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指导员——郑黎亚
2018-03-28 10:39:05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杨永洪

1940年初夏，广州儿童剧团从桂林到了柳州。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地下党特别支部负责人左洪涛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我团取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同意特约到桂东南迁江、宾阳、上林、武鸣前线慰问军民巡回演出，工作三个月。 　　为了加强对剧团的领导，四战区长官部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增派了中共地下党员郑黎亚同志担任我团的指导员。 　　一天上午，我们练完唱歌在休息时，一个穿着绿色军装，背着背包，留着短头发的女子，精神抖擞地从大门口一直往里走，见到冯萍便问：你们团长在吗？我要找团长谈星。冯萍回答说：“你找谈大哥？在里面。”并把她带到会议室，指着谈大哥对郑黎亚说：“他就是团长。”郑黎亚走到谈星跟前说：“你是谈星团长？我来报到。”随即递上介绍信。谈星看信后，脸上立即露出笑容，高兴地握着郑黎亚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到来！”随即向大家招手说：“大家都集中到我这边来，有事宣布。”不用喝口水的时间，大家都集中到谈大哥的周围听宣布了。谈大哥稍提高一下嗓子说：“现向大家宣布，你们盼望已久的指导员，现已来了，她的名叫郑黎亚，今后大家称呼她叫郑姐姐。”随即大家就鼓起掌来，表示对新来的指导员的欢迎，掌声一阵比一阵热烈。 　　郑姐姐来团时，也不过是19岁左右。她和霭可亲，温柔文静，也很谦虚，常说自己从没有搞过儿童工作，对唱歌、演戏、跳舞没有什么特长，可是她对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很会做人的思想工作。来团后不久，便与我们打成一片了，我们很容易和郑姐姐接近，也容易沟通，因此，在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对剧团帮助很大。如我团在柳州休整期间，郑姐姐了解到我们对艺术修养的情况，虽然工作两年多，由于流动性大，付出多，没时间安定下来进行系统学习，很需要吸取新鲜的东西，来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更好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郑姐姐便利用好这段时间为剧团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写作方面邀请了著名作家何家槐同志来团讲关于写作知识课，并解答我们写作上的疑难问题；音乐方面，邀请著名音乐家孙慎同志来团同我们讲有关音乐知识的课，并指导我们歌咏队练习；美术方面，邀请了沈振黄同志来团给我们讲绘画知识，讲如何画抗战漫画。郑姐姐还了解到路琪、胡纪红她们经常担任独唱表演，她邀请了他们工作队的黄凛同志来团培训指导她们独唱。她知道杨红喜欢木刻，就介绍战时工作队杨治明同志给杨红认识，指导杨红刻木刻。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郑黎亚同志对剧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精心的培育工作。

　　集训后不久，儿童剧团便要开赴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工作，第一站是红水河畔的迁江，到达河里圩驻地的第二天便进行军事训练了。每天薄雾还罩着河面，指导员郑姐姐已把队伍带到河堤上进行操练。每做一个动作，她都反复解说示范几次，直到每个人都领会并把动作做出来。要求是严格的，但从没有人退缩，我们的操练也从未间断过。

　　按照每天日程安排规定，早餐后便是学习时间。剧团为了加强学习，多把这段时间安排给郑姐姐同我们讲课。讲课内容：《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从思想上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她讲课时根据我们的文化和理解水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启发和引导，使每次讲课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她除了在会上进行正面教育外，平时还有意识地向我们推荐一些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母亲》、《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死场》、《八月的乡村》、《阿Q正传》、《子夜》等等。在前线演出期间，不论工作如何紧张、繁忙，郑姐姐从不会因为工作紧张而放松对我们的思想教育。有一次，我刚练完舞蹈休息时，郑姐姐同我闲谈起来，小声地问我，近日看些什么书呢？我说，还是看那本《怎样刻木刻》。她继续问，还有看别的书吗？我说没有。郑姐姐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册子，是洛甫著的《论青年修养》，递给我说，你把小册子拿去好好看，并叮嘱我把书保管好，不能丢失，不能转借给别人，不能做笔记，看完后一定要把书交回给她。几天后，当我把书交还给郑姐姐时，她问我能看得明白吗，还同我交流了读后感。

　　在行军途中，郑姐姐很注意做思想工作。虽然我们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已有两年多时间，由于我们年纪小，学习少，懂的道理不多，加上战地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个别团员免不了会出现想家的情绪。郑姐姐主动接近他们，给这些团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同他们从谈家常到讲抗日英雄故事，讲抗日必胜的道理，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使这些想家的团员，情绪慢慢安定下来，振作起精神工作了。

　　有一次，我们在武鸣前线去第五军部演出，下午到达时，指导员郑姐姐因患上疟疾病，时冷时热，很辛苦，吃了“奎宁丸”病仍未好，整天也没吃喝过东西，身体很虚弱。我们演出任务完成后，第二天清早即要转移演出地点。郑姐姐因病行动困难，军部配了一匹马给她代步，她婉言推却了几次，硬是不肯接受，坚持同大家一齐走路，并建议，马可以安排给更需要的人。后经团长和大家的劝说，还是勉强接纳了。出发时，她怕我们跟不上马走，自动提出要走在队伍的后面。一路上，我们都是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树丛中小鸟飞来飞去，不停地唱着悦耳的歌，我们被这歌声吸引住了，有些团员东张西望，找寻唱歌的鸟，叶里也只顾着找，一不留神踩着一块圆石头，脚一滑，身体向前冲了几步，把左脚扭伤了，痛得他即时卸下背包蹲下身子，捂着脚不能走动。消息传到谈大哥处，他急了，立即叫队伍停在原地休息，并走到叶里身边看他扭伤的部位。郑姐姐这时也骑着马赶过来，看到叶里痛苦蹲着，她立即下马，并嘱马伕扶叶里上马，叶里仍蹲着不肯上马，郑姐姐这时又做思想工作了，带着劝解的口气对叶里说，队伍要赶路，今晚还要演出呢！快上马去。叶里听到还要演出这几个字，不敢再推辞了，便顺从地上了马，服从指导员的安排。队伍继续在丛林中前进，郑姐姐跟着马走，陪着叶里，我们不时地回头看，郑姐姐关心爱护他人的行为，以身作则的精神，高尚的品德，深深感动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6月底，剧团正在前线紧张地开展工作时，突然接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要剧团立即回到柳州。这实质上是四战区政治部借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对广州儿童剧团施加压力，妄图解散剧团。

　　回到柳州后，我们的指导员郑姐姐，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调她回原来工作的单位战时工作队去了。郑姐姐离开剧团时，我们都依依不舍，好像有千言万语还没有讲，这时，谭明、冯萍、杨红、叶里、胡纪红等几个小团员都哭了起来。

　　虽然郑姐姐调回到原单位去，但她一直都在记挂着我们，关心着剧团，经常与我们信件来往，了解剧团的情况，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坚持抗日宣传工作。

　　1943年11月广州儿童剧团在曲江集体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消息传出，震动了曲江（现韶关市），也震动了全国剧坛。当时，桂林正进行剧展，田汉同志在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郑姐姐在柳州得知这个消息后，及时向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汇报，经研究后，由左洪涛、何家槐等同志，设法通过李济深先生去营救，但没有得到结果。

　　1944年初，我逃离曲江，到了柳州找到郑黎亚同志。她马上向特别支部反映，使我得到妥善的安排，把我安排到“演剧四队”。在桂柳大撤退时，叶里和殷虹从衡阳集中营逃脱出来，到了柳州，找到我们的指导员郑黎亚同志，请她设法安排工作，她又及时地向特别支部反映，并把叶里、殷虹两人安排到“演剧九队”。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谈星从游击区回到广州进行文化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广州行营”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郑姐姐得到这个消息后，迅速通知谈星，要他立即离开广州往香港。

　　郑黎亚同志为了保护和拯救广州儿童剧团的同志，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1947年初秋，郑姐姐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到香港时，适谭明同志这时也到了香港。她见到郑姐姐时，简直是见到亲人一样，激动不已。谭明向郑姐姐提出入党要求，郑姐姐把情况向支部作了汇报，支部同意了她介绍谭明入党。

　　解放后，郑姐姐对儿童剧团的同志，一直是爱护、关心着，虽然儿童剧团已不存在，但她对剧团战友所发起的每一次活动，都是积极响应，热情关心，真诚地支持。每当我们搞活动聚在一起时，总是听到她深情地说这句话：“可惜谈星早走了。我是你们的大姐姐，我关心你们是应该的。”她说的这句话，真的是多么亲切啊！说到我们心头上。

　　我们敬爱的指导员郑黎亚同志，虽然她在广州儿童剧团的时间不长，但留下给我们的情谊却很长，留在我们幼小心灵上的印象，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8 10: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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