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1日日军侵入广州,芳村地区人民和全国各地沦陷区人民一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下是我耳闻目睹日军在芳村的暴行。 日本侵略军到芳村后,占了整条同安坊作为宪兵司令部,将千年古刹大通寺拆毁,用其部分材料建起同安炮楼及附近的几个碉堡,使羊城八景之一的“大通烟雨”毁于一旦。同安炮楼成了屠杀芳村人民的刑场,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毒刑拷打致死。每天晚上,附近的居民都不时听到从这个魔鬼之地传来凄厉的声音。大通古寺前的榕树,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吊死无辜的中国百姓的地方。白天,日军三五成群四出抢掠牲口,强奸妇女。为了避免被奸污,妇女们一闻日军入村就四处逃避,有的妇女蓬首垢面杂在人群之中,有的则躲入冷巷、地窑,但仍有些不能幸免。那时候这种惨事,已属司空见惯,不胜枚举。有一次,三个日军士兵突然窜到葵蓬西滘村,捉鸡鸭,摘生果,后来还兽性发作追逐妇女。西滘人忍无可忍,开枪击毙两个日军士兵,剩下的那一个士兵逃回去报信。日军立即派了大队人马赶来,幸而西滘百姓已经全部逃走。日军见捉不到人,就放火烧村。 当年冬天,一艘日军橡皮艇闯入东漖河面,被游击队开枪击沉,艇上的日军全被打死。日军宪兵部知道消息后,很快派兵包围了东漖。游击队当然不会被搜到,但一些青壮年因逃避不及被日军捉住,被逼着下河打捞日军尸体。那时正值寒冬腊月,沉船的一段东漖河水深河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枪指住沉下冰冻的水底,有些人抽筋冻僵几乎淹死。在场的一个翻译不知和日本军官讲了什么,大概是觉得再打捞下去也不会有多大希望,而且已是日落西沉的时候,日军才下令把捞起的几具死尸抬起匆忙离去。那些青壮年虽然没有被日军杀死,但回去后每个都病了一大场。 日本侵略军占据芳村后,在各个交通要道和码头都设关卡,搜查过往行人。不论男女老少经过关卡,都要向日军弯腰行礼,连病人也不例外,稍不如意就被罚站,举大石头,甚至挨拳脚痛打。一次,有一位妇女经过南塘铁路边桥头哨岗,她已恭恭敬敬地向日军弯腰行礼,不料那个鬼子伸出右手狠狠地给她一记耳光。妇女再深鞠躬,那个鬼子又用左手给她一记耳光,妇人心慌了,密密鞠躬,那鬼子索性左右开弓,打得妇人昏头转向。幸而当时有一位老人经过,高叫快脱去你的帽,这时妇女才醒悟过来,但已被打得眼青脸肿。 日本侵略军在芳村的宪兵部是人尽皆知的鬼门关,抓进去的很少生还。无论是游击队员还是无辜的老百姓,一被捉去,日军就不分青红皂白,酷刑逼供,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将整个人抱起,放在肩上然后用力摔在地下,或用水从口灌入直至灌饱灌胀,然后双脚踩在胸腹,乱蹦乱跳,把受害者弄得死去活来,至于吊打火烧更是家常便饭。无论是你招供还是不招供,最后还是被拉去杀头,或被活活打死。有的人死后,还被吊在树上示众;有的人还未断气,就被拉出丢在红花基上(红花基在同安街附近,是一片密不透光的杂树丛生的乱葬岗,过去是放置婴儿尸体之地)。 日军为了防止游击队的活动及贮运物资,在芳村一些地方也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1940年,日军为其军事目的,修建一条从石围塘火车站通到滘口的栈桥公路,竟将滘口烂桩塘近百户民居夷为平地。烂桩塘旧地即今中国粮油进出口省佛支公司所在地。离此不远的塘边还有一棵日军用来吊死许多无辜居民的龙眼树。大冲口河边建起的日货仓,是日军存放军用物资之处。日军为了防备游击队,将货仓以西甘家园到毓灵桥一带的民房强行拆除,用大卡车拖着铁缆逐间拉塌,可怜大小200多间民房,顷刻顿成瓦砾之地。甘柱老先生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至今回忆往事,还是老泪纵横,不胜愤慨。1941年以后,游击队在芳村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日军眼看有灭顶之灾,烧杀也更加疯狂。花地河连接白鹅潭,也是佛山通广州的一条水道。日军为了扩大视野,控制花地河,制造了火烧花地海傍街的惨重事件,从大通古寺起放火烧了整条海傍街,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不少人葬身火海。日军不准救火,一直烧了一日一夜,海傍街成了一片灰烬。一次,游击队一个小队,秘密经过芳村中市,在南便祠附近与3个日军士兵相遇,游击队先发制人,开枪打死两人,打伤1人。日本宪兵很快就包围了中市,但没有发现游击队的踪迹。当时,有一汉奸乘机报复,向日本宪兵报告谢姓有人参加游击队,于是日本宪兵又搜查了谢氏至爱堂,并捉去附近30多位青壮年(大多数是谢家子弟),还把这些人当作游击队,拉到广州市区游街示众。这些青壮年男子,有的受酷刑致死,有的立即被处决,无一幸存。 1942年夏,日军接到广游二支队进入南滘村活动的情报,于是对南滘村进行水陆四面包围(南滘村村南是珠江支流,隔河是南海之三山和番禺县南圃)。敌人进村后,把来不及逃避的男丁27人,全部集中押到南滘涌口,逐个用刺刀捅死,把尸体抛进珠江河。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孩急于找自己的父母,从街上走过,也被日军捉住,说是通风报信,而被割去耳朵。 (芳村区政协文史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