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在广州的罪恶活动
2018-03-28 14:26:03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张 洁

日军侵占广州后，军事上一面在广州外围的顺德、黄埔、增城、佛山、三水及西江、北江、东江沿岸各要点设置重兵，构筑工事，一面北犯从化、花县；而日军第二十一军则于1939年3月27日开始，集中力量企图“扫荡”我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武装力量，以巩固其对广州的占领。在政治方面，则积极扶植汉奸，建立傀儡政权。 　　日军侵占广州后最早扶植起来的汉奸是彭东原和吕春荣。并要他们于1938年12月10日成立了“广东治安维持会”伪统治机构。彭东原和吕春荣分别担任维持会正副会长。广州群众对这一汉奸机构，是十分鄙视和仇恨的，特别是汪精卫1938年12月从重庆出走投敌后，广州地区和港澳更是一片愤怒声讨；汪精卫在香港的机关报《南华早报》，于1939年的第一天，几乎被示威群众捣毁，该报社长林柏生于是月17日亦被爱国志士刺伤。 　　汪精卫首次到广州的阴谋活动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除了周佛海、陈公博、褚民谊、曾仲鸣（刚到河内即被击毙）、陈春圃和陈耀祖外，一无所有。为了建立叛国投敌基地，壮大势力，提高声价，汪精卫于1939年7月23日由南京乘专机飞抵广州，立即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利吉会谈，达成在筹建伪中央政权的同时进行筹建伪广东省和伪广州市政权的秘密协定。之后，召集广州地区的汉奸头目了解情况和布置任务。同时，宣扬“局部和平”。同年8月9日，汪精卫在广州正式向重庆作劝降广播，要重庆国民政府接受“局部和平办法”，放下武器，参加他的“和平运动”。其广播还特别侧重国民党的实力派，要他们与日军“局部停战”，以迫使蒋介石下野。 　　早在7月23日，中共首先开展反逆流斗争，掀起反汪运动，在香港亦发动大规模的反汪斗争，并组织反汪回国服务团，号召全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汪的劝降广播后，8月14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广播，号召广东全省民众一致起来“捕杀汪精卫”。15日广东省参议会对汪精卫在广州的劝降活动再次通电声讨。次日，张发奎、余汉谋、蒋光鼐、黄旭初、李汉魂、蔡廷锴、香翰屏等又联名通电驳斥其在广州的劝降谬论。原国民党粤系在野的军政官员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等亦于同月28日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指斥其为“民族败类”、“头号汉奸”！ 　　广东伪政权建立前后 　　自汪精卫于1939年7月在广州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利吉达成秘密协议之后，广州地区的汉奸活动显然比过去频繁了。1940年1月12日在光孝寺成立伪和平救国军，由广东维持会副会长吕春荣兼任“总司令”。日伪当局为了全面控制广州，胁迫各业建立了各种“公会”，如轮船业、米业、航业、找换业、酒楼茶室业等八种公会均先后成立，并分别由汉奸担任头目。其他还成立了伪“满族留粤会”、“华南体育协会”、“妇女会”等，幻想广州同胞都能服服贴贴地做“顺民”。 　　1940年3月底，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府宣告成立后，对广州日伪大小官员来说，自然又是一次“轰动”。日伪当局于3月30日强迫全市和各地学校、工厂、商店、机关、团体和居民一律要悬挂伪国旗（即在原有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加一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的黄色布条）。广州伪省市当局于是日上午召集各伪机关、团体、学校、工厂举行首次“升旗”仪式。汪伪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并于是日发表“告民众书”。其后，汪伪广东省市机关于4月7日上午11时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国府还都”庆祝会，并请伪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 　　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之后，为了尽早建立他的广东基地，又于4月12日与林柏生等乘机抵粤，除了安排伪省政府的人事、机构外，于是日下午对西南民众及海外华侨进行卖国宣传。次日，在中山纪念堂召集伪省市党、政、军及各界讲话，要到会伪军政官员“发挥和平反共救国真义”。同日下午在“汪公馆”接见汪伪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并在广播电台第二次向民众广播，再次鼓吹“和平反共救国”。 　　一个月后，伪广东省政府及伪广州市政府即于5月10日同时在广州举行“成立典礼”。伪广东省主席由伪行政院长陈公博兼任，伪代主席为陈耀祖，伪秘书长为周应湘，伪教育厅长为林汝珩，伪财政厅长为汪宗准，伪民政厅长为王英儒，伪警务处长为李道轩，伪广州市长为彭东原。各伪省市头目均在会上同时宣布“就职”。彭东原在就任伪市长职后不久，还致书张发奎，向张劝降。

　　日伪的困境

　　伪省、市政府建立后，曾千方百计企图强化其统治机器，诸如建立伪警察训练所、清查户口、进行原国民党党员登记等，但户口查而不清，“党员”登记也是寥寥无几。当时枪击日伪官员事件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对抗更是与日俱增。日伪当局无时不在惶恐状态之中，经常入夜7时起，即出动大批伪军警到处检查、搜索，所有市内外的人力车、公共汽车亦限于晚上7时以后一律不得通行。

　　日伪当局为了加强其对广州地区的控制，于1940年5月15日成立了伪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由郭卫民担任参谋长；同月27日又成立了伪广东省江防司令部，由招桂章担任司令。后来伪省保安司令部又建立了由黄启华担任特务总队长的特务总队部。1941年4月又建立了由郑洸熏兼司令的广东伪警防司令部，统辖全省伪警察局、保安队和自警团等。日伪可谓绞尽脑汁，出尽“法宝”，梦想全面镇压广东全省的抗日运动，但不论日伪当局采取什么措施和建立什么镇压机器，日伪官员依然仅能龟缩于广州城内，离开广州一步，“安全”就成问题。当时由广州到江门的轮船，害怕我抗日游击队的袭击，要派军舰或炮艇护航；广三、广九和粤汉各铁路沿线，亦要由伪省警务处派出大批警察“护路”。

　　由于市郊及各地抗日游击队活跃，1943年春日伪当局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清乡”。但“清乡”计划无法开展，汪精卫知情后，于1943年5月1日派江苏省伪省长李士群兼程来粤，对广东的“清乡”工作进行“指导”。李士群虽然也出了一些“点子”，但日伪在乡村既没有真正听其驱策的基层机构，更没有群众基础，开展“清乡”如同说梦。“清乡”工作队根本不敢深入农村。李士群同样只能空手而回！1944年3月，伪省政府成立清乡政治工作团，强调加强清乡的政治工作。

　　1943年3月，伪广州绥靖公署在市内增设了伪警务临时指挥部，由郭卫民任该部总指挥官，统一指挥全市伪军警部队。同年11月，又增设了伪宪兵第四大队，实行城乡一起镇压抗日爱国群众。

　　1944年6月，成立了伪广东省保甲委员会，由周应湘为主任委员。次日，伪广州市保甲委员会亦宣告成立，由张焯坤为主任委员。伪广州市保甲委员会在是年8月26日还进行了自广州沦陷以来前所未有的全市户口复查，意图为实施“保甲制”作准备。但广州沦陷后，日伪当局从来没有查清过广州户口，更谈不上查清乡村的户口了！所谓“保甲制”，也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

　　实施奴化政策

　　日伪当局对广州地区除在军事、政治上施展其暴力统治之外，还同时在文化、教育和宗教方面实施毒化和奴化的政策。

　　自1939年7月汪精卫到广州大肆鼓吹其“和平反共救国”谬论和公开煽动全国军民放下武器后，日本侵略军当局非常重视他的“和平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能成功，日本人就可以不用花费鲜血和头颅而占领全中国。于是次年1月，日军迫不及待地在广州召开“文化恳谈会”，商讨如何开展“和平运动”等问题。当时日本侵略军华南派遣军的陆海军头目、领事，伪和平救国军总司令吕春荣等，均到会参加“恳谈”；日本贵族院议员、南支调查会会长井上子爵亦到会“指示”。随后，由日伪扶植起来的各“民众团体”，即于1940年1月21日在广州文德路伪“公余俱乐部”开会，筹组“促进和平运动”组织机构。至2月4日下午，伪“华南各界促进和平联合会”即打着“中日两国共存共荣”的招牌，在中山纪念堂前广场宣布成立。

　　日本文艺家久米正雄、中野实、真杉静枝、吉川晋等于同年12月间到广州活动，也是为了配合策划广州地区“和平运动”的开展。随后，日本文化界华南慰问团亦于1941年6月间到广州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当时广州为汉奸张目的《迅报》头目唐信夫，曾召集广州文化界与日本文化界华南慰问团座谈“中日亲善”等问题。1942年日伪当局组织了伪广东文化团体筹委会，同年10月又推出了“广东文化同志会”等伪组织，其目的显然梦想为坚强不屈的我抗日军民“洗脑袋”！

　　日本侵略者对汪伪广州地区的新闻界也“期望”甚殷。除策动各报建立了伪“新闻记者协会”之外，并策划在广州举行伪“东亚新闻记者大会”。1941年7月间，汪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为此事专程到广州策划进行，汪精卫亦由南京飞穗，接见到穗的大会“代表”；并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伪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上讲话，满口“和平”、“亲善”、“共存共荣”，要各记者为“东亚新秩序”摇旗呐喊。会后，还选举了伪东亚新闻记者协会促进委员，日本、汪伪、伪满各5人。同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又在其本土福冈召开了“大东亚记者大会”，广州地区被指派参加该会的有伪《中山日报》和《民声日报》的总编辑。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推进广东各伪报为其侵略罪行涂脂抹粉，又指使伪中日文化协会广州分会筹组“广州新闻记者赴日考察团”，由各伪报各派一人参加，以资笼络。同时，驻广东的日本新闻记者亦建立了联合组织“广东日本新闻记者团”，协助日伪当局策划进行欺骗和麻醉宣传。

　　日本侵略者对广州地区的宗教界也没有放过。它首先笼络了六榕寺的住持铁禅和居士谢为何于1940年12月担任了日本国际佛教协会华南支部负责人。1942年3月9日，铁禅与广东佛教居士林代林长沈文兴，副林长谢为何等于六榕寺商谈，决定组织为日本侵略我国效劳的“东方文化学院”，为日本侵略我国“培养人才”。同年4月间，铁禅受日伪之命赴香港活动，名为“宣传佛教”，实则为日伪推行“和平运动”。1943年6月，伪广东省政府又派铁禅和谢为何赴日参加“大东亚佛教大会”。回来后，对日伪的“和平运动”更是鼓吹不遗余力。铁禅颇长书法，经常以字画作媒介，出入日伪衙门，与日伪头目交往甚密。一个佛教徒至此，实际上已完全背弃了佛教教义，变成了日本侵略我国的御用工具。

　　对教育方面，日伪利用学校等培养他们所需要的“顺民”，全面进行奴化教育。1940年3月，日本派遣一行7人的东洋妇人教育访问团到广州活动。同年7月，伪广东省政府在第十八次省务会议上决定在广州设立广州大学，由伪省教育厅长林汝珩兼任校长。又选派全市小学校长赴东京“考察教育”。日军直接控制下的“东亚联盟广东分会”亦决定组织全省“学生联盟指导委员会”，策划组织全省“学生联盟”。还先后成立了广州大学学生自治会、伪广东省教育会。自1941年11月2日始，伪广东省教育厅将广州地区高中以上的学生编队，实行集中“军事训练”。1942年11月，又将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改编为“青年团”，由伪教育厅长林汝珩为该团“总团长”。至同年4月，广东日伪当局又将“青年团”改为“青少年团”，由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和林汝珩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同时该团“广东省团部”及伪青年模范团第二联队亦宣布成立。至此，日伪通过这些组织把广州地区的一些大中学生逐步纳入其控制之下。

　　（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供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8 14: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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