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期间沙坪封锁线的“大天二”和游击商
2018-04-02 10:44:26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李泮安

阅《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邓广彪同志撰的《沦陷时期的沙坪封锁线》一文，文中提到当时横行在沙坪一带的许多“大天二”，言之甚详，引起我对当时情景的回忆。我是鹤山人，1941年后常在沙坪与韶关之间跑单帮，19 43年后即留驻沙坪直至抗战胜利。在此期间，耳闻目睹那些“大天二”的许多活动情况。因而也谈谈沙坪封锁线的“大天二”和游击商。 　  日寇自1938年冬季攻势完结之后，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并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物资封锁线。当时上海远离大后方，广州则接近内地，抢运物资路途不遥远，更有毗邻香港之便。当广州陷敌后，日军即扩大占领区，西线抢占至三水县的河口镇，西南线抢占至南海县的九江沙口，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隔江相峙的局面。由于日敌兵力有限，在广州地区和在其他沦陷区一样，只能保住“点”和“线”；在广阔的“面”上，国民党有一些大股小股的所谓“游击队”在活动。那时绝大部份的游击队，都是当地的“地头蛇”纠合起来的乌合之众，美其名为“游击队”，实质是“游而不击”的土匪，保民其名，害民其实，故老百姓叫他们的头头为“大天二”。“大天二”者，即天九牌赌具中的“天牌”，“天牌”是十二点的，它是“文子”（三十几只天九牌分为“文子”和“武子”两类）中最大的，但只能打“文”（粤语谐民音）子，对于“武子”，即使是最小的“武”（武装）子，它也是奈何不得的。老百姓叫他们为“大天二”，表面似乎是一种“尊称”，其实是对他们的鄙视和愤慨，说他们只有欺“文”（民）而不会抗敌（武）；而他们却引以为荣，甘当不愧！这些“大天二”的乌合队伍，后来都取得“衔头”，不是当地流亡县政府的某自卫队，就是被国民党的挺进第×纵队所收编而挂衔，如“挺三”的袁带和“挺二”的伍蕃，等等。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游击队如“中共广游二支队”和后来的“中共珠江纵队”，都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初时靠开烟开赌贩毒和勒索商贩的买路钱（保护费）为经费，老百姓讥讽为“保护废（谐费音）嘅”！这些勾当收入，在那民穷财尽的日子，是不足满其贪欲的，于是筹集资金，贩运货物，做起生意来了。当日大后方工业品奇缺，能从广州把货物安全运到国民党统治区，获利肯定可观；问题在萑苻遍地，只有他们才行得通，这是“大天二”们的有利条件，因此他们的生意是好做的。后来他们又进而经营“联运公司”，向商人招徕生意，“保证”运输如何安全可靠，所谓联运，就是这一地段势力范围和那一地段势力范围之间互相联运。商人们为了做成生意，不得不冒风险向他们“托运”。但这些联运公司并不是这样老实地光收运费，当你获利日多，托运货物越滚越大之时，他们便会来一手“养肥就 当刂”，冒充其他“大天二”把你的货物全部劫去，这就是“摆乌龙”。当时在沦陷区运货，既怕遇上日敌，又怕土匪光顾，小本经营险走货又随时遭殃；所以如果货物较多，又要从广州辗转运到国民党统治区去，非托那些联运公司就难以通行。但经验证明，要以分批托运为稳妥，以免目标过大，引起垂涎。由于风险太大，故有些商人“搏”得相当成绩之后，便改辕易辙走自由游击区，如由芦苞到韶关，由沙坪到韶关、梧州等线，这是走单帮的。如有以广州做基地，规模较大的，仍走广州到勒流之线，或更深入内地。 　  在沦陷区之外，有一层特殊地区，人们称为“自由游击区”，这地区介乎日敌军和防军（国民党正规军）之间。比如从鹤山县沙坪镇起，西上百里之外的高要羚羊峡之线，才见有防军。这个偌大的自由游击区的武装、就是各县的便衣荷枪的自卫队，都是那些“大天二”的乌合队伍，亦匪亦军；他们的“战术”是专吃软的，所以一般货运还要交“联运公司”托运到安全区。在自由游击区，对于少量货物，如只有二、三行担之类，也有些商人不交联运公司的。他们一是穿起黄军衣，二则挂着短枪，到清远城或高要白土圩后把枪枝寄存下来，回沙坪时取枪再挂，这样也行得通的。广州沦陷初期的1939－1940年间，进口物资的集散地是芦苞圩；由于地理关系，偷运路线单调，且多是陆路，易被日敌发觉，只能少量运输，故到1940年以后，渐为沙坪圩所取代。沙坪的地理环境优越多了，隔江是九江沙口之线，沿江东下，过甘竹滩是勒流镇，右出东河道，以西即为新会天河自由游击区，以东是沦陷了的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区，河涌交错，偷运方便，如发觉敌汽艇巡逻，可闻声隐蔽于芦苇之间。当时的偷运路线有好几条：第一线由江尾渡江到白藤，即迳至新会的棠下圩，西上雅窑即鹤山境，早期此线最旺，江尾的大天二叫“野人珠”；第二线由新会的杜阮篁庄绕行已破坏的公路，亦可到棠下，故沙坪好景之前，棠下较先兴旺；第三线是在甘竹滩的右滩，由竹园偷渡过江，到天河的雁平嘴，过大雁山临江边缘入鹤山的黄宝坑，右滩的大天二叫“大炮嵩”；第四线由顺德杏坛偷渡过江，即是新会天河，走云洞坳，翻大雁山即入鹤山古蚕村，天河的大天二叫“急瘾年”（原名谭寿年，此人残暴成性，一次在赌馆聚精会神赌博时被其属下谭德泰暗算枪杀。）；第五线由顺德勒流镇过甘竹滩溯江西上，到鹤山海口埠入沙坪；第六线由九江大将庙或学宪宫偷渡大西江入海口埠，也可以由九江南方的石栈，偷渡大西江到鹤山古劳围的上下狮子或北帝庙入沙坪。由于第五、六线水运方便，逐渐取代了前者，故后来棠下冷落，而沙坪则日渐兴旺起来，以一个小小圩镇，一跃成为华南以至整个大后方的战时大口岸。在此，国民党政府设有海关、货物税征收处，直接税稽征所和军统特务控制的查缉所，各地商贾云集，故有“小广州”之称。

　　九江圩是南海县的大镇，过去曾有“九江不认南(海)”的壮语，战前光是金铺也有几家;更早些时代，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下，在靠近左滩的江边，英帝国主义曾设海关征收关税。九江是大侨乡，是港梧船的中途大站，又是江佛公路的中点站，水陆交通方便;沦为敌占区后，交通中断，渡口为敌所控制，如发现有人偷渡来往，即以机枪扫射，故葬身江中者不知凡几。而偷渡者每于夜间进行，故夜间常闻机枪咯咯之声，不绝于耳。后来，“大天二”们聪明起来了，在近江边土岗上的“红楼”(红砖所建，土人叫此名)高悬示警物，如发觉有日寇巡逻，日间则高挂鸡笼，夜间则挂红灯，有此标志便不可过江了;而撤去示警物时，常在夜间百艇齐发，倘艇到中流为敌所觉，则要碰运气了，那时往对岸的沙艇就拼命抢险，过九江的则中途折回。这些沙艇约长四至五公尺，圆底窄身，设头尾双浆，人货分载，目标小而快捷。当时九江的“大天二”有马济、太子彬、大头权、丧登、大叔祺等人。

　　勒流圩是顺德县的大镇，在甘竹滩下游，虽属沦陷区，但日寇很少“光临”。此地是大天二廖拉的地盘，他死后由其侄大金钟承袭，是人枪较多的一股。大金钟在江湖上有点名气，他也大做生意，一些货帮商行还开他的红股，以作保险。大宗货物由广州运往沙坪，多走勒流之线;由勒流往沙坪，亦用沙艇，有时也用较大的货船，是靠右滩那边溯江西上，因江面开阔，九江沙口方向的敌机枪不易扫射到，故较从九江偷渡为安全。从勒流偷运，亦以晚间为多，所以勒流和九江这两路的货运都在夜间抵达沙坪的北街口，届时百舟云集，熙来攘往，呼叫声喧，各进口商行都派人高举商行字号的灯笼前往接货，这幅夜景是十分热闹的。但到1943年后，由于货运多走勒流之线，而且多走白天，这夜景就不再持续了。

　　沙坪在全盛时，汤灿华当鹤山县长，老百姓叫他绰号为“铲扒”此人的“德政”可知。据说他是“CC系”陈家党人，故能久踞县太爷宝座，但沙坪的实权却落在县自卫总队长何柏(何老二)掌中。他是实力人物，过去在绿林称雄，那时已年逾半百，在江湖上“德高望重”，更由于沙坪地位重要，各路“大天二”和县中党政要员以至各流亡县府(如中山、顺德等县)的各色人物，都经常罗拜其门下，咸呼“二叔”而讳其官衔。他是鹤山县沙坪公社楼冲村人，绰号“何老二”，以排行第二得称。在二十年代即为鹤山著匪，是比较“盗亦有道”的绿林人物，与当年鹤山另一著匪“马骝王”齐名;当时鹤山县长李一鹗亦是鹤山禄洞乡人，是民国以来剿土匪最力的一个县长。他每次剿匪都身先士卒。凶残的“马骝王”一股终给他消灭，仅以身免，逃到广州被擒处决。但对付何老二则极为费劲，历次围剿都被他逃脱，多是化装后由乡民掩护漏网。有时则逃到天河、九江暂避一时，又窜回鹤山去;到陈济棠治粤时期，梁公福团在此一带剿匪搜捕他，他才逃到澳门去。抗战时期返回鹤山。他既是大天二，也曾抗击日寇，保卫鹤山。事情是这样：广州沦陷没多久，九江相继沦陷，日寇于1939年春节后的年初八日，从九江渡江攻入鹤山境作威力搜索。何老二揭竿而起，率领他的人马并号召乡民配合税警团在状元岗一带堵截日军。附近各乡敲锣聚众，冒着枪林弹雨，扛着烧猪、白酒、炒米去劳军。距离战场五、六里外的群众都不逃避，精壮去劳军，老弱登高观战，民气之盛至为感人。本来想撤逃的税警团官兵也受到感动而奋勇作战。日军终因背水仰攻，地形不利，乃撤回九江去。日军自大亚鹏湾登陆以来，长驱直入，真想不到在这块小地方竟遭到这样猛烈的抵抗。经此一役，何老二的声望高起来了，来附者日众。鹤山县即利用这股武装成立自卫大队，何当队长。后经几年扩充为自卫总队，号称有众千人，实则人枪只有六、七百罢了。(抗战胜利后，撤销自卫总队，缩编为联防大队，亦驻守沙坪。和平解放沙坪后，何即隐居故里。不久，去了澳门，后死于该地。这是后话。)

　　何老二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忠义公司，既自运也代运，但没有联运。当时各路“大天二”都要“赏面”给他，不少公司、商行也自愿给他红股，以资保险，并利用其声望以取得其他方便。他是鹤山最大的“大天二”，其他的“大天二”都投在其门下，故在他的地盘范围内，治安上还算差强人意;而他在作风上亦较为持重和讲信义，不随便骚扰老百姓，沙坪那几年的粗安局面，与他的为人有一定的关系。

　　当时横行在沙坪的“大天二”还有何柏的干儿子吕锐。他是沙坪公社元岗村人。他的老巢本在大雁山麓的古蚕村一带，当1944年鹤山沦为敌后时，他这“鹤山县自卫总队独立中队”的队部才移驻沙坪。他是反复无常、杀人不眨眼的悍匪。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曾弄到一双白金仔(左轮手枪)，到他队部聊天时，拿出来共同欣赏。这人走后，吕即令喽啰尾随至郊外，杀其人而夺其枪，其凶残可见一斑。吕锐又曾与勒流“大天二”大金钟合谋夺取九江“大天二”马济的枪械，由吕锐亲自动手，把马济刺杀于马家的烟榻上。后因分赃不匀，大金钟又与吕锐发生矛盾，遂串同龙江“大天二”三少亮俟机暗算，杀掉吕锐。此外，何柏的侄儿何棠(绰号侄少棠)也是当时沙坪一霸。他倚仗叔势，是个花花太岁。每次出门由十多个打手配备大枪(轻机枪)、快掣(盒子枪)，簇拥而行，招摇镇上，路人为之侧目。他的劫色勾当，不只百姓愤慨，绿林中人亦为之不齿。

　　当时活动在沙坪一带除以上所述的“大天二”之外，还有一个凡是在那个时候到过沙坪的人没有不知晓的特殊人物，那就是大流氓、大骗子葛肇煌。此人自称是部署在西江一带的别动军军长，实际上是个光杆“军长”。他原是洪门会的“龙头”，又是被排挤出来的军统特务分子，由于有了这样的身份与来历，所以各方官衙都给他点面子，因而啸聚了一帮特务、土匪、流氓、失业军官作班底，横行一方。因他出身于黑社会，喽啰们都称他为“葛大哥”。葛肇煌一伙与当时的肇庆、沙坪等地的查缉所打得火热，同捞同煲，大干其偷运物资出口的勾当。同时又对其他偷运物资出口的帮伙，进行查辑敲诈，大发横财。这一伙人无耻无信，贪婪残暴，生活糜烂，连最坏的“大天二”也不如他们，所以何老二常告诫他的部属和亲友们：千万不要与这伙人往来，我(何)也是对他们敬而远之的。葛肇煌在沙坪还演了一出以抓汉奸为名，实际上是掳人勒赎的的丑剧，他把地主刘蛇妹抓来关在沙坪，声称此人是“汉奸”，后经在都城出版的《晨报》揭发，人们才知道刘蛇妹并不是汉奸，是葛冒用抓汉奸的美名来迷惑群众，掩人耳目，以遮盖其土匪行径而己。葛在抗战胜利后很快溜进广州，那时正式的别动军翟荣基部队已进入广州。葛不用别动军的名义了，又改称是地下的“先遣军司令”，竟然去接收那地下真司令的招桂章(汪伪江防司令)的摊子，结果自然碰得一鼻子灰，这笑话在群魔乱舞的劫收闹剧中添了一幕噱头。解放前葛即逃去香港，继续干黑社会的勾当，为祸香港同胞。因他在广州时的黑巢穴在宝华路14号，故逃港后的黑组织称为14K党，以志不忘当日之意。闻说葛在六十年代死于香港，这是后话。

　　当年的沙坪，有人称之为“自由王国”。因“县府”也管不着，更谈不上什么“法”，于是什么人都可以在此活动，什么买卖都有。除了正当生意之外，烟、赌、娼不在话下，买卖枪枝更有特色：买方多是沦陷区各路“大天二”，卖方多是“防军”的代理人，或是新兵训练处×团之类，借接收新兵之机，绕道到沙坪卖枪。当时沙坪是“西江王”邓龙光的辖区，但他的部队却远离沙坪百里之外，而他的三十五集团军156师某部，在1942年曾到沙坪茗园酒家(各路“大天二”饮食聚会之处)以检查枪照为名，收缴得大量枪枝，旋即转手暗中出售。这样的“揾食”等于“揾笨”。那时在沙坪携带枪枝，正象今天人们佩带墨水笔一样寻常，谁都可以佩带，而大多商行亦置有短枪一二支以备万一，在这“九反之地”，这些警惕是必要的。但当时当地，有谁发放过什么枪照呢?所谓检查，其实是抢枪倒卖的借口!另外，也是在1942年左右，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烟土出口的怪事，由国民党财政部加封了的烟土，整箱整批地从贵阳浩浩荡荡以宪兵押运到沙坪，扬言是出口到敌占区以毒化鬼子的。谁也知道这是鬼话，这只能毒化自己中国人，那能毒及鬼子呢?事实上这些烟土运到沙坪后已暗中部份出售了。更奇怪的是，竟然有一艘汽轮白天到海口埠，载运这批烟土出口;在羚羊峡封锁线下游一带，汽轮在那几年久已绝迹，何以突如其来呢?这就只有从敌、伪、顽三位一体去理解，才能找到答案了。又据说县长“铲扒”亦亲到现场关照云云，可见这笔“生意”的重大了。

　　沙坪既成为口岸，从广州来的工业品在此集散，内地的土产杂粮则由此出口。出口一般以杂粮居多，如淮粉、木茨粉、豆类、米粉、面粉之类。因沦陷区粮食更缺，能吃的都较好销，但大米、青麻、桐油、松节油、水银等作为禁止出口物资，有查缉所盘查控制，一般的“大天二”也不敢做这些生意，但有权势的或沟通查缉所的则仍可通行。至于进口货，没有什么不准进口的，工业原料、穿、吃、用，什么都有，尤以西药、染料更为俏市;吃的只限于高级消费的阿华田、希路咖啡，雀巢奶粉等洋罐头而已。当时经营故衣的也有相当数量，其中有一家专营香港来货的故衣商行，另有规模颇大的南山故衣杂架市场，但总的来说以小本经营居多，有本地的，有从沦陷区来的。在下价货中，有一些用植物性染料翻染的故衣，是故衣贩欺骗顾客的货色。这些故衣被称为“河边哭”，即是说拿到河边一洗，即脱色露原形，而为之一哭的意思。

　　进口要纳关税，货物运输要纳直接税，在沙坪可以不纳税，但到肇庆、韶关则一定要纳，而且估价较高，所以一般都在沙坪缴纳税款，因估价较低之故。沙坪进口货物西走肇庆、梧州，再转销柳州、贵阳、重庆;而重庆、贵阳来客，只能鼓起勇气到梧州。北走韶关之线，再转到湖南、柳州去，湖南来客亦只敢到韶关而已，对于临敌前沿之沙坪，他们是望而却步的。

　　上述资料表明，战时广州地区游击商，就是所谓“游击队”与商人的综合体，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它同时具有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所谓积极的一面，就是对敌反封锁、枪运各类物资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抗战八年的苦难日子里，这无疑是一支有一定份量的历史插曲，现仍留存于上了年纪的人们记忆之中。

　　(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2 1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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