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民主党在广州开展抗日斗争的回忆
2018-03-30 10:46:52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梅日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该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委组织在抗战中作过什么贡献？现结合个人经历忆述如下： 　　一、出版刊物  宣传抗日 　　抗战初期，广东和全国一样，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宣传抗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农工民主党（当时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在1937年春至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南针》、《抗战农村》半月刊、《抗日青年》半月刊、《抗战华侨》旬刊等几种刊物。《抗战农村》半月刊创刊于1937年2月16日，是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地址在广州市惠福东路惠新东街三号二楼），主编是李伯球。每月由李洁之捐助500毫洋作为出版经费。在这刊物面世之前，农工民主党还出版了《南针》月刊。在创刊号转载了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第三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这两个刊物是农工民主党同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密切合作的产物。虞焕章（杨康华）、叶兆南（孙大光）、何思贤、卓炯、冯和法、漆淇生等经常为该刊写稿。他们的文章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颇受读者欢迎。《抗战农村》还组织一个“抗战农村社”，提出凡赞成该社的宗旨——本自革命的三民主义立场，研究抗战时期农村问题，扩大农民抗敌宣传，发行《抗战农村》——履行一定组织手续，即得为社员。通过这个组织，建立了广泛的通讯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在粤东的梅县、兴宁、惠阳；在潮汕的汕头、潮州、揭阳、澄海；在五邑的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山、顺德、东莞；在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从化、花县和粤北的清远、英德、曲江、连县等地建立通讯员站，每期都刊登了来自上述各县、市的通讯报道，反映了农村抗日救亡情况，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该刊在创刊词中，号召组织巩固和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伯球还专门写了一篇《农村统一战线的认识与行动》，阐明“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观点。 　　《抗日青年》半月刊，是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抗日青年团的机关报（地址设在广州市文明路199号2楼），主编是杨启祥（当时是农工党广州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该刊主张建立青年反日统一阵线。这代表了农工党广州抗日青年团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 　　《抗战华侨》发行人是彭泽民（前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已故），编辑是张春波（即张觉初，又名梦醒），该刊于1937年5月1日创刊（地址分别设在香港西环卑路乍街47号2楼和广州文德中路47号2楼）。主要读者对象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经费来源是靠华侨和港澳人士的捐助。彭泽民曾撰文《读<霹雳埠华侨致电第五、第八路军>感言》，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战中英勇善战，战绩辉煌，并号召海外华侨：“尤应深念在最前线浴血苦战的民族战士，加紧节衣缩食，踊跃输将，献身为国，共同争取最后之胜利，彻底之解放”。《抗战华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公开号召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八路军，是难能可贵的。 　　二、组织青年  抗日救国 　　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爆发，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在此形势下，1936年，广州“民众歌咏团”建立起来了，它聚集了1000多名青年和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青年。随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青年群众的自觉要求，相继成立了“广州新文字协会”、“广州世界语者协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州抗日青年团”，以及“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等，广泛团结了各方面的青年。这些进步团体，积极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形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教育和鼓舞青年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追求真理。我在这些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先后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朋友，如黄焕秋、陈原、陈嘉（杜襟南）、姚熔炉、乔毅、游波等，也认识了张觉初、司徒卫中、徐云青、潘日荣等。以后由司徒卫中、潘日荣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同一时期参加的还有梁惠怡、毛允玲、刘尧杰等，我们被编入同一个小组过组织生活。从此，我和农工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二·九”运动提出的伟大号召，是当时青年学生进步觉悟的表现。1937年春夏之间，农工党组织派司徒卫中、梅日新、潘日荣、王鸾凤、黄志深等，以“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的名义，到广州东郊同和乡开办民众夜校，从事扫盲和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是倾向民主，进步的统一战线形式的组织。其中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谌小岑、钟天心；有共产党员叶兆南、左恭、中大教授尚仲衣等；还有第三党党员李伯球、黄中厪、杨璞如、杨启祥等。它是公开的、合法的组织。每办一个民众识字班，津贴银毫10元作杂费，并赠送课本，颇受农民的欢迎。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上述地区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等工作，到1938年夏，建立了9个识字班，由禺东扩展到禺北。在禺东的有握山村、蟹山村、白山村、白水塘村；在禺北有马市岭村①、钟屋村、横江村、大圳口村、扒沙井村。每个班分为三个组：成人组、妇女组和少年组，根据年龄和文化程度，开展教育。他（她）们的学习情绪很高涨，风雨不改，每当夜幕降临，农民各持火把来上学，从远处望去，宛如一条火龙在游动，非常壮观，令人感奋。

　　由于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群众对我们发生了好感，从而我们在农民青年中发展了抗日青年团团员。我们在禺东的同和乡及禺北的东平乡分别建立抗日青年团，两个团共有五六百人。并在两个团中挑选了政治觉悟比较高、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150人进行短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以适应战时的需要。训练课程设有：（一）抗战形势教育；（二）政治经济基本知识；（三）反间谍、反汉奸的基本知识和训练；（四）防空防毒救护的基本知识；（五）游击战术基本知识；（六）军事训练等。大部分课程由我们负责讲授，少数课程请外面同志兼任。经过我们有计划的训练后，农民青年的政治觉悟和军事常识、防护常识都有普遍的提高，为1938年冬向粤北进军、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1937年秋，在广州市区，由黄弘通出面征得广州抗敌后援会同意，成立了以抗日青年团为骨干的广州逢源区抗敌后援会，并以逢源小学为活动地点（那时候中小学已停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活动的有中大学生黄弘通、刘经，女师学生王鸾凤、冯秀荆、朱丽芳、潘锦屏、曹慧贞，抗日青年团团员简滨和我10多人。宣传活动的特点是大众化、通俗化，以广州方言写壁报、唱救亡歌曲、演街头话报剧等。

　　另一批抗日青年团团员张德凌、梁树纲等，由杨璞如、杨启祥领导组成“抗战教育实验工作团”，他们在广州市前鉴区、海幢区、蒙圣区开办民众教育班（夜班），吸收男女青年工人、店员六七十人参加学习，接受抗战教育。其中有些同志后来随该团到粤北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在1938年“八·一三”献金运动前后，禺北东平乡抗日青年团成立不久，我带了几十个青年学生到禺北太和市进行抗日宣传，以演讲和唱歌的方式，动员群众献金。当工作进入高潮时，太和市乡公所竟出动几个警察来干涉我们的活动。他们抓我到乡公所问话。乡长谢燕坤，劈头问我是否又名梅清园？我说是。他继续质问我为什么写文章在《抗战农村》发表，把东平乡说成是烟（鸦片烟）赌林立、鱼肉乡民等等。我那时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理直气壮地列举事实同他辩论，使他无词以对，竟蛮不讲理把我拘捕。当天正是墟日，很多农民来趁墟，知道这个消息，几百个农民包围了乡公所。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唱起救亡歌曲，抗议乡公所无理捉人，群情愤激。谢燕坤慑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释放了我。这是在抗日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

　　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广州地区有几十万群众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当时提出响亮的战斗口号：“保卫华南！保卫广东！”“保卫广州！”我们抗日青年团响应了这个号召，除了组织广州青年学生300多人参加游行外，还组织了禺东、禺北500多农民青年，分别以沙河和新市作为集合地点，向广州中心地点进发，浩浩荡荡地汇合到广州人民的游行队伍中去。广大的群众游行队伍，高举红旗，高呼口号，放声高唱“民众起来，打倒日本鬼呀！”“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民众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等歌曲，从珠江两岸到白云山麓一带乡村，歌声嘹亮，响彻云霄，震撼山河。

　　三、到前线去  积极参战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县境登陆，十天后广州失陷。当日军迫近广州外围时，100多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州青年团男女团员在李伯球、黄桐华、肖怀德等率领下，连夜急行军到广州北郊马市岭与司徒卫中、梅日新、张建中、王鸾凤等会合，并即发动广州东北郊武装青年数十人加入队伍。这支160多人的队伍，向粤北行进。途经从化、花县、清远、佛冈、新丰、英德，后来选择新丰沙田区羊石乡为集中整训地点，进行短期军事、政治训练，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为了取得合法活动和给养，我们通过曾其清（当时他任国民党六十五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梁世骥（当时任国民党一五四师师长）的关系，取得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的同意，把我们这个队伍编为六十五军前敌总指挥部别动部队，委派钟岱为总队长，黄桐华为副总队长，下设宣传队、武装中队两部分。武装中队队长徐云胜，指导员张建中，教官钟国辉（留日学生，台湾人，后来参加共产党，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光荣牺牲）。宣传队长由肖怀德担任，下设3个宣传分队，每队约20多人，分别由李汉英、张德凌、梅日新、何国炽、蒋炎、梁树纲等担任正副队长。

　　为了提高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加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举办短期学习班，分别由李伯球、郭翘然、吴今、陈柏麟、曾其清等讲授抗战形势、国际形势、日本侵华史略、如何做群众工作以及军事训练等等。经过学习和训练，三个宣传队都到附近乡村向农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率领第三宣传队，曾到过新丰的新岭下、遥田、沙田等地进行宣传。每到一地即进行家庭访问，用演话剧、教农民唱救亡歌曲、出版壁报和写标语、漫画等活动，来唤起民众，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1939年春，别动总队作了调整，把原来的宣传队分为两队，输送到国民党部队去当政工队；把武装中队输送到六十三军，组成递步哨站。

　　两队政工队是：一队由徐云胜、梁树纲担任正副队长，率领王鸾凤、司徒洁等20多位同志到一五八师去；另一队由梅日新、何国炽担任正副队长，率领李汉华、吴锦华、何静文、廖景夏、邓元长、陈志等20位同志到一八六师去。

　　这两个政工队在国民党部队两年多，主要是对士兵和驻地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一是扫盲，教士兵和群众识字；二是教唱救亡歌曲；三是上政治课，对士兵和群众进行抗战形势教育；四是轮回到团、营驻地演剧，演出内容多数是根据当时军民团结抗日的突出事迹自编自演；五是不定期地帮助团、营办政治学习班，系统地讲述政治、经济基础知识和日本侵华史等。我们每到一个新驻地，便立刻派出同志访问当地群众，了解地方情况。并选择好地点，在墙壁上刷写旗帜鲜明的大标语、大漫画，如“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打倒日本侵略者”、“抗战必胜”……等大标语到处可见。此外，还出版壁报，到街头演唱等，以鼓舞和教育群众。每当要演剧时，群众自觉拿出大竹竿、木杉、门板等和我们一起搭架临时舞台，情绪十分热烈。特别值得一提的，被输送到一八六师政工队的，都积极参加了1939年12月的第一次粤北战役和1940年夏的第二次粤北战役。在从化鸡笼岗、良口、石榴花顶等战场上，我们这群年青人同部队官兵一样拿起武器，把颗颗复仇的子弹打向敌阵；在战斗空隙或行军时，又拿起笔杆将战场上可歌可泣的事迹写成诗歌、剧本、短文和漫画，为部队演唱，借以鼓舞士气；有些同志还深入战地救护伤员。我们为粤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战斗结束后，我们也参加了清理战场的工作。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的屠杀是极其野蛮残酷的。回忆当时在清理新丰县梅坑战场时，我们亲眼看到敌人所到之外，庐舍皆成废墟，尸骸遍野，惨不忍睹，而其时适值盛暑季节，许多人畜遗尸已经腐烂生蛆，臭气熏天。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含着热泪去掩埋素不相识的同胞尸体，每掩埋一具尸体，就对敌寇增加一分仇恨，记下敌人一笔血债。

　　当时第三党广东省组织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并分析余汉谋十二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同农工党创建人邓演达先生的关系，在广东的10个师中，有一半以上师级军官均是邓的友好故旧、门生僚属，如李煦寰、李洁之、李振球、梁世骥、曾友仁、莫希德、黄涛、赵一肩等，他们对邓先生甚为崇敬。这些有利条件是我们做好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好时机。因此，组织上运用郭冠杰与李煦寰是陆军小学同学，又是一起留学法国的同窗旧谊关系，介绍了一批第三党的高、中级干部到十二集团军。当时在政治部和各师（旅）、团政治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计有：

　　（一）郭冠杰（北伐军总政治部总务科长，农工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已故）受聘为十二集团军顾问（原是国民党第四战区张发奎私人顾问），对张发奎能够施以影响，对掩护左洪涛等中共党员的活动起到一定作用。

　　（二）陈卓凡和郭翘然先后担任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任秘书。

　　（三）郭翘然和叶粤秀先后担任国民党一五八师政治部主任。郭翘然赴任时还带领第三党一批同志到该师担任过团政训室主任、营政训员。计有：张奠川、梁劲夫、曾伟、黄桐华、余果英、黄锦翔、李焕良、徐云胜、廖劲荪、李瑚、李义容（后参加东江纵队，因公牺牲，解放后追认为烈士）等。

　　（四）吴今担任国民党一五七师政治部主任。在该师担任团、营级干部的有陈柏麟、黄章荃、侯璜等。

　　（五）曾伟担任六十五军政治部上校宣传科长。

　　（六）刘俊、马天马担任一八六师政治部中校科长。

　　（七）杨璞如担任挺四（后调挺二）的政治部主任，陈伊林担任中校秘书。

　　以后参加农工党的有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陈伟霖和独二十旅政治部主任黄若天等。

　　他们对国民党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是根据罗瑞卿同志所著《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作为蓝本。这本书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根据郭翘然回忆，1938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周恩来、黄琪翔为正副部长）在武汉召开国民党师级的政治工作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广东部队有郭翘然、李育培等。会后，叶剑英通过丘哲请广东籍一批政治部主任吃饭，饭后，叶剑英送一批书给他们，这批书就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郭回广东后，把这批书分发给一五八师各团的政训室和有关的友军。这对改善和加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素质，激发官兵的爱国热情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上半年，十二集团军政治部还将各师、团未受过军事政治训练的政工队员，调到始兴东湖坪受训，成立十二集团军政工人员补训班。我带领的一八六师政工队20个队员因未受过训练，也调到这个班学习。

　　第三党为了加强对这个班的领导，同中共地下党员密切合作。当时组织通过李煦寰的关系，介绍王鼎新当班主任，梁劲夫为政治教官，该班还设立政治指导员室，据我所知，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黄蕊秋、邝清辉、洪文亮、周逊、陈中夫等都担任指导员。

　　该班以进步思想来教育和训练学员，如王鼎新讲政治经济学，梁劲夫公开讲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郭冠杰以通俗的语言，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如“为什么有鬼神之说呢？”这些教学内容，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使学员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经香泉水和东湖坪训练过的青年政工队员有1000多人，这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当时，李煦寰也意识到这一点，当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时，他即委托郭翘然直接领导的第一组来抓这项工作（即原政工总队）。

　　据郭翘然介绍，该组分为两股，第一股是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负责人是中校股长张奠川（第三党），有少校组员曾劲夫（中共地下党）；第二股是全面负责政工总队的领导工作，负责人是中校股长梁劲夫（第三党。解放后参加共产党），组员有：上尉组员廖锦涛、汪绥祚（女），中尉组员王珠、何小静（以上四人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等。这是共产党与第三党密切合作的体现，并发挥了作用。

　　这一批年青的政工队员，活跃和战斗在粤北前线和敌占区，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们对士兵进行文化教育、政治教育，这对于激励士气，改造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打击日本侵略者，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十二集团军又发生廖锦涛等中共地下党员被捕事件，第三党在十二集团军（后改第七战区）政治部主要负责人郭翘然、梁劲夫等被迫离开，我们这个政工队也站不住脚了，被迫分期分批撤退。我奉命首先秘密撤离，回到韶关向农工党省委报到。

　　四、到敌占区  打击敌人

　　司徒卫中率领的武装中队，被输送到国民党军队第六十三军做递步哨站工作。他们通过递步哨的组织开展联系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以后就用六十六军杀敌队的名义，到敌后的番禺（禺东、禺北）、增城、从化、龙门等地开展抗日斗争。

　　司徒卫中早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曾参加过同盟会。他敬佩邓演达先生，便参加了第三党。他率领的武装队伍经过一翻艰苦努力，不到一年时间，就建立了番（禺）、增（城）、从（化）、龙（门）、花（县）民众抗日游击纵队，并担任司令，选择了帽峰山为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的游击战。

　　这个游击纵队建立了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何文祥，第二大队队长何甘棠，第三大队队长郑仁中；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何记清、丘森、杨才、何皆、赖润豪、何华、何九、温镜环、杨××等都是当时的中队长；每个中队有3个小队，共27个小队。此外还有一个情报队，队长何作南，情报组长是张静波、廖华。游击纵队共有1000多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游击纵队经历过大小的战斗共有10多次，共计打死日本军官9人，日军军曹9人，日军、伪军共100多人，活捉和打死汉奸8人；缴获敌人长短枪共50多枝，长剑7把，弹药10大箱，另军用地图、军用物资一批。

　　根据当年游击队员的回忆，有几次战斗特别令人不能忘怀：

　　（一）智歼敌人检查站。从增城八斗村、慕园到联和市约10多华里，敌人有个检查站设在联和市东南门外，每逢圩日加派哨兵，有时不论男女老幼都要脱光衣服，赤条条让日本哨兵检查，不少妇女受其凌辱，群众恨之入骨。我游击队决心拔掉这个哨所为同胞报仇雪恨。他们事先经过调查，观察地形后，由何甘棠、何佳、何炳章率领枪法好的11个敢死队员，由4人携带4枝步枪，埋伏在制高点作掩护，另7人将7支快掣驳壳藏在炭箩里，化装为卖炭妇女，穿插在妇女群中，来到敌人哨位前，游击队员蹲下来假装脱衣服而拿出武器，一声口令，即把4个哨兵解决了。当日军大队人马赶到现场时，游击队早已撤退了。这一奇袭，真是大快人心，老百姓盛赞游击队勇敢机智，为民除害，额手称庆。

　　（二）在反包围中重创敌人。1941年5月的一个深夜，日军100多人，伪军200多人，汉奸土匪200多人共500多人，组成一支混合队伍，向我们的司令部进犯。正当敌伪侵入我驻地满山和髻猎山时，被我何九中队发觉。他们一面进行战斗，一面派情报组赶返司令部报告，司徒卫中即布置各大、中队互相配合，迎头痛击敌人。特别是何九中队英勇机智，顽强善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一直战斗到天亮。后来，敌人用炮轰我阵地并占领了几个制高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队只好且战且退，冲出包围圈，一直退到同和乡榕树头、握山一带，隐蔽起来。这一战斗，游击队牺牲了李辉等13个同志。打死敌人约90多名。对比之下，我们在此次反包围战斗中是取得胜利的。

　　（三）宁死不屈的游击队员。1940年初的一个夜里，司徒卫中和何甘棠亲自率领一个中队，携带炸药和轻武器，去爆炸日军占领的天河机场。半路，据情报员报告，当晚，日军检查很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炸药无法输送进去。这个计划落空了，只好返回司令部。当队伍行到石船村附近，我们的先头部队同敌人发生遭遇战。后经了解，才知道是敌伪700多人包围了游击队大队部，中队长杨××（忘记了他的名字，是石船村人），指挥百多个游击队员拼死抵抗，由于寡不敌众，被俘虏了60多人，敌人对游击队员严刑拷打，追问司徒卫中等人的行踪。但他们守口如瓶，宁死不屈。翌日，敌人把60多位同志押到罗布洞（即现在太和区穗丰乡所在地），用机关枪把他们杀害了。当时被杀的有王记仔、何狗和外号叫何乌蛇等同志。此外，深入敌后搜集军事情报，被敌伪杀害而光荣牺牲的还有张静波、何华昌、范木桂等。

　　*作者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韶关委员会负责人、广东北江特派员。

　  ①马市岭于1993年经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评为解放战争革命根据地。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30 10: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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