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
2018-03-26 09:20:50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黄义祥

1931年6月，著名教育家许崇清教授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同年9月正式实行学院制，以后学校得到顺利发展。正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装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时起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14年间，国立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在坚持办学的同时，高举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旗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以及指导和组织下，多次在华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并长期坚持艰苦卓绝的救国斗争，一批优秀师生为抗日救国先后献出宝贵生命，为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九一八事变激起师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师生员工立即行动，成立反日救国团体，开展反对日本侵华的爱国运动。9月22日，学校学生会改组筹委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指出九一八事变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筹委会发起于9月23日上午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两千多人的反日救国运动大会，成立包括许崇清代校长在内的21人中大反日执委会（全称为“国立中山大学反日救国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通过10项有关的决议。9月24日，中大反日执委会开第一次会议，分工许崇清等三人为常务委员，并由许崇清、刘克平为总指挥，于当天下午率全校师生工友向非常国会及国民政府请愿抗日。虽然当天下午两千多名师生员工到非常国会及国民政府时主要要员均不遇，但仍向有关人员交了请愿书，表达中大师生员工的对日态度。 　  在中大推动下，广州各大中学校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9月24日上午，在中大学生林为栋主持下，21所大中学校在中大礼堂召开了学生自治会干事紧急联席会，由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州法学院、光华医学院等21所学校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会上决定成立的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简称市学抗联会）。并作出通电全国同胞誓死抗日等多项决定。9月26日上午，中大全校学生参加了在中大操场召开的由中大学生林为栋等主持的，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两万多人的抗日反蒋救国大会。由于蒋介石对日持不抵抗政策，大会充满反蒋抗日的气氛。会后全市学生在广州市区要道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9月28日，中大反日会根据9月25日中大反日执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发出《告全世界学术机关电》，呼吁世界学术机关对日本侵华加以制裁；又发出《告张学良电》，望张为国守土，并表示愿作张学良后盾；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再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为扩大抗日宣传和对日经济绝交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中大反日会从10月5日起举行国难宣传周，请蔡元培、李宗仁、孙科、顾孟余、黄季陆等名流作抗日讲演，并组织抗日宣传队，奔赴广东省内各地宣传抗日并开展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群众性的抵制日货，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卖国奸商的利益，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暴露了广东统治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 　  1931年10月10日夜，在广州永汉路（现北京路），发生了永汉路警察分局长兼永汉路新世界洋货店老板杜煊泰率领分局警察枪杀抵制日货的学生和市民，致使至少三人死亡、六七十人受伤、100多人被捕的流血恐怖事件，造成轰动华南的“永汉路惨案”。广东统治者不仅不严办肇事凶手，还无中生有将血案嫁祸于中国共产党，倒行逆施妄图把群众抗日救国运动压制下去。 扑不灭的抗日火种 　  广东国民政府借“永汉路惨案”，强令解散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日军则步步深入我东北国土，中大师生员工不畏强暴的压迫，继续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斗争。 　  中大法学院院长薛祀光教授，于1931年11月4日召集该院教授谈话，议决急电国联行政院使用规约第16条，限期日本从中国撤兵。该电文拟成后，11月7日经教授会讨论通过并签名后发出。 　  同年11月间，东北军马占山部在黑龙江抗击日军消息传来后，中大与广州各校师生，纷纷捐款支援。中大反日会于11月16日致电马占山，誓为抗日后盾；并于11月22日成立以学校教务主任林砺儒教授为主席的募捐委员会，捐款支援马占山抗日。除在广州捐款外，还组织100多个募捐队，于11月23～24日，分赴广东各地及至香港、澳门捐款。理工学院化学系学生陈太炎，还在赴香港捐款时因患重病不治逝世。这次捐款第一批汇去1.5万元，马占山收到后复电表示感谢。 　  除捐款支援马占山抗日外，师生们还陆续成立“中日问题研究会”、“满蒙问题研究会”、“太平洋研究会”等，进行对日本侵略者的研究。各有关刊物也陆续出版反侵略专号：中大反日会的《反日特刊》，发表了郑挺秀、何仁棠、沈鹏飞等人的抗日文章；中日问题 研究会创办了《中日评论》，发表楼桐茂、微文、素曼、光翟等人的评论文章；教育学研究所的《教育研究》出版日本教育专号等。学校还出版原法科副主任、著名教授何思敬主编的《世界大势》一书，着重介绍各国革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抨击。

　  中大高中部学生还以戏剧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2年1月9日，高中部学生10余人发起成立“高中部抗日剧社”，选举邓克强为社长，李克筠、吴永年、赖寅仿等13人为执委，通过了社章，向学校争取了合法地位和活动场所，公开发表宣言宣称：“团结同学，研究戏剧，致力抗日宣传，这便是我们的目标。”

　  日本侵略者吞并我东北国土后，又制造事端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进攻上海。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英勇抗击日军的侵略，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十九路军抗日枪声响起后，中大反日会立即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增援十九路军抗战，呼吁全国同胞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派出周鼎培、马景曾等四人，于2月4日晚到广州无线播音台，向全市人民演讲抗日救国诸问题。这其间，中日问题研究会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文学院史学系主任葛定华教授特为扩大反日宣传及对日方侵略而编著《抗日方策》一书；高中部抗日剧社于2月10日第一次向学生、工人和市民公演抗日剧目；文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育学研究所主任庄泽宣教授于2月16日夜获知十九路军大败日军，特作《胜利歌》祝贺；2月25日，再次任中大校长的邹鲁，与罗宗洛、邓植仪、徐甘棠等24名教授发起募捐援沪。

　  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中大学生又一次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2月29日，中大与广州各校学生绝食一天，将省下的膳食费，捐赠十九路军抗日将士。中大附小学生，还省下200元零用钱，列队送十九路军后方办事处。中大还将前捐支援马占元抗日未汇余款3.6万余元，如数转送十九路军将士，于3月4日交广州的惠州会馆第十九路军驻粤办事处沈载和主任。中大学生还组织示威团向南京政府请愿抗日，经上海时部分学生还留下参加十九路军抗日。医学院赵立群被派往苏州方便医院服务，原医学院毕业生白龙雄获知后辞去上海华光医院职务，与赵立群同往苏州后方医院做救护工作。由于蒋介石不支持上海抗战，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一个月后，被迫撤离上海，中大在十九路军78师参加作战的楼桐茂、杨衍钧、李绍华等同学，被学校催回复学。

　  十九路军沪战后与中大结下战斗友谊之缘，多名将领因事来广州时，中大均邀请来校作抗日讲演。如：1932年3月16日邀请十九路军涂思宗师长在学校礼堂向受军训的全体学生介绍沪战经过；3月25日邀请十九路军78师副师长兼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演讲淞沪抗日情况；6月30日邀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向全体师生员工作抗日演讲，他详尽介绍了十九路军是在未奉蒋介石命令情况下，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日的，由于十九路军官兵作战勇敢，得到广大人民支援，在敌众我寡情况下多次击败敌人的进攻。这几次演讲，对中大师生员工坚持抗日救亡活动，起了积极的鼓舞作用。

　  然而，中大师生员工的抗日救亡之路并不平坦，其障碍来自中国的统治当局。当全国各地学生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之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朱家骅于1932年7月22日联名发出《中央通令严厉整顿教育》的通知，其打击矛头对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中大学校当局奉命于同年8月4日贴出布告，宣布开除马景曾、邱庆镛、郑锡祥（李凡夫）等11名学生的学籍。中大反日会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后不久，由于学校对学生实行军训而停止了活动。

　  抗日救亡乃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之需要，既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又顺应时代的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阻挡不了的。中大师生自“九一八”后播下的抗日火种，并未因统治当局的倒行逆施而被扑灭，而是此伏彼燃；中大师生在黑暗中继续举起抗日的火把，始终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斗争。

　  1932年秋季开学后，原法科副主任、法律学系何思敬教授193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回到广州，转到中大文学院社会学系任教，并接替已离校的周谷城的系主任职务。他“利用社会系的课程比法律系广泛，以便能够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大的抗日救亡活动，起着穿针引线、出谋献策和宣传鼓动的作用。

　  1932年冬，农学院学生饶彰风（饶高平，化名严蒲特）等人，创办秘密文艺刊物《天王星》，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走向斗争、走向光明。除在广州现代书店发行外，还寄往北京、上海的有关单位，在社会上反响甚大，引起当局的注意。广东省公安局将其列为共产党嫌疑案，派特务追查。该刊第3期刚出版，就被当局查禁。1933年2月27日秘密通缉《天王星》收稿人严蒲特，特务日夜守在中大收发室。3月4日黄昏，一位姓戴的同学散步到校门口，见地上一封严蒲特的信件，想捡回信架上，即被扣押了11天。农学院萧宜越因借《天王星》给戴阅读，也被扣押9天。严蒲特等人只好离校隐蔽，使当局查不出结果。

　  高中部抗日剧社第二次公演时，由于大学各学院也参加演出，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剧社，其骨干李克筠还亲自创作剧目。剧社公演后，取得良好的效果。剧社骨干通过上海左翼文艺刊物《文艺新闻》的关系，同“左翼戏剧家联盟”取得联系，成立了秘密的“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李克筠等还组织“新兴读书会”，秘密传阅马列著作、鲁迅作品以至中共机关刊物《红旗》、《新中华》等；后又成立秘密团体“苏维埃之友会”，在公开场合秘密张贴或散发有关中共政治主张的传单，深入机场工人、人力车夫和其他工人中开展活动。由于受以鲁迅为主将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中大学生江穆等办了一个秘密刊物《火花》，抨击南京政府扼杀十九路军抗战后，进一步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实行剿共的内战政策，杜埃还发表反对广东统治者以军训为名束缚学生手脚的文章，引起当局注意。这个刊物正在排印第3期时，当局即下令查禁。因刊物没注明印刷店名和编辑地址，作者均化名发表文章，当局一无所获。

　  在日本留学反对日本侵华而被驱逐的温盛刚（中共党员）、谭秀峰（何干之，原中大学生）、谭国标（原中大附中学生）等人，回到广州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创办《世界情势》、《一般文化》等进步刊物，与中大等校进步学生联系，组织读书会，进行抗日宣传。时任中大代课教师的温盛刚（前为本校附中学生）等，通过何思敬和温健公（中共党员，原中大附中学生）与上海的中国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社联”、“剧联”等取得联系，于1933年4月间组成“中国文化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及属下“左联”、“社联”、“剧联”等组织，并各自有读书会作为外围组织。同时创办了《启蒙》、《新路线》等刊物。中大学生还成立多个社团，开展各种活动。

　  这期间，为了统制全校抗日活动的中大校长邹鲁，亲自拟出《国立中山大学抗日会章程提案》，刊于1933年3月21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上，将已停止活动的反日会改名为抗日会。在其按语中说：“此会原名反日会，未妥，因反者叛也，对日无所谓叛，故改为抗日会。”并经选举36名代表于1933年4月3日宣布中大抗日会正式成立。每届代表任期半年。

　  广州文总及属下各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创办刊物所产生的影响，很快引起广东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派出特务跟踪。1934年1月27日晚，中大抗日剧社以中大学生会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周年的名义在中大附小礼堂演出时，广州“社联”的一些中大、女师学生为当时中共党内“左”倾严重错误的影响，公开在场内散发传单高呼革命口号，被潜入场内的特务发现，暗中盯梢，获知一些女师学生的住址，1月28日凌晨开始大逮捕。由于叛徒冯某的出卖，先后被抓去60多人，其中“文总”30多人，大部分是中大学生。同年5月，“苏维埃之友会”被特务发现，李克筠被捕入狱，吴永年、萧宜越、黄志潜等被迫离开广州。

　  事件发生后，学校当局不肯设法营救，“还企图把责任转嫁给何思敬、邓初民等左派教授身上，认为学生们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搞起来的。”何思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联系一批有正义感的教授，联名要求学校当局与省当局交涉放人，迫使校长邹鲁召开全校教授会议。会上，邹鲁指责学生被捕事件与何思敬等平日教育有关。何思敬说：“大学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有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中大是国立大学，有这么多学生被捕，这是中国的耻辱，学校的耻辱，也是你邹校长的耻辱。学校，你邹校长应责无旁贷地迅速地把这些无辜的学生营救出来。”

　  经过“文总”成员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斗争，在中大教师的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学生，但“文总”负责人、中大代课教师温盛刚和中大校友谭国标，“社联”负责人或骨干成员、中大学生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六人，则于1934年8月1日在广州红花岗惨遭广东国民党当局杀害，这是历史上的红花岗六烈士。

 平地惊雷“一二·九”

　  红花岗六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更激励着爱国学生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在寻找到中国共产党后更有组织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抗争。

　  1934年秋，在何思敬、邓初民、洪深等进步教授影响下，广东当局解散“文总”时没被打散的外围秘密读书会又活跃起来，在洪深教授指导下排演抗日剧作。读书会还出刊物，推广世界语、新文字，唱救亡歌曲，支持文学院教育系曾振声（曾生）等同学在文明路平山堂办民众夜校，同时参加组织秘密革命团体的活动。

　  中共中央原上海中央局发行科党员王均予于1935年7月来广州后，在进步学生中成立秘密的“中国青年同盟”（后改称“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在中大发展了钱兴、曾振声、粟稔、金昌华等人。在何思敬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系学生张直心联系原“左联”的杜埃、吴超炯等同学成立了“突进社”，及后教育系黄焕秋等也加入。何思敬又介绍社会学系学生方少逸认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宣传部负责人梅龚彬（中共秘密党员），由梅介绍于1935年七八月间加入该盟，及后加入该盟的还有社会系学生张克明等七人。法学院的李群杰、虞焕章（杨康华）等与理、医学院的几个外省同学组织了马列主义行动团。这些团体不发生横向组织关系，但为了抗 日救亡而聚集在一起。

　  进入1935年，中大校园的抗日空气又逐渐浓郁起来。3月4日，承德沦陷后，南京政府还表示与日本亲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大95位教授联名发出通电反对中日亲善。为表示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大校长邹鲁于3月11日公布了《国立中山大学救国会章程》，将中大抗日会更名为中大救国会。6月间，蒋介石派何应钦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后，中大357名教职员于6月21日联合签名发出《本大学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坚决反对。6月23日，中大371名教授及教员联合签名发出《本校全体教师致中央要电》，请求南京政府不能对日妥协，申明只有抗战才是唯一出路；同一天，中大还发出《本校全体员生抗日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图存。

　  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传来后，得到全国各地舆论的积极响应，呼吁抗日救亡。何思敬教授即在他与邓初民、萧隽英于1935年1月创办的刊物《新宇宙》半月刊第9期、10期合刊上，发表了《悲壮的民族叙事诗》的序曲《抗战之号召》（也刊在1935年11月23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上），这首长诗就成了广州开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战斗檄文！

　  12月3日晚，法学院请刘有莘教授作《中国的出路问题》的讲演。12月4日，中大全体教职员致电正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强烈要求当局以抗日图存才是出路。何思敬、邓初民两教授还分别召开一些革命团体负责人的秘密会议，指导他们开展工作，并与力社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陈汝棠商讨，策划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开展了这些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故1935年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像平地一声惊雷，震动了南国大城广州，立即得到中大师生员工的热烈响应。12月10日，校园到处张贴剪报、壁报，介绍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呼吁同学们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天下午，农学院有的班率先行动，召开抗日会议，决定推动全校以至广州全市学生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参加中青、突进社最多的文学院，经过充分的准备、发动，于当晚在宿舍召开班代表大会，由于中大救国会已不适应发动群众抗日的需要，故着重讨论召开全校抗日大会问题。

　  经过发动和做有关准备工作之后，12月12日上午，全校3000多人参加的师生员工抗日大会在石牌新校址大礼堂召开，通过多项决议，包括当天下午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公推农学院张农教授为总领队。当天下午，游行队伍进入市区后，教忠、大中及女师部分学生也加入，约4000多人的队伍在市区示威抗日，高举“国立中山大学抗敌示威大游行”的横额，向民众散发《告同胞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救亡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天的游行标志着华南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开始，参加游行的邓初民教授后来著文称这一天“是中山大学最光荣的一天”。

　  从1935年12月12日至1936年1月13日，在各革命团体的互相配合和师生员工的努力下，中大及广州各校先后召开了六次抗日大会，举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参加者由中大扩大到广州全市大、中学校以及工人、市民等。1936年1月6日的抗日大会，成立了中山大学抗日会，抗日执委会委员中有校长邹鲁，进步教授邓初民、萧隽英、张农等，进步学生曾振声、陈柏昌等，曾振声为中大抗日会主席。中大抗日会成为领导中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权力机构。1月9日，在中大的推动和主持下，广州全市学生在广州长堤新镇地广场（今广东省总工会一带）举行的抗日救国大会规模最大，除近万名学生外，前来声援的工人、市民很多，全场共约3万人左右，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会选举中大抗日会主席曾振声为刚成立的广州市学生抗日会主席，从而产生了广州全市学生抗日领导机构。大会通过有关开展抗日运动决议后，继续在广州市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由于参加这天活动的中学生很多，他们对广东省教育厅多次下令禁止学生上街游行甚为不满，要求队伍领队曾振声等将队伍带到教育厅去。领队曾振声等原无去教育厅的计划，经交换意见还是带队前往。其时教育厅官员被吓得鸡飞狗走，学生见无人出来答复提问，便愤怒捣毁教育厅，连招牌也摘下来抬到中大附中展览。

　  冲击教育厅的行动，触怒了广东统治者陈济棠，他暗中策划镇压爱国运动。1936年1月13日，广州未出发下乡宣传的近千名学生，汇集到荔湾附近，由国民大学召开抗日大会后出发游行。队伍到达荔湾桥，即遭到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招牌的100多个暴徒的凶殴毒打，学生被打伤100多人，受伤学生被绑走10余人，造成又一次轰动华南的“荔湾惨案”。接着，中大学生多名遭到秘密逮捕，广东统治者随即宣布全市戒严，派军警搜捕下乡宣传抗日的学生，连夜搜查何思敬、邓初民两教授的住宅，认定广州的爱国运动是他俩“煽动”起来的。结果扑了空，他俩事先获得消息，被迫离开广州。白色恐怖统治再次笼罩广州，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中大冯道先、朱文畅两同学不久被秘密杀害，为抗日救国献出宝贵生命。

抗日救国深入人心

　  经受“一二·九”战斗洗礼的中大学生，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斗争经验更丰富了，斗争方式也更灵活了。他们利用合法斗争的手段，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从事秘密活动，以便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高潮。

　  反对迫害，保护为抗日救国被变相开除学籍的同学，营救被无理逮捕的同学，是中大同学的一项斗争任务。当校方宣布不准曾振声、钱兴、李苏民（朝鲜籍）等一批学生爱国运动骨干注册时，他们便以合法手段与校方斗争。他们分批联名上书校长邹鲁，要求援救被捕的三批同学和允许未注册的同学注册，果然奏效。邹鲁被迫允许曾振声等同学注册，并向广州公安局保释被捕学生出狱。但公安局仍扣押冯道先、朱文畅两人，及后加以杀害。

　  尽管广东统治者扼杀了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但运动后期中大成百个抗日宣传队深入粤桂各地城乡，把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散播到广大农村中去。中大抗日会和各抗日团体办的抗日宣传刊物，也寄发省内外各地，对宣传动员群众抗日，起了很大作用。荔湾惨案后，还利用学校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办的“乡村服务实验区”的合法场合，实行与工农相结合，把乡村教育作为抗日救国的阵地。部分学生深入广州各行业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部分学生则到学校附近农村宣传抗日，组织农民，开展农村斗争，使附近的长湴村后来成为抗日根据地。经过运动的扩大宣传，“抗日救国”的口号深入人心，广大民众对抗日与降日、对爱国与卖国的界线十分明确，对如何爱国的途径，也有相当的认识与理解。

　  中大各抗日团体在秘密发展成员、壮大抗日救国积极分子队伍的同时，逐步成立各种合法的半公开的读书会，成立社会科学协会等，把追求进步的学生团结起来。1936年4月30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中大邀请，来校向师生讲演《粉碎大陆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大众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救国。这对中大师生的联合抗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何思敬教授在与中大学生方少逸、吴超炯于1936年5月底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后，与陈汝棠、李章达等在香港成立“全国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并在广州设立秘密的“广州救亡协进会”。同年10月间，中大在由中青、突进社牵头，抗日救亡前哨社、行社等参加的秘密会议上，由各团体派出代表组成核心小组，成立了秘密的中大学生救亡协会，统一领导和协调中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大以中青、突进社的成员为骨干，逐步学会运用中共的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利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主办的广州民众歌咏团于1936年7月间成立起来，立即吸引了1000多名学生、教师、工人、店员及职员参加。既作为中共地下活动的阵地，又成为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场所，推动了以各种艺术形式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早年在中大任教的鲁迅先生不幸逝世，中大萧隽英教授主办的《群声报》10月20日发表了《鲁迅逝世》的消息。经过周密筹备，于11月8日下午1时，在鲁迅生前讲过学的地方——广州文明路中大附中礼堂举行广州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中大学生金昌华、黄焕秋、陈原，东北流亡学生赵君哲等，演说时悲愤填膺，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南京政府对鲁迅的迫害，决心要举起鲁迅拥护真理、坚持正义和自由的大旗，学习他的伟大民族精神，为团结抗日，为追求中国的光明前途而斗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方式的解决，说明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逼蒋抗日”的方针已为全国人民所拥护。根据形势的发展，已恢复建立起来的中共广州市委提出“走出秘密狭隘的进步群众小圈子，大力发展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方针，决定解散中青和突进社，把这些秘密组织中具备入党条件的成员陆续吸收入党；并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在广州创办由中大学生方少逸主持的《在抗战旗帜下》半月刊，宣传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中大由不同系统吸收入党的学生，也逐步统一起来成立一个党支部，成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核心力量。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日军占领平津后，8月13日又进攻上海。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西安事变时初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随着全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大校长邹鲁于1937年7月31日电促蒋介石对日宣战；广东当局于8月间发布了《广东省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案》。邹鲁的电报和广东当局的决议案，有利于中大师生员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配合、加强抗战教育和普及有关抗战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从1937年度开始，学校当局部署各学院，根据各学科的特点，改开或增 开与抗日需要有关的课程，科学研究项目也在可能条件下作相应的变更。学校当局对学校安全、防空袭等也不断采取措施，发出《大学布告》。

　  学校当局对抗日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进行抗战教育，几乎每周都举办特约讲座或报告会，内容包括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及文教、科学等方面的情况。如请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樊仲云讲《抗战期中的国际动向》，请曾在之江大学、山东大学任教的国际问题专家罗天乐教授讲《国际现状与中国抗战前途》，请抗日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讲《最近国际与国内之一般趋势，以及青年在此民族解放战争之伟大潮流中所应负之责任》，请文化界巨子茅盾（沈雁冰）讲《文艺统一战线》，请八路军参谋长、后方主任叶剑英讲《目前抗战的几个重要问题》，请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讲《游击战争》等。

　  与此同时，学校当局还奉广东当局的命令，于1937年8月间成立全校性的抗日组织，开始称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本校工作团，后于同年12月间改称国立中山大学抗敌后援工作团，并制订《救亡工作草案》，颁布《国立中山大学抗敌后援工作团工作大纲》。在学校工作团下面，各学院、研究院为单位组织抗敌后援工作团。各学院、研究院各选派了三人组成学校工作团总干事会。全校各抗敌后援工作团组织50多个下乡工作队，共200余人，分别深入郊县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协助各县、乡组织干部训练班和自卫队。

　  各抗敌后援工作团分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农学院在学校附近的长湴、元岗、岑村等地办民众夜校，以教农民识字学文化进行战时农村教育。法学院在近郊农村成立乡村服务团进行对农民抗战教育。文、理、工、农四学院18名团员组成随军服务团，到增城驻军115师政训处，替政训处到附近各乡“作防空宣传”和“抗敌除奸宣传”。理学院地质系丘琮（丘念台）教授，率领东区服务队到粤东焦岭县各地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法学院还响应八路军的号召，为被日军放毒菌而受难的晋陕军民捐款。农学院则捐款慰劳抗日受伤的战士，院长邓植仪、教授丁颖的捐款为全学院之冠。学校工作团总干事会还组织伤兵慰问团，到有关医院慰劳伤兵，赠与物品，替伤兵写家信，鼓励他们养伤后重回前线杀敌。

　  由于中大工作团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3月下旬，中大派出法学院梅杰生、文学院张鉴英两同学为代表，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中大被推选为该会常务委员单位。

　  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以校长邹鲁为名誉团长、邹鲁夫人梁定慧为团长的国立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宣告成立，其成员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该团成立后，得到香港、广州各界人士的支持，捐了大批物资（包括药品）和大笔款项，出版《抗日导报》宣传刊物。该团1938年3月从广州出发，先后到武汉、郑州、开封、考城、徐州、台儿庄、潼关、西安、洛阳、长沙、南昌等地，表达中大师生员工对抗战将士们的慰问。到武汉时，受到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等两广军政人员的盛情款待。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专程看望他们，并详尽介绍抗战形势等。服务团所到之处，均受到抗战将士们的热烈欢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均陆续来函表示感谢，给服务团的成员鼓舞甚大。

　  著名教育家、中大研究院教育研究所代主任尚仲衣教授，抗战开始后在该所刊物《教育研究》连续出版战时特刊，并亲自撰文，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以该所为阵地，在广州组织抗战教育实践社，吸引进步文化人士，如姜君辰、张铁生、梁威林、石辟澜等参加该社工作；通过该社举办自修班和特种训练班，培养社会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以自修班学员为基本队伍，组织抗战教育服务团，曾往宝安等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该社还大力开展抗战形势的普及宣传，在广州市区设立书报卡，介绍有关抗战的内容，指导阅报，便于缺少书报的民众阅读，深受民众的欢迎和好评。

　  抗战开始后，中大学生陆续成立了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尤以中共地下党员为骨干，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神，于1937年12月下旬筹备，1938年1月7日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简称中大抗先）的影响最大，作用最明显。

　  1937年12月24日晚，中大学生20多人在开会讨论青年统一战线问题时，“都感到中大同学有立即成立一个坚强的和军事化的组织之必要”，于是发起成立中大抗先。并以中大抗先名义，与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等八个团体，于1938年1月1日共同发起，成立在中共领导下的全省青年统一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1938年1月7日，中大抗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通过队章、队徽和队歌，选举余铭艳、钟远蕃、莫福枝、冯寄怀、辛升粹组成指挥部。中大抗先成立后，表示要“与日寇作无情的斗争，予日寇以致命的打击”。成立会上，请省市国民党党部代表和尚仲衣教授讲话，会后还到驻广东的第四路军司令部向余汉谋司令献旗。余表示“愿以最大贡献为救亡而努力！”

　  中大抗先一经成立，便以半军事性质的救亡团体出现，在参加省抗先的三天军事大露营活动后，便规定每星期三上午及星期日上午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军事常识和技能。中大抗先还注意自身的思想建设，通过队务会议或省抗先办的《先锋队报》，总结经验，克服存在问题。如克服某些“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后，队伍得到迅速壮大，队员从成立时的70多人增至200人左右。中大抗先还主动加入校内抗日团体，如多人成为学校抗敌后援工作团总干事会或各学院干事会的干事，成为团结同学的纽带，联系群众的桥梁，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中大抗先大力发动工农群众、市民以至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如到广州河南榨油工会30多间工厂2万多工人中活动，发动工人成立御侮救亡会。在草席业工人中办识字班，出版《民众呼声》刊物和《抗敌画报》等。中大抗先以附近长湴村为工作点，帮助农民成立抗先队伍，开展各种方式的救亡工作，使该村后来成为抗日根据地。中大抗先以学校抗敌后援工作团随军服务团名义，到驻增城115师政训处开展附近农村农民的抗日救亡工作。另派队到增城福和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大慰劳伤兵团百多位师生到新街慰问的领队，便是中大抗先指挥成员钟远蕃。

　  中大抗先所做的大量抗日救亡工作，因篇幅有限不再列述。由于中大抗先在华南青年中的良好影响，故中大抗先羊城彦、吴华作为广东抗先代表，出席1938年3月下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吴华以大会主席团成员身份向大会作《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护文化中的责任》的报告，广东抗先被选为这届学联的常务监察委员单位。

　  抗战初期，日机经常在我国各地狂轰滥炸，连大学校园也不放过，中大被炸殒命师生至少三人，简况如下：

　  1938年6月5日，日机轰炸中大附中校园。时因防止日机轰炸石牌新校而搬到附中上课的文学院中文系学生张兰光、社会系学生罗光篆，在日机轰炸时走避不及身亡。

　  1938年8月11日，中大法学院教授林诚厚，湖北大冶人，利用暑假到武汉探亲，当天上午赴华中大学访晤亲属时，与其伯父同时遭敌机轰炸亡故。

在迁徙中办学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大被迫迁校。先迁云南省澄江县，复迁回广东粤北坪石，三迁粤东各县及连县、仁化等地，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后七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中大师生员工，在艰辛环境中坚持办学，仍不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广州沦陷前夕的1938年暑假，中大尚仲衣教授毅然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经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秘书左恭推荐，被聘为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带领全组向广大军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组织训练工作。1939年初，尚仲衣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省委决定由他主编省委机关报《新华南》杂志。可惜，正当他可以发挥才华为党工作之时，却因外出车祸不幸逝世了。

　  广州沦陷之时，中大部分学生牺牲学业，带领或跟随广东抗先进行战略大转移，到珠江两岸，东江、西江、北江各流域，以及南海之滨的广大农村，发动农民成立抗日团体，其中共党员则同时在各地建立并发展中共各级组织，领导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广东抗先被迫解散后，他们又分散各地，寻找合法的职业以为掩护，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并进而成立了以中大学生罗范群、梁嘉先后任政委的著名珠江抗日纵队，或陆续加入中大学生曾生为司令员的著名的东江抗日纵队。珠江纵队、东江纵队加上其他抗日武装队伍，成为继八路军、新四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武装之一——华南纵队。

　  这期间，中大抗先跟随广东抗先转移后为抗日捐躯的有：抗先东江区队委员陈柏昌（中共党员），1940年10月在东莞县城绒镇被地方反动武装追捕牺牲。在此前后，东江区队长谭家驹（中共党员）在惠州牺牲。东江区队副队长兼区队办公室主任林耀族，奉派到海南岛工作，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暗害。黄泽成（中共党员）、刘邦彦（中共党员）、李克筠则为抗日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均离开人世。

　  中大西迁云南澄江后，始终不忘救国救民，在校内及所在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小提琴家马思聪教授，1937年度应聘来校时，在文学院任音乐教授；到澄江后，因中大师范学院已经成立，转聘为师院的音乐教授。抗战开始后，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到澄江后，他在继续创作抗战歌曲的同时，常举行小提琴独奏会，他那动听的琴声为师生员工提供了难得的精神享受。他的名声 很快传遍了昆明市，于是，他以社会为课堂，应云南省音乐会之邀，于1939年11月17、18日两个晚上，前往昆明向广大观众演奏小提琴，进行抗日宣传。这次演出，《云南日报》作了多次报道。11月15日报道《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来滇演奏，应音乐会之邀请，为前方将士募衣》；17日报道《音乐研究会本晚演奏世界名曲，马思聪提琴独奏》；18日报道《募捐慰劳受伤将士，提琴独奏会昨开幕，马思聪名不虚传，中外听众掌声不绝》；19日报道《提琴圣手马思聪独奏会圆满闭幕，马氏今晨返澄江，约定年底又再来》。这些报道，足以说明马思聪在澄江办学时对云南音乐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在云南澄江办学期间，中大师生还纷纷组织课余社团，以文艺活动方式，宣传与发动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主要的如民风剧团、粤声音乐社、青年生活社等。民风剧社为“方便当地民众及中大员生正当集会及演剧之用”，于1939年12月23～25日的三天晚上售票公演，将所得款项，用于修建剧院。剧社演出了以锄奸爱国为内容的《葡萄美酒》、以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800壮士为题材的《最后一滴血》等话剧，深受当地民众和中大师生的好评。粤声音乐社演出的《文天祥》，富有民族意识，博得好评；《寒衣记》则为抗战期间之“兴奋剂”。各学院及这些社团常组织同学从事抗战、兵役、节约、储蓄、劳军义卖、卫生防疫等宣传活动。

　  1939年成立的青年生活社，是中共中大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社团。该社成立时有60余人，遍及全校各学院，后有较大发展，有些学院多达二三十人。该社呈报学校备案，校方派法学院社会学系（到澄江后由文学院划归法学院）萧隽英教授为指导。该社开展以抗战为中心的各种活动，经常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学术、政治与时事问题，通过讨论，提高成员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认识，增强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组织了歌咏队，聘请马思聪教授为指导，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又将爱好戏剧的同学组成戏剧组，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等。还举行球赛、联欢会、短途旅行，以活跃师生的生活。出版《青年生活》和《民众壁报》，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发起征集寒衣，通过音乐戏剧演出筹集款项，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抗战将士。

　  1940年8月，中大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迁至广东北部山区坪石办学后，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到坪石后各学院分散各地，各学院便结合各自的教学、学术活动及其他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其活动往往寓于文艺活动之中，或与音乐活动结合起来。比如：

　  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会，于1941年4月16日晚举行了一次文艺晚会形式的学术活动，情形热闹，游艺节目丰富。而黄友棣讲师之小提琴独奏，尤为精彩。以出版《现代史学》，在学术界中声誉甚著的史学研究会，于1941年5月24日庆祝该会成立10周年时，请农学院教授、业余小提琴手蒲蛰龙到会演奏多首歌曲，观众数百人无不谛听，咸称蒲先生之艺术精妙。洪深教授再次受聘来校后，任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被聘为指导全校学生戏剧教育训练的名誉戏剧导师，在他指导下，中大剧团于1941年5月30日起，一连三天在学校礼堂公演《血十字》、《醉梦园》、《军用列车》、《求婚》、《优游岁月》等剧目，深受观众好评。

　  师范学院自1942年度聘来不分系教授许幸之，并再次聘来马思聪教授后，以戏剧、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活动尤为活跃，校内校外常可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1942年11月9日，为纪念校庆在师院举行的音乐演奏会，有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王慕理的钢琴演奏，黄友棣指挥的中师合唱团合唱等。11月25日，师院举行戏剧座谈会，请张雅琨教授讲《戏剧与人生》，许幸之教授讲《戏剧之本质及其教育价值》。会上通过成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剧团（即中师剧团）。从1943年元旦到1944年5月，在马思聪、许幸之等教授指导下，中师剧团、中师合唱团和马思聪教授等，分别在中大礼堂、师院礼堂、坪石时代剧院，举行公演剧目、音乐演奏会、马思聪音乐会等，演出大量有关的抗日救亡节目，如《一片爱国心》、《半斤八两》、《心防》、《寄生草》等，还有马思聪创作的提琴独奏曲。观看演出的观众“倍加拥挤”，“争先入座，门限为穿”，都感“节目异常精彩”。

　  法学院经济系著名教授王亚南、梅龚彬两教授，常利用课堂教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王亚南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内容丰富、言论精警，极得经济界人士的欢迎。梅龚彬还经常为学生举办讲座或召开座谈，解答学生最关心的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方面的问题。1941年6月22日，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政治学会即于6月26日晚在法学院礼堂举行“苏德战争问题座谈会”，李达、吕复等多名教授及同学数百人参加。讨论情形极为热烈，正确独特之见解甚多。

　  农学院学生，向来热心为所在地民众服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在粟源堡、院属社教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举办民众夜校，编辑出版《声壁报》，设置民众阅览室等。

　  这其间，各学院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进步学生组织许多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举行座谈会，交流思想。以文艺形式活动的各种社团不断出现，如“奔园”、“坝上”、“山火”、“热风”等。歌咏团演唱《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许幸之教授指导的学校话剧团、中师剧团演出不少进步话剧，宣传抗日。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向粤北进攻，坪石告急。在中大面临第三次大搬迁前夕，中共地下组织抽调了200多名中大学生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他们立即分批奔赴抗日前线。这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学生，到抗日部队后，对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5年1月中旬，进犯粤北的日军包围坪石之时，学校当局仓促通告紧急疏迁。于是，中大在抗战期间三易校址，往东走仁化、梅县等地，往西走连县，学校和各学院分散在三个地方。在迁离坪石时，工学院卫梓松教授来不及突围，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难。附中教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搬往仁化途中，遭日寇杀害。

　  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包括此前在中大读书的学生在内，一批学生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1925年，国立广东大学预科学生谢晋元，考进黄埔军校后成为军人。后在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战斗中524团团长牺牲，谢晋元接任524团团长，率领800壮士浴血苦战四行仓库，事迹传遍国内外。

　  1927年毕业于中大预科的李友芳（又名李伟烈，中共党员），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考取第11军军长陈铭枢办的军营教导队后，开始了军人生涯；1940年任第五战区挺进纵队上校参谋长时，与新四军张云逸支队有来往，被当时的二十一集团总司令李品仙杀害。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中大教育系朝鲜籍学生金昌华（中共党员），抗战后赴延安改名为程光华，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秘书，于1942年夏在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与左权一起壮烈牺牲。原中大高中部学生林基路，后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国民党第二监狱中。

　  在广东各抗日战场献身的一批中大学生有：吴群卓（中共党员）、张纯纲（中共党员）、冯庆翊（中共党员）、李树中（中共党员）、陈铭炎（中共党员）、刘屋丹（中共党员）、谭中枝（中共党员）、杨星光（女）、黎灏腾、林康华等。另有师院学生钱玉芝在战斗中失踪。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6 09: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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