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事件”前后—抗战前期张炎将军与共产党合作忆述
2018-04-02 10:05:30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罗文洪

一九三八年春，原十九路军师长张炎出任广东省第十一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主任兼第十一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后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第七区行政专员。那时他对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十分积极。 　  我党高雷工委，遵照党中央的“积极发展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右派顽固分子”的统一战线方针，决定大力支持张炎建立抗日武装队伍，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从中广泛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逐步在南路各抗日组织中发挥我党的领导作用。开始时，通过曾经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的陈信材、彭中英两位老同志与张炎建立联系。陈、彭都是七区人，在地方上颇孚众望。陈信材当时正在吴川、梅菉与苏觉民、吴世光、刘雨帆等办《南声报》。陈、彭过去与张炎也有过交往，得到张的信赖，他们便以高级幕僚的身份，直接帮助张炎工作。他俩根据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向张炎建议：为了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必须加强农村——农民、青年和妇女工作，并且要认真注意培训干部。张炎完全接受了陈、彭的建议，决定立即成立“乡村工作团”和“妇女总队”。他还主张采取考试方式，严格挑选工作团团员，决心把工作团建设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干部队伍，为将来发展抗日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提供政治领导骨干。 　  招考“乡工团”工作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开始，分别在高雷各县同时进行。 　  我（原名周崇和，现名罗文洪）于一九三八年夏在廉州中学毕业，考进勷勤大学法商学院。开学不久，我接到廉中同学罗永玑的来信，邀我同去参加乡村工作团。于是我便放弃大学学业。十月中旬，工作团在廉江招考团员，我便和罗永玑一同报考，结果都被录取了。在七区各县招收的团员共四百余人，都先后集中于高州鉴江西岸“红花庙”，团员大部分是大学、中学学生和少数社会青年。首先进行组编，“广东省第十一区游击司令部乡村工作团”正式宣布成立，团长由张炎司令兼任，副团长为陈次彬。共产党员黄景文、阮明、谢玫、金海、林林任军事、政治教官。下分茂名（高州）、化州、电白、吴川、信宜、廉江六个工作队。第十一区抗日妇女服务总队于是年三月成立，由张炎夫人郑坤廉任总队长。此时各工作队配有一个妇女小组，还设有儿童教养院和战时服务队。我编在电白县工作队。十月底短期集训结束，各工作队即分赴各县工作。电白县队长由苏觉民担任，我和李有杰充任队附——副队长，率领队员六十多人，开始进入电白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张炎就任广东省政府第七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任保安司令。据说广东省政府，认为我们这个“乡村工作团”是专门搞农民运动的，有所顾忌，要张炎按国民党政府的战时体制，一律改称“战时工作团”。那时工作队下乡已三个月，需要集中总结经验。于是各县工作队再度集中回红花庙整训，一方面由各队总结、汇报工作情况，同时宣布变更名称和领导体制。乡村工作团改名为“七区战时工作团”，由原属游击司令部领导改为属七区行政专员公署领导。所属六个县队基本上不变，但领导骨干则作了较大的调整。由于张炎从担任游击司令时起，就大量罗致散居各县的原十九路军旧部，先后建立了各县游击指挥部和许多自卫团队、教导队、干训队等，亟需政治工作人员，因此就从工作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到各县工作。原电白县队长苏觉民、副队长李有杰调到地方分配工作，正式任命我担任电白县工作队的队长。并在七区教导队毕业学员中，挑选一些当地人补充到工作队来，编制仍保持六十人。其他各县队，大致也有这种情况。 　  在这次整编集训期间，工作团党总支抓住全团集中的有利时机，加紧在工作队中发展党组织。为了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建党，这次集中延续了一个多月时间。我正是在这次集中改编期间，由黄景文、叶信芳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我入党不需候补期，入党便是正式党员。后来组织上便指定我负责发展党组织，准备建立工作队支部。经我介绍由叶信芳同志监誓，吸收了黄禄海、程耀琏、苏坚、李延年四人入党。其中除程耀琏编入茂名队（或信宜）外，我们电白队四个党员即成立一个支部，我被指定为支部书记。其他各队也分别吸收了一批党员，先后成立了党的支部。妇女总队也已有几个党员，成立了支部。 　  当工作队再回到电白县工作时，已有了一个支部四个党员。大约与此同时，“香港青年战时服务团”副团长黄洛思（黄秋耘）带领一个四人工作组也到电白县工作。其中黄洛思、张越（袁惠慈）二人是共产党员。这样，电白县自大革命失败，党的组织遭受彻底破坏后，我们工作队和服务团这六个党员，可算是重新进入电白县活动的第一批党员了。不久，工作队支部又先后吸收了詹润桐、刘俊才、王炳光、张逸农、黄骐美等几个党员，服务团内也吸收了麦逢德、马勇前入党，同时从开平县等处调进电白县文教系统工作的党员还有李锦波、周××、梁公博等同志。此外，在电城、下洞地区也吸收了一些党员。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三九年五月，成立中共电白县中心支部委员会，恢复电白县党的领导机构。

　　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张炎拟以广西学生军为榜样，把工作团编组为学生军总队，进行了第二次招收队员，把队伍扩充到七百人左右，配备全付武装，并将各队的妇女小组收归妇女总队建制。但因国民党当局反对张炎组织“学生军”，因而只用“学生队”名称，但仍按军事编制。将工作团改为学生队总队，总队长仍由张炎兼任，陈次彬为副总队长，总队部设若干常任军事、政治教官，当时在总队部专任军事、政治教官的有党员黄景文、阮明、谢玫、林林、陆新等，陆新是总队党总支书记，阮明为宣传委员，叶信芳为组织委员。各县工作队顺次编为一、二、三、四、五、六中队，电白工作队编为第四中队;各有三个小队九个班，中队人员约一百人;中、小队的正职配备军事干部，副职由政治干部担任。我改任第四中队的副中队长，相当于政治指导员;党内仍任党支部书记。我们四中队的三个副小队长黄禄海、苏坚、李延年和一个姓黄的小队长都是党员，九个班长中多数也是党员。

　　记得有一次，张炎专员陪同一个省政府的某大员到电白县视察。我们经过周密的计划布置，为他们组织了一万多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会，各武装团队、青年学生、农民自卫队、锄奸队、妇女队抬举着标语旗帜，排列着齐整的队伍进入会场，抗战歌声此起彼伏，“全民动员起来，抵抗日本侵略!”、“拥护张专员领导七区人民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震天动地。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炎，满面笑容，精神振奋，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电白县的抗日救国工作大加赞扬。当晚，还在下洞演出了《中国妇女》、《放下你的鞭子》、《拾黄金》等几个抗日宣传剧目。第二天，张炎还单独接见我们学生队的领导干部，我乘机向他汇报日舰常在电白海面游弋，曾派有小股日军在沿海登陆掠劫。同时向他举报：发现省政府的一个巡视员(忘其姓名)在电城秘密散发《汪精卫言论集》。正当那家伙在电白巡视期间，日军曾从海上炮击电白县政府，派飞机轰炸学生队驻地(原电白中学)。轰炸后不久，他立即到学生队驻地活动，象是观察轰炸效果，这个巡视员是否日、汪间谍很值得怀疑。我们还根据群众的揭发，反映了大汉奸、恶霸许宝石父子盗卖钨矿资敌的情况。张炎当即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表示对所反映的情况，要彻查严办。果然，张炎回专署后，经过调查，确证我们反映的情况全部属实。于是下令电白指挥部逮捕并先后处决了许宝石父子。张炎还在一次学生队的全体大会上，当众宣布那个省府巡视员(当时他就在主席台上)为汉奸，立即逮捕。那家伙当场吓得面无人色，呐呐地“申辩”。张炎斩钉截铁地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你要说的话留到法庭上去说。”一时间，台下掌声雷动。张炎办的这两件坚决肃清汉奸的大事，震动了全区，受到七区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高雷工委派人送来一封用红漆封口的机要信件。信中对当前国内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对电白县的斗争任务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其中说到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注意对游击指挥部中的首脑人物及地方知识界知名人士的工作，大力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孤立打击顽固分子，努力防止政治逆流在电白县出现等。

　　为认真贯彻执行高雷工委的指示，我们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部署;我们除了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党等工作外还进一步发展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中切实加强秘密读书会的领导，使之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以读书会成员为核心，掌握学生会来推动学生运动;加强统战工作，把重点放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密切注意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的政治动态，主动进行团结工作。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党的组织不断壮大，计自一九三九年二月只有六名党员进入电白县，至一九四○年二月，全县已有三十多名党员，建立了电城、下洞、电白、实践中学支部，连同学生队支部共五个支部，还有一些单线联系的党员。一年多来，我党在南路得到恢复，发展之快，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战之活跃，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胜利，也是张炎将军坚持与共产党团结合作抗战的结果。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限制异党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颁发了“限共、溶共、反共”密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这时南路的政治形势也发生巨大的变化。蒋介石的亲信、三青团头子蔡劲军窜到高州、电白等地，组建区、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分别向各地反共顽固分子面授反共和制造摩擦的各项布置;省政府又在信宜设置“南路行署”，派罗翼群任行署主任。这个行署的一些顽固分子，对七区所推行的许多有利团结抗战的措施，多方阻梗，并声言要追查张炎办学生队的经费、装备来源。该署不时派遣特务到学生队部所在地进行侦察，拉拢分化学生队，暗地里从学生队的墙报中摘录“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向苏联学习”等字句，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大事宣传“红花庙里开红花”，叫嚷“学生队已经赤化了”，为取缔学生队制造借口。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在整个七区的上空，已是乌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一九四○年二月，我奉总队部命令，带第四中队由电白沙朗转移到茂名县东区云潭、谢鸡一带活动。这时，我党中央为回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公开发表《第十八集团军致国民党中央的通电》，揭露反共顽固分子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平江惨案”的凶手，反对国民党制造分裂，坚持团结抗日。高雷工委通知三月二十九日统一行动，散发第十八集团军的《通电》，开展一次强大的政治攻势。我接到通知后，即返高州，在学生总队部由阮明交给我一捆传单，并嘱咐一定要由党的骨干负责，采取秘密的方式，尽量广泛张贴散发。我回队部，专门召开党支委会议，研究如何完成工委交给的任务。具体分工是李延年到茂名、电白交界地区散发，黄禄海、苏坚在谢鸡、云潭学生队驻地附近散发，我自己则到离队部十余里的新洞圩散发。

　　三月二十九日，天还没有亮，我按照秘密行动的要求，换上便装，从谢鸡出发沿途张贴，并递送了一些传单。大约八点多钟，到达新洞一间中学附近，就让一个小孩将几份传单送进那间中学去。当我往回走了一段路的时候，几个学生从学校追了出来，将我围住纠缠，我只得停下来和他们论理，突然又跑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地方自卫队的士兵，不由分说就将我逮捕，一直送到他们的队部。有个佩带上尉领章的军官，亲自搜查了我还未发完的传单，问：“这是你的传单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还想暂时隐蔽真实身份，希望经过说明，得到他们的谅解而将我释放，因此报了个别名，说：“我叫麦特之”，并向他解释说：“我发的是抗日部队第十八集团军的印刷品，纯是正当的行动，是你的士兵发生误会方才将我逮捕的，现在请长官马上释放我。”那知这家伙却恶狠狠地说：“哼!说得好听，散发异党传单，攻击国民政府，不是汉奸就是共产党。上峰有命令，要立即逮捕严办!”说完就把我送进一间小房子里。刚进门口，我一眼就看见香港回国服务团团员文允武已先关在里面。原来我们学生队进驻茂名前，服务团已先有一个小组驻在云潭工作，我们之间在工作上是互相配合的，但党的组织上还没有发生联系，执行这次任务是两个系统同时布置的，而且他可能是先于我行动，当地反动派早有所知，采取措施，所以我的行动一开始便被发觉，并遭到逮捕了。

　　当天，这个地方部队派了几名武装将我和文允武解送茂名县城。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被解送到了茂名县政府，就被县游击指挥部司令黄茂权抢先留住了。游击指挥部原是和县政府合署办公的。黄司令是张炎的旧部，是忠于张炎的。在张炎召开的几次干部会上，我曾和他见过面。他只简要地询问了我被捕的情况，便带了两个卫兵，亲自把我们送交专员公署的特务大队第一中队看管。

　　我们一解送高州，立即被张炎部队收管，没有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但是情况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简单。阮明来探望时告诉我，据党组织了解，我被捕的当天，国民党七区党务督导处及南路行署，就都知道了。他们正大肆张扬“周、文事件”是共产党活动的证据，并已提出要会同专员公署直接审理“周、文案件”。他们阴谋企图通过这一案件的处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通过追查，破坏我们党的组织;二是以此对张炎施加强大政治压力，把张炎搞垮。组织对我的及时通知，使我认识到与国民党反动派会有一场严酷的斗争了。

　　后来听说，我们被解到高州的第二天，国民党七区督导员孙甄陶经与南路行署密商决定，以行署名义，命令专员公署将我们解送信宜，由行署直接审理。我们党组织知情后，及时向张炎建议，一定要坚持将周、文留在专署审理，以取得今后具体处理的主动权。这个建议获得了张炎的同意，于是他便以案件发生在七区所属地方，专署有责任先行调查审讯，待弄清案情后，才上报行署处理为理由，拒绝执行南路行署的命令。张炎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国民党的行政制度和办案程序的。南路行署见这一计不能得逞，就又施用新的计谋，指定由七区国民党督导处和保安司令部参与专区的审讯，企图以此来操纵整个审讯工作。

　　审讯是在一个庙子里临时布置的“公堂”上进行的。主审的是国民党广东第七区的督导员孙甄陶和一个保安司令部的上校军官，七区专员公署也派了承审赖××陪同。党、政、军都有了，主要提问的是孙甄陶。

　　开始时照例先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我因为身份已经公开，所以照实答了，“我叫周崇和，合浦县周江口村人，今年二十岁，现任学生队第四中队副中队长。”

　　接着，孙甄陶扬起手中的传单问我：“这是不是你散发的传单?”我承认了。

　　孙又问我：“你伪造传单，造谣惑众，攻击政府，破坏国共合作，犯了汉奸罪，你承认吗?”

　　我答以“传单明明是第十八集团军致国民党中央的通电，是公开的通电，怎能说是伪造?传单内列举的事实是揭露抗日队伍中少数反共投降分子企图分裂国共合作、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的，我散发这些传单，正是为了唤起大众，制止分裂，坚持团结抗日，这是爱国行为。如果把爱国说成有罪，那么，那些蓄意制造分裂，干尽那种亲者痛仇者快坏事的家伙，又该真是什么呢?”

　　孙又问：“你说说，传单里列举的东西那些是事实?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例如‘平江事件’见诸全国大报，国人尽知，其他就不用说了。”

　　接着，他又问：“你既说你发传单是正当行为，那为什么你要化装?又为什么要用‘麦特之’的假名呢?”

　　我从容地说：“麦特之是我的笔名，也常用作别名。至于那天我为什么穿着便服，那是事有凑巧。前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伙夫(炊事员)到塘边照田鸡，把衣服弄脏了，故临时借伙夫衣服穿着，并非有意化装。”

　　他听我讲到笔名便追问：“你在那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我说：“我曾在《高州国民日报》发表几篇新诗、杂感之类的东西，用的就是麦特之的笔名。”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敌人从我的口里什么情况也没有得到。过了几天，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这一次审问的重点是追查传单的来源，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迫使我说出党组织的情况。主审人还是孙甄陶。

　　问：“上次你说传单不是你伪造的，那么，传单是从那里得来的?”

　　我回答说：“传单是从外面邮寄来的。那天我外出工作回到队部，发现桌子上有一包东西，写着‘学生队第四中队收’，拆开一看，才知道是传单，但没有写明是那里寄来的。”

　　那个保安司令部的军官一听我这样回答，就突然拍起桌子，大声叫嚷：“你说的全是假话，你们这次行动是共产党有计划布置的，到底是谁给你布置的任务?谁给你的传单?你不说实话就给你点厉害……”说着便亲自动手，抽紧绑我的绳索，接着是一顿拳打脚踢。敌人来这一招，正好暴露敌人的弱点，他们对我们党组织和这次宣传攻势的情况，竟是一无所知，不过是想虚张声势恐吓我而已。

　　打过一阵之后，孙甄陶转个弯子问道：“你是一个中队的政治负责人，又不是一般工作人员，难道从外面送来没人负责的传单，你就这样随便拿去散发吗?你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我答：“学生队是公开的宣传队伍，我见这份通电是有第十八集团军署名的公开合法文件，于是就负责散发了。这有什么不对?再说学生队经常收到过县政府、统率委员会、县党部寄来的各种法令、布告和其他宣传品，我们都照样张贴和散发过，难道这都做错了吗?”

　　审讯到这里，孙又忽然问道：“你是合浦县周江口村人，你认识不认识第八区国民党督导员周胜皋?”

　　他这一问，我立刻想到他可能要调查我的历史和家庭情况了，但既然姓名籍贯都已记录在案，再说假话更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照实回答：“我们周江口村上千人口都是姓周的，周胜皋我不但认识，论辈数他还是我的族叔。”

　　十多天后，孙甄陶带了一个秘书来到监狱里，名为探视我，实则单独提审。开始他装得客客气气的样子，先叫我坐下，随手掏出一张写有“交现押犯周崇和”字样的周胜皋的名片，然后说：“周君，今天我是受周督导员的嘱托来看你的，希望我们能推心置腹地谈谈。”企图用周胜皋的名义来游说软化我，都被我顶回去了，他碰了一鼻子灰，便溜走了。

　　又过了几天，专员公署的赖承审独自到监里来找我。我对这个人的政治态度不甚了解，但在七区“正气剧团”公演话剧《凤凰城》时，他曾和我同台演出，还算是熟人，看来他不是怀恶意的。开始问我：“这段时期你有些什么想法?对专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代你转达。”

　　我说：“我确实想得很多，自从民国二十七年到七区参加乡村工作团，就在张专员的直接领导下，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抗日救国拼命工作。万万想不到只因散发传单这件事，竟然遭到逮捕、受审……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请张专员作主，尽快恢复我的自由。”

　　他沉默了一会之后说：“你要相信张专员是爱护青年的。你在几次审讯中回答得很好，专员也很满意。但现在事情闹开了，不仅南路行署插手，就连省政府都已有案了，张专员已经难以自主处理了。”只是这么寥寥数语，我总觉得他是言犹未尽，似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使我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自审讯开始，我一直关押在七区专署的特务队里，文允武却关在专区的监狱里，至对我的审讯结束，才又把他带回来。据文允武说没有反复审讯他，因没有什么证据，他不承认发传单，而且又是一般青年，不同我是中队干部。我们虽名为“囚犯”，其实没有受到特别的虐待。学生队的同志来探望是比较方便的，阮明、黄洛思等都先后来过。因此，在整个关押期间，我得以保持和党组织的联系，也能从他们带来的消息中了解到一些监外的情况。原来反动派在几次审讯中完全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他们是不死心的，因此由南路行署频频催促张炎将我们上解给他们审理。敌人的险恶用心，显然是妄想首先摆脱张炎的控制，以便任所欲为，进一步逼迫我供出党的组织情况，如果再达不到目的，还可能采取更毒辣的手段，甚至秘密将我残害后，伪造口供，制造所谓“七区赤化”的舆论，对张炎施加压力。这样，张炎也面临困难。组织上告诉我：党正在努力设法营救，但要我作好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的思想准备。

　　过了几天，阮明带了几个罐头来探我，说组织上研究了两个拯救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乘特务队现在还戒备不严之机出走，用船把我送离高州，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但考虑到不能瞒着张炎这样干，会影响到今后和他的关系，影响到整个七区的工作，因此非到不得已时，尽量避免使用这一方案;第二个方案是争取说服张炎，由他作主将我们秘密释放，或者只要他表示默许，就由我们布置潜逃，然后共同研究应付南路行署追究的办法，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组织上在积极对张炎做工作，争取实现这个方案。我当时也表示完全同意采取第二个方案。

　　张炎为了妥善处理“周、文事件”，接连几次召开过十多人的干部会议。会上反映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郑洪潮为首的一些人，他们认为七区工作已初具规模，不要让“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主张交出周、文，与南路行署妥协，以求得维持目前的局面，同时派人去活动保释;另外一些人，主要是我们党的同志以及受我党影响的大多数人，如彭中英、陈信材、黄景文、黄洛思(秋耘)等，认为如何处理周、文，是关系到学生队以至整个青年干部队伍的重大问题，周崇和是学生队的骨干之一，如果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随便将他们交出，就很可能遭到残害，那政治上的损失就太大了。因此，坚决不同意交人。经过多次争论，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时，我们党通过陈信材、彭中英同志继续个别对张炎做工作。他们找了张炎耐心说：“光中四叔(张炎，字光中，排行第四)，这件事你要认真考虑，你张炎领导七区两年多，能有这么多人拥护你，工作上打出今天这样局面，靠的是什么?打开天窗说亮话，主要不就是这批进步青年?如果你今天把象周崇和这样的中队干部随便牺牲的话，那么你所取得的这批青年人的拥护，你在南路人民抗日中所取得的成绩，就会前功尽丧，威信扫地。”“全国反动分子闹分裂，搞摩擦，并不是今天开始，也不仅仅在七区。他们一手制造的‘周、文事件’，只不过是找寻借口，其实有‘周、文事件’是这样，没有‘周、文事件’也会是这样。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对他们只能进行抵制和斗争。”“你不要以为把周、文交出去就能脱身，可以保持原有地位。他们的目的是搞垮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是什么手段也会用上的，你应当作最坏的打算。”与此同时，共产党员、香港学生回国服务团团长刘谈锋同志也找张炎的亲信周明(印心)谈过一次，对这一事件作了分析，认为以释放周、文为有利。周明答应将这个意见向张炎汇报。张炎接受了我们党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和主张，终于作出决定。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张炎郑重宣布：“关于周、文的处理问题，不要再争论了。我经过反复考虑，无论如何我决不会把两个青年轻易送出去……。”会后，他把释放周、文的任务交给我党的黄景文同志。

　　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黄景文的旧部下、特务中队的班长陈世雄将我和文允武带出门口，罗永玑带着赖广居和另外一位姓方的同志已在外面接应。罗永玑向我介绍，他们俩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拳师，是组织上派来护送我们的。随即交给我到广州湾找特委的地址和介绍信。将近下半夜一点钟，我们逃出高州城，急急向化州进发。组织上通知我，陈信材已在化州等候。

　　我们出走后的第二天早晨，张炎才故意虚张声势地派出两个中队武装分头搜索和追捕，那时候我已安全抵达化州了。随后张炎亲自召集特务大队及一中队干部会议，郑重宣布：“关于周、文的越狱逃跑的事，是你们防守不严，应当处分。”并指定中队指导员陆镇华(中共党员)负责起草一个呈文报告行署，谓：“……案犯周崇和、文允武，串通特务中队班长陈世雄越狱潜逃，经追捕未获，……”行署抓不到张炎把柄也无可奈何。只得报请省府批准，通令全省缉捕周、文、陈三人了事。

　　我到了化州，先住在李可鉴家里，两天后即由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德钦雇一小机船，派韦成荣、孙君太护送，从梅菉经海道到达广州湾(现湛江市)。

　　我到广州湾不久，便闻得张炎在释放我后，随即辞去一切官职，并且为暂时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国内难于立足，化装逃离高州到香港避居。“周、文事件”的始末，张炎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怀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同情我党的抗日主张，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妥善处理了“周、文事件”，表现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英勇斗争的精神。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2 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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