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日军进犯广州,增城福和地区于当年中秋节后沦陷。日军一到福和圩,即行放火焚烧,圩场店铺顿时化为灰烬瓦砾,被敌军枪杀的人有数十人。 1939年初,日军在福从公路(福和至太平场)沿线的许多乡村都建立了据点。我的家乡大塘尾村亦是日据点之一。日军把全村100多户500多人驱逐出境。人们扶老携幼,惨痛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流离失所,逃亡四方。我家老少8口人,逃到1华里外的缸瓦窑村暂时栖宿。 同年秋天,日军进驻官塘村后,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搜索,特别是到大塘尾村附近的缸瓦窑、五担田、山塘等村更为频繁。农历十二月二日晚,入夜不久,三四个日军入村用电筒四周照射。村人见状,都手执“良民证”,表示是良民。而我因长年不在家居住,未有领取,紧急时旁边有人递给我一个,应付过了关,过后,日军匆匆离去。可是不到半个钟头,邻居处响了一枪,听来是七九步枪声,接着鸣锣声、枪声又起。我们围炉取暖的有十多人,赶紧锁上大门,熄了灯,细听动静。良久,再无声息,屋内人仍不敢开门探真情,大家推测定是村民对日军开枪,而日军又未有反击。这晚,大家提心吊胆,怕日军报复,或来围村或在村前伏击。次日凌晨查问此事,乃是陈屋人陈善林,当日军敲门时,他手上有支七九步枪,鉴于其妻曾受日军调戏,怀恨在心,怒火中烧,便对准拍门日军开了一枪,击毙一名日本兵。当时四邻锣声枪声齐鸣,日军来人不多,不敢反击,连夜运尸体逃遁。村人知道之后,怕事态恶化,促维持会长报告日军,佯称是昨晚杀敌队经过本村突遇皇军而开枪射击的。但是汇报不生效果。 枪杀日军事发后,我和祖父,因害怕日军前来报复,第二天清晨就离开缸瓦窑村潜回故居大塘尾村躲避,并观察动静。上午9时许,看见村前公路有日军数十人,带十多匹马驮着大炮弹药蜂拥向缸瓦窑村进发,将到该村时分数路登山。顷刻之间,炮声“隆隆”,机枪“卜卜”,向该村射击。我和祖父意料缸瓦窑村将大难临头。 日军在几处山顶放炮轰击之后,便进村搜查,把全村男女老幼押到村前一丘有两面高坎的田里集中站立,就四处放火焚烧房屋。顿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村人亲眼看到家园毁于敌手,呼天抢地,哭喊声震天。日军早在田边安放好的机枪,随即向人群持续扫射达半小时之久,人群都倒在血泊之中。当时,死人堆中一位未中弹妇女,看见自己丈夫中弹死了,放声大哭。有两个只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未中弹,听到妇女哭声也爬起来。这时日军又开枪继续扫射,还对着小孩用刺刀猛刺。小孩被刺得满身是血淋淋。这两小孩,一个叫钟国浩,一个叫钟玉煌。他们幸未中弹,后来经医治痊愈。当时日军看到房屋已烧光,人基本杀绝,才收兵返回官塘据点。他们回去时抢走了牛猪鸡鹅以及所有物资。 我和70多岁的祖父,在大塘尾村故居看到村前公路上日军收兵走了,便飞快回缸瓦窑村看个究竟。远远望见全村火光仍在冲天,浓烟弥漫,便加快了脚步赶去救火,一面大声呼喊齐来扑灭火。但是在此紧急时刻,却看不到一个人。爷孙二人只好拼命扑救,刚把一间已烧到门楣的房子救熄时,忽听到田野里有人在惨叫“遭殃呀!田里死满一田人。”于是急转身去一看,满田布满男女老幼的尸体,细认之下母亲、妹妹、弟弟等四人都已绝气,摸其肉体还暖乎乎。老祖母重伤在哀叫,小弟弟半生不死,奄奄一息,两足不见脚踝。我们爷孙两人当场扑到家人尸体上,呼天抢地,哀号不已,而老祖父连气都透不过来。这时,在死人堆里未受伤的炎叔公及先赶到现场的记叔2人,劝我爷孙要赶紧抢救重伤的婆孙两个。我们连忙将祖母、弟弟运回大塘尾村故居取枪伤药敷治。这时龟岭村添胜兄也闻讯赶来缸瓦窑。他伴同我们一面救治伤者,一面看管谷仓。到当晚,我的祖母和小弟弟因流血过多,相继死亡。这样,我一家八口人,一天之内死去六个,只有爷孙两人幸免。 我还看到在死人堆里有邻居钟长叔一家、陈亚朱一家、钟永宽一家和钟朱如一家。后来查明,全家被日寇杀绝的共计11户28人。全村被杀害的共有128人,仅3人逃生,烧去房屋110多间。因为死人太多,实在无法用棺木入殓,后来只好就地挖坑草草掩埋。这场空前大屠杀,实为增城有史以来最大的惨案之一。 (增城市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