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失陷后,伍率领的这支民众武装,奉令改编为第四战区第一游击纵队。伍任纵队司令。第一游击队活动的范围,亦称第二游击区(民国29年1940年5月以后,因战事需要,国民党最高军事统率部将两广划分为两个战区,即第四、第七战区。伍的第一游击纵队改编为挺进第四纵队,隶属于第七战区)。临危受命的伍观淇,时年已五十有二。广州失陷当日,这位游击纵队司令,立即从广州奔回禺北,召集起那些平日种田、做工的子弟们,扛起枪杆,与侵略者展开了为期七年的艰苦的游击战。
民国27年(1938年)10月23日,即广州沦陷第三天,气焰嚣张的日军占领了广州城外的石井墟,企图渡过流溪河向北进犯。日军未料到,就在流溪河畔,遭到了伍观淇游击队顽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11天,此为广东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江高阻击战。
在此阻击战之前,伍观淇召集了各大队指挥人员开会,然后率队伍沿流溪河,在蚌湖、江高、高塘、竹料至南岗布防,封锁了南北交通要道的江村大铁桥和流溪河面。战斗打响之后,游击队一连11日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用机枪掩护的轮番进攻。最后,日军调动了飞机、大炮,兵分几路从流溪河上游包抄过来,战斗十分激烈,游击队因腹背受敌,又无援兵而被迫转移。
江高之战,伍一直身临江村炮楼和高塘十八社前线指挥。有几次情况紧急,队员劝其撤离,他终不肯走。当江村、高塘有不少房屋中弹着火时,他仍在前线指挥,一面令队员继续阻击河面,一面部署后撤,直到日军强渡得逞冲入村中放火烧屋时,他才撤离。
江高之战,击沉日军橡皮艇30多艘,击坏飞机1架,消灭日军200余人。游击队有61名队员为国捐躯,38名队员负伤。
此战,使国民党在韶关的军政首脑大为震动。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指责余汉谋轻易放弃广州,是粤军的奇耻大辱。总参谋长陈诚说:“广东有个伍观淇竟在广州城北阻击敌军10多日,试问正规军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
继江高之战后,伍观淇指挥他的部队还打了如下一些较大的战斗:
赤、白泥之战——在花县赤泥抗击日军104师一个旅团的进犯,歼敌60余人。
良田之战——在竹料良田村消灭伪军一个大队,生擒敌顾问、日军中尉深丁为雄,击毙深丁妻子及另一名日军顾问,缴获一批战利品。
鱼窝头之战——配合番禺县武装大队,保卫灵山鱼窝头,敌方出动海、陆、空三军,双方激战七昼夜,击毙伪军队长梁财仔和敌伪官兵数10人,焚毁敌人营房、厂棚10多座。
清远之战——配合八师张君嵩部收复清远县城。四挺部队首先冲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两日之后,敌军撤去。
除游击战之外,四挺还派出别动队深入敌后,扰敌运输线,破坏电话线和惩治汉奸。
游击队迂回进退作战,大抵由伍观淇亲自指挥。江高之战时,他对低飞在头顶的敌机,举枪沉着地射击。日军扫荡三水,伍设在一座灰窑的司令部遭敌炮击,有30多发炮弹在灰窑四周爆炸,伍却从容应付,一面对身边的人说不要惊,敌人发射的是盲弹,一面指挥部队转移。最富戏剧性的是,某次,伍率领的一支小队伍与大股日军遭遇,双方各占一山头,日军因不知我方虚实,一时未敢轻举妄动。伍深知如果硬打,我方肯定吃亏,遂令队伍隐蔽,坚持到日落以后再撤退。到了午间,伍仍坚持午睡片刻的习惯,照常去睡。日军官从望远镜中看到我方山头一片寂静,只有一人依着一块大石头瞌睡,于是,判定游击队早设下埋伏。日军官便仓皇带部队逃遁。七年间,伍观淇率他的游击队,转战广东各地,与日、伪军开展大小游击战三四百次,除歼敌外,还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及军马,生俘敌官兵30余人。有一名日俘供称,他们最怕中国军队的独九旅和伍观淇的游击队。
伍观淇是这样饶有风趣地诠释“游击队”的:他说,怎样叫“游”?好像鱼虾浮游在水面或水里,活动不定的意思。怎样叫“击”?俗谓以卵击石,两者相碰,软弱的那部分就会破损的。怎样叫“队”?一个人是不能成功的,三人成众,那么至少三个,三十个,乃至三百个凑合起来,才能配说这个“队”字。他还说由自卫团变成的游击队,拿着那几杆生锈的旧枪支,凭“冇有怕”的大无畏精神来扛着抗日的招牌。当年,有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伍观淇:游击老将伍观淇,于兹国步维艰、民族劫运之际,捍国卫乡,责无旁贷,毅然振臂一呼,乡人闻风兴起,热烈拥戴,今年虽耆老,然精神矍铄,犹若壮年,记者获瞻丰采,畅聆伟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抗战结束,伍的游击队奉令遣散,大部分队员仍回到家园从事农业劳动,另有一部分编入地方治安团队。伍观淇本人对当局委派的要职坚辞不受,然热心乡梓的初衷不改,仅接受番禺县临时议会参议长及番禺县建设委员会主任之职。
民国37年(1948),人民解放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仅仅三个月,就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敲响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丧钟。就在这一年,伍观淇收到番禺县长黄兰友一封信,信中劝说伍出走台湾。但伍执意不走,仍留住广州番禺学宫。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翌年冬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伍观淇进北京。年末,伍由广州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陪同到达北京,到北京后,因工作一时未安排妥善,暂寓李济深家中。
闲居中,伍应梁漱溟、黄良庸诸友请求,讲解《大学》、《论语》、《孟子》各书。后梁漱溟编纂出版的《大学礼记篇·伍严两家学说》中关于伍氏的部分,均是这时候由几位友人笔录整理而成。被当今国内外尊为儒学权威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而伍先生在儒学的贡献则有足以补采儒、明儒之所未及者。
1952年冬,伍观淇因胃病恶化,引起全身功能衰竭病逝,终年67岁,葬于北京东郊。
(白云区政协供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7 09: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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