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儿童剧团
2018-03-28 08:42:54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宁燕

1941年初，南宁光复了，我随着家人又回抵南宁，劫后的南宁一片疮痍满目，境地凄凉。 　　就在这光复后不久的一天，街上突然出现一群儿童，看上去他们的年纪小的才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他们有些正拿着铁桶、石灰、扫帚洗刷着墙壁上日本鬼子留下的标语，重新写上抗日救国的新标语，有些正在街头上唱歌、跳舞。观看的人们越来越多，我也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去看热闹。当时，使我最感新奇的和最吸引我的是他们的服装整齐又统一，他们上身穿着统一的黄色衬衣，下身统一穿着蓝色工人裤，脚上全部穿着草鞋。女的头上还留着一样的BB装（即儿童装），讲着一口地道的广东话。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广州儿童剧团的，是在广州将要沦陷时，由团长谈星把这群孩子组织起来，成为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伍。在南宁的宣传活动中，他们也是以歌咏、舞蹈、话剧等形式来唤醒群众，动员群众起来一致抗日，保家卫国。 　　随着形势发展，广州儿童剧团的同志们认为单靠艺术表演宣传已不能满足群众需要，必须创办一间新型学校来清除敌人对孩子的奴化教育思想。为了做到家喻户晓，首先公开贴出广告，使广大群众及家长们知道“抗战建国实验小学”的成立，以招收失学儿童为主，不收学费和书籍费，欢迎各家长带自己子女入学。当这一广告贴出后，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南宁市各个居民家中。当时我家的经济早已陷入困境，所以，家人便很快带我去报名了。 　　这间学校没有靠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支持，只是依靠自己的微小力量来创办，所以显得非常简陋，既没有像正规学校那样有宽敞的校舍和活动场所，又没有完整的教室和书桌椅，而仅仅是一间借来的空房子作校舍，所谓的教室就是在空房子里面分隔开来的小房，同学们来学校上课时，自己必须自带一张小板凳，再用些砖头把两头砌起，用一块木板横架在砖头上面便是上课用的书桌。另外再用床板涂上黑漆后挂起便是讲台上的黑板。虽然各方面如此简陋，但来这间学校就读的儿童非常多。授课的老师全是广州儿童剧团的团员做小先生。小先生和小学生融合在一起有唱、有跳打成一片，非常热闹和快乐。但上课的铃声一响同学们便又马上转回教室各就各位了。教我这班的班主任是乔飞小先生，课本全是他们自己编写的。科目有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还有手工劳作和时事课。别看他们年纪小，上起课来却有一套教学本领。如乔飞小先生在教我们语文时，还结合讲许多抗日救国道理和故事，用活生生的例子，去启发我们怎样热爱自己的祖国，看清日本鬼子的侵略本性。音乐老师路琪还在全校中组织儿童歌咏队，经常去参加南宁市的歌咏比赛。教美术的丁文、杨红小先生也有一套教学本领及画得一手好图画和美术字。另外晚上和暑假期间还给我们组织了读书会，引导我们去阅读课外书籍和讲述国际国内形势。

　　正当抗战建国实验小学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竟以没有足够资金，没有合格的师资，没有合格课本为理由，强迫该校停办了。家长和同学们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惋惜和痛恨。

　　学校停办后，就离开南宁前往梧州，于是便在学校里挑选了四个同学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我便是其中之一。当团长谈星告诉我时，我很高兴，并很快将这件事告诉了家人，希望得到她们的同意。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家长不同意，认为年纪还小，出外不放心，当我表示要坚决去参加时，她们竟把我锁在房间里，不许我外出，等到第三天，正是广州儿童剧团要离开南宁的最后一天，我急得坐立不安，吃不下饭，想着今天如何能逃得出去。后来，我便对母亲说：“我决定不去参加儿童剧团了，只是前些时他们开会借了我家一把剪刀剪字，现在他们要走了我要去拿回这把剪刀。”母亲听后，以为我已有所转变，便回答道：“那你去吧！快去快回啊！”我得了母亲的答允后，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一样，一件衣服都不拿，急急忙忙向江边码头跑去（即现在的邕江桥下）。这时同志们正在船头的岸上等候着，看见我们四个同学都到齐了，很高兴地和我们一齐上了船。当船儿慢慢离开江边码头向梧州方向驶去时，我才放心，松了一大口气，总算大事告成了。

　　到梧州后，我写了封信回家，后接到家人来信说：“你胆生毛了，竟敢离家出走。”我看完信后，若无其事地和谈大哥一笑置之。

　　在梧州的日子，我就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感到非常愉快。早上自学，中午参加节目排练，有时又和大姐姐们出外去借服装道具。这段时间，我们除了在街头工厂等演出活报剧外，还在梧州北山中山纪念堂作大型演出。开场首先是集体唱《广州儿童剧团团歌》，然后唱《可爱的祖国》、《把敌人赶下海》等等，有二部和四部合唱，歌声唱得整齐雄壮有力，抗日救国的歌词激动着人心，台下的观众听后，像是投入这抗战的大洪流中去。接着是舞蹈表演，有《儿童舞》、《抗敌舞》、《海军舞》、《工人舞》、《抗日升平舞》等，对观众有很大的吸引力，看后有大开眼界之感。话剧有《忠义之家》、《中国的怒吼》、《松花江之恋》、《狮子打东洋》。当观众看到狮子（代表中国人民）把东洋鬼子打翻在地时，不断拍手称快，高呼着：“打得好、打得好！”在梧州演出时间长，剧目也比较新鲜，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所以赢得梧州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后来几个工厂联合起来特制了一幅大绒幕送给我们团作为纪念。后来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嫉和反对，当我们在梧州市各个街头再贴出海报时，他们便像狗急跳墙般地跳出来阻止我们演出，威胁地说：“如果今后再演出，剧目一定要先经过审查批准，否则一律不准演出。”他们这种做法，就是有意破坏抗日救亡工作，有意打击群众抗日情绪。在他们的高压政策下，我们只得停止演出了。停止演出对我们团来说，有着极大的威胁，因为我们一贯是依靠演出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不能演出生活就陷入困难，我们从每天两顿干饭改为吃稀粥。记得当时我们住在梧州的中山纪念堂楼上，因为吃稀粥，每晚大家都要轮流下楼拉几次小便，一会儿是你下楼，一会儿又是我下楼，一晚没有睡上一个好觉。随着来的许多同志生了胃病和疥疮。我当时得了疥疮，开始是干疥，痒得要命，后来又转成脓疱疥，痛得要命，连十个手指都弯曲不下来，大小便解裤裤子特别困难，这时自己常常偷偷地哭泣。生胃病的同志也痛得辛苦，难受。看医生又没有钱，只好硬顶下来。同志们身体日渐消瘦，在此情况下，团委只好作出决定：“谁愿意离团回家可以回家去，谁愿意投靠亲戚的也可以投亲去。”当时老团员没有一个离团，只有和我们在南宁一起参加的四个同学中有三个愿意回家去（包括我在内），于是三个同学带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团上船去。上了船后，我的思想突然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想着如果回家去，日本鬼子没打倒，回家也没有好处，没有出路，又想到在团时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生活是愉快的，大家那种团结互相友爱精神确是难得。不回去吗？团的生活又那么艰苦，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不回家去的思想占了上风，就在这船快要开的时候，我马上对在船的两个同学说：“我不回家了，我要回团去。”说完后即离船走上岸跑回团部去。同志们见到我回来，很惊奇，不知为何原因，以为漏拿了什么东西，后来我告诉大家说：“我不回家了，和同志们继续在一起战斗。”同志们听后，高兴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几乎眼泪都流了出来了。当晚团里即开了一个“燕归来”的座谈会。我的归来当时对稳定同志们的思想情绪，鼓舞斗志有着很大的作用，对我也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为此无论生活如何艰苦，我不再动摇了，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到底。

　　团离开梧州后，回到广东的肇庆、德庆、都城、沙坪等地继续作宣传演出，但同样也经常遭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后来生活更加困难了，原来每天吃两餐粥的，现在连两餐粥都吃不上，改为吃红薯，每人每餐仅能分到几两到半斤的红薯，在这种情况下，谈大哥只好把自己唯一值钱的手表卖掉，一些同志也把自己比较值钱的衣物也卖掉，但换得来的钱还是不能吃上两餐粥，不久，同志们一个个都病倒了，患胃病的，感冒咳嗽发烧的，打摆子的（疟疾）。我也得了打摆子，每天都在发冷发热，有时还拖着发热的身体和同志们到肇庆七星岩去躲飞机呢！当警报解除回到住地时，自己已全身无力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了。

　　后来，我们又来到了鹤山沙坪镇，这时正巧碰到演剧七队也在沙坪镇演出（演剧七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机构）。他们看到我们生活如此艰难，于是，便利用合法的地位为我们筹款演出，并和我们联合演出《沙坪之夜》话剧，解决了我们生活的困难。

　　我们和演剧七队共同生活战斗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另有任务离开沙坪了，我们只好单独继续到各乡镇去宣传，而我们在各乡镇搞得正热烈之时，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又来电报召我们回曲江去，要我们在10月10日前到达，作为“双十节”汇报演出。10月初，我们回到肇庆后，被西江专员公署派人押回到曲江去，在上窑村住下，却不见通知我们作汇报演出或安排什么工作。有一天，接李汉魂通知要团长和指导员去开会，说是商量工作和团的经费问题。当天上午团长和指导员便去了，但到晚上一直未见回来，原来他们已被莫须有的罪名押到曲江基庐监狱关起来了。就在同一天的晚上，我们全体同志去参加协助演剧七队演出话剧《家》回来，发现住地周围有一个个黑影闪动着，原来我们也被特务包围了。当我们睡觉时，他们即以“查户口”为名，要我们开门，一群拿着短枪的特务强行冲进来进行搜查，把我们的日记本、笔记本、书籍、信件、相片统统带走，从这一天晚上起全体同志便失去了自由。

　　在失去自由期间，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曾来向我们训话，说团长是奸匪、是共产党员，叫我们不要受骗上当，要我们回家去。我们听了他的一派胡言，义愤填膺，怒目鄙视，还向他进行了反驳，驳得他哑口无言，最后灰溜溜气冲冲地走了。

　　为了恢复我们全体同志的人身自由，恢复抗日宣传权利，我们又进行了3天的绝食斗争，他们害怕极了，怕扩大出去影响不好，只得又采用另一种手段，就是在1943年11月26日以广东省政府通知为名，要我们全体到桂林去参加西南剧展，并要马上出发。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几个特务押往火车站，在去火车站的途中，经过曲江孝悌路励群中学时，就被这群特务连推带拥推进励群中学去，到了大操场，我们放下行李不动了，他们要我们继续向前面的屋子走去，我们全体同志就是寸步不离，站立在操场上，这群特务没办法，只好说：“你们的团长、指导员在里面，叫你们进去。”大家齐声回答：“不进去。”我们仍然不动地站着。后来他们又说：“如果不相信，可以先派几个代表进去见你们的团长。”我们答道：“代表我们不派，如果真是团长叫我们进去，先拿出团长的亲笔字条出来，我们才进去。”这群特务无可奈何，后来只得拿了团长的亲笔字出来给我们看，字条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来了，暂时住下吧！以后再想办法解决。”就这样我们全体进了曲江基庐监狱。原来这个基庐监狱就是设在励群中学最深层里面，是专门用来秘密关押政治犯的。我们进了监狱后仍不能见到团长和指导员，他们被关在另外的监仓里，层层有着武装宪兵把守，而我们被关在外面的监房，是在通道的旁边。当特务提审犯人时，必须经过通道，也就是说必须从我们监房旁边走过，所以每当谈大哥带着手铐脚镣被拉去提审走过我们监房时，我们全体同志总是高声呼唤着“谈大哥！谈大哥！”而他总是给予我们微笑的回答。又当他被施以酷刑时，还带着微笑和艰难沉重的脚步走过我们监房时，我们为之而痛心和难过。我们相信总会有一天这些卖国投敌的坏蛋，镇压人民群众的刽子手，一定会被人民彻底清算。

　　在狱中，对我们这群儿童也进行严酷逼供，但久经锻炼和考验的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在得不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又在生活上折磨我们，不给我们水洗、喝水，拿来的饭总是些臭霉气的饭，沙子也很多，菜也只是给些豆豉和盐水。

　　1944年元旦过后，这群恶魔看到我们不容易对付，于是采用拆散的办法来瓦解我们。有一天，管理员带着几个武装宪兵来到我们监房，叫我和汀肇、许志坚、夏云四个孩子出来跟他们离开监狱，当时我们不肯去，他们就用枪托推打我们，硬迫我们离开。原来他们要把我们送往广东儿童教养院去。这是拆散我们第一批的手法，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广州儿童剧团从此就这样地被他们拆散了。

　　我和汀肇、许志坚三人后来被亚姑黄惠贞（汀肇母亲）想办法领了出去。

　　回到家后，在亲戚的帮助支持下我重返学校读书。在学校中，我们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如晚会上演唱《兄妹开荒》、跳秧歌舞、独唱进步歌曲等，还在同学们中积极推销《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辜负党和谈大哥以及同志们对我的教育与培养。

　　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做过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1982年获知广州儿童剧团同志的消息后，于同年9月18日即赴广州参加团成立45周年纪念会。阔别了几十年战友重逢，万分高兴。现在，我们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回忆过去我们曾为新中国诞生贡献过一分力量，我们感到是自豪和无愧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8 08: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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