠子也流了出来，有些被打得不能走动，有些身中数弹奄奄一息……我被敌人的炸药包爆炸出的大小铁沙和破片及枪弹大面积地伤及大半身。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非常差。既缺药品，又没有治疗技术的设备，可是余医生总是想方设法去解决医治中的困难。他用剃胡子的刀片代替手术刀，割开伤员受伤部位的皮肉，然后用普通生活用的大小钳子，取出子弹和弹片。没有止痛和麻醉药，在动手术时，余医生就用讲故事和说笑话的办法来分散伤员的痛感，同时鼓励伤员咬实牙关忍着痛等等办法配合他的工作。

　  伤兵站的安全措施，主要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打探消息外，余医生经常在晚间到江边巡视，在那里睡觉守夜。小勤务兵在白天爬上大树顶隐蔽放哨瞭望。群众对伤兵站的供养很关心，在捉到田鸡和捞到鱼虾时，常常送些给伤兵站。对这些食品余医生总是交代炊事员分给伤员吃，他自己不吃或少吃。

　  伤兵站的精神生活，不免会枯燥寂寞。余医生针对这一现象会不时讲些笑话和做些滑稽动作调节大家的情绪。于是伤兵站内，不时响起哈哈大笑和议论战斗等革命乐观主义的声音。手术中的伤员不时忍着痛笑了起来。

　  余医生表现出的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勇敢机智，面对现实，积极创新的共产党员宝贵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个多月后，21位重伤员健康情况基本好转，便陆续申请归队去了。余医生等工作人员在结束了伤兵站工作并向当地有关的统战朋友和基层群众告别后，也回到部队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伤兵站是我生命延续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它。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的好军医余民生同志。

小洲战斗

　  1945年3月，活动在广州西南郊和番禺、顺德等地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的绝大部分队伍，奉命挺进西江，北上粤北执行新的任务，原区留下支队政委邝明，支队政治处主任黄友涯率队坚持斗争。

　  4月底，为执行一项任务，邝明、黄友涯率领支队部一行八人，佩带精干短枪，由番禺大谷围转移到小谷围小洲河涌地带，在一间茅棚内隐蔽。由于思想麻痹，未及时转移阵地，5月初的一天晨曦时分，支队部突然被汪伪政权武装和国民党顽军合共百余人三路袭击。当时我哨兵刘腾发现敌情时，来敌的机枪已从三个方面向我部射击，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及战况不明情况下，支队部八人便靠河涌堤围为掩体，用短枪边向来敌还击，边向沥滘方向转移，待到达沥滘地界的河涌时，我沥滘民兵已在河涌宽约20米的对岸出现。接着，支队部警卫员刘腾和麦森建议由他俩继续还击敌人，掩护各人游水过河涌去和沥滘民兵会合。邝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在刘腾、麦森用快掣驳壳继续还击来敌和敌人机枪密集向我人员射击的情况下，各人先后脱掉外衣，携枪下水向对岸游去。结果，余民生医生、警卫员吴兆、战士杨汉和政治处主任黄友涯等四人脱险游过了对岸，不幸的是政委邝明和警卫员陈余仔溺于水中牺牲了，刘腾、麦森寡不敌众被敌人残杀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