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就学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和《反对自由主义》,开生活检讨会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读报、时事学习,也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等。
过去我经常在集会、演出、或到电台广播独唱。那些歌曲都是老师教会以后再加工的。1940年4月到广西迁江,有一次团长拿着一首我不会的歌,要我教大家唱,我说:“我不会唱,怎能教大家唱呢?”团长说:“你不会唱就学嘛。”我说:“我不会学。”团长指着歌说:“这是四拍,这是二拍,这是一拍。”他指着歌纸说:“打着拍子学就会了,要抗日还怕学不会这首歌吗?应该是什么困难也难不倒的,这是给你的任务,要很好完成。”
我拿着歌纸,如拿铅锭,很沉重,这桩事搅得我整天心神不定,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教歌时,我的心慌得跳到嗓门口,喉咙堵住似的。咽下口水,定定神,才能唱一句。站在那儿教歌,脚下如地震,腿在颤抖。待教完时,我如释重负,一身轻松。这样,教歌的事落在我头上了,只能努力做好,我终于逐渐习惯到胜任这工作。团长又要我自己选歌来教,团里每天安排一小时的唱歌时间,我从教齐唱、二部轮唱、四部轮唱、二部合唱,到无伴奏四部混声合唱,如“打走日本鬼”这首歌(四部混声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等。那个声部唱错一点儿,或某一位唱错一丁点儿,我都能及时发现。同志们的合唱水平是不错的,博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在南宁有不少合唱队参加的比赛中,我们获得第一名。谁知这工作倒成了我今后终生的工作呢!
1943年夏末秋初,在肇庆,团长给我一本油印小册子,我在学习室看书时,团长嘱我出室外去看,叮嘱不能给别人看到。当我在坐位上摊开一看,是毛泽东同志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团长断断续续给了我好几本书看,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来平反了),还有小说《铁流》。
这就是团长引导我认识文艺工作的方向,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为准则。团长还说:“有机会,你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就好了。”我想着、向往着,希望有一天能如愿以偿。
三
我们的经费基本是自筹的。公演、捐款、或家人接济一些。曾领过几个月极少数的公家经费,但长期都是靠自己,生活非常之艰苦,艰苦程度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像到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这种种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穿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都是那两三件单衣。冷天全部穿上,有毛线衣的人甚少。棉衣是在南宁时十六集团军送的,每人一件,都是已经穿旧,调换下来的衣服,很破烂。到柳州之前,盖的是从家里带来的毯子,有些人没带毯子的,就跟带的人合睡。在柳州,广西大学的一位女教授热心抗日救国,关心我们,捐了几张新棉被给我们。三四个人盖上一床棉絮。
有一回发现衬衣上有一只虫子,很难看,肚子圆滚滚的,边上有黑色花纹,中间有一条黑纹,其余是灰白色,头小小,有几只脚。我被这虫骇慌了,赶快把衬衣脱掉。后来,有人说这是虱子,一检查我们全部身上都有虱子,难怪这样奇痒,费了好大的劲才消灭掉。
1939年冬天在桂林。我们住在东江镇小学二楼的右边教室,新安旅行团住在楼梯的左边教室。此楼座北向南,南面有两扇门,南北有窗而无一块玻璃,任凭风吹雨打雪花飘。我们南方人从未见过下雪,未见过结冰。一天早起,在河边洗脸时都下河摸冰玩。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看我们玩冰很希奇,我们冻得手红脚肿,晒晒太阳就暖和了。难过的是阴天,寒风刺骨,冷得发抖,这也不打紧,跳跳身体就暖和了,后来不知谁买了几分钱的桂林辣椒饼,吃上一点儿就辣得直跳,身体跟着就暖和一阵。此后,我们口袋都有桂林辣椒饼。夜里就难办了,又不能吃辣椒饼,阵阵无情的北风,吹得我们患重感冒,咳嗽、喉咙哑了,晚上蜷缩一团,赖以御寒。白桦、谭明、我三人睡在一起(都打地铺,只铺上一条席子),大风一吹,就把下一段的席子随风盖上,我们摊好又被风盖上,我们被风吹得发抖,哪能入睡呢?直到寒夜过去,太阳将升起时,我们也累够了,才眯上一眼。记得有一寒夜,轮到谭明当值日生,早上要按时吹哨子起床,拿了一个夜光的钟,我们三人就盖一条白桦从家带来的毯子,三人把头缩在里面,颤抖得嘘嘘出气,牙齿打架格格作响,就像发恶性疟疾似的。
睡在北面是最冷的,身子都冰冷,睡在当中的是比较暖些,稍有热气。我们轮流睡北面,隔一小时再睡当中,暖和身体。三人看着钟,每小时调换一次。最冷时刻是深夜两点多钟,全身颤抖得最厉害。这些艰难的日子,都没有丝毫动摇我们抗日救亡的信心与决心。
团长谈大哥经常教育我们:“你们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比我们现在艰难多了,我们现在的条件还算好的呢。为了革命,我们能牺牲一切嘛。”
我仅有一条工装裤和一条工装裙,裙子是夏天穿的,可是工装裤洗了,只能穿工装裙了,这裙子都嫌短了些。这冰天雪地的大冷天,光着脚丫穿一双草鞋,我们从来不穿袜子。脚上生冻疮,东肿一块,西肿一块的。有一天很冷,外面还下着大雪,我从脚到腿都冷得通红,把所有的衣服全穿上了也只是三件单衣。我下楼时,正好遇上新安旅行团的张大姐上楼。她问我:“路琪,冷不冷?”我说:“不冷”。“冻得通红了,还不冷?”“不冷”。后来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把储藏室的麻袋搬出来,翻出不少旧衣服送给我们穿。我们终于克服了一个个难关,渐渐地成长起来了。
四
广州儿童剧团吃的问题太难解决了,这是每天都碰到的实际问题。可是,有一些消极抗日派、投降派,利用手中的大权,压制我们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有些反共分子,说我们是共产党的作风,穿草鞋,吃苦耐劳,积极做抗日宣传工作,这就是共产党。
据说,在广西曾下令各个地区的国民党党部,禁止广州儿童剧团公演筹款,扼杀我们的经费来源,使广州儿童剧团为此不能继续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团长谈星教育我们:“红军长征困难时没饭吃,吃树皮、草根、皮带、鞋底度日!我们还有米吃,煮饭不成,我们煮粥吃,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能不能克服困难?”“能!”我们齐声回答,这一声音爆出,似雷霆万钧之力,直冲困难险阻。那时,我们都是十五六岁,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饿了喝开水。那个行军锅的粥,是我们困难的刻度表,情况好些,米多些,粥稠些,十分困难时,一碗粥有多少颗米粒,不难数出来。一天只吃两餐粥,演出时爬高爬低拉布幕,布置舞台,抬道具。干完这些活,还要化装演出,发挥演技的时候,经常是头冒金星,头昏眼花。演完又要拆台,干体力活,饥饿到肚子贴到背后了,甚至好像肚子都不存在似的。
我们是有志气的一群,好样的一群。我们长期吃粥,对外是保密的,不让国民党特务看到我们经费太困难。
我们的抗日宣传工作影响很大,正是反动派的眼中钉,国民党特务时刻都想刺探我们的真情实况。
有一位住在我们团部附近的夏太太,她时髦过人,总找机会跟我们聊天,我们演出向她借道具服装,她慷慨支持。有人提醒我们说她关系复杂,似乎是个危险人物,对她我们自然要提高警惕。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偶然在街上遇到了她,她死跟不放,无法甩掉。好像知道我要甩她,她用力挽着我的手臂,不放我走。路过看到一条大鲤鱼她买下来了,拿着鲤鱼,挽我手臂说:“我将这条鲤鱼送给你们吃,我看你会不会杀鱼,会不会烧鱼。”我们都有伙房大师傅做饭,她是知道的,怎么会突然关心我会不会杀鱼、烧鱼呢!这时伙房里行军锅正在煮粥,这个情况不能让她知道,更不能让她看见。我急中生智,叫殷虹:“你快拿衣服到伙房,快把门关起来,说在里面洗澡,不让她进去。”待我带她到伙房敲门时,殷虹说:“洗澡”。夏太太失望地走了。
又有一回演剧七队的导演范莱,给我们讲表演艺术。他讲着、讲着,要喝开水。开水没有了他还要,值日生只好到行军锅里掏粥汤。范莱说:“我今晚要在你们这儿吃晚饭。”这太难办了,天黑了,总要开饭的,不能说没饭吃。我们拿松枝点着开饭了。范莱感动地说:“你们这群小孩原来是这么艰苦的。我看杯子里的开水,到后来,给我喝的是稀的米汤。米汤一次比一次浓,果真你们是吃粥的。”我们说:“今晚我们喜欢吃粥。”为了弥补这场面,第二天晚饭改煮米饭,并请范莱吃,想掩盖我们长期吃粥状况。
抗敌演剧七队主动帮助我们到广东沙坪,为我们筹经费而公演。表面以抗敌演剧第七队的名义出面,并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全团的伙食费,他们分文不收,高兴得我们欢呼雀跃。
这样的情况毕竟是短暂的,筹款所得的经费不算多。用光后经费还是困难重重。肇庆的番薯比大米便宜得多,大家又觉得番薯好吃,就决定吃番薯,不用吃菜。每天吃两顿番薯,煮熟了用秤来分,一人一斤熟番薯,一天才吃两斤熟番薯,那是何等的艰苦啊!
起先,十天半月的吃番薯还能勉强支持过去。时间一长,由于营养不良,抗病能力差,免疫力下降,一个个都病倒了。打摆子的(疟疾)、胃病出血的、发高烧的、感冒咳嗽的,此起彼伏。一般常见病,找些药吃吃就算了。不懂的未见过的病呢,就只有卧床休息。那时我拉柏油样的大便,起身、走路都无力,要人扶。连吃饭都没有钱,到哪里去求医呢!只能躺在床上,听其自然。
后来不吃番薯了,改吃粥,半个月打一次牙祭(吃些荤菜)并吃一顿干饭。平时没有荤腥吃的,油都很少。这艰难的岁月,我们照样工作学习,没向困难低头。
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前一天,我舅舅来到肇庆中山纪念堂的团部找我。我们隔五六年后相见,都十分高兴。舅舅约我第二天去喝茶。我一直惦着:“明天是中秋节,明天是中秋节。”我想问舅舅要钱,给同志们加点荤过中秋节。可是,我不好意思这样讲,只能念着明天是中秋节。后来舅舅给了我五块钱。第二天喝茶时,舅舅问我:“这五块钱,你打算怎么用?”我说:“给同志们买点荤过中秋节。”舅舅点点头,并考问我,与我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内容,舅舅表示很满意。
舅舅是广州市有名的老教授、私立南海中学的教导主任。在这样困难的日子,我坚决抗日宣传到底,没有提出片言只语要舅舅带我回去读书。
在困难的日子里,我还接到过三姨在香港保育院教书时的来信,要我到香港保育院读书。我并不是没有后路,但我朝前看,往前走,坚持到底。
团长谈星教导我们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就是力量,比喻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了。那时的思想是,有国才有家,有集体才有我。有一次在广东南部某农村小镇演出,在小旅店打地铺,我和好几个人轮流发疟疾,连盖两条被絮都觉得冷。猛听到行军锅的水都快开了,却没有钱买米下锅。团长到外面筹钱去了还未回来,值日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大家找能换钱的衣物拿去卖。我躺在床上毫不迟宜,脱下身上还比较新的卫生衣和一支较好的钢笔,拿去换钱买米。同志们见我正在发高烧,不肯拿卫生衣,我坚决要他们拿去换钱。这种爱集体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团长经常教育的结果。
五
1943年11月26日晚,在广东曲江上窑村——广州儿童剧团的驻地,全团被捕了。刚参加广州儿童剧团的一批同志有:谈大哥从桂林带来的六人(四男两女),都是桂林的学生(名字记不起)。其中一个姓单的讲她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她眉清目秀,穿锦绣红花面的旧薄棉衣,外穿一件普通的罩衫。有天晚上国民党特务提审她,她与特务吵起来,她边走边把花棉衣的扣子扣上,愤怒地高声叫喊:“你们非礼,解我的扣子,摸我的脸。”还有在曲江参加的小同志,当年才十一岁,一样要挨特务的审讯。
团长谈星和指导员周英、李锦荣关在后面的大牢中。团长谈大哥带了脚镣,我们与谈大哥隔离了。起初是互不通信息。看守他的狱卒陈希经谈大哥争取教育,晓得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只反共反人民的大逆不道。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渐渐站到我们这一边,帮我们传递消息。还有另一个传递消息的方式,是男同志上厕所,厕所近大牢,讲话能隐约听见。
谈大哥写条子出来,要我们开展绝食斗争,要特务答应我们的要求:要改善伙食(原来每人吃菜只分得六七粒到十二三粒豆豉一餐,一天两餐)、要给我们放风、要给我们书报看、有病时要医生给我们看病……等等。特务不答应并劝诱我们进食,我们虽然没进食一天多,但团结一致,没有一人理会。
我们坚持绝食两天,特务们就紧张了,找医生给有病的同志看病,听我们的心、肺。眼看我们绝食很坚决,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团长谈星经常写条子出来,还写了一些向外界求援的信稿。狱卒陈希找来了笔纸,我们就秘密地抄,再由陈希给团长谈星,并设法帮助我们把信寄出。还有一个狱卒外号叫“黑鬼”,也帮我们送信。此人送信比陈希次数还多。我们把信寄给田汉、夏衍、张治中、李济深等人,呼吁援救我们。
有一天,两三个特务要进里面大牢。我们见到影子就唱歌,这是暗号,使里面团长谈星他们有准备。我们急着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是田汉同志用黄惠贞的名字寄来了五百元给谈星,问他要买些什么。团长谈星从大牢里经常写一些鼓励的诗给我们,我记得其中有一首的内容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还有一首的名字叫《寒夜》,我们读了很受感动和鼓舞。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8 10:37:4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广州儿童剧团战斗历程
下一篇:我们的指导员——郑黎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文域名:www.抗日战争纪念网.com 主办单位: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
不良信息举报 电话:0731-85531328 手机:19118928111(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 E-mail:krzzjn@qq.com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ICP备案号:湘ICP备18022032号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