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广东大学
2018-03-27 14:31:21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陈嘉蔼

我到广东大学的原由 　　沦陷时期的伪广东大学我是参加创办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广州任私立国民大学文学院长，敌机频来空袭，民大迁移到校长吴在民的家乡开平县，我没有跟去，因此脱离民大而避住澳门，从1938年至1940年历时将及3年。我在澳门的生活，可说是有生以来最困苦的一段时间了，曾做过粮食店员、什货店员、小旅馆的管房、运输行的跑街、代人抄写书信文件等等，生活不能维持，捱至山穷水尽。1940年，广东伪省政府成立，秋9月从林汝珩的亲戚沈建侯处得接广州寄来一封信，是当时伪广东省教育厅长林汝珩寄给我的，信内大意是：他和我虽素未谋面，但知道我是老教授，任过国民大学文学院长十多年，现在他们拟办广东大学，请我回粤帮他的忙，附寄教授兼文学院长月薪300元的聘书一纸。细读之下，忧喜交集，忧的是广州沦陷多年，情形不知怎样，不测之渊，未免生怕；喜的是当此生活困窘之际，突然得此相当优裕的职位，辗转思维，忧不敌喜，当即打算回穗。与此同时，我又接到南京陈公博的来函，邀我去南京充当伪立法院立法委员，我因先得林汝珩的来信，自忖教书比搞政治好些，于是决定回穗。 汪伪创办广东大学的起因 　　当时广东的教育为林汝珩把持。林系广东岭南大学毕业生，汪精卫在南京任行政院长时期（1928年前后），当过汪的秘书。广东汪伪组织成立后，广东省政府属下4个厅长以林年纪最轻，因他充任伪教育厅长与日本陆军驻广东的特务长矢崎发生关系，矢畸目之为“少年政治家”而器重之。林侈言：“广东‘政’‘教’必须合一。”林对我说：“我以广东大学校长兼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你以文学院长兼任广州市教育局长（即社会局长），才能将学校行政和教育行政打成一片。”这是我兼任广州市伪社会局长的起因，亦即是创办广东大学的原因之一。其时汪伪中央组织系照国民党时的机构一模一样来组织伪政府的，故此中央机构以至地方机构国民党政府所有的伪组织无不应有尽有，国民党政府有大学则伪组织就要有大学。例如国民党有南京中央大学，伪组织也有中央警官学校；广东方面原要在广州复办中山大学，伪省政府代主席陈耀祖与林汝珩一再商量，林认为如复办中山大学，一定是国立的，自然会由教育部直接掌握，省方就不能操纵，不如复办广东大学，确定为广东省立的，好归自己掌管。陈耀祖想了想，点头应允。但复办中山大学是汪精卫的示意，林的意见又不能向汪提出，因而颇费思量。后林自告奋勇，先向陈璧君解释，林是陈的谊子之一，陈对汪转圜，果然汪不坚持原意。经过1940年7月26日伪省政府第十八次省务会议通过，广东大学于焉决定开锣。至林汝珩聘我创立广东大学时对我说的政教合一这一番话，我最初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广东大学成立后，他充任校长兼伪广东省教育厅长，我充任广东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长，他就要我兼任广州伪社会局长（当时教育局与社会局两局合并为社会局）；后期汪精卫之女汪文珣在广东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将毕业时，又准备将教育系的毕业生通通派充广州市各小学校长，这样我才晓得所谓“政教合一”，原来是将教育和行政打成一片以便用来巩固伪组织的统治的。

广东大学的轮廓

　　广东大学的名称，在未开办之先，早已确定，亦早已使用广州光孝寺为校舍。光孝寺本为广州市伪维持会吕春荣的伪复兴军司令部，在沦陷时期无人料理，弄至垃圾成堆，草深数尺。林补5000元军票交吕春荣搬迁后即先开办附属中学。当时附中主任为黄承镳、教务主任吴谨心，故当时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未有西瓜，先有亚哨，未有大学，先有前哨”（“亚哨”意即“哨牙”，哨牙的人方便吃西瓜）之讥。筹备伊始，即清理垃圾，割草除蔓，并收购附近民房扩充，首先建筑文学院教室一座，然后建筑礼堂。我当时充当教务长所以教务方面聘任人员，完全由我作主，当时充我助手者为伦学圃、莫毅两人。伦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多年，莫则为沦陷时期警官学校的秘书。校里称他两人为我的“哼哈二将”。广东大学以中山大学之规模和规程为它的蓝本，拟办文、法、理工、农四个学院。事务方面，由林派刘兆成主理；财政方面，由林之内侄吴某主理。此外林派区文峰为大学秘书。林当时奔走于南京、广东之间，除有重要事情始电他请示外，其余一切均由我主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接收了岭南大学校址，广东大学乃有迁校之议，1942年秋乃由光孝寺迁至河南康乐村岭南大学旧址。未迁之前以文学院为中心；既迁之后，则以农学院为中心，因新校址原有良田数顷，设备完善，能运用自来水灌溉稻田，同时林汝珩当时又为政海红员，因此岭南大学原种之木瓜又极出色，夙有“岭南木瓜”之称。种植收获，通通没人林之私囊。林利用杜之杕之子侄杜树桐、杜树材作手脚，杜树桐一跃而为农学院长，杜树材则获充实验农场长，两人不啻为林之管家。数年之间，林致富百万，人皆称迁校后为林的黄金时代。 　　

　　广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是徐信符。徐虽在香港挂名，但馆内用人，则由徐选荐。徐将其南州书楼所藏之书籍借与广东大学陈列，其中有古籍之最精采者为宋版蚕茧本的《陈后山集》。其次是日本人掠夺了“颙园”（原址在越秀山麓）主人陈融（字协之）的线装书凡数十箱，后来将之赠送与广东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有各方面捐赠得来和陆续购置之书籍（约值3000元左右）以实其中，于是规模粗备，但对于地方志书则付缺如。盖因当时日人侵略我国，所到之处，尽量搜括地方志书，如府志县志，凡与地理经济有关之志书，都搜括殆尽所致。

广东大学各院系人选

　　各院系讲师教授，均由我设法引聘。当时在广州聘请者，文学院教授有陈洵（字述叔）、任元熙（字子贞）、熊润桐、区声白、陈致平；法学院教授有杜之杕，讲师有罗赓嵩、蔡恩灏、徐擎宇、莫毅，职员有何炳琳；理工学院教授有卢德、高志；农学院讲师有杜树桐诸人。半个月以后，林叫我赴港招聘，同行者为卢德、区声白、区文峰、何炳琳。在港引聘到的教授到文学院的有关文渊、石光瑛、余心一、袁振英、徐信符；法学院的有陈子铭、李子畴；理工学院的有袁武烈、李叔明等。徐信符当时表示愿意就聘为图书馆长，但要易名为徐成，和只能在港遥领，并愿借出其南州书楼藏书以供广东大学开幕陈列之用（因当时广东大学尚未有专款购买书籍），我们商量后如其所愿。开学以后，数年间又陆续先后引聘到一批教授讲师到广东大学。

　　广东大学院系确立后，开学前后，人事任用渐次确定。文学院分三系：1.中国文学系，我兼主任；2.教育学系，区声白教授兼主任；3.历史学系，伦哲如教授兼主任，伦逝世后，该系合并于中文系。法学院由冯霈教授兼任院长，内分三系：1.法律系，冯霈兼主任；2.政治系；3.经济系。后两系合并而为政治经济系。理工学院是袁武烈兼院长，内分化学、物理、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四个学系。高志任化学系主任，卢德兼土木工程系主任。农学院由张卓坤任院长，张为林汝珩之老师，院内设农林系、园艺系和畜医系。崔孟如为兽医任兽医学教授。于是各院规模渐次确立，院系人选亦已确定。

　　上述的人员，年纪较大，素以教书为职业者居多数。年轻者则多别有用心，借教授讲师资格以作进身之阶。例如：张卓坤后期做了伪广州市长，潘冠英任伪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杨廉父任广东大学教务长，陈良士任广东大学校长，杜树材任农学院长，杜树桐任广东大学农学院农场场长，李振任广州体育导师主任，徐擎宇任东亚联盟会广东大学支部会书记长，彭志德任伪宝安县长，曾广铨任伪三水县长，朱庸斋任省级机关秘书，罗赓嵩任伪广州地方法院院长，陈良烈任伪广东教育厅长，都达到他们钻营的目的。在后期（1943年间）亦有间道前往曲江者，如詹菊隐、桂明敬、谢振寰等。香港沦陷时，有专研究植物学的陈焕镛从香港来广州，将其植物标本70余大箱送来广东大学，汪精卫知其事，特奖之，并在广东大学开设植物研究所任他为所长，以供其研究，而薪俸特优。陈只埋头研究植物不担任讲学，当时文学院中设有生物学一科，请其兼任讲述，彼亦推却。

广东大学的教学

　　广东大学设导师制，文学院导师有徐擎宇、伦学圃、熊润桐、石光瑛；法学院导师有区文峰、陈典衡、杨廉父、伍云生、李寿祺、李振等。导师会议细则规定，主要应办事项有：检查学生思想、行动、读书（包括课外参考及一切刊物）事项；检查学生生活状况；规定每周由“名流”（日方的所谓政治家、文学家，及汪伪的高级官员等）讲学一次。

　　广东大学遵行日敌奴化中国的政策，除设立导师制外，复建立训育制度，订定了一些奴化条文。例如：训育大纲以灌输“反共和平”、“善邻观念”的“建国真义”，使学生“奋力救国”为主旨；训育目标是协建东亚和平；训育实施主要为纠正学生思想行动，调查学生生活状况。其实施细则有32个“不得”，如不得秘密作政治活动，不得攻击同学教师等。训育办事处的职务在于查察学生思想行动，个别训练特殊学生和审查学生出版的各种刊物。

　　此外校内实施军训，组织中国青少年团，又设特约讲师，由日本人担任，讲述所谓日本文化和介绍世界（轴心国家的）文化。校长林汝珩有一个日本籍的同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学），在广州日本领事馆供职，由日本海军部荐其来广东大学讲学，担任教授东方文化一科，聘书已发出，讲义也印就，但为陆军部特务机关长矢崎所反对，矢崎表示海军部不通过陆军部联络官崛部春晃来荐用日人，有违军令，因而未果。以后矢崎另荐用两日人来担任讲学，一个担任讲授明治维新史，一个担任讲授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每周每人仅上课两小时。讲学时强迫全校各系各班学生听课。这件事情发生后，林汝珩曾告诉我，要我们暂时切不可到南关一带和到南园酒家赴宴，因为那里一带为海军势力范围，万一发觉我们为广东大学的主持人，很可能加辱我们以泄其愤。此外联络官崛部春晃每周到校演讲“王道精神的研究”一小时，以推行奴化教育，这亦是全校学生集合听课的。他们讲学的唯一目的，企图麻痹我国青年的民族意识，使我国的知识界从抗日思想转化为崇日思想，消弥我们民族抗日的观念，以达其侵略之阴谋。惟当时学子，均饱受日本武力侵略，颠沛流离，父母妻子死亡离散的痛苦，身处国破家亡的悲惨境地，事实胜于雄辩，故虽引证繁琐，肆为诡辩，而听者藐藐。崛部春晃当时充任联络官，广东大学的人事教务都要通过他，所以当时不但开教务会议的纪录要送交他审核，聘请教授讲师亦要征求他的同意。本来他对广东大学的重要任务是掌握和监视，不过因为他用怀柔政策拉拢，所以对广东大学的事情表面上不大干涉。

　　广东大学的讲义，教授们编好后要送日本特务机关审查，才能付印。有一次，教授陈述叔回到家里懊恼地说：“我教的唐宋词学，照原词编上去，有什么可审查？”中国古代的诗词也要审查，其他更可想而知。送去审查的讲义，往往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审毕发回。

　　在汪伪政权未成立前，北京的伪维新政府已将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戚继光平定闽浙倭寇部分中的“倭”字完全抹去。又将文义肆意曲解，说“明史中所指的倭寇是中国海盗，其中包括中国人及日本人，中国人占多数，日本人占少数，从当时被捕获受审讯的人中来看，都是日本人比中国人少”。广东大学方面，也有一个讲师（似是李家英）于谈到中国历史教学时，重申此义，说什么倭字不尽是单指日本人。广东大学说是为使学生有实习机会，故设有实习小学。实习小学的组织，有校务委员会，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由汪精卫的女儿汪文珣充任。设总务主任一人，由张汉材担任。教务主任一人，由汪德馨担任。训育主任一人，由潘斯舒担任，均是广东大学的女生。

　　实习小学的教育主旨，很显著的规定如下：“和平反共建国，为新中国铁案不移之教育方针，对于儿童，更应有长期间的陶冶；使其思想行动，上了轨道，自然收得深切效果。故实习小学教育方针以此为圭臬，坚定不移。”（只凭记忆，与原文或有出入）。

　　课程方面：三年级加教日语，培养儿童道德、智力、思想、生活等等，更特别提出：“和平建国”“中日提携”的标示。规定有和平周、反省周。所谓和平周，是把一周时间内所做宣传“和平”、“反共”、“建国”、“中日提携”、“共维东亚和平新秩序”等“伟论”综合起来。所谓反省周，是要员生一起，检查一周间有无违反学校所规定的教育方针，训育主旨等等。更要由一些人作出检查示范，以为全校表率。汪文珣常对人说，她母亲（指陈璧君）每每说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特别着重小学教育，故日本能够强盛。她（文珣）之所以读教育系，是为了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当时有些同学，确被她的花言巧语迷惑了的。 　　

广东大学的生源

　　广东大学招生十分困难，原因是广州人对世事消极，读大学要几年才毕业，到时不知变成什么世界；有些人肯定日本迟早必败，毕业后将来的“沙纸”（文凭）没有用；普通老百姓生活困苦颠连，为生活奔波，没有考虑读大学，因此大学招生布告虽已贴出多日，而报名的少得可怜。虽然有些伪官员子弟或别有作用的青年（当时日军检查甚严，青年人每有被指为重庆分子致遭传讯扣押，故有些青年借读书的身份减少许多麻烦和危险。广东大学的学生中，这些人占了一部分）报名投考，但这些人为数究竟不多。林汝珩是伪教育厅长，又是一手恢复广东大学的主脑人，对这问题，确是煞费苦心。为打破这个僵局，故又定有什么津贴贫苦学生办法，放宽投考资格，以广招徕。有一天晚上，林汝珩的妻子吴坚带同汪精卫的女儿汪文珣到来找我，汪文珣说：“我要入广东大学读书，在南京已见过林校长，他答应我免试入学，证件补交。”于是解决了我招生不到的忧虑，决定招收学生可以免试入学，证件可以补交（其实入学以后便算了）。因此，即以免试、保送等等办法以大开方便之门，结果初期招得学生200余人。此后1941年秋以至1944年间，数年来各学院学生约共有500余人，至1945年则渐减为400余人。学生家庭成分，多数为当时的官僚子弟，占全数50%以上；其次为地主家庭和商人家庭，工农子弟完全没有。

　　后期学生虽须考核学历，并于招生时设立审查资格委员会来审核新生学历，但亦不过徒有其名。回忆1943年秋季招生时，伪财政厅长汪宗准忽于早上4时许打电话来我所，我与汪本不相熟，素无往来，接电后深感奇异。原来财政厅有女职员名何坤型者，艳冶浪漫，系前伪维持会财政局长何惺常之侄女，汪恋其美已纳之为第四妾，要入广东大学镀金，因没有证件，请予免试入学。我只得答应他交招生资格审核委员会办理，迨后何坤型遂得入学。同学们咸称之曰“四奶”（广州俗称妾为奶而冠以数字于其上），何不堪揶揄，遂中途辍学。当时官僚中之子弟均以证件遗失而先入学居多，如伪财政厅长之女、伪盐务处长谢康之女、伪军第三师师长许廷杰之女，均系这样入学的。

员工生活待遇

　　广东大学员工的工资，开办时对于资历较高或较知名的教授一般定为日本军票440元，较低的为400元；讲师定为每周每小时20元，较低的为16元。当时因军票价值颇高，故教职员生活至为优裕；中间一度改发中储券，初期虽无大影响，但因以后中储券逐渐低跌，生活越来越觉艰难，尤以后期为甚。1944年日军节节败退后，中储券一落千丈，因此由日军每月补助大米200斤与各教授以维持生活。其中享有特殊待遇者厥为日本人，每周虽仅讲课一二小时，而俸薪则有高至军票1000元者。此外另有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因得汪精卫器重，其待遇比教授和院长还要高。　　

后期的人事演变

　　我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长时是采取各院分权制度，1941年夏，我因调任广州社会局长，由杨廉父任教务长，大肆修改章则，对各学院行政采取干涉态度，企图树立统一制度；教育方面则采取导师制，因而风气为之一变。及后杨廉父调职，由董志学任教务长。董采取集权制，设立教务办公室，代行校长职权，削减各学院权力，因此所有各院权力均集中于教务长之一身。1944年春，董志学病逝后，当时林以亲近中无人足以为继者，故以陈良烈、凌锡镛办理教务事宜，而用人行政悉禀命于林。1945年初，盟机轰炸广州市，我避居于家乡石楼村，数辞均未获准，因而遥领广东大学文学院长。其时各院院长已多更迭，法学院长冯霈病故，由区文峰继任；理学院长由香港沦陷时来广州之陈良士继任，原任院长袁武烈则因别有任用而离开；农学院长张卓坤一度任广州市市长而由杜树材继任。至1945年秋，日军节节败退，林汝珩知大势已去，因而他往，陈良士继任广东大学校长，准我辞职。

　　日本投降，广东大学解体，办学5年，有4届毕业生，总数不过200人左右。可见其院系虽多，只是有名无实。

汪文珣在广东大学

　　官僚子弟在校中不可一世者为汪精卫之女汪文珣。汪自入校后，在文学院教育系肄业。当时教育系主任为区声白，教授为陈致平等，讲师有徐擎宇。区因不得汪文珣欢而去职；独徐擎宇颇得汪文珣之欢，擢升教授，后且膺东亚联盟会广东分会书记长，出入于汪公馆。汪文珣不可一世的气焰，林汝珩也要仰其鼻息，故有将来推行政教合一，大学校长则把持教育厅，大学文学院长则把持市社会局（即教育局变相），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将掌握全小学教育，以形成三位一体，政教合一之打算。汪文珣在学时，特设立幼儿园一所以供其推行实验教育。园内设备奢华，应有尽有，被褥、衣服、玩具、床椅、台凳等等均为特别美好之物，而膳食丰厚，更珍馐百味；间有特种需要，学校方面不能为之供给者，则以汪公馆名义为之罗致。当时陈璧君为显示其爱女之才能起见，对于京粤间来往“大员”和省长陈耀祖、厅长林汝珩以至于我也经常前往该园参观，善逢迎者辄啧啧赞羡，以博陈欢。有一年中秋节，陈璧君突想其女归家团聚，至校训话，话毕即以中秋佳节为名，着全校休假一天（按中秋节休假为校历所无者），挈其女登车而去。汪文珣入校以至毕业凡4年，事有凑巧，毕业试期临近，汪文珣遽患瘫痪症，不能行动，甚至不能起床，因此她考毕业试系由教授们亲诣其居所（她的居所系岭南大学中最华美的一座建筑物，名义上为汪陈之郊游别墅，故陈设华丽，仆从如云，实则汪、陈在此居住时间年中仅一次，甚至终年不住一次者，平时仅为汪文珣之妆阁耳），临床作问，有若医者之诊重病焉。同学们以其声势显赫，亦趋之若鹜，她亦准备于毕业后和同学们一起派委为广州市小学校长，故林汝珩所谓要广东大学文学院中教育系毕业生来掌握小学教育，使到政教合一，亦不外系秉承其意旨而已。　　

　　广东大学与东亚联盟会

　　广东大学与东亚联盟会的关系：1940年10月广东大学开学时，一天晚上林汝珩到我寓所访我，并约我外出晚餐，谓有事商酌，于是登车同赴新亚酒店，辟室后密语我曰：“日本人矢崎决定办东亚联盟会，会纲已拟定为‘政治独立，经济提携，军事同盟，文化沟通’，我和你都被指定为当然委员”云云。我当时思想上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如果提出反对，反过脸来，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只得唯唯诺诺说：“厅长（林当时伪教育厅长）以为怎样办就怎样办。”林又提出要我找陈达材（陈系我的同学）出来主持，我又只得答应。后来陈达材认为军事同盟一点是个重要问题，不肯答允。该会成立后，林兼了该会会长。当时我和郑浇熏、王英儒（伪广东民政厅长）等皆为委员，后来发展到凡属大学教授皆为当然委员。该会为推行奴化思想运动的组织，故后来组织旅行团，林自任团长，率领广东大学理工学院院长袁武烈，教授区声白、李振、伦学圃、杨廉父，附属中学主任黄君扬，主任徐擎宇，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邝家鼎，第二中学校长林国梁，执信中学校长朱薇，广州师范学校校长丘卓晖（丘逸）等前赴日本参观日本帝国大学和各中小学校，和日本的工农业建设，名为文化沟通，经济提携，实则借此以麻痹我国知识界的思想，以推行其奴化教育。当时该联盟会办月刊出版，大学教授一律要担任写作任务，惟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教授为文刊登。其时大学学生亦要一律加入联盟会为会员。独陈致平以伪教厅主任秘书名义刊登过一篇“东亚联盟的重要意义”于月刊，后来作为东亚联盟讲习所的讲义（当时系陈显模任所长）。东亚联盟会后来继续发展，不特广东大学设立东亚联盟会支部，全市各中学也设立支部，当时徐擎宇充广东大学东亚联盟会支部主持人。1941年秋，日本特务长矢崎到广东大学颁发各校支部的东亚同盟会旗，以作推行大东亚主义（1.主权独立，2.经济提携，3.军事同盟，4.文化沟通）的号召。东亚联盟会之设立始于广东，系由矢崎给军票1万元与林汝珩创办的，后来汪伪之中央组织设立了东亚联盟会于南京，广东的东亚联盟会遂易名为东亚联盟会广东分会，仍由林任该分会书记长。东亚联盟会推行大东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首先说到东方民族受西方民族的侵略以致积不相容，现在东方有三个国家崛起，一个是最强的日本，一个是最大的中国，一个是最新的满洲国，大东亚联盟的意义就是扩大东亚国家的联系来共同组织联盟的意义。大东亚联盟以上述三个国家为主，联合亚洲各国以对抗西方国家，因此大东亚主义下的各个国家在主权上是独立的，在经济上是提携的（按日本当时称自己为东亚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各国系要由它提携的），军事上是同盟的，文化上是要互相沟通的。林汝珩虽受日本特务长之重托来组织东亚联盟会，但因当时人心未死，学生对日寇的敌我观念仍强，而日寇并没有因为什么东亚联盟对广东大学学生稍加尊重，而是毫不例外地欺凌侮辱。学生乘车回校上课，每日途经基立村和小港桥的日军防地，必须下车向其行礼，听候将车内检查完毕，方准开行，稍忤其意，掌掴随之，凌辱备至。及至日寇将败，经学校求情，这种检查始得通融。所谓联盟，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7 14: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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