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市桥皇帝”李朗鸡的恶迹
2018-03-28 16:25:38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韩 光

“市桥皇帝”李朗鸡（原名李辅群）是个恶匪、汉奸，鱼肉乡民，作恶多端，恶迹累累。笔者生长市桥，与当地土匪头子韩潮有旧，1941年秋，由韩介绍，充当李朗鸡司令部（汪伪第四十旅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做副官室的负责人，与李本人经常接近；他的亲信，如梁震岗、辛镜塘、黄志达等又与我的恶霸家庭为世交，关系甚深，李心腹侍从副官祁卓林与我私交更厚，因此，关于李的各种罪恶活动，颇有所知，兹分段记述如次。 　　李朗鸡的出身 　　李朗鸡是禺（番禺县）南山门乡人。幼年家境贫困，自少流落沙所（即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地区。一说被卖去沙所，亦在禺南），不务正业；迨年事稍长，即在沙所围口的鸭围替市桥土匪、恶霸黎潮看鸭为生。 　　禺南的沙所及其附近各处从来就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他们长期以来都以东涌、大口涌、榄核沙、鱼窝头等地为啸聚之所，而以沙所为其主要根据地，所以通称“沙匪”。李朗鸡与沙匪常多往来，10多岁时即已加入以梁苏仔、梁震岗（又名梁猛虎）为首的“广东堂”沙匪集团。李朗鸡嗜赌如命，常常在“银牌”、“摊馆”与沙匪混在一起，独喜赌牌九、番摊，每次输光之后，便伸手向人借钱再博。他最常借二元，“二元”广州俚语叫“两鸡”，“两鸡”和“朗鸡”谐音，从此“朗鸡”便成了李的别名。又禺南、中、顺一带沙所，好些近水地方有一种外表似青竹的“朗”，有一种小鸟经常喜欢潜伏在“朗内”俟机捕食鱼虾，这种小鸟，土人叫它为“朗鸡”。因李盘踞一方，专肆抢掠，其行动也似这种小鸟，故“朗鸡”成了他的浑名。李朗鸡的绰号很多，做沙匪时，一般大小喽罗以及其他匪徒叫他“肥仔”、“亚肥”、“肥鸡”、“亚朗”；投敌并当上汪伪军旅长、司令后，他的下属，多称他为“肥司令”、“肥公”，敢于直呼他为“辅群”的，只有辛镜塘一人。辛的“贼历”较深，按照沙匪内部的辈份来说，李朗鸡算是晚辈了。李加入沙匪集团后由于他凶鸷狠毒，深得匪首梁苏仔、梁震岗以及贼师爷辛镜塘等人的赏识，所以很快便由一个小喽罗，一跃而成为当时沙匪集团中仅次于梁苏仔、梁震岗、“先生端”（即何端，后来脱离沙匪集团，另外成为一股）、辛镜塘这四名匪首，而成为第五名著匪了。 　　李朗鸡投敌经过 　　1939年春，市桥沦陷。早在1938年冬广州沦陷前，禺南一带国民党的军队已先后撤走。过去的市桥是由当地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利用封建姓氏关系统治着的，尤其是谢、韩、黎三姓的地霸豪绅有更大的势力。当广州沦陷，禺南国民党军队撤退，市桥即将沦陷的前夕，以谢韶笙为首成立“市桥自卫办事处”，幕后主持人则为韩叔矩（曾任李福林第五军军法处处长）。 　　市桥自卫办事处成立后，市桥自卫大队亦相应产生了。韩叔矩便想借梁震岗的实力来作自己的本钱，要梁做市桥自卫大队队长，但因梁不甘由“支队司令”降格为自卫大队长，更不愿放弃各沙所原有的地盘，故不愿出就新职。于是韩叔矩便把李朗鸡推出来，叫他以“广东省第一游击区第五支队大队长”的名义，兼任市桥自卫大队队长；至于大队副则由另一沙匪小头目黄志达（花名叫“受难保”）充任。 　　李朗鸡、黄志达两人于1939年旧历二月二十五日晚，由东涌等沙所率队约200人进入市桥。这股名为“自卫大队”的土匪，当日军侵入市桥时，便闻风先逃，渡河到市桥对面南便基，专对老百姓进行奸淫掳掠；日军撤退后，他们又重新回到市桥，照样横行霸道。市桥自卫大队部成立不久，新造日军警备队队长佐佐田便对李朗鸡进行利诱，促其投日。于是这帮无恶不作的沙匪集团，便在“保存实力”、“维护地方”的幌子下，公开附敌，当了汉奸。 　　李朗鸡对地方居民的压榨 　　李朗鸡盘踞市桥，除焚烧、抢杀、奸淫、掳掠以外，对于经济的掠夺，同样是非常残酷的。兹举其要端如下： 　　1、强征军粮，年掠黄金10万两。 　　当李朗鸡投敌，当了敌伪市桥自卫大队长、禺南护沙总队长等职位以后，便变本加厉地对农民压榨、勒索，以“征收军粮”来代替过去的“勒收禾票”。究竟李朗鸡每年从农民身上掠夺去了多少财富（军粮）呢？据我个人粗略的估计，最低限度每年不会少于六七千万斤谷子。——这仅不过是指禺南一地而言，假如连同在李朗鸡控制之下的东莞大虎、小虎、万顷沙及中山九区一部分合并计算在内的话，那就至少在一亿斤或一亿斤以上了。若以当时100斤谷子约等于1至1钱半黄金的价值，李每年掠夺去的财富，折合黄金当在10万两以上。

　　2、开烟开赌、设卡抽税、垄断市场。

　　市桥在沦陷前，只有被当地土霸势力所包庇的13间鸦片烟馆及一些公开设立的赌档（秘密的赌档当然亦有的），迨至李朗鸡率队进市桥后，搜刮变本加厉，公开开烟开赌，设卡抽税，包揽走私了。当时市桥的商户无多，但正式“获准开业”（即每日纳饷）的赌馆却有80余间，此外还有不少用俱乐部名义开设的赌馆未计算在内。至于鸦片烟馆则更多，总数达130间以上。这些烟馆、赌馆，全由李朗鸡支持、保护，并与其他土匪恶霸合伙开设。市桥有名的“泗合摊馆”即为李与韩才、韩康等人合资所办。除此以外，李朗鸡还单独投资或与他人合作，开设变相的烟馆、赌场，如“市桥娱乐场”便是李朗鸡个人独资开设的。该场除设有女伶清唱及其他低级娱乐设施外，在内更设有番摊、骰宝、牌九、上海大牌九、十二位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赌档、鸦片烟局。其次如“市桥禁烟公司”则为李朗鸡与李能、龙云侯等人合资开设，称为李龙公司，以后李能等因故退出，又转与韩潮合作，继续经营。该公司是鸦片专卖机构，垄断禺南鸦片市场。在与韩潮合作期间，更专门假冒林英记一两庄鸦片，在市面大量抛售，搜刮金钱。

　　禺南是产米地区，而所有当地及其他邻近各县的粮食以及农村副产品，向以市桥为集散、交易的场所。市桥与新造、石楼以及市新、市石公路沿线，每日均有公路班车来往，与港澳、广州、勒流、太平、大岗、江门、大良、沙坪等处亦有定期轮渡通航，因此，市桥在当年的沦陷区中不但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同时亦是一个烟赌林立，商业畸形发展的商埠。李朗鸡除了公开开烟开赌以外，又插手经营商业，垄断金融、谷米市场，同时并设卡抽税，包揽走私，把整个市桥重要经济的命脉，完全把持在自己的手里。

　　李朗鸡在市桥投资经营的商业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金融、谷米、酒店、鱼栏、绸缎、布匹、汽车、航运，以至赌场、烟馆、粪溺、农场，几乎无不插手经营，从中投机垄断。据我记忆所及，他在市桥所开设的公司、行号约有20多家，其“经营”范围大致有8大项目：

　　（1）金铺钱庄。李朗鸡与其兄弟李超群合设茂隆金铺，为市桥最大的银钱庄，从事黄金炒买炒卖，兴风作浪，操纵市场。金铺利用经营找换上的便利，将国民党的钞票分类“全新”、“直版”、“洗新”、“残旧”、“湿柴”、“大头”、“细头”等等不同品种，进行炒买炒卖。

　　（2）粮行米机。李朗鸡独资或合资经营的粮行米机有9家之多，除他独资的唯一商行经营谷米及农副产品等投机买卖外，有与苏河合股的大兴行、与韩潮合股的大成行、与韩棠合股的合成行，与辛镜塘合股的联盛行、与陈金泉合股的联义行，还有与钟洪等人合股的3间米机，一名时利和米机，一名德兴祥米机，另一忘其名。这些粮行米机都是从事粮食投机、垄断粮食市场的机构。

　　（3）赌场烟馆。我所知道的有3家，一家名市桥禁烟公司，为李朗鸡与李能、龙云侯、韩潮等人合伙经营，专向当地烟馆统一配售鸦片烟；一家名泗合摊馆，是李朗鸡与韩才、韩康等人合资开设，为市桥赌注最大的赌场；另一家是李朗鸡独资的市桥娱乐场，里头都是赌场和烟馆。

　　（4）旅馆戏院。李朗鸡独资经营市桥戏院，并与韩浩开设国际酒店，与吴少儒合开白宫酒店（附设酒家）和华南酒店，都是市桥最豪华的酒店。

　　（5）塘鱼蔬菜。李朗鸡与当地鱼栏把头李瓜钊等合伙开设市桥鱼栏，又与黎智亭等合伙开设泰生栏，统一购销市桥鱼类、水果和蔬菜，垄断市场。

　　（6）布匹绸缎。李朗鸡与何钜铭、何钜章等合设统一绸缎庄，作布匹绸缎投机买卖。

　　（7）交通运输。李朗鸡与李心泉合营市新、市石两条公路的运输公司，又与辛镜塘、李超群等合设某某航运公司，垄断市桥至广州和东、西海航线的水上交通。 　　

　　（8）农场粪溺。李朗鸡把从农民手中抢得来的、群园对面的土地辟为永远农场，传说陈璧君亦有投资。李又与韩潮、韩康、韩烈、韩桥等人合营市桥粪溺公司，统一清理市区粪便，垄断肥源，不准农民收取，曾打伤、打死农民多人。

　　除了这些公开的公司行号以外，李朗鸡又与陈金泉、黄颂平、钟洪、李腾、李能等人合伙，大规模用电船及机动帆船，包揽港澳、大岗、沙坪、省市之间一切走私货物，不论是谷米、钨砂、桐油、枪枝、子弹、鸦片或日用百货，李朗鸡不顾一切，实行武装走私。与此同时，又指使一般爪牙（大多数都是当地韩姓的地痞、恶霸），在市桥大码头，东、西、北三方面陆上交通隘口，设卡抽税，限制货物进出，如果没有李朗鸡的“放行条”，所有商品、物资均不准通过，除非课以重税，否则便不准放行。就这样，市桥的一切，从军事、政治、经济以至人民的日常生活，可说已完全控制在李朗鸡的手中，任由其敲骨吸髓，勒榨剥削了。

　　不但如此，李朗鸡还利用“缉私”、“检查”的名义，公开抢劫，以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违禁没收”。这种公开的抢劫，不但有李朗鸡正式设立关卡、隘口，随时可以借口违反什么条例，对来往货物，加以扣押没收，李部匪军外出，亦常常趁火打劫，以检查或缉私为名，抢掠农民或客商货物，以饱私囊。

　　记得1942年秋，正在沙梨大量上市的时候，驻扎在宝安、南头附近的辛景熊补充团第九连，在中尉连附某某（已忘其姓名）的率领下，突宣布全连起义，率队投向东纵（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辛景熊接获报告，立即命令罗镇邦的第一营火速跟踪追击。但因第九连事先早有周密部署，刚一起义，即化整为零，安全转进，所以第一营虽分路兜抄，东追西击，但仍扑了空。迨收队返防时，罗镇邦忽发现乌石岩附近有许多农民，正在采集淡水沙梨，装筐待运，粗略估计，不下200余担。罗镇邦见财眼开，于是即以检查、缉私为名，命令手下伪军拘拿物主。农民（物主）见状奔逃，结果这200多担淡水沙梨，便被罗镇邦抢掠回南头营部去了。当时我适赴南头有事，辛景熊特邀我合作，叫我取出现款给他们，将沙梨交我运回市桥出卖，卖梨所得款项，除归还我垫款外，盈利收入我得四成，辛得五成，其余一成则交由辛的卫队平均分配，至于封船、起卸以及沿途保护等等，则由辛派队负责。我把这批抢劫得来的200多担沙梨运返市桥后，全部按市价卖给李朗鸡和黎智亭合伙经营的泰生栏，所得款项，按照原议和辛及其卫士分赃。

　　李朗鸡以及他手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抢劫、榨取得来的孽钱，除了穷奢极侈，尽情挥霍，狂嫖滥赌，纵情享乐以外，又复在港澳、市桥等地建筑洋房、别墅。譬如在市桥，李朗鸡即曾霸占当地农民大片田园、地产，在海傍西路建筑一座宫殿式的“群园”，作私人住宅。该园后面靠海，有镶钢甲的“群力”号电船等数艘，作他平时游乐之用；前门是海傍西路，有避弹汽车担任警戒；正门两侧，在马路上设有巨大铁闸，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可以随时封锁、布防；临马路的二楼，更设有碉堡，居高临下，作巷战的布署；园内洋房虽分散建筑，但每座二楼均有天桥贯通，便于有事时互相策应。除了李朗鸡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外，其部下的头目和亲属，如护沙大队长李腾、李能、黄顺（老怪顺）、黄开、梁科、郭柏，后来由马弁提升为大队长的胡琪、李文仔、李灿（扁鼻灿）、黄文仔及其叔李福（大队长及总队长），其兄李秀（超群，后在市桥公审后伏法），堂兄李滔、韩潮、韩康、韩才、韩滔、韩棠、谢昌、何钜铭、何钜章、黎少石、苏河、吴少儒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帮凶、走狗，都在李朗鸡投敌以后的三数年间，大肆搜刮，穷奢极欲，分别在市桥建起了红墙绿瓦的高楼大厦，甚至李朗鸡一个年仅18岁的幼弟李忠，亦拥资钜万，单独在海傍西后街建起了一座大洋房。

　　李朗鸡进犯西海杀害吴勤

　　1941年冬，进攻西海“围剿”人民游击队的计划，在群园的烟床上，由李朗鸡、辛镜塘、龙云侯（中统派在李司令部的代表，名义上是第四十旅司令部的中校参谋，事实上是李的机要秘书，专代李审阅来往公文、函电，并负责签署，划行）、朱全（第四十旅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李泰（旅部少校参谋兼军需室主任，是李司令部内最有权力和最得李朗鸡宠信的红人）等人密谋决定。

　　进犯西海的部署是谨慎小心的。它和过去进攻元岗、屏山等地的情况根本不同，不但事先不露声色，甚至连正式下达作战命令时，亦没有指明出发的地点，以及作战的目的、企图。

　　1941年12月初，司令部副官室忽奉命封船。次日，萧侠公（中校参议，由李口头上封他为副官长）忽找我谈话，说司令部需船甚多，昨日未能完成任务。希望我努力工作，马上出发，见船就封。迨至晚上，萧与我同时接到司令部一张很简单的通知，叫我们于明晨3时前至群园（李公馆）集合，候命出发。 　　

　　第二天清晨，我准时至群园候命，李的侍从副官屈华、陈国基、包一柱以及日语通译简华驹、上校主任参谋朱全、军需室主任李泰、侍从副官祁卓林、中校参谋王光普、少校参谋杜曼、中校参议萧侠公以及其他下级官佐均先后到达。4时许，李即下令登轮出发。

　　李朗鸡进攻西海的兵力共有三个团，除补充团一团已先开赴陈村驻防候命外，其余七十九团全部及八十团一部则分乘约20艘木船，由三四艘小火轮分别拖带，随同李朗鸡一齐出发。次日上午7时，船抵碧江沿岸（已进入西海水域），李即下令第七十九团登陆，搜索前进，其余第八十团则仍乘原船，开赴陈村，与补充团会合待命。李见七十九团登陆后未遇抵抗，亦随该团一齐向前进发，将抵碧江，伪顺德县长苏德时率队来迎。

　　李朗鸡、朱全与苏德时等人即举行秘密会商（内容不详）。会后，李复率队由碧江步行至陈村新墟，与当地伪军补充团及八十团会合后，即叫朱全及王光普指挥第七十九、第八十两团继续向西海推进；至于补充团则仍留驻陈村及古坝一带，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增援出击。部署已毕，李朗鸡即于当晚返回市桥，次日复专程赴穗，和他一齐返市桥的有亲信随从三四十人，我亦在内。

　　李朗鸡赴穗翌日，朱全亦由前线（西海）返回市桥。当时前方已开始接触，战事颇烈，朱把部队交由王光普负责指挥，自己回部请示。他以李朗鸡已赴穗，所以又立即转赴广州。本来朱全为伪第四十旅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由李朗鸡叫他指挥西海战事，为什么突然遄返后方，继复匆匆赴穗呢？后来据副官祁卓林透露：朱全当时所以兼程赴穗，实为呈请日军派飞机助战。查当时日军确曾派机前往侦察、轰炸，但因地形不熟，标志不明，误把李原在陈村候命出击的八十团的一个机动连炸得四散溃逃。

　　李朗鸡此次进攻西海是倾巢而出的，除市桥西北防线有少量韩、谢两姓恶霸武装，司令部有一个机枪警卫连外，其余全部调上前线。朱全赴穗后第二天深夜，王光普忽满身泥泞，蓬首垢面，返回司令部，整个司令部发生了很大的震动。我和萧侠公、李泰等几个人，几乎彻夜未眠，大家均担心：由于市桥无兵，假如人民游击队乘虚突击，冲进市桥，那只有束手就擒。

　　关于王光普等率队进攻西海的情形，以及被人民游击队彻底击溃的经过，根据王本人当时的叙述，大致如下：

　　此次进攻西海，原由朱全及王光普负责指挥，朱回市桥后，则由王光普和第七十九团中校团附祁保林共同负责。朱离开前，虽曾小有接触，但均无激烈战斗，刚一驳火，人民游击队随即撤退。祁保林以为人民游击队不堪一击，于是率领第七十九团跟踪追击。追至次日傍午时分，进抵某一小村（似叫路尾围），举目四望，前面虽有若干人家，但并无碉堡、炮楼，亦无鸡犬、炊烟，因此祁保林估计，不但当地居民早已逃匿，即驻守该地的人民游击队亦以无险可守，自行撤退，于是立即命令部队迅速前进。正行进间，埋伏在路旁两侧蔗林内的人民游击队，突以密集火力向伪军集中射击，伪军一时秩序大乱，四散溃逃。蔗林深处杀声震天，似有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杀奔前来，因此，伪军一窝蜂涌向海边，纷纷登舟或跳海逃命。人民游击队又由蔗林丛中，抄小路赶至海旁，以河涌基围作掩体，猛力扫射。当时王光普压阵殿后，所以得幸脱险归来；祁保林受伤，伪第七十九团大部官兵非死即伤或落水淹毙，生还者不及三分之一。

　　正当西海前线，李军的第七十九团被人民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全部溃散的时候，在陈村候命出发的李军第八十团的一个机动连，在陈村旧墟马路上架枪休息，准备开赴西海前线，支援第七十九团，忽有日机一架由东而西，向陈村方向飞来，并在公路上空盘旋、侦察，旋即对该连俯冲投弹、扫射，该连伤亡枕藉，却不知道是朱全请来的飞机呢！

　　进攻西海前线的主力第七十九团既已被人民游击队彻底击溃，伤亡殆尽；而在陈村待命出发的八十团的一部又遭受日机的误袭，差不多全部毁灭，伤病伪军以及死里逃生残兵便不断由西海、陈村涌回市桥。李朗鸡也由广州赶回市桥，夤夜由东涌抽调护沙总队辖下的李滔大队遄返市桥，加强守备，防范人民游击武装的乘虚进击。

　　李鸡朗鉴于硬攻的办法既已失败，于是便想改用隐蔽的潜入内部的办法，来一个突然袭击。有一晚（大概是李返回市桥后的第三晚），李泰特别邀请我和萧侠公到朱全的办公室，慎重地扣上房门，然后三个人一齐动手，剪制了数以千计、宽约两寸的红白布条，发给护沙部队便衣人员，分批派往西海，发动武装暴乱。由于西海人民游击队警惕性很高，第一批派去西海的护沙总队便衣伪军，很快便被当地人民识破，无法潜藏。这一罪恶计划，才不敢继续尝试。

　　公开进犯和阴谋暴乱都失败了以后，李朗鸡便决定用暗杀手段杀害中共领导的广州市区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吴勤。李与辛镜塘、史文坚、欧钟荣等密谋策划，在陈村旧墟，由欧等预先布置圈套，把吴勤杀害了。 　　

　　当时史文坚是国民党游击队的××司令，而欧钟荣（又名嗒头荣）亦是国民党游击队的××大队长，平时与李朗鸡虽因利益冲突，矛盾重重，但是，所有这些所谓“国民党游击队”，都是由土匪改编而成的。他们“抗日”是假，反共是实，所以对于敌伪汉奸，不论是李朗鸡或是曹荣，他们都是称兄道弟，通同一气的。当时史文坚、欧钟荣、黎钜以至韩锡忠之流和李朗鸡的关系就是这样。黎钜（三善著匪、国民党游击队××大队长）与李朗鸡，彼此虽有利害关系，时有冲突，但黎钜的父亲、黎豆皮棠（亦是三善著匪）却常常出入市桥群园，与李朗鸡、辛镜塘“一灯相对”（抽鸦片），通宵达旦，秘密“斟盘”。而欧钟荣亦时常来往市桥，与辛镜塘称兄道弟，一榻横陈，关系十分密切；不但如此，有时甚至公开出入驻陈村新圩伪第二十师补充团，同样成为伪辛景熊（辛镜塘之子）的座上客。此外，史文坚等亦常至伪第二十师补充团团部，同样得到辛景熊的接待。

　　由于史文坚、欧钟荣等公开的身份都是国民党游击队的××司令或游击队的××大队长。吴勤为着对付日伪，故常和他们联系、开会。李朗鸡便利用史、欧两与吴勤这种关系，和史、欧密谋，诱杀吴勤。

　　在1942年的夏秋间，史、欧等借口举行什么重要会议，邀请吴勤及其他有关人员到陈村开会。吴等五六人依时乘坐一只“大厅”小艇前往参加，并预约在陈村旧圩竹枝花码头登岸，由欧负责率领便衣武装在码头接候、保护。但当小艇行将泊近码头，吴勤等正起身准备登岸时，欧钟荣等一伙便衣匪徒却突然抽出快掣驳壳，向小艇密集扫射，吴勤等因猝不及防，且兼艇小人多，又在水上，于是艇翻人沉，连艇户全家一起牺牲在水底。

　　吴勤等牺牲的当天或次日，欧即亲至陈村伪第二十师补充团团部，向辛景熊报告诱杀吴勤等经过；而欧的卫队则在伪团部内，得意洋洋地向该团的伪军绘声绘影地描述谋杀吴勤等人的情况。当时我适在该团团部，辛景熊特拉我到他的房内，叫我马上先回市桥，把这事向李朗鸡报告。同日晚，辛景熊更亲至市桥向李报告一切。

　　辛景熊返回市桥的次日，吴勤的遗体亦由专轮拖来市桥，曝晒于市桥东涌口附近，以后再由李朗鸡将吴的遗体送给驻市桥的日军请赏——吴勤就是在国民党游击队勾通日伪，在李朗鸡、辛镜塘父子以及史文坚、欧钟荣等的同谋下被杀害了！

　　李朗鸡黄金赎命

　　李朗鸡在统治市桥7年的岁月里，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是有恃无恐的。他一手拉住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关系打得火热；一手拉住军统局广东站站长郑鹤影，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抗战胜利后，李朗鸡还是拥兵自重，且三易指挥官的招牌，神气十足。

　　后为了逃避惩处，逃往香港。照理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可以把这些汉奸由香港引渡回来处理的，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受了他们的贿赂，便任由他们在香港作寓公，不予追究。

　　1945年冬，李朗鸡企图用“献产”为法脱身，叫他原来的侍从副官祁卓林及辅中学校长张奕然为理向国民党政府献产。曾派祁卓林由港返市桥协助张奕然代李“呈献”，而祁怯于群情不敢回来。国民党以大利所在，又在舆论压力之下，便派军统局郑鹤影赴港，对李施加迫诱的手段，李便只身随郑回来广州。不久(似是946年夏间），始由广东肃奸专员公署加以逮捕。转解第二方面军军法处，经过所谓公开审讯以后，不了了之，社会上议论纷纷。这时，一方面：郑鹤影等在得到李朗鸡大批黄金贿赂以后，出具证明，证明李朗鸡过去是做“救国工作，屈节投敌，为的是俟机反攻，应予无罪释放”。一方面第二方面军军法处和其他有关人员得到李朗鸡巨额贿赂以后，既要李朗鸡不死，又要欺骗社会，减少指责，因而想尽开脱李朗鸡的办法（这是当年李部上校支队长罗镇邦和辛镜塘闲谈时，由辛对罗说及的）。第二方面军军法处装模作样判处李朗鸡“死刑”，却不把他立即执行处决，让他向南京国防部上诉。

　　国民党国防部对李朗鸡上诉的呈文，批以“李朗鸡非军人身份，本部未便处理，将案转移广东高等法院办理可也”这几句批语，不但否决了第二方面军军法处所判的“死刑”，而且轻轻地开脱了李朗鸡以后免予军法裁判，转到广东高等法院了。

　　李朗鸡案移送广东高等法院后，照例是经过几次“公审”，苦主原告极多，纷纷出庭顶证，广东高院虽仍判“死刑”，但不立即执行。而李朗鸡和家人知道在当时的形势，李朗鸡在广东审判，对李十分不利，于是便运用黄金威力，要广东高院及检察院“回避”，易地更审，李朗鸡便转到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去“从新审理”。有了这“从新审理”四个字，就根本否定了广东高院对于李朗鸡的“死刑”的判决，一切口供、证据，通通被抛开了。

　　南京高等法院照样一手收黄金，一手判决李的“死刑”，一样不立即执行，要呈请最高法院“最后批准”。李家向最高法院院长行贿，引起社会上人言啧啧，最高法院院长不得不向南京记者发表谈话，说是李朗鸡家属使人送给他100万元港币，请免去李的死刑执行，但他拒绝了。最高法院最后核定同意南京高院的判决，处李朗鸡以“死刑”，但也不马上执行。李家最后决定面蒋，蒋介石答应改判李朗鸡15年有期徒刑。初时，蒋还打算把陈璧君及李朗鸡等带去台湾释放，把李移解上海监狱。因解放上海出人意料的快，汤恩伯仓皇逃走，来不及把他们转移。解放后，这个万恶的罪犯李朗鸡被人民政府解返市桥公审正法了。

　　（袁萍整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8 16: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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