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促国共团结抗日
1941年春,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屠杀新四军抗日军民。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侨胞纷纷通电,大敌当前,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立即以个人名义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领袖发出快邮代电(附①)。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辞恳切、语重意深的快邮代电后,于3月14日给他们复电(附②)。
毛泽东的复电,代表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而蒋介石收到司徒美堂从美国发来的快邮代电后,生怕与他闹翻,失去美洲华侨的支援,于是,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行政院华侨参政员的名誉,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
司徒美堂接到重庆国民政府的邀请后,作了一番考虑,一方面想在参政会上敦促蒋介石与共产党团结抗日,拯救国家危亡;另方面要求国民政府接通侨汇,解救苦难中的侨眷。其次是联络南洋、香港和国内的洪门兄弟,为祖国的抗战出力。于是,他决定再次回国,不顾老迈之躯,在同年10月11日,乘坐美国的邮轮横渡太平洋,途经菲律宾,取道香港回国。
12月初,司徒美堂到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他在一次外出活动中,被日本特务抓去,控制在日本特务头子矢崎的手里,失去自由。矢崎知道司徒美堂在洪门人士中一呼百应。因此,想利用他在港的威望左右局势,以高薪引诱他出任香港维持会长,稳住香港的社会秩序,被他坚决拒绝。矢崎问他:“你为什么不愿跟我们亲善合作呢?”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一个华侨,你们侵略我们国家,你我谈何亲善?”矢崎劝他:“只要你挂个名,具体工作由你儿子出面。”他激动地回答:“宁可我去死,也不让我儿子去死!”矢崎眼看无法说服他,只好强下命令发出通告。司徒美堂知道后,在矢崎面前大发雷霆:“你既然要我当维持会长,只能请我,怎能命令我?”矢崎只好改口说:“司徒先生,只要你肯答应,我马上发出邀请。”司徒美堂计上心来,提出要跟洪门兄弟商量一番再答应。矢崎只好答应放他出去一个星期,暗中派人盯梢他。他出去后,在洪门兄弟的帮助下,利用敌人换班的机会,摆脱特务的跟踪,化装脱逃,偷渡九龙,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冲破日军炮艇的追击和敌机的轰炸,历尽艰险,步行二三百里,回到粤省战时首府韶关,转辗广西,再飞重庆。
爱国爱乡 救侨护侨
1942年3月9日,司徒美堂从桂林乘飞机飞往重庆山城,降落在白市驿机场。当他父子走下飞机时受到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国府要员吴铁城、刘维炽、陈果夫、陈立夫、许世英、陈庆云、杨虎、陈策、马湘等人的欢迎,随即他们父子俩被迎接到中央饭店下榻。
司徒美堂赴渝的消息轰动山城,驻渝各报记者争相采访,发表新闻,《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纷纷报道。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他;中共驻渝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前往探望,国内洪门人士陈其尤、黄鼎立,各民主党派陶行知、徐宋汉和爱国抗日将领冯玉祥等人也纷纷登门拜访。他在重庆住了些日子,接触各方人士,驱车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作客,了解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艰苦作战的真实情况,打消了对共产党的疑惧和模糊认识。
原定4月1日召开国民参政会,后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延至秋天。司徒美堂在重庆住了些日子,又回广东老家探亲,并把家属接到韶关。在广东逗留几个月的时间,会见了许多亲戚朋友,耳闻目睹,了解到他老家五邑侨乡严重灾情,心急如焚,无限担忧。
10月24日,国民参政会开幕后的第三天,他才从桂林乘机飞往重庆,同机的有女参政员胡汉民之女胡木兰。抵渝后受到隆重的接待,住在西南大厦四楼,放下行李随即参加大会。26日接受《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有关救侨护侨的谈话。关心桑梓,为侨请愿,仗义执言,呼吁国民政府,迅速拨款救济五邑侨眷。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各地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五邑侨乡,大多数人依靠美、加侨汇过日子,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邮路不通,加之侨汇贬值,造成五邑侨眷饿死无数,活者四散逃荒,五邑侨乡处处饿殍遍野,讨乞成群,农田荒废,满目疮痍。
“七·七”抗战以来,美洲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除了将自己用血汗换来的美金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侨眷作生活费用之外,绝大部分捐给国民政府用作抗战经费。但是,侨胞汇款回国接济侨眷的生活费,却受到层层剥削,汇期无限延长,汇率不断贬值,致使饥饿中的侨眷得不到及时接济,五邑侨乡饿死二十多万人,幸存者逃荒至阳江、阳春等地。特别是从香港沦陷以后,侨汇更加困难。广东台山、开平等五邑的侨眷,历来是指望着由美洲汇款维持家庭生活,美洲侨胞经中国银行汇给家乡亲人的款项,已积累得不少了,可是靠侨汇吃饭的人迟迟收不到,甚至连钱的下落也问不到。为了使华侨资金能移向祖国,为了使侨胞乡族能继续维持生计,侨汇的问题,急需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他准备在参政会的第一个提案,请政府从速拨一笔款子,用作台山、开平等五邑乡民的临时紧急救济费。他对记者说:“这一次我回到广东台山、开平等四邑一带,拜访了几十年不见的家乡父老,但也亲眼看到了家乡原野上,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许多人受着饥荒,挨着饿。我不能不说一句这是‘捧着金碗在讨饭吃’。哪里有把钱放在国家银行里,却一面还在挨饿的事呢?!”
司徒美堂既关心家乡侨眷的疾苦,又考虑国家正处在抗战年月,体谅财政上有困难,他建议借贷,会后他回美募捐偿还。他说:“自然国家的开支是困难的,所以这笔款,是暂借性质。会后我去美洲即可由在美洲粤侨募集归还国家。假若国家目前过分困难的话,那我想向广东省政府方面去设法,将来仍同样付还粤省府。人总是不能忘本的啊!国要救,家要救,乡也要救啊!”
司徒美堂在谈到救侨的同时,也提出在保护华侨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华侨才愿意回国投资。谈到关于动员华侨资金内移问题时,他说:“当年孙总理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话,是已经过了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考验,谁也不能在这句话上投上丝毫的玷辱。华侨是不愿意把资金在外国去做‘空中楼阁’,愿意把资金移向祖国,在自由祖国的原野上去开花结果。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移,移作什么用,怎样耕耘?怎样灌溉?准备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啊?华侨可绝不是‘财神爷’啊!星洲南洋是陷落了,现在所谓华侨资金内移问题,主要是美洲和非洲的华侨。只要有正当合理保证的话,华侨是能够满足国人这种理想和企望的。”
司徒美堂桑梓情殷,忧国忧民,同情侨眷之疾苦,体察国家的处境,一面请求政府拨款救济五邑侨眷,另一方面亲力亲为筹建华侨兴业银行,接通侨汇,既能解除侨眷之疾苦,又能动员侨资归国,支援祖国抗战。
侨眷生存需要外汇,祖国抗战更需要外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华侨资本受到抑制,无法内移,主要的外汇依靠美洲。国民政府希望美洲华侨资本转移内地,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司徒美堂跟美洲侨胞取得联系,经过一番努力,向国民政府交涉,在重庆枣子岚垭办起华侨兴业银行。为使华侨兴业银行取得侨胞的信任,他亲自出任兴业银行的董事长。华侨银行开业后,他搬到银行下榻,一则行动可以自由,不受盯梢,便于广泛接触各方友好,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另方面,及时解决银行管理上的具体问题,防止他人插手。华侨兴业银行的开业,接通侨汇,对侨资归国,解除侨眷的疾苦,输财抗战,投资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3年春,司徒美堂自重庆返美后,不顾年迈,拄着拐杖,走遍南北美十多个国家,深入华侨社会各个阶层和团体,更广泛的接触美洲洪门兄弟,将祖国抗战的大好形势,以及介绍坚持敌后战场英勇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艰苦作战消灭敌人的情况,更进一步激发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热情,他在美洲华侨心目中倍受尊敬,威信日高。
1945年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成同盟,反侵略战争的力量日益扩大。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国人民的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站在反法西斯的前线抗击凶恶的日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到重庆,派出航空大队参加中国抗战。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取消“排华法”,华侨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华侨在美国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在成立世界组织“联合国大会”,中国以五个发起国的身份,派出宋子文等十名代表参加。而司徒美堂被美洲华侨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华侨顾问,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他跟董必武再次重逢。
3月祖国抗战的形势日趋转好,抗日胜利的局面即将来临。司徒美堂密切注视时局的变化,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和祖国人民的命运,十分关切。他向洪门兄弟建议,组织华侨政党,以便抗战胜利后,回国参加建设大业。经洪门兄弟的商议,决定把洪门致公堂改为洪门致公党。经过一番筹备,3月21日,在纽约召开了“美国洪门恳亲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等九个国家洪门致公堂组织派出的代表。在大会上,一致决定把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洪门致公党全美总部的主席,古巴的朱家兆、加拿大的陈宜显、墨西哥的甄显炽被选为副主席,下设组织、宣传、联络、财务各部。大会还通过《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各地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如美国《五洲公报》,加拿大《大江公报》和《洪钟报》,古巴的《开明报》和《民声日报》,秘鲁《公言报》等,还联合其它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政府。”随后,各国致公堂跟着改组为致公党,致公堂成员也就转为致公党的党员。
抗战胜利后,美洲洪门致公党作出决议,各地派代出表,由司徒美堂率领回国参政。回国前,他又接到上海洪门头头的邀请,准备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之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南京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均复电表示欢迎,惟独蒋介石不予答复。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着“美洲洪门致公党代表团”,从纽约乘坐邮船,兴致勃勃地回国,参加争取民主与和平建国的活动。
附录:
附①:
重庆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延安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公钧鉴:
敌南宁撤退,暂止军事行动,改取和平攻势,加紧政治侵略,对我分化诱降,仍期亡我祖国。美堂等默察阴谋,慎防奸计,于敌造谣离间我国上下,颇形忧虑,只以力行团结,互相勉励,坚定信心,以为对策。最近读朱彭叶项发表致何白佳电,胪列国共磨擦事件,言词痛切,初尚不敢轻信,迨中外电讯播传其事,始悉我军当局确曾下令新四军移防,以及国军二十万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国共分裂局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口口之虞,各皆言之凿凿,证之佳电信而有征,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坏长城,自促亡国,况国共两党,经公等领导,相忍为国,团结抗战,数年一日,大著殊勋,不特全国同胞额手称庆,即我海外侨胞,亦无限敬佩,而世界人士,尤啧啧称羡焉。际兹战局转好,国际转利,迩者美国且决定以援华为国策,行见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噫,何其我国共两党乃于此时间有兄弟阋墙煮豆燃箕之传闻耶,思之思之,信疑仍未敢肯定也。夫我全国抗战局面,此时若因国共磨擦弄成分崩离析,则前方慷慨之英勇将士,不独头颅枉掷,宝血空流,则我全国同胞之庐舍圩邱口家产荡然、琐口流离,口我口后方之海外侨胞踊跃捐输,牺牲一切,亦属枉费血汗,结果乃沦为无国之民也,言念及此,谁不痛心。伏为公等深明大义,决不忍艰难辛苦抗战四年之结局,如此残酷。然则目前国共两党之纠纷将何以无形消弭之?边区四年之悬案,将何以根本解决之?在公等身为领袖,或胸有成竹。在侨胞远处海外,实谈虎色变,国共两党一日未臻团结,侨胞一日未能放怀也。盖我全中国抗战,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须要出财出力,甚至生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今为我整个国族争取生存计,美堂等敢以血诚,向我国共两党呼号,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先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即使将来之神州禹域,楚弓楚得,无论何党获主中原,我海外侨胞亦皆附从。惟此时此际,因国共两党争夺领导地位,分裂祖国,以致沦人民及子子孙孙于万劫不复之境,则其罪恶,□□□□亦莫之能怒□。公等苟能如廉蔺交好亲自会面,开诚相与,自解纠纷,至为上策。如若不能,则共和国家主权在民,即由蒋公领导,经毛公同意,召集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以为国共两党之仲裁,亦未尝不可。苟国共两党获得精诚团结,蒋公之领导抗战前途,必更顺利。如能及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制定国家大法,奠定民主基础,巩固抗战大局,则不只内讧可永不发生,即暴敌之政治攻势,更无可施其技也。美堂等对国对共,两无嫌怨,谨秉我洪门三百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老革命团体精神,以代表我全美洲十万洪门侨胞,特向公等作刍荛之献,如蒙采纳,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驻美国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阮本万,部长吕超然叩齐
1941年1月8日
附②:
美国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阮本万先生,部长吕超然先生勋鉴并转全美洲侨胞公鉴:
奉读1月8日代电,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1月17日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抗战的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抗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
毛泽东
1941年3月14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1 16: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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